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取向代表作者内心对善良和仁爱标准的预设高度。如果一个作家的思考范围非常狭窄，对于人性、道德、法律的认知都局限在本位的、闭锁的基点上，无论语言多么优美、结构多么考究，作品的价值都会因失重在理解层面上，形成漂浮着的文字泡沫。作品只有将情节链沿曲径通幽的脉络，直抵人性本真的善良与纯真，才能使创作的价值上升到厚重、高崇的位置，这需要作者具有积善、聚爱、达仁的心灵境界，在创作中以巨大、勃发向上的能量推动文字带着文明、文化的劲风前行。

有人会说，任何一部成功的作品都具有真善美的精神特质。不错，这是作品成功的基准线，如果立意或主题跌落到线下以至深渊，作品的价值就无从谈起。但是即便是上乘之作，其成功点位的选取是否一箭三雕，核心命题膨胀指数的大小，都有着很大的不同，这也就是成功之作也有高下之分的原因所在。

唐代诗人王昌龄的诗句，“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写出了戍边将士对国家的赤胆忠心，成为流传千古的绝唱。但是，在和平年代里的戍边，所包含的内容就非常复杂而多元。固然有军人对国土、对人民在尽忠职守，更有文化、文明的渗透与融合。简言之，用历史文化的感召力戍边，虽然不用枪、不用炮，但仍需要有承载、擎托的物质载体与理念、物象昭示。

拉祜族女作家李梦薇的《阳光无界》（辽宁少儿出版社出版）以长篇小说这种文学体裁，讲述了西南边陲多依河（中缅界河）两岸少年儿童及他们的父母互帮互助的故事，突出了“国有界，仁爱无疆”的主题，突显了“文学戍边”的重要意义。

作品以20世纪80年代为写作背景，以扎而这个13岁男孩的视角，铺陈开不同肤色的孩子、不同民族的成年人，发生在界河两岸、热带森林中的故事。语言氛围看似云淡风轻，但是所蕴含的却是人间大爱。

缅甸少女婉吉一家人与中方村寨、政府机关的交往故事，是那么的可歌可泣又感人至深。婉吉父亲在缅方战乱中受伤后由中方医治，当她的母亲因病失明时，婉吉越过界河来寻找父亲，扎而和他的长辈及中方政府官员给以热情的帮助和关爱，体现了人道主义至上、命运休戚与共的永恒主题。当婉吉的父亲故去，婉吉带着父亲的骨灰回到家中以后，扎而训练一头小象听令于他，能在界河两岸自由行走，给婉吉和母亲送去乡亲们筹集的药品和食物。当扎而看到小象给婉吉带去的补养被“小偷”夺走时，他义无反顾地越过界河帮她夺了回来，可当婉吉认出“小偷”是个穷孩子时，她却把食物送给了她……深夜静悄悄，“月色欲素愁不眠”的界河边，互相关爱的故事就那样自然而然地发生着，传递着爱、勇敢和信念。

针对两个孩子“越过界河”所涉及的仁爱与法治的冲突，作者高扬仁爱之旗，以艺术的笔法做了极为巧妙的处理，使法治被仁爱的光芒所普照，使惩戒焕发着道义的魅力。边疆小镇上拉祜族、爱伲族、傣族、汉族、缅族互帮互爱，唱出一曲命运休戚与共的颂歌。

在不久前由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主办的“李梦薇《阳光无界》作品研讨会”上，青年评论家刘秀娟从“文学戍边”的价值取向上，对作品进行了透彻的分析。刘秀娟说：“这部作品的写作地域从边疆跨越到了边境，很巧妙地进行了居民之间、多民族之间、两国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解读。人类命运共同体，实际上深植于新中国成立后处理与邻国关系的实践中。这部书恰恰说明这个理念具有边界居民生活交往的根基、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大同’观念的根基。这种扎根于边疆生活，再现20世纪80年代边界实况的创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了客观例证。值得注意的是，书中的孩子们有着强烈的国别意识、国家意识，从这一点上来看，本部作品对于评论界经常提到的少数民族文学的戍边作用发挥，体现得非常突出。”儿童文学以描写心灵阳光为创作主旋律，文学戍边以“爱心相切、真情无界”为主导意识。两者巧妙的结合，可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提供多点散射、多重频道的现实空间。

有分量的文学作品，故事背后总是潜藏着历史、哲学、风俗等多重文化元素。当时光进入21世纪，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得以快速发展，人们更加认识到了和平的重要性。我国不以武力相威胁的文化传统，在国际交往中产生的认同感越来越高。文化戍边、文学戍边在创造和平国际环境与良好周边关系上将发挥更加突出的作用。边疆地区的文学创作将“文学戍边”作为重要的价值取向，这种观点应得到广大作家的重视并付之于实践，这是社会主义新时代文学创作的重要任务，也是发挥文学作品影响力的路径创新。李梦薇的《阳光无界》在这方面的探索和创作，是值得肯定和鼓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