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记忆》：一种“承袭”，一种“反叛”
当代俄语诗人玛丽亚·斯捷潘诺娃的长篇小说《记忆记忆》于2018年一出版便夺得当年俄罗斯文学界多项大奖，今年还入围了国际布克奖。去年11月，该书由中信出版·大方推出简体中文版。
《记忆记忆》由中信出版·大方推出简体中文版
《记忆记忆》主要由两条线串起：一条是作者对于旧物，文献，以及试图“记忆”的人们——所作的文学和哲学的思辨，另一条则是作者通过寻找家族遗迹，回溯俄罗斯近代史中的自我家族史，拼凑出一个犹太家族几代人生命故事的历程。在追溯与思辨中，“后记忆时代的俄罗斯”得到思考，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整个欧美文艺界的先贤们被重审，过去与现在、逝者与生者之间的关系和逻辑被再度梳理。
3月21日，翻译家、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会长刘文飞、作家徐则臣与媒体人柏琳做客单向空间北京大悦城店，从斯捷潘诺娃的《记忆记忆》，畅谈当今俄罗斯文学对政治及审美的关注，解析该书与百年前“白银时代”密不可分的关联。
从左到右：柏琳、刘文飞和徐则臣
形式“承袭”，内容“反叛”
在西方文学界，《记忆记忆》被认为长篇小说，但国内学界将它定义为纪实散文。刘文飞首先解答了读者对《记忆记忆》体裁的疑问：“中国人和欧美人在文学体裁上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中文的体裁一般是四分法，是小说、诗歌、散文和戏剧。但是英美（包含俄语）是三分法，他们是戏剧、小说和诗歌，散文在欧美人的心目当中不是独立的文学体裁。”
读完《记忆记忆》，刘文飞想到了曼德尔施塔姆的《时代的喧嚣》，帕斯捷尔纳克的《人与事》等等“诗人的自传”。他将俄国的自传体小说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小说家自传，比如是托尔斯泰的《童年·少年·青年》，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它们采用所谓的现实主义写法，平铺直叙，事无巨细；另一类则是诗人的自传，或者说诗歌体的自传，诗意的自传，比如《时代的喧嚣》《人与事》，这类自传是“白银时代”的文学产物。
在刘文飞看来，斯捷潘诺娃的《记忆记忆》在形式上相当传统，延续的正是“白银时代”诗人自传的形式。“帕斯捷尔纳克，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和阿赫玛托娃，他们四个人基本上代表了 ‘白银时代’的诗歌。他们对斯捷潘诺娃这本书的影响是显在的。”
但另一方面，刘文飞认为《记忆记忆》在内容上又很“反白银时代”。他例举了斯捷潘诺娃在创作过程中的几处细节，包括斯捷潘诺娃搞错太姥姥萨拉的年龄，在原以为是老家的院落感动万分可后来发现门牌号不对。书的最后一段说“记忆是不可靠的”，在刘文飞看来，这便是小说的主旨。“这是她背叛白银时代传统的第一个点，它是一种后现代的方式，对文学已经开始怀疑了。而 ‘白银时代’的作家会把文学看得像天一样神圣。”
“另一个点则是斯捷潘诺娃犹太人的身份认同问题。在她之前的俄国作家，没有人敢像她这么骄傲、自豪地写犹太人的历史。”刘文飞说，“白银时代”是非民族、超民族的艺术时代，当时的人只强调自己的诗人身份、画家身份，不去讲民族的身份。因而，《记忆记忆》在形式上与“白银时代”勾连，很是传统，但在内容上则是一种“背离和反叛”。
诗人玛丽亚·斯捷潘诺娃
“片断式”带来的信号与启示
徐则臣也分享自己的阅读感受。在他看来，《记忆记忆》首先非常适合作为枕边书去读，它是片断式，可以风吹哪页看哪页；同时，《记忆记忆》信息量极大。“如果你真让我给这本书下一个定义：它到底属于什么？我会说它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它是跨文体的，里面既有小说的元素，又有随笔的、学术论文的、考古的……每看一页，我都觉得有所得。”
而从小说写作理念的角度去看，徐则臣也觉得《记忆记忆》有很多契合之处。“看这部作品，大家会想到托卡尔丘克，她们两人的作品在形式上非常像。比如《云游》，可以说是一个个片断的拼接，托卡尔丘克自己也毫不讳言，说这部小说的写作不是从一开始就有一个宏大的结构。”他说，像《云游》《记忆记忆》这样的作品在今天出现且被广大读者接受，至少说明它们在某种程度上跟这个时代是契合的。
“我们天天说这是一个碎片化的时代，尤其是碎片阅读和碎片化信息的时代。但我们现在要求的长篇小说依然是起承转合，是开端，发展，高潮，结尾这样森严的逻辑和结构。在今天，我们已经很难像十九世纪，或者像二十世纪中叶那样，能够给世界找到一个整体的结构。”徐则臣认为，片断式结构慢慢地有可能变成长篇小说结构中非常重要的一脉。作为一个写作者，他感觉这或许是一个信号，或者说一个启示。
此外，他还格外注意《记忆记忆》里的小物件，比如明信片、书信。“小说里有一句话，大意是如果没有这些在日常生活中看似没用的小东西，我们的记忆是无法依附的。这些小物件也是我这几年写作比较喜欢的，《耶路撒冷》和后来的《北上》都用了很多。”他说，“把每个小物件上附着的社会信息或生命信息一点点说清楚了，我觉得个人史就理清楚了。每个小物件上不仅仅是个人，还是一个时代。”
“白银时代”的文学漂流瓶
徐则臣很喜欢俄罗斯文学。“他们的作品，不管是写个人叙事还是宏大叙事，你都能看到个人史和公共史之间非常自然的契合。每个人写的个人史都有极大的涵盖力，最后都能嵌入到公共史里。每个人的命运都能跟国家之间形成强大的张力，这个张力在其他国家——甚至包括中国——的大部分作品里你都看不到，这可能是我非常喜欢俄罗斯文学的原因。”
刘文飞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叫《苏联解体以后俄国文学的悖论走向》。“当下的俄国文学包括斯捷潘诺娃在内，从苏联解体一直到现在，我们可以归纳出这样的潮流——解体以后是对苏联文学避之唯恐不及，逃得越远越好，逃得越快越好。以前怎么写的，我们现在就要换一种方式写。以前是现实主义，现在是现代主义，现代主义之后还有后现代；以前写得越通俗，我现在就要写得越晦涩；以前写得越主旋律，我现在写得就越小众。”
他说，解体后的俄国文学有这三个悖论的走向：从非意识形态化，又到另外一种官方意识形态；从民族文学的消解，到新的文学文化身份的认同兴盛的过程；还有一个从现实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又到新现实主义。
在他看来，“白银时代”是被强制性中断的，它是一个“没有得到完全成长就夭折了的很智慧的孩子”。“ ‘白银时代’到当下的话，基本上被解构得差不多了，但是 ‘白银时代’的文化传统在俄国还是很深重的。我记得有人在莫斯科说过： ‘俄国人是文学的动物。’你没有办法改变他的动物性，文学是在血液里的东西，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说 ‘白银时代’是俄国的文艺复兴，是一个伟大的文学时代，它永远不过时。好的文学一定是隔代再被认同，只是被同时代理解的话，不是真正的杰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每隔一两代人都会有人捡到 ‘白银时代’的文学漂流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