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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学的兴起与人类对环境危机的反思密切相关，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导致的生态失衡，已成为影响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问题。这促使人类反思自己的生存发展方式，并对人与自然关系做出调整，由此开启了人类的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学作为一种明确的写作形态,在中国大陆出现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取得了诸多成就。但是，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目前的一些生态文学创作还存在概念化、简单化和审美品质弱化等问题。针对生态小说创作中的不足，进行具有开拓性、前瞻性的建构，对于当下生态小说研究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一、生态文学的概念内涵及基本特征

生态文学诞生于现代工业文明造成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危机的历史背景下，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描写，深入探寻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以树立生态整体观为价值目标，以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理想的独特审美形态。“生态整体利益价值观”是生态文学的思想之魂。作为新型价值观，“生态整体观”深刻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理解和认知，成为蓬勃兴起的生态文学思想之魂，生态文学开阔的审美空间和思想活力也多源于此。真正的生态文学不夸大任何物种和个人的作用，它要探究“生态结构”所蕴含的奥秘和智慧，警示人类在自然面前既要进取更应懂得顺应，同时还不能放弃维护、优化生态圈的主体性使命。至于人类克制和能动的界限何在、个人价值与群体价值无法统一时如何抉择，这是生态文学目前正在积极探讨的、最富价值和生命力的重要问题。

现代意义上的生态文学具有鲜明的历史性、反思性和批判性特征，相对而言，人类早期对天地万物、自然神灵、原始图腾的崇拜,上古神话传说以及诗词歌赋等文学艺术形态中蕴含的生态思想，都还只是一种朴素的生态意识，具有感性、偶发性和局限性等特征。而现代生态意识是在现代生态科学逐渐发展以及现代环境问题渐趋显现过程中出现的，具有明显的理性、自觉性和整体性特征，它使文学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叙事范式与艺术形式，成为生态文学创作的先决条件。以现代生态意识为出发点的生态文学致力于改善人与自然不断恶化的紧张关系，反思并批判造成生态危机的文化根源，从而形成了反思性、批判性的思想特征。生态文学正是这种反思现代化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审视中，发现现代工业社会的价值观局限和发展模式偏向，对日益滋长的欲望动力、科技崇拜、经济理性和消费主义做出深刻反省和批判，探寻人类可永续发展的动力和源泉。

二、新世纪中国生态小说的叙事维度

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生态资源承载力面临严峻挑战。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虽然取得巨大发展，但也付出了沉重的资源环境代价。西方工业国家几百年来遭遇的环境问题在世纪之交的中国集中显现，生态危机所引发的持续关注和深入思考，有力地推动了新世纪中国生态文学的创作与发展。在融汇中西生态思想智慧的基础上，围绕人与自然关系形成不同以往的几个叙事维度。

第一，揭示生态危机及其社会文化根源、富有现实关怀和批判色彩的“反思批判叙事”。现代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进程，良性的现代化力量带来美好生活，但现代化进程中的负面力量却往往带来痛苦。张炜的《刺猬歌》对现代化负面力量进行深刻反思，揭示现代人如何一步步破坏自己赖以生存的美丽家园；阿来的《三只虫草》、《蘑菇圈》、《河上柏影》等作品，表现了现代消费社会对边疆物产（如虫草、松茸、柏树等）的灭绝性开采；杜光辉的《哦，我的可可西里》写了青藏高原的可可西里被开发后遭受灭顶之灾的残酷现实；贾平凹的《怀念狼》描述商州最后十五只狼在被列为环保对象后仍惨遭灭绝的过程。这些生态小说具有相似的叙事逻辑：以生态危机揭示人类的自然观扭曲和私欲膨胀，以此批判现代功利主义和物质消费欲望。

第二，探寻人与自然和谐共荣的生态智慧，表达诗意栖居的生态理想叙事。阿来聚焦川坝藏区高原生活的“机村史诗系列”，迟子建追溯东北林地原始游猎文化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姜戎回忆知青插队额仑草原的《狼图腾》，红柯展开西域生命神性述说的《哈纳斯湖》等作品，共同创造了多姿多彩的边地原生态文化景观。“边地”意味着远离城市与现代工业文明，是万千物种保持勃勃生机的原生态沃土，是展示朴野之美和生态和谐的诗意空间。在这些作品中，自然不是人类认识和改造的对象，也不仅仅是如诗如画的风物景观，而是人类栖息之所和生命本源，人与天地万物都是自然所赐，共同构成整体性存在。“边地系列”小说对和谐生态图景的构建过程，也是为自然复魅的审美过程，即恢复大自然的神奇性、神圣性和神秘性，承认大自然是人类养育者。

第三，尊重生命，追求人与自然共同进化的生命伦理叙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胞物与”观念是产生于古代社会的朴素生命伦理，其中包含着祛除生命等级意识、善待一切生灵的思想。现代生命伦理则是在人类逐步控制自然后，主动调整自己与自然关系的道德进化，它以生命共同体的永续生存为道德判断尺度，带来了重视人、动物、荒野等多种类共存的文学叙事。贾平凹的《怀念狼》、郭雪波的《狼孩》、姜戎的《狼图腾》、杨志军的《藏獒》、郭雪波的《银狐》、赵剑平的《困豹》、李克威的《中国虎》、京夫的《鹿鸣》、方敏的《熊猫史诗》、胡冬林的《野猪王》等作品，都渗透着现代生命伦理。这些作品以动物家族的生死存亡、人与动物共存共荣为叙事中心，反映动物的生存危机，反观人类世界的生存镜像，批判人性堕落的精神危机，探求更加完善的生命伦理和更具价值的生命意义。

三、新世纪中国生态小说的思想文化资源

新世纪中国生态小说表现出的现代生态意识，不仅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联系紧密，且与古今中外生态文学思想密切相关。西方古希腊神话、自然写作、生态文学中的生态思想，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文化观念，都是新世纪中国生态文学创作的重要资源。

西方有关人类起源的神话传达一个共同信息：一切都是有生命的，人与自然万物密不可分。中世纪宗教哲学充满神学色彩，基督教文化虽取代多神教和万物有灵论占据主导地位，但对人与天地万物关系的认识还停留于古代生态观。从18世纪开始，反思工业文明价值观及人类现代化生存方式、向自然赎罪的文学艺术逐渐出现。吉尔伯特、华兹华斯、梭罗、杰克•伦敦等作家，以浪漫主义方式歌咏自然并表达对自然的迷恋。蕾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被誉为“改变了历史进程”、“扭转了人类思想的方向”，是西方现代生态文学的滥觞。此后半个世纪，欧美生态文学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出现了一些享誉世界的作品，西方文学中的生态智慧，理所当然是新世纪中国生态文学创作的重要精神资源。

中国传统文化中倡导的“天人合一”、“物我一体”、“民胞物与”等观念，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概念，体现了中国古人对世界的基本态度，是对主客浑一、物我一体等和谐自然观的高度概括提炼。《周易》称：“天、地、人，三才之道”；道家尊崇天人一体，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认为天地人都统一于道，人如果能顺乎道，就能无为而无不为，达到“复归于婴儿”的澄明境界；庄子继承并发展老子的思想，提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孔子认为天是统治一切的主宰，所谓“君子三畏”，即含有“对自然之天的适度敬畏”；汉代董仲舒明确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至宋代，张载在“天人合一”命题的基础上发展出“民胞物与”的生命共同体思想。此外，佛教思想中也蕴含天人一体、万物平等的生态智慧，在此基础上引申出戒杀生、戒淫盗等若干戒律。天人合一的观念使中国古典文学的许多作品都注重对自然的和谐审美，一方面抒发亲近自然、视自然为人生归宿的热烈赞美，另一方面也对违背自然规律、破坏自然天性的行为予以批判。庄子以“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庄子•外篇•知北游》）形容大自然的壮美微妙；魏晋时期，已出现把自然作为独立表现对象的山水田园诗。陶渊明的“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等诗句，表现出中国传统文人把自然趣味与高洁人格相融合的艺术追求。古人也强烈反对违背自然规律的“暴殄天物”、“网张四面”、“涸泽而渔”等取用无度行为，批判“发系蜻蜓”、“线绑螃蟹”、“盆鱼笼鸟”等“屈物之性以适吾性”的畸形趣味（郑板桥《潍县署中与舍弟墨第二书》）。由此可见，“天人合一”观念一直深刻影响着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

新世纪中国生态小说受到西方生态文学影响，但其走向独创性建构却依赖深厚的本土文化文学资源。“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在那些富有建构性的作品中得以延续传承，成为文化叙事的支点，决定文本的价值取向和形象特征，并在生态文化愿景书写中发挥结构性功能，在总体风貌上亦呈现出民族化审美特征。那些蕴含朴素生态意识的远古神话、民间故事及宗教传说等叙事资源，带着灵动传奇的色彩重新回到文学视野中。这些作品祛除了古代人类被动依附自然、把自然视为神明的盲目崇拜心理，站在现代生态立场上，呈现宇宙、地球、自然万物的生命奥秘和审美价值，引导现代人重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

四、新世纪以来生态小说存在的问题

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生态小说，吸收中西生态文化资源，借助传统文化资源逐步确立民族化审美风格，涌现出一批具有较高艺术价值、极富社会影响力的作品，同时也暴露出一些思想和艺术上的局限，部分创作存在的观念认识偏颇、艺术粗糙等问题，影响了生态文学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生态小说在1980年代起步阶段更多的受到西方生态理论的影响，在后来发展过程中，西化的生态思维一直或隐或显的存在，典型的莫过于把生态和谐与现代化进程简单对立起来，在批判功利主义现代化的叙事中进行生态文化启蒙，在创作中表现为欲望批判、科技批判、机械批判以及赞美前现代生活的模式化叙事。从20世纪80年代徐刚的《伐木者，醒来！》、沙青的《北京失去平衡》、阿城的《树王》，到20世纪90年代陈桂棣的《淮河的警告》、哲夫的《天猎》、郭雪波的《沙葬》，再到新世纪以来杜光辉的《哦，我的可可西里》、张炜的《刺猬歌》、阿来的《河上柏影》等作品中，都可以看到现代西方生态观念影响下的思维惯性和模式化叙事痕迹。这类文学创作所表现出来的重要问题在于，把功利主义的现代化（包括工业化、城市化等维度）视为万恶之源，难免把生态小说引向单一的道德伦理批判，生活的丰富性和生态问题的复杂性表现不够，中国生态问题的具体性和解决方式等重要问题更是难以触及。中国生态文学亟需克服初期观念移植、模仿等问题，结合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独特性和现实问题进行中国化的生态创作，为生态文学创作铸造思想和灵魂。

新世纪生态小说创作的第二个局限是对生态整体论理解的简单化倾向。生态整体论反对人类中心论，但它并不是要为人与自然重新排序并采取反向的自然中心主义，其“基本前提就是非中心化,它的核心特征是对整体及其整体内部联系的强调，绝不是把整体内部的某一个部分看作是整体的中心”。以此检视中国的生态文学创作，显然还存在着对生态整体论删繁就简的片面化理解，大量作品在把生态危机归咎于人类功利主义发展观认识基础上，又陷入了自然中心主义的思想泥淖，很多以表现动物生存悲剧或者动物高贵精神品性为主旨的创作，极力彰显原始自然性而否定人的文化追求和主体能动性意义，造成生态创作中人物形象塑造空洞化、脸谱化和生态情感的迷茫。生态文学创作还是要细细咀嚼生态整体论哲学思想精髓，充分认识到人与地球建立可持续性关系离不开人的能动性发挥和积极建设的实践探索。以辩证态度正视现实、克服矛盾，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伦理叙事，使生态文学走出价值和情感的迷茫。

新世纪中国生态小说创作的第三个突出问题是审美性弱化，一些作家重视“生态学”的思想启蒙，聚焦生态危机真相和寻求解决办法，但是忽略对生态观念的艺术转化，表现出同质化、模式化、概念化的艺术瑕疵。近年来动物题材小说集中出现了“最后一个”的挽歌式书写，折射出作家对素材调动的不足和艺术创新的欠缺。同一作家专注于固定题材的“反刍式创作”，也说明生态文学亟待摆脱僵化生态思维。正如研究者所言：“真正的生态文学，它所有有关生态的思维理念都被充分地情感化、形象化了的，因而它的生态叙事既是生态的，更是审美的，具备文学作为人学应有的情感和美感、温暖和魅力。”

五、中国生态小说的建构性思考

在生态思想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生态文明建设在世界范围逐渐成为社会共识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生态小说的发展必然面临思想和艺术方面整体性提升和综合创新的重要问题。换言之，生态小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实现历史跨越并在世界生态文学领域发挥重要影响力，就必须站在时代制高点上，克服创作初期的诸多思想和艺术局限，坚定中华文化自信，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把富有深广哲学内涵的“生命共同体”理念作为坚实的思想根基，描画充满中国民族风范和世界开放特征的生态文学画卷。

首先，应该深入开拓生命共同体理念的实践性叙事空间。当前我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生态文明建设的规模和力度前所未有。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过一条先发展、后治理的道路，即环境负荷达到顶点，经济发展面临着“环境高山”时才开始大规模生态治理。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不再走翻过“环境高山”的老路，而是探索一条从半山腰开辟隧道穿过去的新路。这场深刻的生态变革不可能一蹴而就，这也恰恰是生态文学展开中国立场、中国问题和中国故事的重要叙事空间。相信在未来的生态小说创作中，富有民族特色的生态探索故事将会有更加开阔的格局和思想境界，以富有建设性和开创性的想象与伟大的生态文明实践相得益彰。

其次，应该在生命共同体理念的伦理维度上进行持续性叙事探索，推动浑融的“生命伦理”观念在现实世界落地生根。中国文学中的生命伦理思考源远流长，当代的生态文学创作包涵这种生命伦理自觉，但是如果它还是止步于传统“亲和万物”“各得其宜”的道德境界，依然难以打开更广阔的叙事空间，难以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价值的思想动能。我们应注意到生态危机中包涵的人类内部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社会公正、不同国家民族之间发展程度区别造成的生态灾难转移等问题，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寻求环境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

再次，中国生态文学创作还需要唤醒生态审美自觉，积极寻求与生态文明社会图景相适应的诗性表达，重建以生命共同体理念为核心的生态文明修辞系统。它必然表现出包容性和超越性的文化艺术特征，也必然彰显出中国传统文化智慧和审美元素的当代性转化。中国作家应该以文明转型的自觉，积极探索与生态文明社会相适应的生态审美修辞，为人类讲述瑰丽的中国生态故事，展示中国文学之美。我们期待这一理想文学形态在世界文学舞台上展现出独特的“中国魅力”，为人类提供生存发展和诗意栖居的美丽艺术世界。

（本文与丁琪合作。原刊于《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全文约22000字。收录于王光东《新世纪文学评论集》。此处为精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