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周晓（儿童文学评论家） 冯与蓝（青年作家）

有人说，人的童年比一生更长。它是初啼之后对全新世界的打量和探索，是由未知向求知和已知的迈进。我们所有的经验都依附和刷新于童年，并在每一次回望和反刍中汲取着朝着更大未知出发的勇气。

我们能给中国孩子一个怎样的童年？百年以来，这个问题在一代代儿童文学作家、研究者心中不断回响、激荡，塑造出一部部流传至今的佳作名篇。那些从爷爷小时就讲起的故事，于代代传承中愈发强健，在今天的孩子心里生出更为鲜活的生命力——我们期待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更多此种故事的诞生和承袭。

在“世界读书日”即将到来之时，我们推出中国童年专刊，以期构建儿童文学作家、研究者和读者之间的交流渠道。从创作思考、批评把脉，到业界观澜、作品赏析，以不同角度和维度，深入探析儿童文学的褶皱和纹理，并以此拼接属于中国童年的文学地图。

“我想尽己所能，为儿童文学的突破与创新呐喊一番”

周晓

冯与蓝：周老师，您是我们中国儿童文学界知名的评论家，您的理论批评对国内新时期儿童文学发展起到了推动与促进的作用。我对您和许多前辈并肩耕耘过的1980年代充满好奇，想听您聊聊往昔。

周晓：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21岁的时候，进入新文艺出版社，也就是后来的上海文艺出版社。1975年，我被分配到少年儿童出版社，对于在忧患时接纳我的儿童文学界，我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所以后来，我辞谢了让我“归队”的建议，留在了少年儿童出版社。1979年初夏，少年儿童出版社筹备新时期第一个全国性的儿童文学座谈会。社长陈向明同志率领施雁冰和我一起赴京拜访茅盾、冰心和严文井先生。旅途中，陈社长和我有过多次倾谈，她恳切地说：“儿童文学理论批评人才太少太少了，我希望你把后半辈子贡献给儿童文学。”这次关键性的恳谈，促使我下决心走上儿童文学之路，当时我已46岁。

冯与蓝：我记得您在回忆文章里说，在您一生中“最值得珍视的就是：进入儿童文学界的，是一个一扫以往萎靡之态的新生的我”。我想，当时人到中年的您，走上儿童文学之路的时候，洋溢的是属于少年的精神姿态。

周晓：在这人生转折时期，给予我后半生以无限的生机和活力的，应该说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很难描述当时内心的喜悦、鼓舞和启悟，整个精神状态焕然一新。当时的我，对于儿童文学，是一个“半路出家”的人，因此我边工作边加紧学习。当时少年儿童出版社编选多卷本三十年儿童文学选集，召开全国性儿童文学创作座谈会，创办新刊物等工作，我都参与其事，这些工作使我概括性地了解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情况。为了探索三十多年来儿童文学创作曲折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几年时间里，我就儿童文学的历史和创作现状写了近二十篇评论。我想尽己所能，为儿童文学的突破与创新呐喊一番。

“传统和创新始终是并存着的”

冯与蓝：说到儿童文学的突破与创新，我记得您在1980年的一篇文章中说：“不寻求突破与创新，我们的儿童文学就很难赶上成人文学迅猛发展的潮头，也绝不可能达到茅盾同志所期望的那样，在世界儿童文学中占一席之地。”这样的言论在当时一定是开风气之先，引领了儿童文学创作的潮流，在四十年后的当下来看也毫不过时，依然让我备受鼓舞。2010年开始创作儿童文学起，我有时会在“创新”和“传统”的表达方式之间徘徊，担心过于求新求奇，会导致儿童无法理解。所以想请您跟我们聊聊在进行儿童文学的艺术创新时需要注意些什么。

周晓：1980年代中期，我曾在少年儿童出版社和贵州人民出版社于贵阳花溪联合召开的全国儿童文学创作座谈会上，进行了题为《儿童小说的创新与探索》的发言（后收录进《我与新时期儿童文学》）。我认为，传统和创新始终是并存着的，在共同的发展中相互渗透、互相影响。举个例子来说，在具体的艺术表现手法上，比如情节性和情节淡化的两种形式，儿童小说和成人小说情况恐怕是有所不同的。由于儿童心理的特点，假定性在他们心理上占重要地位，因此重情节的儿童小说势必占主导地位，而重情绪、轻情节的小说，读者群倾向于高年龄段的少年读者，特别是一些“文艺细胞”比较发达的初中学生所接受。此外，进行创新的探索，注意当代文学新手法的吸取，需要和儿童文学特点相结合。我们不能无视儿童文学的读者对象是少年和儿童。儿童文学特点是文学的这个独立分支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有它的传统性；对创新有帮助的传统中的有益部分是应该继承的，而不应轻易地作为过时的东西抛弃。

冯与蓝

冯与蓝：读周老师的文论，时常给我酣畅淋漓的感受，许多在三十多年前熠熠生辉的金玉之言如今看来依然闪闪发亮。不知周老师能否为我们这些青年创作者提点建议呢？

周晓：我在一次题为《儿童文学创作发展途径之我见》的发言（后收录进《我与新时期儿童文学》）中提到过，儿童文学作家对于儿童文学功能的理解要开放，儿童文学不应只是作为教育工具，更需要努力创作出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概括生活的作品。对时代、对生活的审美反映，是文学的根本特征，也是儿童文学的特征。我认为强调提高儿童文学的文学素质，是发展儿童文学创作的途径之一。所谓文学素质，照我的理解，并非仅仅指作家们的文艺素养，还包括深入地认识和感受生活，以及艺术地概括和表现生活这两方面的能力。当我们的作家面向生活，感情充沛地去认识和感受生活，取材的天地就会开阔起来，作品所再现的现实就会显得丰富和真实。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新民晚报》上读到任溶溶先生翻译的瑞典作家林格伦的《长袜子皮皮》的连载，我觉得这部作品对于当时的儿童小说创作路子的扩大可以有所启发。这套书在瑞典的第一部出版于40年代，曾经引起轩然大波，但现在皮皮已经成为瑞典家喻户晓、老少皆知的艺术形象。总而言之，我希望青年作家们对思想和艺术都有所追求，能深入地认识和感受生活，创造性地在作品中再现生活，和小读者们真诚地沟通，同时大胆地去尝试和探索多种多样的艺术方法，为我们国家的儿童文学“百花园”增添更多的优秀作品。

“艺术上的成功，永远属于勇敢而坚韧的探索者”

冯与蓝：感谢周老师的提点，这些建议对我们来说都很珍贵。对了，周老师，说到儿童文学的优秀作品，就不得不提《儿童文学选刊》这本刊物。您曾长期主持这本被称为“中国儿童文学窗口”的刊物的编辑工作，对这本曾倾注了大量心血的刊物，您怀着十分深厚的情感。

周晓：我和这本刊物结缘是在1980年岁末。当时任大霖先生提议少年儿童出版社创办一份名为《儿童文学选刊》的新刊物，并向当时的社长陈向明和文艺编辑室主任施雁冰两位同志建议，由我担任责任编辑并负责筹备工作。我依稀感到，这将是一份在儿童文学界大有发挥余地的刊物，因此，对于这项工作，我是全身心投入的。听取了种种意见，经过充分研究后终于定下了以下原则：《儿童文学选刊》应该及时反映新时期儿童文学发展的面貌，主要供儿童文学工作者、写作者、爱好者阅读，同时兼顾少年读者的需要。选刊的主要工作在于选，这主要取决于选者以敏锐审视创作发展的眼光衡量作品，以及相应的艺术鉴赏力，同时，不讲情面也是我们选作品的一条重要原则，不会在取稿时有所照顾，宁可开罪于某些作者，也要对此始终信守不渝，这成为了编辑们的共识。我想，这是《儿童文学选刊》具有一定权威性的原因之一吧。

冯与蓝：我记得《儿童文学选刊》曾经在2012年9月号的“小说展台”栏目选载了我的两篇新小说，并约我写了一篇创作谈，给予了我莫大的支持，更坚定了我继续创作儿童文学的决心。这么多年来，一定有很多作家前辈的作品被《选刊》发现、选载、讨论，甚至争鸣，他们和我一样被鼓舞，被激励，然后在儿童文学这条路上长久地走下去吧？

周晓：在整个《儿童文学选刊》的工作中，编辑们在推崇中老作家佳作的同时，的确是给新人新作以更多的关注和扶持。我记得1980年代中后期，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的迅速发展带动了当代文学的发展，我们儿童文学创作也发生了新探索新变化，当时的中青年作家们在艺术上的新追求各有特色。比方说曹文轩和常新港的作品具有相当的力度，展现了属于少年的力与美；陈丹燕打开了少年心理王国之门的创作探索；秦文君着重于对少年朋友的体察、理解和情感交流；程玮的小说意境和氛围引人回味，诱发少年读者思考；梅子涵的作品重情绪和心理描写，给人诗意感受；彭懿的“狂想型”童话具有不断变化的特色，周锐的童话戏谑幽默，他们的童话作品受到小读者热烈欢迎；班马的小说《鱼幻》是儿童文学新潮派的代表作，引发了长时间的争鸣；张之路在儿童小说艺术上进行了创新，他的“幻想——荒诞”形式的小说采用了同时运用在艺术法则上彼此对立的写实与非写实的手段写作，洒脱而又得心应手……看到作家们以他们新的创新佳构，在艰难的路途上奋力开拓，推动儿童文学前进，这让我们感到无比振奋。我始终相信，艺术上的成功，永远属于勇敢而坚韧的探索者。

冯与蓝：您在回顾自己儿童文学的评论生涯时提到了关于1980年代文学热潮时的种种。我好奇的是，当您陷入论争，甚至面对“毁誉参半”的议论时，您是怎么想的？会有动摇吗？

周晓：我曾经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写过一些“人云亦云”的应景之作。“重生”之后，我耻于再作“钝刀子割肉半天不见血”的文章，也绝不主张“语不惊人死不休”，而是力求有自己鲜明的和一贯的观点。我衷心希望，批评和争鸣应在同一层面上，彼此针对论题切实地展开论述，不纠缠，不“上纲上线”，这样就很好。在此我特别要感谢任大霖先生，在我担任《选刊》责编期间，他给予了我莫大的支持。方卫平教授曾为我的第二本评论集《少年小说论评》写过一篇序，其中有段话是这么说的：“我想，只要人们对真理怀有共同的诚意，那么一切分歧和对立就都不会是毫无意义的，而彼此暴露的破绽或者不足，也就会得到平静、善意的理解和对待。”他说得太好了。

冯与蓝：我记得方卫平教授在为您著作代序的文中还写道：“回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很难想象，一个随波逐流的文学评论家能够创造历史。在那个时代，周晓先生以其高洁的批评品格，用他坚韧的专业意志力和献身精神，义无反顾地参与了那个时代的文学生活及其历史塑造进程。”他曾经描述过2011年6月在浙江师范大学为您举办的“思辨与品格”研讨会的盛况，上海儿童文学界有三十多位作家出席。作为晚辈，我非常遗憾自己没机会目睹前辈们口耳相传中那一场场“文学盛宴”，但在和您的对话中感受到了对文学艺术执着的信念和力量，非常感谢您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