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作谈|《乡村造梦记》:一个真真切切的乡村中国梦
《乡村造梦记》书影
陈涛:2020年我去宁德拍摄反映脱贫攻坚的纪录片时,曾多次听当地人讲到龙潭村的神奇,只是一直没有机会感受,现在通过阅读你的《乡村造梦记》对这个地方有了比较真切的了解,为何要创作这样一部作品?
沉洲:2019年 6月,和一群作家赴闽东高山县屏南采风,那时我正为三联书店写一本闽地饮食的文学随笔《闽味儿》,想写该县药膳饮食题材。抵达当晚,老朋友来叙旧,除了聊药膳,他还讲了个奇葩事:有位艺术家在偏远的龙潭村教农民画画,引来一百多位城里人常住,村民也回流了三百多人,空心村变成网红村。他的理念是发展文创产业,凭借畅达的网络鼓动年轻人创造文创产品。
这引起我的兴趣。此前,通过各种资讯,耳闻目睹的乡村振兴进行时,就是雄浑的钢琴交响曲,这个地方居然用二胡、唢呐演奏,不同凡响,还充满了在地文化。这事有天方夜谭的感觉,居然发生在一个空心村?当时心里也纠结了一下,是不是换个选题,去采访这个人这个村?
陈涛:你为人相对散淡,怎么会突然想投入两年时间来介入这个主旋律题材的创作?
沉洲:我的确不轻易一朝为某人某事感动。屏南的事只是偶尔会在脑海跳出来,与我热衷大自然游走的经历自行链接。记得曾经在游人如织的闽南云水谣古镇,当地朋友说:外出打工的村民纷纷返乡,别小看这一间间小店铺,一年挣十万不算事。也曾经走访武夷山自然保护区的村落,村主任介绍:年轻人都不去城里打工了,按人头分到各家的茶园,单卖茶青一年十万打底。
前者靠自然人文景观,土楼申报世界遗产成功,成为多部当红电影的外景地,遂成旅游打卡点;后者依托独有的物产资源,以皇帝女儿不愁嫁的品位,获得高附加值。
这触动了我的神经,广袤的乡村大地上,还有多少自然人文景观和物产资源不见特色甚至匮乏的乡村,在摧枯拉朽的城市化进程中,等待它们的命运必定是人去楼空,直至消亡吗?
无意中看到一篇发表在《光明日报》的文章,据国务院参事冯骥才先生调查,全国自然村每天以 80到100个的速度消亡。
冰冷的数字让人触目惊心!我像被抛进冰窟里再仓皇爬出来,内心受到极大刺激。这时《闽味儿》书稿交了,屏南乡村发生的事,冷处理半年,居然还惦记着。感觉自己与那里的人和事确认上眼神,不再迟疑,马上联系老朋友周芬芳。她刚从县政协主席位置退休,我知道,屏南传统村落文创产业是她在任上亲手抓起来的。我要到一大堆资料,也关注了“文创屏南”公众号,花了一个月浏览文字、图片和视频,发现这个题材真的不一般。突然有了紧迫感,内心蠢蠢欲动。
自从决定写这部书,我便认定它进入了乡村振兴国家战略的深宅大院,而屏南文创复兴古村的特别在于,它是从侧门走回廊再绕进正厅的,并非媒体宣传的典型人物和事件。一个非体制内、毫无背景的艺术家,以其对当下时代的宏观预判和个人智慧,通过艺术教育直接把乡村系统换成智能基座,就地现代化,让最没文化的农民变成文化创意的贡献者。事后反省,我是被他这个人和他竭力去推行的事,以及那些县乡村干部们的情怀感染了,才情不由己地踏入这座原本离自己生活非常遥远的一座大院。
新年伊始,周芬芳电告,几位外地艺术家年前都在。我立刻动身,先做粗线条采访。十多天后回来,武汉突发新冠疫情,这于我无碍,窝在家里昏天黑地整理采访录音,阅读屏南方面不时传来的资讯。到了4月底,屏南疫情防控警报解除,立刻赴屏南的文创村采访了近两个月。
陈涛:一个穷乡僻壤的小山村,从寂寂无名到声名鹊起,肯定经过了一段异常复杂的时光,根据你刚才谈到的采访,你肯定拥有非常多的采访素材,如何使用这些材料,如何完满地展示这段历程,在艺术上有哪些考量?
沉洲:整理近百G采访录音的同时,我开始考虑结构问题。对长篇文学作品,一个好的结构是它不可或缺的艺术之美。但从掌握的资讯又苦于无从下手。五年多来,屏南传统村落文创产业进程架构庞大,现身的人彼此纠缠、发生的事纷繁杂沓。从 2015年3月林正碌团队进驻屏南漈下村开始,先后来了“中国独立艺术批评第一人”程美信团队、复旦大学艺术教育中心张勇团队、天津泰达当代艺术博物馆马惠东团队、中国美院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陈子劲团队、南京先锋书店钱小华团队和本土的宁德市千乘桥文化创意团队,他们创建了漈下、双溪、厦地、前洋、龙潭、四坪、棠口、前汾溪等一批传统村落文创产业基地。
我想到做减法,其他几个村落的人和事,只得忍痛割爱,仅留下林老师这一条主线。即便如此,梳理起来依旧千头万绪。龙潭现象很多人迄今还不知其前因后果,杂音频出,但它真真切切从泥土里长出来,而不是谁耗资修建一个花圃,再移植来几棵名木向人展示。我提醒自己,结构只是外衣,应该为所写的人和事量身定制。
为了让人看明白文创理念怎样一步步兑现,大的结构上,采取顺时间轴的方向往前推进,分三个文创村镇展开,把每一个人、每一件事讲述清楚。这个结构好比瓜藤,在横向往前生长中,纵向分枝开叶绽花再结出果实。结果过程打破时间囿限,从小长到成熟。人与故事是这样,三个村镇亦如此,上部写漈下村时,按时间顺序点到了双溪古镇,为中部埋下伏笔;到了中部,从头细写双溪古镇,再埋下龙潭村的伏笔。三部分彼此勾连,然后再回归时间轴方向,继续讲述城乡融合的故事。这避免了平铺直叙,产生变化,同时读者也能将林老师长袖善舞的策划套路看清楚,并把这种成功经验传扬出去,惠及更多的空心村和农民。
屏南文创振兴乡村一直在健康地丰富和壮大,它的内生动力使之不会停滞下来。这个结构的时间轴,缘起林老师到漈下村开展公益艺术教学,此前发生的人和事全部倒叙插入;截止于疫情后的五六月,是因为如何激活一个空心村的原理已然成型。
全书选择第三人称的叙述基调,以求客观。写作中偶现第一人称,这样可以变换一下节奏,丰富层次;其次有些人亲历的事多、时间长,选择第一人称可以简洁笔墨。下部写到八位城市来的新村民,全部采用第一人称视角,对这些区别于主流观点的逆城市化者,“我”的叙述角度有带入感,亲切可信,同时也揭示出他们的复杂心理,更有说服力。
陈涛:通过阅读这部作品,以及你艺术化的处理方式,我可以感受到你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与心血,尤其是看到其中许多性格各异的人物,你跟他们有比较深入的交流,创作过程中,有没有比较深的触动?
沉洲:8月理好大纲,进入写作状态时心里急起来,恨不能转瞬成书,快快把这件让人脑洞大开之事告诉天下人。时常白天无流畅思路,躺上床要写的人物又在脑海里轮番登场、想写的故事也一幕幕上演,还不时借梦排闼闯入,让人夜不成寐。我只得昼夜不分地写,白天困了睡、深夜睡不着起床执笔属家常便饭。一百多天里的写作时间里,身体倍感煎熬,最后失眠成瘾。
那些用生命激情为一方农民谋幸福的人,那些不指望因此得到提拔、为乡村振兴义无反顾的人,那些冒仕途风险、勇于工作创新的人 …… 写作时活灵活现在眼前晃动,被他们的所作所为感动,经常鼻头一酸,双眼便泪水盈眶,这在我相对理性的写作经历里是不曾有过的情状。
写作过程中,我思考了很多现实中难以解开的结,对那些基层干部开展工作之难感同身受。
按理说,乡村振兴上升为国家战略,教育是不可或缺的存在。可是很多地方,今天的城乡学校师资配比依旧同一标准,有执业资质的教师也沉不下去。两三年前,起码在我采访的行政村还有拆点并校的现实存在,希望留在乡村创业的中青年,为了孩子只能进城,这无疑加速了乡村的空心化。
中央要求农村机构要健全,功能发挥要充分,现实很难做到。我所采访的行政村,村两委里只有村支书和村主任的基本工资加绩效补贴是一千九百元,其他十几位村两委干部月津贴两百元。乡村留不住人才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化,使得艰苦的付出待遇反而更低。但凡培养出一位优秀老师、医生什么的人才,都会往条件好的城市流动。人才是乡村造血机制的核心,如何解开这个死结?
农村老宅通常聚集了三四代人口,原本就不够住。城市工业化进程加速后,很多人进城务工,甚至成为城市人口。如今乡村振兴了,一些想回流的村民没房子住,而配套农民新村又与土地红线相左。
空心村的山垄田、山坡地,因为与他处工业用地统筹置换,变成十八亿亩红线内的“农保地”。这样的地,机械化程度低,劳动力成本高,种一亩水稻要倒贴几百块钱,不少土地已经抛荒了二十多年。如何在生态植被不受破坏的前提下,发挥更大效益?
写完这部书,我这个原本散淡的人也变得忧心忡忡起来。
陈涛:也正是有这些现实困境,我们的乡村更需要不断的“造梦”。《乡村造梦记》是一个既形象又有着丰富内涵的书名,在你看来,龙潭村所呈现给世人的是一个怎样的“梦境”?
沉洲:最初书名是《我那山清水秀的乡村》,从主观感情上讲,是想把自身融入进去,乡村发生的人和事与我有切肤之感。用第一人称介入和收尾,就是希望产生带入感。正文前的楔子,是我初次进入龙潭时,对匪夷所思的现实发出众多疑问;尾声是我最后一次到龙潭采访,发现林老师对疫情后龙潭现象又有新解。但这个书名太宽泛。
屏南的文创振兴乡村在外人眼里就是一个梦幻,而造梦不是做梦,是有目标地把梦想一步步呈现出来,整个过程犹如造屋,一块砖一片瓦,在时光里耸立蓝天下。而且,复兴中国百年梦,乡村梦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这也是乡村振兴成为国家战略的意义所在。
讲述这样一种成功经验的书,叫《乡村造梦记》,就把事情发生的区域和性质讲清楚了,也有了指向性,一眼明了。
陈涛:你认为屏南经验对我国的振兴乡村有何价值和启示?
沉洲:首先是工作创新机制。屏南传统村落文创产业总结出“三引三创四加”经验。
引进高人,专家团队驻村实施文创项目,保障待遇,给足施展空间;引回亲人,复办乡村“完小”、优化人居环境、落实创业奖补,吸引村民回乡创业;引来新人,以公益艺术教学为平台,引导城市人到农村认租老屋,打造乡村新型人文社区。
创新老屋流转机制,以村级组织为中介,避免哄抬租金、权益纠纷等无序现象,解决了闲置民居保与用的难题;创新老屋修缮机制,新村民出资,驻创专家设计,村委会代建,便利城里人认租,实现老屋保护和传统营造技艺传承;创新项目管理机制,试行“工料法”计算成本,由村级组织购料、聘请工匠施工及全程监督,提高效率,节约成本,增加农民收入。
“工料法”已经引起福建省委和国家部委办的重视,被吸收到“三农”工作的实施意见中。
“四加”即“党委政府+艺术家+村民+古村+互联网”。
在屏南的乡村振兴中,党始终起着主导作用。屏南县的党和政府心系“三农”,勇于工作创新,先行先试,并不断出台政策保驾护航。而且,修建村党校,现实中也比较少见,它成为一个宣传国家战略的坚实平台。
其次是文创产业振兴乡村,这为当下如火如荼开展的乡村振兴开辟了一条新路。发展农业产业除了生态、绿色和有机,还要强化在地文化,譬如传统农业二十四节气的农耕知识,它不仅让城市人深受裨益,还使别人眼里无文化贡献率的农民成为传授知识的老师。如此思路,在土地原始价值上产生出更高的附加值,为那些资源匮乏的乡村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一二三产融合,激发出生生不息的内生动力。
最后是宣传生态文明,推广一种新生活方式,实现城乡和谐融合。互联网时代,年轻人也可以在乡村创业,实现自我价值,造福于社会。
陈涛:结合你这部作品的创作,你觉得在乡村振兴当中,我们作家何为?应该如何去做才能更好地展示出文学的力量与魅力?
沉洲:乡村振兴是一个世界性课题,中国的乡村振兴是在举国体制背景下登上国际舞台的,放眼全球,没有可资借鉴的经验。我们已经进入了智能、大数据时代,个人的知识面、经验程度、想象力远不足以涵盖日新月异的当下生活。我们置身的新经济环境日新月异,它给人的意外常常是颠覆性的。
广袤大地如火如荼的乡村振兴,每时每刻都在涌现满腔情怀的人和神奇的事件,这里有不成功的经验等待甄别,有向成功萌芽抽枝的经验等待总结和业已成功的经验等待传扬,文学作品,特别是非虚构类文学作品不应在此缺席。投入火热的现实生活,采撷、收集始料未及的素材,让川流不息的生活来感动自己,激发抒写能量,创作出无愧于这个伟大时代的文学作品。
沉洲,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小说、散文、报告文学作品400多万字见诸《中国作家》《北京文学》《十月》《萌芽》《散文海外版》《红岩》《福建文学》等报刊。著有历史长篇小说、散文随笔集《追花人》《武夷山——自然与人的天合之作》《有种痛苦叫迷恋》《闽味儿》《乡村造梦记》等八部。两次获福建省优秀文学作品奖,作品入选国内多种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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