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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德海《读书·读人·读物》这部长篇非虚构文学作品的标题，很显然来自于金克木发表于《读书》杂志（1984年第4期）上的一篇同名文章。这篇文章，用黄德海的评价，就是：“自陈少、懒、忘的读书经验，由此而推至读人、读物，思路跳荡，见解通透。”在这篇文章中，金克木立足于自己的人生经验，对读书一事做相当精彩的阐释与解说：“我读书经验只有三个字：少、懒、忘。……读得少，忘得快，不耐烦用苦功，怕苦，总想读书自得其乐；真是不可救药。现在比以前还多了一点，却不能用一个字概括。这就是读书中无字的地方比有字的地方还多些。”“我读过的书远没有我听过的话多，因此我以为我的一点知识还是从听人说话来的多。其实读书也可以说是听古人、外国人、见不到面或见面而听不到他讲课的人的话。反过来，听话也可以说是一种读书。也许这可以叫‘读人’。”“我听过的话还没有我见过的东西多。我从那些东西也学了不少。可以说那也是书吧，也许这可以叫做‘读物’。物比人、比书都难读，它不会说话；不过它很可靠，假古董也是真东西。……物是书，符号也是书，人也是书，有字的和无字的也都是书，读书真是不易啊！”如此一种特别的读书经验，恐怕只独属于金克木自己。不仅仅是通常意义上的“读书”，连同“读人”和“读物”在内，都被金克木看作是读书的题中应有之义，是读书三种不同的境界或者状态。与此同时，金克木也还明确提出了“无字之书”的说法。有文字的地方，当然是书，这个很好理解。但如果能够从另外那些没有文字的地方，也能读出更加丰富的思想内涵来，恐怕就是读书的别一种高远境界了。如此一个过程的完成，所充分依仗的，只能是阅读主体某种非同寻常的思维与联想能力。当黄德海把金克木这篇文章的标题征用为这部金克木编年录的标题的时候，很显然也还包含有与金克木的理解不同的内涵。倘若联系整体意义上这部金克木编年录，如果我们从根本上还原“书”、“人”和“物”的本义，那么，所谓的“读书”还是读书，是金克木作为一位知识分子的一种本质属性；而“读人”，就变成了金克木在其漫长的人生历程中与各色人等打交道的全部经历；至于“读物”，假如我们可以把“物”置换为人和物共同构成的“世界”，那么，所谓的“读物”，就可以被理解为金克木对自己置身于其间的社会与世界的理解与认识。从这个角度来看前面曾经提及过的“有字之书”与“无字之书”，如果我们把“有字之书”理解为各种书籍的话，那么“读人”（理解认识各色人等）与“读物”（理解认识社会与世界），也就完全可以被看作是对所谓“无字之书”的一种阅读过程。很大程度上，只有以上书、人、物三个方面全都被包含在内，金克木的人生方才称得上完整。

阅读《读书·读人·读物》，有一个细节非常耐人寻味。不只一个到访者注意到，在晚年金克木北大朗润园居所偌大的书房里，竟然空荡荡地很难找到书的踪影。比如，钱文忠的回忆：“我第一次见金先生……去了以后，在没有一本书的客厅应该也兼书房的房间里（这在北大是颇为奇怪的）甫一落座，还没容我以后辈学生之礼请安问好，金先生就对着我这个初次见面还不到二十岁的学生，就我的烂文章，滔滔不绝地一个人讲了两个多小时。”比如，李庆西的回忆：“金先生住北大朗润园，家里房子好大，却空空荡荡，连个书架都没有（一点不像大学者的居室）。当时就奇怪，没好意思问。”正因为有钱文忠和李庆西他们两位的回忆互为参证，所以，晚年金克木的朗润园居所里几乎难觅书的踪影，应该就是确凿无疑的一种事实。难道我们真的可以由金克木书房空荡荡的情形而进一步确证他自己在《读书·读人·读物》那篇文章中强调读书经验时的所谓“少、懒、忘”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晚年金克木的书房里之所以总是空空荡荡，主要因为从某种角度说，到这个时候的他，书早已读完了。金克木发表在《读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干脆就被他自己径直命名为《“书读完了”》。一方面，书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读完，但在另一方面，倘若按照金克木的理解，书又是可以“读完”的。这里的关键在于对书的某种理解与界定：“只就书籍而言，总有些书是绝大部分书的基础，离了这些书，其他书就无所依附，因为书籍和文化一样总是累积起来的。因此，我想，有些不依附其他而为其他所依附的书应当是少不了的必读书或则说必备的知识基础。”既然存在着“不依附”其他的必读书，那么，阅读者一旦把这些必读书读完，也就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书读完了”。只要我们认真回顾一下金克木的曲折人生历程，就不难发现，某种程度上，对金克木来说，他的书或许早在1912—1945年的所谓“学习时代”期间就已经全部“读完”了。

一方面，由于金克木出生于一个拥有读书传统的官宦人家，另一方面，也与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潜在观念的影响有关，金克木小小年纪就开始了他的读书生涯。“我探索人生道路的有意识的学习从三岁开始。学说话的老师是从母亲到大嫂，学读书的老师是从大嫂到三哥。读书也是说话，当大嫂教我第一个字‘人’和第一句话‘人之初’时，我学习了读书，也学习了说话。”“在他念了一段书以后，上新学堂的三哥认为这样死背书不行，买了一盒‘字块’给他。一张张方块纸，正面是字，背面是画。有些字他认得，有些字认不得，三哥便抽空教他。他很快念完了一包，三哥又给他买一包来。”就这样，时间不长，5岁的时候，金克木就已经念完了《三字经》和一大盒“字块”，只是还“不会写字，不会讲”。到了下一个年头，金克木的学习视野就进一步扩大了。先是“三哥奉大哥之命教读书……教读商务版《国文教科书》。”金克木6岁的时候，是1917年，在那个时候的内陆中国，他能够接触到商务版《国文教科书》应该说是非常了不得的一件事情。如果着眼于教育理念和教育制度，金克木的幼年时期，恰好是中国由传统的私塾教育向源自于西方的现代教育转型的初始时期。一个人精神底色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与他幼年时所接受的家庭教育紧密相关。金克木学贯中西的知识体系最早被赋形，恐怕就是他6岁时对商务版《国文教科书》的学习。在金克木7岁的时候：“大哥临行，嘱咐读书及相关事宜。‘趁记性好，把《四书》念完就念《五经》，先不必讲，背会了再说，长大了，记性一差，再背就来不及了。……《诗》《书》《易》《礼》《春秋左传》，只要背，先不讲，讲也不懂。这些书烂熟在肚子里，一辈子都有用。’”“现在世道变了，没有旧学不行，单靠旧学也不行。十岁前后，旧学要接着学，还要从头学新学。”“头一条是要把书念好，然后才能跟你三哥同大嫂学那些‘杂学’。那是不能当饭吃的。”也正是在他7岁的时候，通过三哥，金克木最早开始接触学习英文：“跟三哥学英文，有所感：‘我读了几本古书以后就学英文，由哥哥照他学习时的老方法教。’”由于在这个过程中不得不接触英文语法，金克木竟然由英文的学习而联想到了中西冲突问题。“英国人的脑袋这么不通，怎么能把中国人打得上吐下泻？什么地方出了毛病？”到了下一年，等到金克木8岁的时候，他的阅读视野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先是各种“闲书”的被发现：“助大嫂理书，见《天雨花》《笔生花》《玉钏缘》《再生缘》《义妖传》（《白蛇传》）等，并见《六也曲谱》及棋谱《桃花泉弈谱》《弈理指归图》等。大嫂有言。‘念书人不光是要读圣贤书，还要学一点琴棋书画。……圣贤书要照着学，这些书不要照着学；学不得，学了就变坏了。不知道又不行。好比世上有好人，有坏人，要学做好人，又要知道坏人。不知道就不会防备。’”与这一批“闲书”的被发现紧密相关的是，到了稍后一些，也即他10—14岁期间，金克木曾经以速读的方式大量阅读各种古典小说。金克木的快速看书“这一习惯是由于偷偷看书怕被发现而来的。尽管是正经书，也不许私自动，所以非赶快翻看不行”。与这一批“闲书”的被发现差不多同时，对金克木的精神成长更为关键的一点，是他在家中对一批西方典籍不期然间的发现：“在另一箱里，叫《富强斋丛书》，里面开头就讲电学。其中有个书名很奇怪，叫《汽机必以》（就是现在的‘手册’）。这是‘格致书院’出版的。……有一本铅印线装书，长长的，封面上三个大字：《天演论》，下署‘侯官严复’。……忽然在夹缝中找出一本不大不小的铅印书，题为《巴黎茶花女遗事》，署名‘泠红生译述’。他翻看了一下，觉得文章很好，可是不懂讲的是什么事，茶花女为什么要死。这同他看《天演论》一开头说，‘赫胥黎独坐一室之中……’一样，有趣，却不知说的什么。更不知道他已经接触到了当时两大译家：严复、林纾。他觉得这些洋人跟中国人很不一样。”以上林林总总，黄德海为我们所形象展示出的，正是金克木10岁前的基本阅读情况。我们在同一个年龄段的阅读学习，较之于二十世纪初叶的金克木，只能够勉强说是九牛一毛。只是认真了解一下金克木少年时期的读书状况，我们就可以搞明白，一代杰出的知识分子金克木，到底是怎样炼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