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们对乡村越来越隔膜以至缺乏想象了吗？我们以城市为标准而认定的城乡“差距”，并不是多元化“差异”，是否误导我们所瞻望的未来？那些离土的人，不愿回望回去的人，停留在他们心中的乡土世界，只剩下模糊的记忆还是再次迸发乡土实践的激情？起初，我是带着这样的疑惑走进那些村庄的，而旧有的乡土经验生成也在真实的走访中被打破。

过去两年，我随省里的脱贫攻坚督查组前往湘南山区十余次，每次下乡十天半月，实地走访了一百五十多个村庄。同行者中有人驻村扶贫好几年，流过汗也伤过心，建过功也留有遗憾，但屡屡谈及这片土地上的变化，都无不充满深情和自豪。他们给我讲山林田野沟垄上的真实经历，我像听故事般新奇；走村入户遇见的人，都当生命中要经历的人那样对待。行路中的观察，让我对此刻发生在中国乡村的大事件有了新的认知与确信。城乡的差序，乡村的变化，带给我一次次心灵地震。有时候，深受感动会变成一种坚定的信念：我要去写一写那些不同的面孔和表情背后的人生。

这些面孔和表情既清晰又模糊，灵动又呆板，像是一个个矛盾体。又如每一个人面对现实，遥探理想，总会陷入无从把握而又信心满满的两难时刻。我的小说集《灯火夜驰》（花城出版社2021年1月），正是对这些“两难”的文学书写。

记得2019年5月下旬的一次走访，沿着修好的乡村公路进山，房子零星，屋门紧锁。问询得知，主人不是到山上种地，就是到镇上或外地打工，留下少数的老人孩子。山路多弯，每拐一个弯都有家户居住，但多是门户紧闭，我们扒窗探望，看不出异样。走到一个坳口，一幢矮旧的房子建在一块拐角的平地上，前渠后沟，孤独的存在。一个长相奇特的老人坐在屋檐下，冷漠地看着突然跑到他面前的我们。无论我们问什么，他都不吭声，仿佛沉默就是他的语言。老人七十来岁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他放牛遇到大雨，从山上滑倒摔落陡崖，被一棵树拦腰救下，额头重重磕在树干上，整个脑门凹进去一块大缺。老人有一个儿子，1977年出生，七年前离家后不知所踪，像是突然消失了。以老人的生活能力，已不再有独立能力外出寻子。我们问，村里（村干部）帮着寻找过儿子吗？老人沉默。村干部补充，去年某副市长走访到此，已经帮着寻人了。沉默的老人后来成了中篇《空山》（原发《十月》2020年第三期）中易地搬迁钉子户“彭老招”的原型。但他又是无名氏，是乡野大地芸芸众生的代言人。离开“彭老招”的家，我们都沉默不语。

是不是不说话，世界就安静了。当然现实永不会非此即彼。从乡村回到城市，从宁静回到喧嚣，我的脑海中多了一张沉默的脸，心中多了一些与“乡愁”、乡村现实有关的思虑。它们像一根尖细的针，挑着心中的“刺”。老人的境遇连同家庭的秘密，也许隐藏在过往每一个具体的日子里，并不为我们所知。土地是农民“看得见”的财产，也是看不见的灵魂。现实中的“彭老招”被扶贫干部反复劝说，最终搬到镇上的安置小区，开启了新身份、新生活。但引发我思考的是，乡土生活的常态就是终老是乡，“彭老招”搬不走土地，不离不弃既是主动的，也是被动的。以农为生的人，如何让他心中有一片永远的土地，依靠的不是政策，而是情感的沟通。有时在路上，我想，这些是我看到的，那我没看见的呢？也许正是那些看不见的，那些人背后的世界、情理、故事、命运，才存在着文学的极大可能性。

生活的奇妙之处，也就在于我们以为在遗忘的，弃之如敝屣的，乱棒打飞的，依然在离你不远的角落看着你。山野行走，旷野风霜，屋檐飞雨，荷塘月色，诸多乡村现实的记忆、行进和改变勾连交织，遇见者的曲折经历和悲欢离合，不被人注意也见证着季节轮回的草木一生，像一颗石子投进湖潭，溅起一圈圈往外推开的波澜。

后来的一段时间，他们反复在我的眼前浮现，反复让我追问乡土生活中人的存在。在乡村建设摧枯拉朽的当下，他们注定是不可能独立的。大时代里的小人物，他们的表情如此令人难忘，强烈地唤起了我书写的热情。更深层的原因是，“他们”就是“我们”，谁都不是独立的存在。

不是吗？置身正发生着翻天覆地变化的乡村，置身从脱贫攻坚走向乡村振兴的时代，人们建设本乡本土的情怀，从未因城市化、背井离乡等原因而磨灭、消失。进而言之，这个背景下的每一个人，“捆绑”在土地上的人，都是直接或间接的乡村建设者。他们经历的那些事，那些基本的珍贵情感，是我们提醒自己认真面对的。于是，抱着一腔热情的乡党委书记，近乡情怯的挂职记者，藏着愧疚的副县长，驻村扶贫的干部、守护长鼓文化的老人……在乡土现实的泥淖中挣扎、扶助、前行。我在写乡村的时候，始终坚信的一点是，大地没变，但大地一直在上升，因为大地上的人们，乡村世界人的梦想，也是这个国家、这个时代和大地上人的梦想。

乡村文化是乡村建设的根基，当我面对那片千百年来就存在，却又在悄然变化中的土地以及土地上的文化时，渐渐认知到我要表现的不仅是乡村世界，更是乡土中国的现代转型。我在中篇《长鼓王》（原发《人民文学》2020年第七期）中呈现的传承人“盘修年”，就是具有多重身份的村民，是乡村（民族）文化最本真的践行者、传播者。其原型也是我在村里偶遇的长鼓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赵明华。赵老17岁参加工作，当过26年的民办教师，1981年拜师学习长鼓，多年来义无反顾地为长鼓舞传承无私奉献，六十多岁的他还惦记着帮村里建一个长鼓风情园搞旅游。费孝通说，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记忆而维护的社会共同经验。如此细思，长鼓舞传承人的“当前”，既有着个人“过去”的投影，也是一个民族“过去”的投影。这种“过去”即历史，不是点缀装饰，而是不可或缺的生活基础。有个清晰的理念在写作中蹦跳出来：乡村从来不是没有文化，而是文化正在流失又亟待修复。于是，在传承的主动与被动、记忆的存留与舍弃之间，我选择了一个文化扶贫干部、老人与长鼓、移民新镇的故事来讲述当下乡村文化中“三明治”式的尴尬和脱胎换骨的未来，以及乡村（民族）文化在消失中被唤醒，被推到前台的希冀。这也正是“乡土中国”向“现代中国”连接的必经之路。

作家郑小驴的父亲春节来省城，这位地道的农民读完《灯火夜驰》这部作品，评价说“很真实”。他的理解是我所写的乡村，是他身旁每一个真实的人。这些人“在地”，才有了村庄的活力与生机。从脱贫攻坚无缝衔接乡村振兴，村庄永远属于生活在大地之上的人们，这也是我将目光一次次投向那些村庄生命一起摸爬滚打、耳鬓厮磨的人的根本原因。我们思考和探讨的宏大或微观的问题，归根到底都是要从日常生活的具体个人和零碎经验（情感、生活）中获得落地的答案。

每一个村庄里都有一个中国，这不是文学修辞，而是时代印证。时代的巨轮滚滚向前，无论身陷何等庞杂的愁困，乡村总要在建设中完成又一次蜕变与生长，切换与聚变。乡土社会常态下的“迁移”与改变，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全面小康进程中面临的难题与突围的奋勇，是我的小说置放所有人物情感、生活、生命的背景。作家不是弄潮儿，但他要看得清潮起潮落，他在写作中应该往后退，不要画地为牢，而要用更锐利的体察更深刻的体悟，写出此时中国、时代的荣光和艰难，以及个体的痛和欢笑、爱和泪水、挣扎与奋进，来重建时代大潮、乡村世界里的艺术新形象。因为中国的乡村已经与城市和世界交错、胶结，那些边界、边际正渐渐消融而成为一体。

2020年已经过去，这是一个载入史册的时间节点。但生活不会因任何节点停滞、中断。举目张望，过往将来，生活仍在继续，乡村大地依旧是日光流年、万物生长，在守与变之中完成了新的能量守恒。当我与走过的乡村建立起越来越密切的联系，那里的人们自然而然活生生、神采焕发地走进我的笔下。我所书写的不仅是此刻大地上的事，活着之上的乡土现实，也是在试图发出对乡村命运未来的思考声音，探寻着何为“美好生活”的时代之问和去往之路。

其实，这就是那些面孔里的现实——尘土之上永远鲜活、光亮且正信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