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1912年，金克木出生。这个时间点，客观意义上没有经过清朝，或者笼统说，没有经过封建时代。不过，近代中国变化万端，前代往事并不随风而逝，仍然会给后代造成重大影响。抗战之前，金克木自言，留下了“五次革命失败的精神压抑”——“戊戌”“辛亥”“五四”“北伐”“九·一八”。此后，则起码有“‘七七’抗战，一九三九年欧战，一九四一年德国攻苏联，日本打美国”。抗战胜利之后，时代步入另外的轨道，基调变得昂扬。

到1970年代中期，他“不读书已有十年，除工作需要外不读别的书已有二十多年”。恍若隔世后再来读书，无论旧学还是新知，全成了似曾相识，不得不重新开始。摸索过程中，积习难改，金克木不禁又拿起了笔，“随手写下一点小文，试试还会不会写十几年或几十年前那样文章”。生疏是每个人的天敌，即便天赋（Ethics）过人，开始写出的一批文章，金克木的感觉是，“笔也呆笨，文也不好”。用1983年自题《印度古诗选》的话来说，“人世蹉跎余太息，难将爝火照琴弦”。

这次重新开始，金克木还有另外一种说法。“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我发现自己身心俱惫，确已步入老境，该是对自己而非对别人作检查、交代、总结的时候了。于是我从呱呱坠地回忆起，一路追查，随手写出一些报告。”这些作品记事为主的，有《旧巢痕》（写于1979至1981年间）、《难忘的影子》（1984年完成）、《天竺旧事》（写于1981至1984年间），从懵懂童年写到壮年的印度岁月；论学为主的，则是《印度文化论集》（1981年编定）、《比较文化论集》（1983年编定）和《旧学新知集》（1985年编定），以印度语文为中心扩展出去。

以上，仍然不是这次重新开始的全部。“那是七十年代末，他身体还可以，每天从蔚秀园走到东校门附近的教师阅览室去看新书和杂志。……北大盖了新图书馆后，金先生便天天去新馆，不但阅读印度学方面的书籍，还阅读大量西方各种新的学术思潮方面的书籍，例如符号学、信息学、比较人类学等等。他见到我，又开始滔滔不绝地跟我谈起这十年国外印度学发展的情况，告诉我要关注哪些领域的研究，选择课题等等。”从郭良鋆《师恩如海深》这段文字，约略可以知道金克木《艺术科学丛谈》（1984年编定）社科新知的来源。虽然金克木后来自称，“我只是打了个旗帜，或者说钻了个空子，抢先讲了一些别人还没讲的话……浅尝辄止而已”，其实已得风气之先。

三种说法合起来，差不多可以看到，金克木是如何重新开始读书写作的。一面是董理旧学，把自己跟印度文化相关的思考较为完整地呈现出来（很快就不局限于印度了）；一面是吸收新知，重走自己中断了多年的“预流”之路（补课式的学习结束后立刻自出机杼）；一面是结合实际经历，探究自身思想的来路并琢磨可能的局限和去处。新知济以旧学，纸上学问验之躬行所得，加上笔越来越灵动多变，这才有了1980年代中期的三篇精妙文章——1984年的《“书读完了”》《读书·读人·读物》，1986年的《谈读书和“格式塔”》——爝火复燃，琴弦上响起不绝的铿锵之音。

二

1912年，时代发生巨变，留学在外的陈寅恪短暂回国，拜访比自己大近三十岁的父执夏曾佑。夏曾佑跟他说：“你是故人之子，能从国外学了那么好的学问回来，很值得庆贺。我自己则只能读中国书，外国书看不懂。不过，近来已觉得没有书可读了。”这话难免让人吃惊。不过，更让人吃惊的还在后面，不妨先来介绍一下夏曾佑。夏曾佑长鲁迅近二十岁，民国后一度是他教育部的上司。一向谨慎赞赏别人的鲁迅，这样说到过夏曾佑：“只要看他所编的两本《中国历史教科书》，就知道他看中国人有怎样地清楚。”

如此清楚中国情形的人，居然说出中国书无可读的话，陈寅恪当然有些困惑，“中国书浩如烟海，何以没有书可读了？”时过境迁，陈寅恪跟人提起此事，“表示自己也到了无书可读的地步。他说，其实中国真正的原籍经典也只不过一百多本，其余的均是互为引述参照而已”。写下这段轶事的人是陈寅恪的姻亲俞大维，讲完这故事，不知是故意还是无心，他不无遗憾地表示，“可惜，我当时未问他是哪一百多本? ”

这问号是个显而易见的缝隙，有好奇心的读书人难免会揣测，这一百多本书究竟是什么？1984年，小陈寅恪二十多岁的金克木写《“书读完了”》，开头提到的，正是这段掌故。接下来，金克木问：“中国古书浩如烟海，怎么能读得完呢？谁敢夸这海口？是说胡话还是打哑谜？”兴致既来了，当然不妨猜猜看——虽然半遮半露：“一个读书人，比如上述的两位史学家，老了会想想自己读过的书，不由自主地会贯穿起来，也许会后悔当年不早知道怎样读，也许会高兴究竟明白了这些书是怎么回事。所以我倒相信那条轶事是真的。我很想破一破这个谜，可惜没本领，读过的书太少。”

如果不是无事生非，重猜这个谜，肯定是因为时代又有了巨大的变化。具体到写《“书读完了”》的1984年，则有文章中提到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意义的鼎革：“人的眼界越来越小，同时也越来越大，原子核和银河系仿佛成了一回事。人类对自己的生理和心理的了解也像对生物遗传的认识一样大非昔比了。工具大发展，出现了‘电子计算机侵略人文科学’这样的话。……同时，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的相继出现，和前半世纪的相对论一样影响到了几乎是一切知识领域。可以说今天已经是无数、无量的信息蜂拥而来，再不能照从前那样的方式读书和求知识了。人类知识的现在和不久将来的情况同一个世纪以前的情况大不相同了。”这种巨变的压力之下，读书方式不得不因时而变。

不用说层出不穷的新书，即便是到19世纪末为止的几千年的古书，对世界上大部分求学者来说，“要求一本一本地去大量阅读，那几乎是等于不要求他们读书了……甚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本世纪的书也不能要求他们一本一本地读了。即使只就一门学科说也差不多是这样”。具体到中国，“‘五四’以前的古书，决不能要求青年到大学以后才去一本一本地读，而必须在小学和中学时期择要装进他们的记忆力尚强的头脑；只是先交代中国文化的本源，其他由他们自己以后照各人的需要和能力阅读”。仔细琢磨，金克木果真是老婆心切。

无论怎样谈论必读书，只要是有志之作，其实都是寻求一种阅读系统，“文化不是杂乱无章而是有结构、有系统的。过去的书籍也应是有条理的，可以理出一个头绪的”。然而这系统并非万世一系，却是因时而变，或者说，后来者创造了属于自己时代的阅读系统。新时代的系统，“不是说像《七略》和‘四部’那样的分类，而是找出其中内容的结构系统，还得比《四库全书提要》和《书目答问》之类大大前进一步。这样向后代传下去就方便了”。

紧接着，话题绕回到夏曾佑对陈寅恪说的那番话。在金克木看来，这谜语的关键，是他们“看出了古书间的关系，发现了其中的头绪、结构、系统，也可以说是找到了密码本。只就书籍而言，总有些书是绝大部分的书的基础，离了这些书，其他书就无所依附，因为书籍和文化一样总是累积起来的。因此，我想，有些不依附其他而为其他所依附的书应当是少不了的必读书或则说必备的知识基础”。除此之外的其他书，照陈寅恪的说法，不过是“互为引述参照而已”。

原则性问题既明，下面就是具体的书单。国外部分，西亚提出一部《古兰经》，“没有《古兰经》的知识就无法透彻理解伊斯兰教世界的书”。西方则首推《圣经》，“这是不依傍其他而其他都依傍它的。……没有《圣经》的知识几乎可以说是无法读懂西方公元以后的书……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书与《圣经》无关，但也只有在《圣经》的对照之下才较易明白”。除此之外，思想方面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儿、狄德罗、培根、贝克莱、康德、黑格尔，文学上是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高尔基，加上一部《堂·吉诃德》。中国古书，思想方面是《易》《诗》《书》《春秋左传》《礼记》《论语》《孟子》《荀子》《老子》《庄子》，“这十部书若不知道，唐朝的韩愈、宋朝的朱熹、明朝的王守仁（阳明）的书都无法读，连《镜花缘》《红楼梦》《西厢记》《牡丹亭》里许多地方的词句和用意也难于体会”。史书真正提到的是《史记》和《文献通考》，文学则特为提出一部《文选》。

虽然提到的书没有上百种，可数量也并不少，还有一些阅读难度极高，恐怕要花数年工夫才能通读。一个书单最后变得累赘不堪，肯定会阻碍人进入，最终变成大而无当的摆设。金克木考虑到了这个问题，随后给出了合理建议。外国书，“不必读全集，也读不了，哪些是其主要著作是有定论的。哲学书难易不同；康德、黑格尔的书较难，主要是不懂他们论的是什么问题以及他们的数学式分析推理和表达方式。那就留在后面，选读一点原书”。中国古书也不必每人每书全读，如《礼记》中有些篇，《史记》的《表》和《书》，《文献通考》中的资料，不妨翻过。剩下的部分，除《易》《老》外，“大半是十来岁的孩子所能懂得的，其中不乏故事性和趣味性。枯燥部分可以滑过去。我国古人并不喜欢‘抽象思维’，说的道理常很切实，用语也往往有风趣，稍加注解即可阅读原文。一部书通读了，读通了，接下去越来越容易，并不那么可怕”。这样算下来，通读这些书“花不了多少时间，不用‘皓首’即可‘穷经’”。

通读好比把饭吃进肚里，这些浓缩了人类智慧的书，怎么消化呢？用金克木的话说，要怎样既观其大略，又探骊得珠呢？他给出的建议是，“不要先单学语言，书本身就是语言课本……读书要形式内容一网打起来，一把抓”。与此同时，每种书其实最好有过来人的特殊引导，因此需要入门向导和讲解员：“现在迫切需要的是生动活泼，篇幅不长，能让孩子和青少年看懂并发生兴趣的入门讲话，加上原书的编、选、注。原书要标点，点不断的存疑，别硬断或去考证；不要句句译成白话去代替；不要注得太多；不要求处处都懂，那是办不到的……有问题更好，能启发读者，不必忙下结论。”难得的是，金克木不只是呼吁倡导，他自己也动手写下很多这类文章，《读〈西伯戡黎〉》《兵马俑作战》《重读“崤之战”》等都是。另有《谈谈汉译佛教文献》《怎样读汉译佛典》两篇，既指出了汉译佛教的重要经典，又是能引发兴趣的入门讲话。

三

从上面的所列之书不难看出，单纯读中国书，早已跟不上日新月异的时代变化。或许自汉代佛教传入之后，我们就已经不得不跟外国书生活在一起了。明代西学大量传入之后，这一“不得不”更加变本加厉，有识之士除消化理解之外，还要思考不同文化的贯通之道。金克木向来重视“通”，他的很多文章体现了“通”的特质，而《读书·读人·读物》，则全篇都是一个“通”字。

文章开头，仍然是对时代的判断。“据说现在书籍正处于革命的前夕。一片指甲大的硅片就可包容几十万字的书，几片光盘就能存储一大部百科全书；说是不这样就应付不了‘信息爆炸’……”尽管载体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书是知识的存储器，若要得知识，书还是要读的”。时移世易，读书方式也要随之变化，“读法不能是老一套了”。

接下来，金克木自陈读书经验，竟然是让人难以置信的“少、懒、忘”。先是“少”，“我看见过的书可以说是很多，但读过的书却只能说是很少；连幼年背诵的经书、诗、文之类也不能算是读过，只能说是背过”。再是“懒”，“我是懒人，不会用苦功，什么‘悬梁’‘刺股’说法我都害怕。我一天读不了几个小时的书，倦了就放下。自知是个懒人，疲倦了硬读也读不进去，白费，不如去睡觉或闲聊或游玩”。然后是“忘”，“我的记性不好，忘性很大。我担心读的书若字字都记得，头脑会装不下；幸而头脑能过滤，不多久就忘掉不少，忘不掉的就记住了”。这番话由精通数门外语的金克木说出来，大有凡尔赛的嫌疑，也就怪不得有人会认为是讲笑话了。不过，这三个字里面隐含着很有意味的内容，“读得少，忘得快，不耐烦用苦功，怕苦，总想读书自得其乐”。“自”和“乐”是此语核心，也几乎是读书的最优路径选择。

及至写文章的当时，金克木又多了一条经验，“这就是读书中无字的地方比有字的地方还多些”。这方法源于小时候习字，大人提醒要注意“分行布白”，“书法家的字连空白一起看。一本书若满是字，岂不是一片油墨？”因此，老年读书，金克木“就连字带空白一起读，仿佛每页上都藏了不少话，不在字里而在空白里。似乎有位古人说过：‘当于无字处求之。’完全没有字的书除画图册和录音带外我还未读过，没有空白的书也没见过，所以还是得连字带空白一起读。”这意思，或许也可以用他后来所谓的“读书得间”来表达：“古人有个说法叫‘读书得间’，大概是说读出字里行间的微言大义，于无字处看出字来。其实行间的空白还是由字句来的；若没有字，行间空白也就没有了。……古书和今书里，空白处总可以找出问题来的。不一定是书错，也许是在书之外，总之，读者要发现问题，要问个为什么，却不是专挑错。”

从有字的部分读出无字的部分，一本书就此连通，从有限变成了无限。这还只是书本之内的“通”，紧接着，金克木便说到了书本之外的通，“我读过的书远没有我听过的话多，因此我以为我的一点知识还是从听人讲话来的多。其实读书也可以说是听古人、外国人、见不到面或见面而听不到他讲课的人的话。反过来，听话也可以说是一种读书。也许这可以叫做‘读人’”。“读人”，甚至不只是会说话的大人，不会说话的孩子也可以是读的对象。“我身边有了个一岁多的小娃娃。我看她也是一本书，也是老师。她还不会说话，但并不是不通信息。我发现她除吃奶和睡觉外都在讲话。……她察颜观色能力很强，比大人强得多。我由此想到，大概我在一岁多时也是这样一座雷达，于是仿佛明白了一些我还不记事时的学习对我后来的影响。”

这个“不记事时的学习”，不妨以他的学说话为例。“我出生时父亲在江西，我的生母是鄱阳湖边人，本来是一口土音土话，改学淮河流域的话。但她所服侍的人，我的嫡母是安庆人，所以她学的安徽话不地道……那位嫡母说的也不是纯粹安庆话，杂七杂八。回到老家后，邻居，甚至本地乡下的二嫂和三嫂都有时听不懂她的话，需要我翻译。她自己告诉我，她的母亲或是祖母或是别的什么人是广东人，说广东话，还有什么人也不是本地人，所以她的口音杂。我学说话时当然不明白这些语言区别，只是耳朵里听惯了种种不同的音调，一点不觉得稀奇，以为是平常事。一个字可以有不止一种音，一个意思可以有不同说法，我以为是当然。很晚我才知道有所谓‘标准’说话，可是我口头说的话已经无法标准化，我也不想模仿标准了。”我猜，幼时接触的复杂方言，可能对金克木后来学外语有很大影响，也是他“读人”法的早期应用。

“读书”的可见信息量最多，可以充分提取并推敲行间空白。“读人”的可见信息量大大减少，需要即时反应以从隐约中提炼出有效成分。“读物”则更进一步，信息场几乎全部封闭，需要人用特殊的方式打开。“物”是一种比人和书更古老的存在，“读物”则是更深入的连通方式。“我听过的话还没有我见过的东西多。我从那些东西也学了不少。可以说那也是书吧，也许这可以叫做‘读物’。物比人、比书都难读，它不会说话；不过它很可靠，假古董也是真东西。”文中，金克木讲到自己在印度时“读过”的小石头、四狮柱头，在山西云冈看过的石窟佛像，幼时见过的《大秦景教流行碑》，读下来有懂有不懂，却每有所得，觉得“应当像读书一样读许多物”。

读书就是读人，读人就是读物，反过来，读物也是读人，读人也是读书。这种读书知世法，破掉了认识的壁垒，世界触处连通，“到处有物如书，只是各人读法不同”。只是，因为信息场封闭，“物”并不那么好读，误解、曲解和不解所在多有。“即便是书中的‘物’也不易读。例如《易经》的卦象，乾、坤等卦爻符号，不知有多少人读了多少年，直到十七世纪才有个哲学家莱布尼兹，据说读了两年，才读出了意思。这位和牛顿同时发明微积分的学者说，这是‘二进位’数学。又过了两百多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才出来了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用上了我们的祖宗画八卦的数学原理。”不妨这么说，思路越开阔，连通的世界越大，遇到的困难也就越多，也才能拒绝任何轻而易举即可获得认知的想法，冷峻地认识到，“物是书，符号也是书，人也是书，有字的和无字的也都是书，读书真不易啊！”

四

《“书读完了”》谈的是对基本典籍的选择，《读书·读人·读物》讲的是用读的方式把身经的世界连通起来，前者易简，后者变易，均为高明的读书之道。然而，汉代的东方朔可以吹嘘自己“三冬，文史足用”，唐代的杜甫能够说“读书破万卷”，“宋朝以后的人就不大敢吹大气了。因为印刷术普及，印书多，再加上手抄书，谁也不敢说书读全了”。现代人读书负担更大，“不但要读中国书，还要读外国书，还有杂志、报纸，即使请电子计算机代劳，我们只按终端电钮望望荧光屏，恐怕也不行。一本一本读也不行，不一本一本读也不行。总而言之是读不过来。光读基本书也不行：数量少了，质量高了，又难懂，读不快，而且只是打基础不行，还得盖楼房”。因此，热爱读书的人不禁要问，“书越来越多，到底该怎么读？”这正是《谈读书和“格式塔”》要解决的问题。

1890年，“格式塔”由奥地利心理学家艾伦费尔斯（Christian von Ehrenfels）首先提出，“这个词作为一个术语，指的是整体性的‘形’（完形）。这不好翻译，因此各国几乎都直接用德文原词‘格式塔’（Gestalt）而不翻译”。在金克木看来，“所谓‘格式塔’或‘完形’，在中国话（汉语）中，可以说为‘相’；所以用‘格式塔’观点研究可以说是‘定相’，简单说就是认其‘相貌’。这是观其整体，而不是仅仅用分析和综合之类的方法。大概可以说是定性、定量之外的‘定相’。其实这是中国文化传统中常用的观点，特别是在美学传统中更为常见。古时人的许多说法和想法都是由观其‘相’而来的，可以说是‘格式塔’式的。这也是日常生活中常用的方式”。说白了，“格式塔”是把被分析综合撕碎的一切重新聚合起来的一种方式，“二十世纪有不少哲学家和科学家探讨这个望其整体的问题，不过不是都用这个术语”。

找到了中国传统可以与外国术语沟通的词，金克木很快就用到了读书上来。“我觉得最好学会给书‘看相’，最好还能兼有图书馆员和报馆编辑的本领。这当然都是说的老话，不是指现在的情况。我很佩服这三种人的本领，深感当初若能学到旧社会中这三种人的本领，读起书来可能效率高一点。其实这三样也只是一种本领，用古话说就是‘望气术’。古人常说‘夜观天象’，或则说望见什么地方有什么‘剑气’，什么人有什么‘才气’之类，虽说是迷信，但也有个道理，就是一望而见其整体，发现整体的特点。”把属于迷信范畴的看相，转化为迅速判断整体的读书法，像炼丹术转为化学，占星术转为天文学一样，有巫术和科学的根本区别，却也有深处相通的成分，“不论是人还是地，确实有一种‘格局’（王充说的‘骨法’），或说是结构、模式”。

金克木幼年曾自学过占卜，后来总结说，“中国的占卜很复杂。简单化来说，不外两条线。一是构成一个符号体系，从符号关系中由此知彼。阴阳、五行、八卦、九宫、干支的对应排列组合（‘纳音’）是基本符号体系。先天太乙神数、大六壬、奇门遁甲、‘文王课’、铁板神数、星命‘子评’、麻衣相法、‘堪舆’罗盘等等均属于这一类。带有偶然性、机动性以至欺骗性的拆字、抽签、扶乩、圆光、圆梦、黄雀衔字等不属于正宗占卜。这正宗占卜一类是把偶然的一点符号纳入全符号系统而考察其关系变化。”把偶然的符号纳入全符号系统，需要占卜的人记住排列组合的条件和变化，理解结构关系并认清条件的主次和变化，因此发现整体的特点并辨认某符号的特殊性。移用于读书，就是上面说的给书“看相”，似乎神乎其神，内里却是清明的理性。

除“看相”之外，金克木还提到了图书馆员的本领，这也跟他自己的经历有关。金克木曾于1935年至1936年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管借书还书，“那不到一年的时间却是我学得最多的一段。书库中的书和来借书的人以及馆中工作的各位同事都成为我的老师。经过我手的索书条我都注意，还书时只要来得及，我总要抽空翻阅一下没见过的书，想知道我能不能看得懂。……我常到中文和西文书库中去瞭望并翻阅架上的五花八门的书籍，还向库内的同事请教。……书库有四层。下层是西文书，近便，去得多些。中间两层是中文书，也常去。最上一层是善本，等闲不敢去，去时总要向那里的老先生讲几句话，才敢翻书并请他指点一二。……这样，借书条成为索引，借书人和书库中人成为导师，我便白天在借书台和书库之间生活，晚上再仔细读读借回去的书。”

在图书馆工作，因为事涉具体，脑子飞速运转的同时，手也不能停。如此手脑并用，当然会留下深刻印象——当然，并非深刻的印象必然会变成有益的经验。善于思考的金克木，后来就把这经历总结成了读书方法：“从前在图书馆工作的人没有电子计算机等工具。甚至书目还是书本式，没有变成一张张分立的卡片。书是放在架上，一眼望去可以看见很多书。因此不大不小的图书馆中的人能像藏书家那样会‘望气’，一见纸墨、版型、字体便知版本新旧。不但能望出书的形式，还能望出书的性质，一直能望到书的价值高低。这在从前是熟能生巧之故。不过有些人注意了，可以练得出一点这种本事，有些人对书不想多了解，就不练这种本事。编书目的，看守书库查找书的，管借书、还书的，都可能自己学得到，却不是每人都必然学得到。”

剩下的一种工作，则是报馆编辑，这又是金克木的亲身经历。1938年，金克木到香港谋生，跟萨空了见面时，萨发现他手中拿了一本英文书，就让他晚上到报馆帮着翻译外电，“通讯社陆续来电讯，我陆续译”。第二天晚上，萨空了便请他连译带编一版国际新闻，“快到半夜时电讯猛然全来，我慌忙追赶，居然没误上版时限”。看起来履险如夷，其实却风急浪高，“要抢时间，要和别的报纸竞争，所以到夜半，发稿截止时间将到而大量新闻稿件正在蜂拥而来之时，真是紧张万分”。相对严格的实际训练，对一个能承受得住的人来说，是一种更快的学习方式，“这一年（没有休息日）无形中我受到了严格的训练，练出了功夫，在猛然拥来的材料堆积中怎么争分夺秒迅速一眼望出要点，决定轻重，计算长短，组织编排，而且笔下不停”。

要把一版报纸编下来，不但要判断新闻的重要性，还要同时兼顾本报和其他报纸，当然需要一种整体观：“必须迅速判断而且要胸有全局。一版或一栏（评论、专论）或一方面（副刊、专栏）或整个报纸（总编辑负责全部要看大样），都不能事先印出、传来传去、集体讨论、请示、批准，而要抢时间，要自己动手。不大不小的报纸的编辑和记者，除社外特约的以外，都不能只顾自己，不管其他；既要记住以前，又要想到以后，还要了解别家报纸，更要时时注意辨识社会和本报的风向。这些都有时间系数，很难得从容考虑仔细推敲的工夫，不能慢慢熬时间，当学徒。这和饭碗有关，不能掉以轻心。许多人由此练出了所谓‘新闻眼’‘新闻嗅觉’‘编辑头脑’。”

引申到读书，既看到整体，又能在具体情境中迅速作出判断，这大概就是《谈读书和“格式塔”》的主要用意。“若能‘望气’而知书的‘格局’，会看书的‘相’，又能见书即知在哪一类中、哪一架格上，还具有一望而能迅速判断其‘新闻价值’的能力，那就可以有‘略览群书’的本领，因而也就可以‘博览群书’，不必一字一句读下去，看到后头忘了前头，看完了对全书茫然不知要点，那样花费时间了。”不过，金克木没有忘记提醒，这种读书法虽然犀利，却有自己的适应局限，“说的是‘博览’‘略览’，不是说研究，只是作为自我教育的一个部分，不是‘万应读书方’”。

抛开金克木的自谦式节制，“格式塔”读书法最重要的还不是用这个方法来指导读书，而是深入琢磨这种读书法本身。或者说，不断深入摸索读书方法的过程，才是最为重要的读书法。想清楚这个问题，则可以无往而非读书：“先练习看目录、作提要当然可以，另外还有个补救办法是把人代替书，在人多的地方练习观察人。这类机会可多了。书和人是大有相似之处的。学学给人作新式‘看相’，比较比较，不是为当小说家、戏剧家，为的是学读书，把人当作书读。这对人无害，于己有益。‘一法通，百法通’，有可能自己练出一种‘格式塔’感来。”引申一下，是不是也可以练习观察物，从无字的地方读出字来呢？没错，又回到了“读书·读人·读物”。

五

前面三篇文章谈到的都是学，但每一个学习者最终都会成为老师，甚至，每个学习者同时就是老师，教与学原本没有那样截然的界限。这个情形，或许用在金克木身上再妥帖也没有了，自学成才的他，几乎每一次教的过程都是学的实验，《谈外语课本》中就写过一次这样的教学。那是1939年，抗战开始不久，“我经一位教大学英语的朋友推荐，到新搬来偏僻乡间的一所女子中学教英语。一方面是学校匆促在战火逼近时搬家，没有一个英语教员跟来，‘病急乱投医’；另一方面是我急于找一个给饭吃的地方，贸贸然不自量力；于是我欣然应聘前往一处破庙加新房的中学去”。

校长跟金克木介绍了学校的基本情况，让他教四个班，从初中一年级到高中一年级，然后给了他一叠课本。回到宿舍，金克木打开教材一看，不禁大吃一惊：“不知是不是原来都是兼职教员，还是年年换教员，还是做实验或则别的什么缘故，四个班的课本是四个书店出版的，商务、中华、世界、开明，各有一本，体系各各不同，编法互不一样，连注音方法都有三种：较旧的韦伯斯特字典式，较新的国际音标，较特别的牛津字典式。”好在金克木学英语“多师是汝师”，三种注音法都会，几种语法教学体系也不陌生，知识上尚可应付。“难关却出在学生身上。女孩子在十几岁时正是发育时期，一年一个样。初中一年级的还像小学学生，打打闹闹，初二的就变了样，初三的有点像大人，高一的已经自命大人，有的学生俨然是成年女郎了。”

这样上了一星期课，金克木明白过来，“光会讲课本还不能教好学生，必须先了解学生。首先必须使她们把对我的好奇心变成承认我是教她们的老师，而且还得使她们愿学、想学、认真学英语”。金克木没有说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而是紧接着提问，“要让学生适应课本呢？还是要让课本适应学生？这才是个根本问题。我不知道怎样解决才好。”话题一转，金克木谈起自己的朋友沈仲章。沈学过不止一种外语，还会几种少数民族语言，都学得不错。他对金克木说，自己脑筋不灵，学不好什么学问，只好学点外语。经过一番琢磨，金克木明白朋友不是开玩笑，意识到学语言“不是靠讲道理，不能处处都问为什么，这个‘为什么’，语言本身是回答不出来的。……学语言不费脑筋，不是说不用力气，只是说不必钻研”。

既然“学外语不费脑筋”，金克木就在自己的课堂上实行：“不以课本为主，而以学生为主，使初一的小孩子觉得有趣而高一的大孩子觉得有意思。她们一愿意学，我就好教了。我能讲出道理的就讲一点，讲不出的就不讲，让课本服从学生。我只教我所会的，不会的就交给学生自己，谁爱琢磨谁去研究，我不要求讲道理。我会的要教你也会，还要你学到我不会的。胜过老师的才是好学生。教了一学期下来，我发现四个书店的课本的四种体系，各有各的道理，却都不完全适合中学生学外语之用。处处讲道理，也行；‘照本宣科’，谁也会；模仿也能学会外语；但我觉得不如灵活一点，有趣一点，‘不费脑筋’，师生各自量力而行。” 这样试验下来，学生没有赶老师走，介绍人放了心，校长也没有找三十岁不到的金克木谈什么问题，算是顺利过关。

后来，金克木把这个教学经验总结为教师、学生、课本构成的三角形。“教师是起主要作用的，但必须三角间有线联系，循环畅通；一有堵塞，就得去‘开窍’；分散开，就成三个点了。”只是，教室并非世外飞地，平面的三角形在世间就变成了立体的三棱锥：“顶上还有个集中点，那就是校长，他代表更上面的政府的教育行政和当时当地的社会要求。在抗战初起时，这个顶尖还顾不得压住下面的三角形的底，‘天高皇帝远’，所以我混下来了。”金克木后来也还说，“我仍以为课本只是三角之一角，不可能固定不变，也不必年年修改。需要的是基础教材，灵活运用并作补充。反正没有一种教外语的体系是完全适合中国一切学生的，所以只有靠教师和学生在实践中自己不断创造”。

1998年，金克木记下了马坚教授的一段话，或可作为他实践的教学法的对照：“当教师必须有一满桶水，学生才能得到大半桶水，若教师只有半桶水，学生就只能有小半桶水了。”这说法金克木不同意，“那样师生传下去，越过越少，最后只剩几滴水了。我说，教师有三个钱，要教会学生怎么得出四个钱，这样才能越过越多。他也不赞成我的话，认为是空谈”。不过，后来金克木明白了，“他是从阿拉伯文翻译《古兰经》的，讲的是读经教经。经是不可超越的。教的多，学的少，靠的是以后自己学习慢慢增加，无穷无尽。我讲的是读史，教不完，只能教入门，学生自己学，所以我的学生往往超过我。这是两种方法。学的对象和目的不同，方法也就不同，不能说谁对谁不对”。

这个教学相长的过程是不是表明，教也好学也好，都是各自独立又互相成就的“格式塔”？引而伸之，是不是可以说，书、人和物可以构成一个平面的三角结构，三者之间互相交流转化。接着，那个学习着读书、读人、读物的人加入进来，平面的三角形就成了立体的三棱锥，交流转化的层次更加复杂。在绵延的时光中，那个不断创造着自己的人，是准备对“书读完了”的说法不闻不问，还是自反而缩，尝试着找出属于自己的答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