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70后’何为？”王安忆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达了一个想法：中国的“70后”作家正显示出整体上的大气象，其文学实绩令人期待。（1）显然，王安忆是站在小说创作的角度谈论这个话题。没错，“70后”的徐则臣都已经获得茅盾文学奖了，而更多的“70后”小说家，开始在包括鲁迅文学奖在内的国家级奖项的角逐中屡有斩获。可是，占“70后”文学半壁江山的诗歌，却依然还在上一代诗人身后艰难紧跟，如西绪弗斯推石上山一样推动着自己进阶的身影。

参看文学史，在民间文化土壤里，诗歌往往根系发达，早就有《诗经》中的“风雅颂”之“风”成就最高的共识。恰恰是“野”使诗歌得以固守和自觉担当起文学的纯粹性。中国文坛，避开古诗高不可攀的影响力不说，当代诗歌，依然在文学领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前浪”诗人依然强劲，接踵的“80后”诗人又咄咄逼人的当下，“70后”诗人及其诗歌究竟该以怎样的姿态撑起属于自己的天空，留下了什么样的文本？在衡量尺度缺乏有效性的前提与背景下，“70后”诗人所拥有的价值和产生的影响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给出这样的回应：拒绝“熔断”！

由于生逢特殊的文化背景与现实困境，肩负断裂修补与使命重振的“70后”诗人，一出场就匍匐前行，在影响的焦虑中砥砺奋进，尽管创作的生力军始终处在变量之中，但总有一些人“节外生枝”，留得住，写得勤，持得久，后进而后劲十足。本文所研究的“70后”诗歌文本，虽为抽样，但在当代文学的广义与狭义两端，他们的写作态度与诗写活力，都有标本意义。关于修辞立其诚的文本经略，在场感的向度诉求，敢于往窄处去的幽深与宽阔，基于现实介入的诗歌审视与写作精神境界等方面，他们即便不能代表整体，起码也能够代表自己。他们交给时代的答卷，期待时间批阅与未来认证。

尘世之重的现代性探测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诗歌自从进入白话诗潮以来，还没有哪一代诗人有着像“70后”诗人这般对现实的极度偏好。他们的诗里，不再有凌空蹈虚的执迷，也不依赖踩着抒情的梯子向着广阔生活投递高音大嗓，而是冷峻、尖厉、客观、精辟、及物，经由现实语境的多维透视，夯实诗歌质地，揭示现实的奥义。

唐力的诗歌表现出对现实的执着关注，读他的诗，能切实感受到“文学是人学”的气息。他不囿于一己的风花雪月，沉重现实和那些弱势的群落，是他最为走心的观照。“火车站，一个巨大的子宫/容纳了那么多的离别和痛苦/容纳了那么多的/泪水和欢欣”（《火车站》），这格局指向天下苍生，饱含悲悯情怀。唐力的每一首诗，似乎都有一个事实的“核”，他要做的，是把它们剥出来，让那些质地坚硬的东西撞击人心，让那似曾相识的深度痛感把人唤醒。

别林斯基在《论俄国中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一文中说：“在现实的诗中，构思的朴素是真实的诗和真正的成熟的天才最可靠的一个表征。”作为“下半身诗歌运动”旗手和理论阐释者的沈浩波，在当下中国诗坛已广为人知。他的诗敏锐，一直没有放弃对人类的生存境遇和精神境况的深刻描绘。韩东认为，沈浩波始终位于当代诗歌写作的最前沿，不离现场，透视未来。其写作样式也相当丰富。“特别是近几年来，沈浩波的写作面向现实以及人性中的幽微，集敏感与尖锐为一体，诗艺上也日渐精纯、自成系统。总体说来沈浩波是一位时间性的写作者，置经典性于不顾，但正是这种无视使他有望成就这个时代的经典。创造历史的人也被历史所创造，吸纳进自身。”（2）我觉得，阅读沈浩波，要忘记“口语诗人”这种标签和门户之见。这些年，他立场鲜明，眼力尖刻，表现在诗歌上的主见更靠近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的观点：“一般的与生命休戚相关的感觉让道给一种新而更强烈的动机——人的个体性的特殊意义。”（3）

苗族诗人张远伦秉持“诗歌之美的个性化”主张，近几年创作势头强劲。我在《2016年民族文学年度诗歌观察》一文中评述他：把前沿的诗学探究融入创作，诗人与诗歌本身，触碰出奇异的火花。他已经突破了读者印象中的“少数民族诗歌”的思维定式，在高蹈抒情之外更重视对内部肌理的意识拨梳和心灵内视。静听，是他诗歌的一大关键词，“木头内部的声音/很幽微”，这样的调值，让诗歌的现代性有了依靠和自足的底气。张远伦的诗粗粝、质朴，如干净的泥土，似刚硬的山崖，充盈着鞭辟入里的思辨色彩。他的《我有菜青虫般的一生》因“诗艺娴熟，质感纯粹，在朴素日常中捕捉命运的微光，在人间生活里凸显现实的诗意，以细腻的情感和平等的姿态体恤凡俗之物，笃定温和，节制内敛，且提供了鲜活丰沛的民间经验”，获得2018年度人民文学奖诗歌奖。“那附在菜叶的背脊上，站在这个世界的反面/小小的口器颇有微词的，隐居者/多么像我。仰着头，一点一点地/咬出一个小洞，看天”。如何在逼仄的现实中让“小我”洞开“大我”境地，张远伦有谱。

作为“70后”诗人，朵渔在当代中国诗坛的受关注程度很高，已经竖起属于自己的一面旗帜。他的诗，以含杂口语但纯正的书写姿态介入抒情的本质，有一种信手拈来皆成句的平和，诗行内部的空间感较大，批判意识强烈。对时代与人性关注的不缺位，使他的诗既有书卷气，又有下沉的重力。他似乎不愿意在细节纠缠上浪费笔墨，而有足够的自信处理诗歌中那些绕不开的事物及其关系，或以主动碰撞的立场去苛责人性之恶，鞭策无处不在的世俗阴鸷。随时随地，他都有一把丈量高贵与平庸的尺子，并经由诗意的编码在物我之间建立起或明或暗的关系。他在以独特的方式用诗艺为天地布道立法。显然，朵渔对诗的领悟，已经进入个人化的思想体系，他能让修辞实验获得诗意的创造。

起子的诗表达考究，力求每个字词都和整体构成合力与诗意共生关系，语势不求突兀，语面清晰明了，卒章显“意”，耐人寻味。他的诗歌，“貌似简单和直接，却能写到事物的骨子里，文字里有一种透彻和明亮，往往有那种让人看完后拍案叫绝的句子，他的作品里没有形容词，那些看似不经意的句子里事物的真相，跃然纸上”。（4）我始终认为，不能简单粗暴地把他的这类写作归纳到“口语诗”里去，其实，他的这种写法更好地承继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的白话诗的精髓，打通了作为书写主体与客观现实的意味阻隔，表现在叙述上，也尽可能去除“人为”的痕迹，让事物在浑然的呈现中得到表达的尊重，而诗人，只是把“看见”进行有效选择，然后在叙写的细节中搭载自己的情怀、立场与态度。

刘川指向现实的写作是一把快刀，作为当今诗坛的“异数”，他的辨识度极高。他坚持的是一种有活力的口语写作，不仅有效，而且有意义。他的诗讽刺辛辣，痛击人性之恶往往一针见血。在我看来，刘川的诗歌继承了鲁迅杂文的风骨，针砭时弊，嬉笑怒骂，看似随意的不怎么用力的嘻哈行为，却自成特色。他善于在精短的诗行表现中，雄辩是非，寥寥几笔，逼真传神；他更善于抓住司空见惯的但易于被众人忽视的生活细节构成整体形象，表达思想，将诗歌隐曲的感情外化为通直的白话。他的诗歌，“说教”味很浓，几乎每一首都是“气呼呼”的，但这“气”非狭气，而是有为苍生立言之担当和作践人性之恶的坚决。他善于以审丑的方式，鞭挞群相中那些肮脏卑鄙的勾当，不放过任何人性的堕落与异化。

生活中拙于交游的芦苇岸，虽不太显山露水，对现实的关注却从未缺位。他的写作接纳度大，涵盖面广，题材丰富，视野多维，语境多重，作品注重诗思并置的活力与内在节奏的自然性。韩国当代文学评论家、学者、翻译家朴明爱曾撰文评价说：“芦苇岸的短诗，有批判现实的，有剖析人性的，有揭示本质的，有高扬理想的，有探寻真知的，有抒写善美的，有斥责黑暗的，有自我拷问的，有建构心灵的，有塑造境界的……气息宏阔，气象迷人。他既继承了中国古代诗词的凝练写意，又有深深扎根于中国当下世相的尖利，诗风孤绝而凌厉，盈动而阔远，充满力量感与意境美。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当属长诗力作《空白带》和大型探索性组诗《湖光》，这两个大作充分体现了他作为诗人对现实的洞察力、驾驭力和深厚扎实的诗学功底。”（5）诗意日常的思辨、文化生成和文学意味的诗性表达，以及知识体系在诗歌中的现代性建构，是他探索的方向。

李商雨的诗，呈现出一种文本意味的再生性，追求唯美的刺点，能指充分，暗含反讽，表现出文化批判实验提升诗的承载能力的自信。一个唯美主义者的诗学实践带着省察万物的智性，行走在红尘人间。“并刀说：我只为颓废而生/并刀说：我只为夜晚而生/并刀说：我只为美丽而生……”（《并刀说》）由于受输入哲学与不同阶段阅读的影响，他的写作呈现出一种复式的洞察力，或有艾略特的非个人化的大道，或有尼采的身体透视哲学、福柯的快感说、罗兰·巴特的文本创作实践。读他的诗，能感受到布鲁姆在《读诗的艺术》中所言的“诗比其他任何一种想象性的文学更能把它的过去鲜活地带进现在”的回应。可以看出，李商雨是一个比较讲究文学师承关系的诗人，阅读使他受益匪浅；对时间终极性的抵达、判断，以及此在经验出发的文本突破，尤其让他着迷。

被称为“后非非写作”代表诗人之一的梁雪波，近年来诗歌创作引起评论界的关注，也算是后程发力中的典型。梁雪波的诗有一种文化诗学的矜持，一种指向现实隐喻的对峙，在境界的打开上，呈现多维声像切换的自如。诗人葛筱强认为，梁雪波的诗歌有多种表情：尖锐、疑虑、坚硬、疼痛、悲悯，偶尔还流露出克制的反讽。贯穿其中的，应是他激烈的血液和沉潜的骨头。在具体的表达上，圆熟的技艺阻挡不了抒情的底色，看似放松的眼神掩盖不住思想迸发时的炫目。他的诗，以自己的精神指纹，印证个体在时代中的悲欢，以及在现实生存困境中的精神抗争与意志崛起。

服从于秘密的秩序

一个周知的事实是，成熟的“70后”诗人的写作，极少粗芜，因有精进的自我要求及能力与自信，他们的诗纯粹，讲究文学性，表现出精神优渥的创造力和文化深度的邈远。

“服从存在所拥有的最秘密的秩序”的江离，如胡桑所说：“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在诗歌写作上，江离都选择了边缘人的位置。他并未不假思索地把自己视为一名当代事件和事物的目击者、见证人，从而理所当然地接纳我们时代的神话。”（6）江离是一个节制感极强的诗人，他始终保持着去粗取精的警醒，虽创作量不大，但大都诗质上乘，颇为读者称道，如《几何学》《纪念米沃什》等。他尝试着自建诗学体系，表现出对某种律令的极度遵循，讲究诗歌与诗人之间、诗意与语言之间、有效与无用之间的平衡，比如他的《老妇人的钟表》《微观的山水》《沙滩上的光芒》《重力的礼物》等，都展现了意识自觉的“力求”，淡然而深藏机智。他竭力让文本感受通过沉思转化，以及物的自然性和略带质疑的试探性表达，达成一种调和之美的效度。

李寂荡的诗，袒其诚，立其真，尽其义，隐其思，文本性很强。职业文学编辑的身份和业余兼事翻译的锻炼，提升了其专业素养，在诗歌创作中表现为整体操控的大观和局部气息的鲜活，即便是面对绕不开的“孤独与死亡”的书写，也能自如地将大词化解成细节中的诗意。尽管逼仄的现实无法逃避，但精神挖掘的己任从未放弃，他在本土化的传统语境与西方诗歌的现代性参考之间找到了较好的平衡，体现出驾驭复杂题材的高能。他的抒情冷静、平和，叙事不浮光掠影。而深度沉潜的内在不争，很大程度上使他有了静观人性、缕析现世、命名事物的底气。他的诗歌有着指向日常的坚定，对求真不遗余力。那些真实的场景及其诗绪的转换，不动声色地兑现他的沉思，并以语言的异质，在目测的异度空间，透视这样的思辨纬度：“一是对传统的人与事的再审视和自己的独特发现，二是对传统美学继承时的当下性再改造，三是亲情和日常的反庸常的隽永呈现和瞬间思考。”（7）

远人的诗有“文气”，他试图通过诗歌在世界的飞地安顿自己的灵魂，昭示自己的生命状态，他的精神布道有一种“傍晚”的泽辉。我常常杞人忧天地想：许多年以后的读者，如何才能从今天的汉语新诗中读出富有本时代的文化气息，感知或揣测这个离他们远去的岁月里的诗人的文雅常态，就像我们今天回望与慕求民国知识分子那种写作格调一样。那么显然，未来读者希望看到的，绝不会只是翻版的民国文艺腔。也就是，今天的秀才，得写出今天的秀气，像今天一样不可替代。恰好，远人的诗提供了这种参照，他眼里的时光，祥和而又充盈易逝的哀婉，在安宁的散发着书香的静谧中，忽然生发年华易逝的焦虑、伤感。他希望那些挽歌般的物事，不颓败于虚无之中，而在诗里留存，不随黯淡的暮光失去活力。他微妙的文人心思，映照了属于这个时代的诗意书写。他的叙述着眼于即刻，语言气息也不旧式。

育邦的诗，不仅是“泛文化”的代言，而且文人性十足，语言洗练，充满书生意气。他心里似乎装着几个满腹经纶的鸿儒，这些人在历史深处，时刻与他对话，交付他文化遗存，展现知识习得的养分。他喜欢在低情绪的延展中体现诗歌的自觉，始终有一种夫子似的闲适与自然的师承。他的诗歌创作，立足“我”与世界的关系，省察一种对峙的丧失，刻薄一个顺从的自己，训导内在的傲骨不可无，不屑与大神为伍，而精进于自己灵魂庙宇的建构，哪怕孤单寂寥。在时间的消磨中，诗人高挂疲惫的利剑，沉潜于内心的清扫，在消逝的事物面前，返璞归真。远离喧嚣而求得的寂静是他乐于创设的归宿。如《中年》，从头至尾，诗真实地袒露了“我”的心路历程，诗人始终在识辨世界中确认自我，当然最终的落点亦堪预见。对“我”的精神形象的塑造，在表达上展现有的放矢的底气，而内涵维系在叙述的慢调取向中，亦见诗人性情敦厚，一种诗意纯粹的老成让他的精神自带光芒。

对泉子而言，追求永恒性已经成为他诗歌的显在特征。小就是大，实就是虚，此在就是未来，即刻就是无限。他的诗更像写意传神的山水画，散发着无限的遐思。现实的嘈杂喧闹似乎对他形成不了任何干扰，当个体经验作为日常沉思的主要部分，杂事自然就充满了无限的趣味。整体看来，泉子是一个以局部观照为依托，在求索答案的征途上不知疲倦的人。他不轻言省思的结论，而把探知作为诗艺的一种自觉默默地营构，并在语言层面开启“一生三”的多重表现。因此，他慕求的诗意，总有着陆的期待，读之，有一种“被捕获”的快慰。

谭克修的诗讲究文理的调和，他喜欢在叙事的鼓点里隐藏抒情的冲动，以个体经验对接外物的神秘性，他始终展现出一种别具一格的下行的张力，由于注重诗歌的内在平衡性及系统生成，他总能稳固于一种调值，任由情绪的左冲右突也能执守潜在的秘密，意识流动像不绝的江河水，每一朵浪花和每一个漩涡都暗含克制的主观。“让一个穿混纺布料的人/在圆月的指导下/从山顶往熟悉的远处看/让他用尽力气/也不能把气息/运送到目力所及的地方”（《岳麓山》）。修辞立其诚，因有钢构的主体，哪怕密不透风的词语裹挟致密的情绪，也能够在未知的下一刻得到疏浚，并产生出其不意的表达效果。

李郁葱是一个“精神立像”气质显在的诗人。他有一种旁若无人的专注。在其诗里，一种基于精神参考的现代性考量从现实层面向更深的哲学意味挺进，李郁葱深入的是由物及己的内心世界。或许在他看来，自辩的导论是心灵旁白和意识之辩，自己是自身在通向灵魂状态的那个“无我”的最熟悉的证词。不难看出，李郁葱的诗歌创作始终处在一种生成性的顺势而为之中，这很难得，其诗内容宽博，展现出一个经验丰足而有为的诗人对驳杂现实的介入勇气。读李郁葱的诗稿，“物我相对性”“时空交互”“多重语境”“精神空间的物理托底”等关键词相继在脑海中闪现，其诗有值得深入探讨的物理空间和情理纬度。

“宗教般的虔诚”是黄礼孩诗歌最为核心的元素。我惊讶于这种非典型性的“佛系”语境在他诗歌创作中的一以贯之。在当代诗人中，他算是把“慈悲为怀”的主张贯彻得比较彻底的，对细小的事物关爱有加，对卑微的美赋予深情，乐于让日常不起眼的事物发光，让那些本质性的东西典雅而迷人。《金刚经》云：“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读黄礼孩的诗，这种修为的感受是明显的。是啊，人对世俗物质无所执着，才有可能深刻领悟佛理禅意。这么多年，禅意绵绵的黄礼孩始终没有放弃与世俗的抗争，他在诗写中渗透的高贵品质从来就不因外力的搅扰而变形。诗折射了他全部的精神布道，他温和的语调，谦逊的品性，率真的童心，明澈的善意，润物无声地通过诗行呈现，也让他在复兴神性写作的路上更进一步。

道即一切规律的总和，这似乎是商略诗歌写作的求证与愿景。他的诗，有一种生活拾遗与历史考古的意味与妙趣，散发着静雅的光芒。这在今天，殊为难得。他致力于向当代倾吐一种言说的美，力求让潜藏在事物内部的那些平和而本真的秘密通过现代汉语展示出来。读他的诗，不由想起“奇技淫巧”这个词及其背后隐含的感受力。一个有耐心和见识的人在日光流年中默默地向着背光处打量，向历史要人物，要古今通联的密码。经由思考而得的图景唤醒，有点无助和无奈，甚至愤然的激情，与其说是一种迟到的关于解放的“自我意识”，（8）不如说是走向解放的一个条件。古意的力量与感触生成、深刻掘进、审美发现，与个体的经验表达方式紧密关联。表现在语言上，有时是心绪的徐缓，有时是太极的柔中带刚，有时舒展中会有牵扯，有时顺滑中会有突然的不知所踪。好比一道菜的色香味，一套拳法的收官，一片落叶的谢幕。诗为艺，源头是泉眼，下游是大河。

说到辛泊平，我始终觉得他为“70后”诗坛提供了一种正统的学养化的写作范式，他的审美体验，常常从个人视觉出发，再渐变地导入精神探索层面。他认为诗歌是一种记忆，是一种打量历史与凝视当下的方式，因此，读他的诗，很容易就受到那种久违了的娓娓道来的叙述的感染。由于诗与评的同步发力，他的作品呈现多变的实践性征候，其话语方式紧贴事物本身和诗意现场，在作为个体之我的未知探测兴致与作为体验对象的外物之间同步产生交互性语义。他讲究观察角度和纵深感，态度端正，逻辑严密，思路清醒，认知深入。他致力于把生活这个第一现场作为诗歌背景，并通过细读的耐心，上升到文本在场。他有宽博的阅读襟怀，从未停止过追寻生命的光泽和探究人性的温情。

在语言中找到出路

哈罗德·品特说：“语言在艺术中是非常含糊的，似流沙，似蹦床，似冰封的水池。任何时候，作者都可以在语言中找到出路。”（9）这当然也是当代中国广大“70后”诗人的一场写作运动，一种精神行为的方式。

在当代诗坛，木叶以散在诗情的方式有些执拗地写着具有自己独特气息的诗歌。他关注现实，但不拘泥于习惯性的公共话语体系，作为一个身心沉潜于生活的诗人，他的心性和目力都穿透了现实表象而做出了独辟蹊径的诗学建构，他冷峻地介入对可见事物的经验判断，并进行逐本溯源的揭示。这种往“窄处走”的偏方，在媚态招摇、人神共谋的时代，多少显得有些扎眼，却又表现出不可忽视的强力来。因为有独特认知托底，他表现劲道，不急不躁，本我彰显有目共睹。

江非最初以“平敦湖”系列开启地域诗歌的创作，以《傍晚的三种事物》锁定自己的诗歌格局和影响力。这个“70后”诗人中的“老牌诗人”，似乎长着一双透视万物的慧眼，并将“物之实”迅速提升到形而上的高度。如何转化生活之重和现实之殇，他在面对复杂情景时，表现得十分淡定从容。他认为“诗，是对于时空和自我在神学和哲学上的首先认识”。有时，他看到了事物内部的神明；有时，事物从他身上折射到了光亮；有时，他站在自己的对立面，像审视一个反叛的虚无一样审视着时间的秘密。随着流年的逝去，他越来越喜欢用一种原生的感知面对所写的诗，思绪闲散而自由，诗风放达而简约。

在“70后”诗人中，刘春以一个人的诗歌史的书写进入当代。这些年，他几乎忘掉了自己的诗人身份，而以一个图书编辑的姿态出现在生活现场。然而，作为诗人的刘春，在他自己的人生版图建构的诗歌高地早已为人称道。他的诗从心出发，以生活为背景，早期打捞温暖情愫，注重抒情的丰厚度，近年涉及叙事，有一些口语实践的尝试，喜欢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介入繁难的现实，希望在复杂之外拓展宏阔超迈的诗歌图景，聚力了一定的批判意识。他如今的诗歌，讲究如王家新所言的“充满经验血肉的叙述”，尽可能摒弃不实之虚，通过切身的体验和准确的把握刻画时代的表情，打造精神的脸谱。在他身上和诗歌写作中，我看到一个“70后”诗人敢于“拿自己是问”，并把自己融入时代语境里的志气。

提起吕煊，总有一种实力被遮蔽了的抱憾感，他的诗，只有深入其情感的内部才能感知他表达的用心。作为内在隐喻的诗意呈现，吕煊有自己的书写方式：“看桃花，没有理由在意花朵的容颜。/惊喜，桃花荡漾在春风里的每一次颤栗/有些妩媚，有些半开半合，有些羞涩/有些是低沉的哀怨/桃花的声音，满腔的细腻/若有细雨伴奏就更显润滑，妖娆。”（《我在桃花的低微处看见了自己》）。以悲为美的审美观念包含着深厚的社会历史文化内容，有其历史经验的积淀。一种放达的基于意识形态变异的意象，在捭阖的联想构成中导入诗境。他的语言没有芜杂感，诗性也绵密足实。上升到评论层面，我欣赏他诗歌展现的江南风度：知识体系与生活重力的双重推衍，让他的诗学景观始终处于进阶之势。他长于内在隐喻的诗意呈现，让晦暗自明；由于注重江南气象的抒情转化，所以体悟深刻细致；在并行于抒情的叙事内化方面，既有策略，又能恪守返璞归真的道行。

高鹏程是对这个时代保持高亢激情的诗人，他的诗讲究从现实出发的大俗大雅，有一种介入的自信，体现了“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文学价值。一个真正有襟怀的诗人，心灵是敞开的，敬畏生命，也尊崇万物的律令。高鹏程在诗歌写作上表现出来的洞察力，和面对外物的沉思总能激发他澎湃的激情、蓬勃的自信和融合了主观与客观的审视。他总能在宏大的架构中插入个人化的问题意识。在人性善恶的甄别、善美赋能的扬声、经验延展的透彻、生命追问的紧促等方面，他有着积极的入世态度。有时语势淋漓，有时静观如佛，他为一种有宽度的写作找到了现实的依据，打开了一个丰饶的精神世界。

这些年，土家族诗人刘年的作品几乎是被作为好诗的标准备受读者推崇与传诵的，这主要得益于他的诗不循规蹈矩，完全忠实于自我感受与外物之间的真诚契合。去掉了“外衣”的肝胆相照，是他诗歌美学上的显著特点。心气上通天达地，表达上干脆直接，对修辞要求极其严苛。其诗歌语言是带有“野”的口语，这种口语对接传统，是对散落在山涧丘壑之间的“民风”的重拾与整合，不事雕琢，不受主观情绪蒙蔽，因而读来更为入情。情怀导向上他主张“站在弱者一边”，而精神慕求是“喜欢落日、荒原和雪”，无论是内里还是表征，都在一种类型上构成了美学的最优化，而深受相关读者喜爱。刘年身上那种诗人的独异标志，在我看来，其实是对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当代实践。这种更接近灵魂真实的诉求，对应在人间，通过恰切的意象准确传递；少数民族特性加足了他想象的马力，进一步促成他诗歌理想国的建立。

刘勰在《文心雕龙》里说，夫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这是一句关于文学起源的观点，文学，来自天地自然、人生百态对我们心灵的触动，若是脱离了字里行间蕴含的情感和灵魂，仅仅去追求外在的语句和形体，那么我们的积累和创作必然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以此征引来探入邰筐的诗歌创作，十分恰切。他在建立精神高度和追求人生信仰的迢迢路途上，领悟了文以载道的本质和诗以赋能的真义，即恪守身为诗人的艺术真诚和敏锐度。其诗风日渐干练，形式与内容相得益彰。无论诉求多么急迫，但思考的脚步务必慢下来，一种中年之诗的重力，已经把他悄然改变、塑造和审视。

郭晓琦的诗，有新边塞诗的通透、直接，亦有现代话语体系浸润之后的先进要求与实践。他对创作的核准是，现实痛感必须与精神追问融为一体，在美学上通过修辞的破与立，形成诗思的出其不意和陌生化效果，这就不难理解他的诗总有惊异闪现。按照苏珊·桑塔格的观点，隐喻不是客观存在的，它们都是被写作者赋予的，是一种意义的发明。郭晓琦谙熟自己的热乡热土，忠实于情感深处的晦明之变，锐角深入存在的生活哲学，并站在时代的制高点，回望低处的微尘，找寻并激发卑微的力量。他懂得做一个诗人，不能只是倾诉琐碎的衷肠和碎片化的思想颗粒，更不是耽于一己的无病呻吟和一味的忧伤怨愤，而应该对现实发声。长期的西部腹地生活让他明白，诗歌不仅是一面照见个体心灵的镜子，更应该是一个族群艰难生存的鉴照。

陈亮有一个“农民诗人”的称号。他的诗，没有像叫卖土特产一样掉入僵化了的乡村景观及人事物象的简单描摹或复制，他自觉拒绝浮光掠影的风雅做派，摒弃不切实际的涂脂抹粉的虚假自恋，而是以现代意识烛照故土，在过去的忆念与现实的真相之间，挖掘地理诗学的内在。他的诗既有传统视角的容留度，又不乏生存现状衍生的现代性观照。就语言层面的表现而言，他身上已经看不到一个农人的表达局限，他有着平行于当代诗人的艺术自觉和阐发美的能力。诗歌助力他建构精神人格和塑造向上品质，打通地域隔膜，落实心灵密码的诗化图景，进一步推动了诗意的拓展。

在归乡的路途中，根性突出的诗人慕白，他在诗歌中追求着精神的本我。他的写作似乎处在一种变化之中，早期长于故乡抒写，抒情是他最为拿手的方式，为此塑造了“包山底”这个情感形象，这类分行几乎承载了他的地方性认知的全部。某种意义上，他所写不是“返乡”，而是“守土”，这给予了他无尽的精神底气，是他“匪”得起来的资本。一方面，出于“爱”的初衷，他打量故乡的眼里充满深情的泪水，心中盈动的是绵绵的温暖与慰藉，以及抒怀的冲动；另一方面，是对深藏灵魂深处的疼痛的盘诘、追问，和对困囿的突围。“他一直行走，不肯停下来，随性而往，随意而归；他遵从于现实，又充满揶揄捉弄；他崇敬历史和古人，又带着异样的眼光去审视和打量；他保留改不掉的乡音，却驰骋着自由的心智……”（10）近年来，他的诗逐步由“乡情”的现实转向“生活”的现实，朝向更宽大，语言更结实，意蕴上更体现了“行走”的自由自在。

“院子的门一直敞开着”的黄沙子，生于1970年，他的诗歌有着与年龄相称的老练与丰赡。一种阔大的包容立场，让他的写作展现出“勘破生死的迷障”，同时又对天地万物的运行法则保持敬畏。有时，生活将他坚硬的心融化；有时，生活又被他迁出一块坚硬的遗址，让废墟的生机不至于被时间的洪荒摧毁，他敞开院门，从宁静中找到自我的本相。黄沙子的诗歌题材广泛，诗评家魏天无说：“黄沙子的诗因其无法分类而自成一类。他的特点不在他写什么，在于无论他写什么，都会以他和缓的、和煦的、和畅的，无喜亦无悲的语调，让我们安静下来，仿佛那其中有个水印的‘静’字浮现在大脑神经的视屏上。”（11）他的诗歌写作很好地验证了“向上之路即是向下之路”。

虎嗅蔷薇的深切抵达

当文本观察的思路自动导向虎嗅蔷薇的气息时，我脑海中闪电般出现智利现代女诗人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的成名作《三棵树》的结尾：“我愿与它们厮守在一起/用心房接受柔软的树脂”。可以十分肯定的是，在“70后”诗歌拒绝“熔断”的坚韧里女诗人表现抢眼。无论是生命体验、精妙想象、内心经验，还是作为代际诗歌对文化诗学的探索与实践，她们展现了真切的活力和深切的爱恋，我仿佛看到了作为诗人的“她们”与作为诗歌的“它们”厮守在一起的不离不弃、如醉如痴。

诗人陈先发说：“身为歌者的何冰凌，其诗歌语言充溢着智性之光，往往又包含某种在女性诗人中并不多见的决绝意味；呈现一个平凡生命的虚无感，并注入对这种虚无的对抗，也是何冰凌诗歌的隐在线索，在这条线上，她捕获了一个好诗人应有的某种复杂性。”（12）我在对何冰凌诗歌的阅读中发现，她早期的写作表现出文本实验的勇气，擅长在探索中找寻幽暗的微光，在经由岁月的磨洗之后，她的诗风渐渐稳定下来，不再沉醉于女性化的一意孤行，展现出走向自信开阔的写作态势。她耽于理想的先念转化在诗歌上，是心灵现实的无所不在和诗学观照的深邃广远。

“厌倦了悲伤”，却又不能不“悲伤”，这种悖论的情感扭结状态成为桑眉诗歌的一重异境。挚友雨橡不止一次对我说“桑眉的诗很不错”。她的诗篇所塑造的是人，更是浮光掠影主导的当下，一个悠然的时代灵魂被透过尘埃的光照亮。这光穿透虚妄漫漶的雾霾，干净、从容、轻盈、美雅，如诗人喜欢的“国画中的留白”，动人而节制，当下又古典。为了不让“时间的漏斗无情筛去生命中那些温润珠玉”，不让“时间暗藏的橡皮悄然擦去生命中那些温暖线索”，桑眉写下了被情感浸润、诗思忧戚的文字。在对世事的冷静介入中把握解析命运的秘密，她的柔情与悲悯，洞见世事又在生命豁口敲击着生存的火花，对白一样的个性化语境，在幽微的探知和更个人化的层面，小心翼翼地经营着克制的诗意和书写灵魂的密码，并在阐释“生命奥义”的痴迷中接受精神和鸣。

桑子是“70后”诗人中的“后来者”。她其实是一个专注度极高的诗人。她心无旁骛地躲在属于自己的精神阁楼里，写着远离小令轻柔的现代诗歌。在我看来，她的诗与韦庄的“画船听雨眠”的江南景致不是一个画风，更与小清新的自我复制、批量生产格格不入，多少有些暌违吴侬软语的江南印象，消解了人们把地方性知识作为诗系坐标的指认，意象丰饶密致，语言灵动博雅，视野宽阔，认知深切，情感热烈，旋律奔放，诗风飘逸，心思婉丽。她更在意从深广度的探知上去接近历史回望中的江南，因此诗的质地颇具爆发力。“她的诗歌无论是在自我抒发还是在向外打开的时候都具有周正之气。也就是说她语句中的锋芒和一个个小小的但足以令人惊悸阵痛的芒刺是通过平静、屏息和自抑性完成的。”（13）她为江南的宏阔语境及其多汁的精神内蕴提供了新的书写参照。

相比那些失魂落魄的强说愁或小感觉的过场秀，杨方是一个有故乡气息的诗人，她的诗始终不失温润的色泽，情感含蓄委婉，表达细腻疏朗，字里行间隐隐透出让人回味的联想，因了生活历练，她的诗有超越性别的豪气抒发，题材时空跨度大，写作视野深广，语意醇酽安谧，情愫圣洁庄严。她笔下的地理，就是她心灵道场的重合，那些因行走而发生的情感变现，落在纸上，作为文字的骨骸，沾满时间的灰烬。于是，故乡或乡愁，成了看得见的文化记忆，她面冷心热，灵魂里始终保有大地情深的执念，这些纯粹的东西，神启一样牵念她忠诚于生命皈依的指向。“每个人身体里的泥沙都比黄河沉重/堆积起来就是一座白塔山/可以种植紫荆树，五月开花，十月纷飞/就像这个下午，过了黄河，我就可以登上山顶”（《过黄河》）。她慕求的，是登临理想高度和生活唯美的自足。

张映姝是以她的“西域花事”的写作引起了我的关注。这种从情调到情境的志趣转换，一定有着过滤尘世喧嚣的勇气和指向心灵一隅的静思，其所产生的诗意可能超出了一般意义的诗写常态与常理。而经由“花事”营建的诗歌自信，表现在更宽广的植物写作上，张映姝无疑已经找到了一把共生诗学的钥匙：植物生命与草木精神。在“安静写作”被当作遮羞布的今天，她打开了一种真正的“安静写作”的场域，并自得于升华的妙趣与意味。她的“静雅实践”具有体系化倾向，一个诗人不遗余力建构幽微而光亮的事物，并把“诗性”放到“首位战略”的高度，这在当下并不多见。她旁逸斜出地宕开一笔，机智而诗性，能带给读者诗意的启发。

生于1979年的敬丹樱是这个选本里名副其实的“小迷妹”，其诗用意洗练，表象澄澈，诗思灵动，富有节奏感。形式上，她的诗更像是对唐诗宋词元曲的综合性改良，一种基于传统的实证主义勾勒，最大化地打开了她的观察视野，那些大地上的事物，静态也好，动态也罢，皆逸不出她瞬间的“一念”。我惊异于她能在瞬间的念头里把对事物的认识厘清并视觉化，其心思敏感得一如贴地飘飞的落英，连气味都有尖锐感。难能可贵的是，敬丹樱在自己的诗里留下了她的童真和率性。尽管作为“70后”，已然经历了诸多生活旧迹，时不时会冒出一些疼痛的书写和迷茫的疑惑，但是，很快，她又能回到自己偏好的自然的恩义与生活的烟尘之中，做一个实在、平凡、没有形式的自己。

墨西哥诗人帕斯曾说过，诗歌创造是以对语言施加暴力为开端的，这像是对玉上烟诗歌的冥冥中的回应。她是从一系列“器官之诗”闯入大众视野的，这个看似很小资的女诗人用她独特的“恨”与“狠”，证明了自己的追求，她在诸多诗作中凸显的反差与悖谬强烈而下沉，她的决绝，以及毫不掩饰的情绪化，如同激烈的对垒和争辩的场面。在我看来，玉上烟的诗歌，兼具极致、绝对、真心、美感和力度，其诗情感奔放，精神自由，表达任性，意境宽阔。在改回本名颜梅玖之后，其诗作降调明显，洞彻世道的敏感，驾驭细节的感觉，探测人性的细腻，都表现出转型的渴求。

邵悦的诗充满正能量的阳光，呈现出行业特征的气象。她以一双好奇的眼睛，寻觅着世间值得命名的事物，始终以鲜明意象，呈现时代性；以真实情感，突出人民性；以大国情怀，彰显主体性，并把这些当作自己的诗写指导。她的诗温暖明亮，从不见美学上的游离，执着而坚韧，开放而阔达。她的诗，时代特征明显，诗歌何用，诗人何为，一直是她诗歌的主要命题，她一直怀揣着向新时代交出满意答卷的使命感进入诗歌现场，用一己之力抒写精神的强音。她的诗，能够让语言与内容处在一个维度上，意蕴也无繁杂的节外生枝，单纯而美好，热烈而从容，语言明快，舒展着主旋律的韵脚，读来深受鼓舞。

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70后”诗人在中国诗坛崭露头角以来，已有30年。30年，如一个人的三十而立，“70后”诗人在汉语诗歌现场的开疆拓土有目共睹，他们的壮大发展已显而易见，因为在这份抽样之外，能够进入文本观察视野的还有几百人。不过正如一块耕地的收成，一笔投入的产出，一股力量的强音，在现实层面，这一代际的诗人能有多少高光熠熠的亮点？达到了什么样的文本高度？文学性的作为如何？我想不管在诗歌内部还是诗歌圈外，其实答案已不言自明。如今看来，这一代际的诗人已真正步入考验期，其中具有大视野大诗学大体系大格局的，开一代诗风的，有标志性的，在高度原创领域经得起时间淘洗的，坐得冷板凳敢于执着地泣血而歌的……还需要给期待以耐心。在人类历史上，诗人的社会角色总是被普罗大众赋予先知、号角、预言家、启明星的超凡意义，既有作为个体的“炼金术士”的希冀，成为兰波所说的诗人是神秘通灵者的企予；更有在文化分野一泻滔滔的时势之下，在文学边缘化的后工业文明浪潮中，担负崇高的社会使命，在广阔的时代背景里为“70后”诗歌历史合法性争得一席之地的职责所在。“70后”诗人，在代表自己的同时也代表着新时代祈盼下的“诗人形象”，而非狭隘的自我满足，这需要警惕，更需要热心。从“个人化”的泥沼拔脚上岸，向自我关联的世界发出诗意邀请，这一目标已摆在“70后”诗人案头。

2019年12月9日，部分文学期刊主编、诗人、评论家在南京的“新世纪新时代诗歌”研讨会上，围绕“立足新时代，当代诗歌应当如何生长”的话题进行交流，已故诗人艾青在抗战初期提出的“诗人须以最大的宽度献身给时代，以自己诚挚的心沉浸在万众的悲欢、憎爱和愿望当中”，重被与会者提及并热烈讨论。毫无疑问，这“诗歌肩负”作为使命，属于每一个“70后”诗人。蒙田说：“对于每个人，世界上最重大的事情，就是要变成他自己的主人翁。”（14）在当代汉语诗歌的发展史上，广大“70后”诗人，只有代表了自己，才能代表更多，才能夯实拒绝“熔断”的底气。无论目前还是将来，“70后”诗歌都亟待涌现跳出“小感觉”走向“大气象”的作品，急需塑造代际的诗意形象和建构宏博的语境。如以21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为参照背景，更期盼“70后”诗人敢为人先，既要向“60后”为主力的“第三代”或“中间代”诗人学习，也要向蜂拥而来的“80后”及更后的新生力量借鉴；既能下涉现实的深水，又可登攀精神的昆仑，拥有民族与家国的胸怀与气度。

基于这样的思考，我想以瓦尔特·惠特曼的《自己之歌》的开篇收尾，希望借此作为这个评论的副歌——

我赞美我自己，歌唱我自己，

我所讲的一切，将对你们也一样适合，

因为属于我的每一个原子，也同样属于你。

2020年5月20日

注释：

（1）转引自许旸：《70后作家已成长为文坛中坚》，《文汇报》2017年8月17日。

（2）韩东：《韩东读诗·沈浩波的诗》，《青春》2019年第3期。

（3）〔德〕恩斯特·卡西尔：《论人》，第129页，刘述先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4）朱零：《朱零编诗》，第255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

（5）〔韩〕朴明爱：《微尘蛰伏，水墨无边》，第2页，沈阳，沈阳出版社，2015。

（6）胡桑：《隔渊望着人们》，第151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

（7）李云：《〈头条诗人〉主编荐语》，《诗歌月刊》2020年第4期。

（8）高建平、丁国旗：《后现代与文化研究》，第36页，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4。

（9）〔英〕哈罗德·品特：《艺术、真相与政治——诺贝尔文学奖受奖词》，转引自微信公众号“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前沿”，2017年4月21日。

（10）孙晓娅：《彼岸与还乡——行走视野中的包山底》，《名作欣赏》2015年第9期。

（11）魏天无：《一个人慢慢变老也是好的》，《文学教育》2015年第2期。

（12）转引自何冰凌：《春风来信》，第2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

（13）霍俊明：《她身上携带江南也携带猛虎》，《作家》2016年第1期。

（14）转引自〔德〕恩斯特·卡西尔：《论人》，第3页，刘述先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