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比·利希蒂希评《旅人》：新逻辑和旧秩序的争斗
在过去几年间，对二十世纪二十至五十年代的德语作家作品的关注迎来了一场非凡的复兴。在一波翻译热潮的推动下，这种文学的复苏将汉斯·法拉达（Hans Fallada）、恩斯特·哈夫纳（Ernst Haffner）、伊尔姆加德·库恩（Irmgard Keun）、沃尔夫冈·科伊彭（Wolfgang Koeppen）、海因茨·莱因（Heinz Rein）、约瑟夫·罗特（Joseph Roth）、史蒂芬·茨威格等人的作品呈现在一代新读者面前。
这些作家笔下的时代既狂热又可怕，充满了小资情调又洋溢着革命热情，既快马加鞭又闲庭信步，是现代性迈向脱轨那一刻的一幅快照。从整体上看，他们的作品展现了一个被那场战争深深创伤的社会——被怨恨填满，被仇恨诱惑——并为下一场战争寻找受害者，一个被拖入深渊，然后被迫面对废墟的社会。
现在，乌尔里希·亚历山大·博施威茨（Ulrich Alexander Boschwitz）加入了这群被重新发现与重新塑造的作家行列，这位作家如果没有被德军潜艇的鱼雷击中，可能会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那是1942年，博施威茨时年二十七岁。他正乘船从澳大利亚驶往英国，这是一段艰辛旅程的最后一部分，在这段旅程中这位年轻的犹太作家从他出生的柏林前往瑞典，然后是法国，再到英国，在那里他被作为“敌方外国人”关押，然后被运往澳大利亚的一个拘留营。
在他去世前，博施威茨用约翰·格兰尼的笔名写了两部小说：1937年的《与生活平行的人》，以瑞典文译本问世；1939年的《乘火车的人》，创作于“水晶之夜”后疯狂的一个月中，以英文译本问世。这两本书都没有产生多大影响，但博施威茨对后者寄予厚望，他对文字进行了大量的修改，并将修改稿寄给了他在英国的母亲。这份修改稿现已不存；而当博施威茨死于海难时，他携带的新手稿也没能留下来。
五年前，德国出版商彼得·格拉夫发现了《乘火车的人》的德文原稿，并为之深深着迷。在征得作者亲属的同意后，他部分参考博施威茨自己的笔记，对这部小说进行了修改，并将其以原名“Der Reisende”（《旅人》）在德国出版，而菲利普·博姆（Philip Boehm）的出色译本也已问世。
我们应对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心怀感激。《旅人》引人入胜地描绘了一个处于矛盾中的逃亡者，堪称一幅强有力的黑色电影画面般的肖像：在“水晶之夜”后恐怖的日日夜夜中，一个犹太人试图在众目睽睽之下藏身；对这个富有的柏林人来说，金钱已经成了一种负担，他被逼入绝境但没有身陷囹圄，他在移动时最安全，而在被迫驻足时最受威胁。这本紧迫而充满动力一路向前的书，时常悲喜交加，夹杂着荒诞风格的片刻和存在主义的猜测，希区柯克式和贝克特式的戏剧场面交替上演。它具有匆匆写成的小说的那种直截了当的特质。如果说原著是无序的，那么这个新版本则是凝练而节奏优美的。
奥托·西尔伯曼是个商人，从事废品拆卸与打捞业。他已经把自己的生意签给了他的雅利安人雇员贝克尔（现在正式成为他的“合伙人”），并且相信这个决定以及他的金融财富能够使他绝缘于社会风潮。但大屠杀已经开始了，西尔伯曼如今成为了“长着两条腿的脏话”。但比起他的存在，他仍然更关心他的财产，为此他派贝克尔去促成最后一笔商业买卖，然后赶回选帝侯大道来谈判他的公寓的出售事宜——价格低廉得如同勒索。当冲锋队抵达时，西尔伯曼从后楼梯逃了出来。
西尔伯曼不确定自己是否在逃亡中（“今天肯定是有些事情失控了”），他在柏林四处奔波，在高级餐馆吃饭，给妻子（并非犹太人）打电话。故事后面说明了她已经逃去她的哥哥，一个纳粹党员那里。西尔伯曼被赶出一家深受他喜爱的宾馆（伴以道歉），而在公共场合被熟人拥抱时他又深感忸怩不安。
西尔伯曼（小名斯坦因）“害怕（斯坦因的）犹太鼻子”。这将成为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就像博施威茨本人（一半犹太血统，从小是新教徒）那样，西尔伯曼已经被帝国犹太化了。从外表上看，他是一个雅利安人，而只要有半点机会，他就会和他的同族人划清界限。他后来在火车上曾抱怨说：“犹太人太多了。”在他想象中他对那些人说“如果不是因为你，他们就不会迫害我”，然后他又突然抓住自我，反思自己“很容易被一般舆论所感染”。
西尔伯曼从柏林出发，前往汉堡去找贝克尔，此人受他委托带走了一大笔钱。路上他和一个纳粹下了棋（并忍不住赢了），同时也继续享用美餐。但“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他的权利正在蒸发殆尽。贝克尔硬生生地把他撵了出来，虽然留给他的现金足以装满一个手提箱。“没有信仰的”贝克尔告诉他：“我是个正直的人。”西尔伯曼回到了他的残破的公寓，并打包收拾了一个大行李箱。
从这里开始，这本书的节奏进一步加快，我们处于两难中的主人公登上一班又一班火车，在全国范围内曲折行进，但不知道下一步该去哪里，他急于离开这个国家，但又无法离开，他不再是德国居民，而是“德意志帝国铁路”的人民。他遇到了纳粹、犹太人和共产党人，愤怒的人、恐惧的人和冷漠的人。他和女人调情，也并非一无所获。他总是有像样的酒喝。他弄伤了他的手指。他做出的决定是仓促的、迷狂的、失败主义的、不断被推翻的。博施威茨以极其真实的笔触描绘了一个被犹疑不决所撕裂的男人的肖像，以及当他的选择落空时，他以良好的教养表现出的惊慌失措。
在西尔伯曼一路拖着他的行李箱（装着帝国马克）的时候，他与之前的资产阶级生活之间的联系变得越来越沉重。书中有极其喜剧化但又高度紧张的一幕，描述他偷偷摸摸地试图拖着箱子越过比利时边境，而当他在自杀式的绝望中试图故意被捕，但人们了解到他曾在前一场大战中服役而将他释放的那一刻，悲剧转变成了闹剧。虽然西尔伯曼并不是英雄，但我们也会发现自己在他寻求安全的旅程上投入了巨大的同情。他所遭遇的危险之核心是他的平凡普通。
博施威茨特别擅长表现新逻辑和旧秩序之间的争斗。从某种意义上说，西尔伯曼并不抱幻想。他知道聪明的人早已逃之夭夭。而他也明白法西斯主义的冲动。他曾经想到，人们“前往证券交易所去体验一些情感。但如今公民的情感体验已经绰绰有余”。当贝克尔背叛他时，西尔伯曼睿智地诊断出了原因：他的商业伙伴只是“觉得有义务证明他与时俱进”。
同时，西尔伯曼也在努力理解自己的新现实。当他回到被翻了个底朝天的公寓后，他惊讶于并没有任何东西被偷。“这说不通啊。”难道动机是纯粹的恶意？“他们甚至不认识我。”就像他的手提箱一样，他的理性成了这个“疯了”的世界的累赘。他自我安慰可能是自己疯了，然后有些遗憾地得出了结论，他没有疯。
《旅人》是一颗重现世间的宝石。它既是一部令人满意的小说，又是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正如格拉夫在后记中所写，这可能是第一部关于“水晶之夜”及其影响的文学作品。通过奥托·西尔伯曼的眼睛，我们被推入了那个以政治与立法的手段实行的迫害转变为全方位的生存攻击的时刻，我们的主人公的迷茫蜕变为恐怖和反抗，他试图说服自己，情况一定会好转。“迟早他们会再次放过我们的……归根结底，事情并没有那么糟糕。无论如何，我还活着。”
（原文发表于2021年3月26日《华尔街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