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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之下,文学何为? ——卡米耶·库什内《大家庭》评析
来源:文艺报 | 李琦  2021年04月02日07:41

《大家庭》法文版封面

卡米耶·库什内

2021年伊始,《大家庭》(La Familia grande)犹如一枚重磅炸弹,震惊了法国文坛和政治学界。作者卡米耶·库什内(Camille Kouchner),45岁,大学法律教授,《大家庭》是她的第一部作品。一位新人的处女作何以掀起如此波澜?究其原因,这本书揭露了少年时期继父对双胞胎弟弟进行性侵的乱伦丑闻,而继父奥利维·杜阿梅尔(Olivier Duhamel)还是政治圈的耀眼人物,他早先在高校担任宪法教授,曾担任国家政治科学基金会主席,去年年初,被任名为世纪俱乐部主席,该俱乐部聚集了法国金融、政治和媒体界的精英。因此,无论是作品话题的敏感度,还是其涉及人物的社会影响力,都足以让这本书成为这个冬天法国电视广播报刊绕不开的话题之一。

全书以母亲的葬礼开始,唤起了作者对儿时的回忆,时间倒退至20世纪80年代。作者6岁那年,亲生父母分开,各自重组家庭,孩子跟随母亲开始新的生活。继父比母亲小10岁,相似的法律专业背景,知识分子间的默契,彼此眼中的柔情,加之继父待孩子热情贴心,视如己出,很快继父代替了父亲的角色。每年夏天,一家人都会到继父拥有房产的萨纳里度假,并邀请许多好友来家中聚会,宛若一个“大家庭”。不仅继父拥有很多光环,母亲艾芙丽纳·皮西尔(Evelyne Pisier)也丝毫不逊色,公共法律专业教授、政治学家、法国女权主义的先锋人物,年轻时曾是古巴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的情人。母亲的妹妹玛丽-弗朗丝·皮西尔(Marie-France Pisier)还是法国著名影星。这样一个“大家庭”聚集了众多耀眼的左派人物:哲学家吕克·费里、律师吉恩·韦伊(西蒙娜·韦伊的儿子)政治家伊丽莎白·吉古等,堪称当时左派精英的缩影。这些人年轻时都经历过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他们鼓吹自由,其中包括女性主义强调的“性自由”,在南法盛夏一个个热闹非凡的晚上,演绎着独特的“后68年代式的”生活方式。然而,自由的旗帜之下是病态的环境:成人和孩子在泳池嬉戏,彼此赤裸着身体,无所忌惮,继父还会拍摄女性的胸部和臀部,并且把照片张贴在房间的墙上。只是以作者当时的年纪,还不会分辨“自由”的真正含义,只是多年后回头看这一切,才意识到不妥之处。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1986年和1988年,母亲的双亲相继自杀离世,由此拉开了悲剧的序幕。母亲难以承受噩耗,依赖酒精打发时日,沉浸在痛苦中无法自拔。于是继父成了孩子们的支柱,却没有想到成了噩梦的开始,继父在弟弟13岁到15岁期间多次对他实施性侵。在接受“大书店”节目的访谈中,作者表示她永远记得弟弟来向她求助的那一幕:一天,弟弟把“我”叫到房间,告诉“我”继父对他做的那些事情。弟弟先是转述继父的话,妈妈的双亲都自杀了,她现在非常累,“我们”就不要再去给她添麻烦了。弟弟让“我”保守这个秘密,并且求我帮他对继父说“不”。可是“我”没有。在“我”眼里,继父是那么充满魅力,让人仰慕。“我”曾看到过继父和其他女性打情骂俏,可是母亲告诉“我”说:“那是我们的自由。”年幼的“我”不明白“自由”的边界,更无法理解“乱伦”的概念。继父对弟弟的行为也是允许的吗?那个时候, “我”的困惑没有人解答。之后,继父每次去弟弟的房间,“我”都知道,“我”能听见他的脚步声,他开门进入弟弟的房间,在沉静中“我”想象着那个房间发生的事情。结束后,继父总会来到“我”身边,告诉“我”,现在的每一天对妈妈来说都是一次胜利,所以“我们”最好不要去打扰她。他总是拿妈妈做借口,他也知道“我”对他的信任,他料定“我”不会把这件事说出去。的确,“我”什么也没有说。罪恶感就像一条蛇,从那时起,它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我”,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罪恶感与日俱增,小蛇变成了多头蛇神,在心底深处起舞,洋洋得意。因为“我”选择了沉默,仿佛意味着“我”默许了这件事的发生,“我”感觉自己变成了同谋。

多年后,“我”和弟弟都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家庭。2008年,终于,“我”决定不再沉默。然而,说出真相后,母亲的反应却令人出乎意料,她责怪“我”为什么当时没有告诉她,不然她就会离开继父。而现在,一切都太晚了。她甚至责怪弟弟,认为都是弟弟的错。为此,小姨和母亲大吵一架,分道扬镳。2011年,玛丽-弗朗丝·皮西尔在家中身亡,死因不明,作为法国新浪潮电影明星,她的离奇死亡在当年引发了各种各样的议论。直到2017年,母亲去世,30多年来饱受折磨的“我”,决定将这一切写下来。《大家庭》以母亲的葬礼开篇,以一封写给过世母亲的信结尾。在这封信中,作者对母亲复杂矛盾的情感跃然纸上:一方面是曾经对母亲深深的爱,另一方面是对母亲行为的费解和怨恨:“你要记得,我们也是你的孩子。”当年,弟弟让“我”不要把这件事说出去,“我”没有说。“我”没有说,不是因为信守这个承诺,而是对于当时弱小的孩子而言,父母看起来是那么高大,怎么会做对孩子不好的事情呢?是父母让孩子沉默、噤声。无疑弟弟是受害者。“我”没有保护好他。可很久以后“我”明白,“我”也是受害者。因为继父的行为和举动,“妈妈,这些年来,罪恶感、悲痛感和愤怒感压得我喘不过气”。直到写完这本书,“我”仿佛终于可以摆脱心中的多头蛇神了。卡米耶·库什内认为,无论哪个阶层,都存在乱伦。而这个敏感的话题,由于触及家庭深处最隐秘的部分,会动摇整个家庭的根基,所以受害者往往难以启齿。她希望可以为无数因为害怕、恐惧、内疚、负罪而沉默的兄弟姐妹发声,让更多人关注这个群体。

近几年,在文学界或影视界,也不乏其他人和卡米耶·库什内一样,勇敢地打破禁忌。法国作家克莉丝汀·安戈(Christine Angot)在13岁至16岁之间多次遭到父亲性侵,先后以此为题出版了《乱伦》(L’Inceste,1999)和《不可能的爱》(Un amour impossible,2005)。导演安德丽·贝斯孔(Andréa Bescond)9岁时被父母的一个朋友性侵,她将这段成长经历改编成电影《不能说的游戏》(Les Chatouilles),于2018年上映。去年,出版人凡妮莎·斯普林莫拉(Vanessa Springora)在其作品《默许》(Le consentement)中指控作家加布里埃尔·马茨涅夫(Gabriel Matzneff)在其14岁时对她实施性侵,书籍出版后同样在文坛引发了不小的轰动。当沉默被打破,随着越来越多的受害者选择发声,性暴力这一话题受到了更多的关注。2017年秋天发起的“MeToo”运动,揭示了女性所遭遇的性暴力,而后,关注的弱势群体也开始向儿童和青少年延伸,大众对这一敏感话题的认知和意识也随之觉醒。据统计,在法国,1/5的女性和1/13的男性曾在童年时期经历过性暴力,而1/10的法国人都曾是乱伦的受害者。《大家庭》一书出版后,社交平台上涌现出“MeTooInceste”(我也是乱伦受害者)等话题标签。一场法国版的“MeToo”运动正在上演。继父奥利维·杜阿梅尔对弟弟的性侵案因为过了法律时效期而变得棘手,但“杜阿梅尔事件”足以震动法国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迫于舆论和抗议,继父辞去了所有职务,与其相关的人也相继离职,比如巴黎政治学院的校长弗雷德里克·米昂,因早前知道杜阿梅尔性侵一事却保持沉默,被抗议的学生围堵在校园门口。

林奕含在《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用细腻的语言、繁复的比喻和精妙的修辞,刻画了溢满孤独与绝望的“房思琪式的强暴”,撕下了“李国华们”丑恶又虚假的嘴脸。伊藤诗织在《黑箱》里揭露司法体系的弊端,与权力结构抗争。香奈儿·米勒作为受害者,在《知晓我姓名》中回顾当年的“斯坦福大学性侵案”给自己造成的伤害,以及为此讨回公道时遭受到的不公与侮辱,她同其他性侵受害者站在一起,告诉世人:为罪恶付出代价的应当是施暴者,而不是被侵犯的人……暴力之下,文学何为?对于卡米耶·库什内,写作是自我疗愈的过程,同时也是为千千万万受害者同胞发声的机会。克莉丝汀·安戈表示,不乏一些受害者想发出声音,却苦于找不到途径。而文学将这些血淋淋的事实鲜活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让大众得以通过阅读引发思考,比如,如何采取必要的立法手段来填补法律实效性这方面的空白,从而对施暴者予以惩戒,对受害者加以保护,这些在今天都极具现实意义。当文学和现实的边界变得模糊,当二者的关系愈发紧密,文学观照现实,可以推动社会进步。或许这就是暴力之下,文学能起到的作用与力量,也是非虚构文学受到越来越多读者拥趸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