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群众作者、集体创作为独属于“当代”的文学生产方式不仅潜藏着一定时期内当代文艺的症候性问题，而且也成为传递当代文艺人民性的重要形式。1958年创办的党刊《红旗》在刊发群众作者的诗歌等作品上表现突出，同时，在集体创作与文艺体制的理论关系探讨上《红旗》也刊载了相关的文艺理论文章，因此，从当代文艺生产这一层面而言，《红旗》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具备了“文艺《红旗》”的性质。然而，粗糙的文学品质与大批判文章所呈现的批判思维与批判模式又为当代文艺生产中的群众作者、集体创作蒙上了虚假、浮夸的历史阴影。

关键词：《红旗》 群众作者 集体创作 当代文艺生产

洪子诚在《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中专门阐述了当代文学生产与文学体制这一当代文学研究的“外部问题”，他认为：“一个时期的文学特征，和文学体制、文学生产的方式关系很密切……确切地说，社会政治、经济、社会机构等等因素，不是‘外在’于文学生产，而是文学生产的内在构成因素，并制约着文学的内部结构和‘成规’的层面……在‘当代’，文学‘一体化’这样一种文学格局的构造，从一个比较长的时间上看，最主要的，并不一定是对作家和读者所实行的思想净化运动。可能更加重要的，或者更有保证的，是相应的文学生产体制的建立。‘体制’的问题，有的是可见的，有的可能是不可见的。复杂的‘体制’所构成的网，使当代这种‘一体化’的文学生产得到有效的保证。”①文学体制在当代文学的发生中是极为重要的因素，其或隐或显的存在方式构成当代文学生产不同阶段的复杂内涵。在对当代文学体制的考察中，很多学者注意到了当代文学生产在不同时段的特征以及它对于当代文学发展的重要影响，即：“考量文学实践，途径有二：一是文学史，一是文学生产方式。文学史反映的，是一段文学在实践层面动态与发展的情形。文学生产方式，则揭示特定条件下文学的运行机制与原理。文学生产方式，是文学在一段历史时期内的‘游戏规则’。如果生产方式有所改变，说明文学发生了最根本的改变。”②尤其是注意到不同时期当代文学生产的复杂性以及出现的包含复杂历史信息的、独属于“当代”的文学生产方式，比如“超级文学”③这一说法的提出，它“附着于政治之上，由强力的文学体制规划其任务、组织其生产、推行其产品，文学乃长成一庞然大物。‘超级文学’虽以文学面目出现，或虽以文学为载体，实际上却远远超出文学本身，或者说把文学放大成整合了意识形态所有基本观念、为之代言的巨大体系”④ 。“超级文学”是极具历史隐喻性的阐释策略，它一方面描述了延安时期的文艺形态对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十七年”时期当代文艺生产的影响，一方面涵括了文学政策、文学组织对当代文学的规训与整肃。在考察《红旗》与当代文艺生产的关联性这一问题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当代文艺向党刊意识形态领域的蔓延，可以说，以“超级”来宣示当代文学的体量，不仅是当代文学史研究者在进行文学史叙述时的理论话语构想，它也提示了研究者在文学体制与文学生产的问题域中不断爬梳的可能。

一、群众作者、集体创作：独属于“当代”的文学生产方式

新中国建立后在文学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影响下出现了大量的群众文艺实践活动，例如最有影响的是1958年“大跃进”时期的“新民歌运动”，群众作者在这个时期开始走向历史的前台。而与当代公社史、工厂史写作相关的集体创作也在“大写社会主义十三年”的宣传中被凸显出来，群众作者、集体创作，这是独属于“当代”的文学生产方式。

翻看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1958年后的当代文学期刊，处处可见“群众”的身影，有研究者专门以1958年的群众写作为个案，发现“当时主流的文艺刊物如《人民文学》《文艺报》《诗刊》《解放军文艺》《文艺月报》等都不时发表群众的习作，推出群众创作专号；而一大批出版社如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等都在1958年将群众文艺作品的出版放在重要位置，如上海的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工农兵文艺丛书’11种、‘工农兵创作丛书’5种，文艺出版社出版‘工农兵创作丛书’21种，文化出版社出版‘工农兵文艺创作丛书’3种，每种丛书的印刷数量少者几千册，多者达几万，甚至十几万，出版的规模和数量前所未有”⑤ 。1958年的确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在这一年伴随着“新民歌运动”的出现和高涨，群众写作的普及性与影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我们不仅可以从文学出版和文学期刊、文学报纸上得到丰富的数据和资料，还可以从城市历史的具体记载中得到更为确切的例证，比如在《当代南昌日史•第2卷1958-1965》中详细提供了如下情况：“（1958年7月）2日《南昌日报》报道，全市群众业余文艺活动呈现蓬勃发展的势头。据不完全统计，各工厂、工艺社、农业社、街道在半年时间内建立俱乐部315个、民办文化站16个、民办文化馆1个、歌舞传授站266个、业余文艺创作组326个，基本上达到厂厂、社社、街街都有文艺活动组织。”⑥江西南昌被誉为“革命的摇篮”，从这一则资料中不难看出其时群众文艺的蓬勃发展。也正是伴随着大规模的群众文艺实践活动的展开，在当代文学生产中的重要一环即对作家身份的历史性考察则有了更为丰富的内容，“群众作者”以及他们的“群众写作”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那个时候的中国大地上，到处都有诗歌的声音，贡献许多有名或无名的诗人，创造了诗的狂欢节。1958年‘新民歌运动’之后，群众写作逐渐成为一种文学时尚，1972年以后出版了大量的工农兵诗集，每年就多达一百多部，印数也增加到以万计，甚至几十万册。”⑦大批群众作者的涌现成了一时颇具吸引力的话题，不妨看一下湖北的群众作者宜昌工人黄声孝谈创作的材料，从中可以体味到诸多有意味的内容。

应当时的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邀请，两位工农作者黄声孝、张庆和就自己的文学创作之路作了专题报告，实际上这也是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师生为配合“大跃进”运动中文化革命的新高潮，在1958年开展的民歌搜集和民间文学调研活动，这次主题讲演是收录在他们编辑成书的《群众文艺论集》中的重要成果之一。先来大致了解一下黄声孝这位工农出身的诗人，据《二十世纪中国诗人辞典》中所记：

黄声孝（1918—1994），诗人。又署黄声笑。湖北宜昌人。曾做小贩。当学徒。十四岁作了码头工人。新中国成立后，在宜昌当装卸工，曾任搬运工会第四分会主席。1953年做《宜昌报》的通讯员。并赴朝鲜慰问志愿军。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过党支部书记和党总支副书记。1959年参加了中央文化工作会议。并出席国庆十周年观礼大典。1960年加入中国作协。1967年至1977年任宜昌港务局党委委员、文化室主任。1978年调汉口长江航运管理局政治部宣传处从事专业创作。后任武汉市文联副主席。主要作品有：诗集《装卸工人现场鼓动快板》（1958年，湖北人民出版社）、《歌声压住长江浪》（1959年，湖北人民出版社）。长篇叙事诗《站起来了的长江主人》（中国青年出版社），诗选集《挑山担海跟党走》（197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搭肩一抖春风来》（1979年，湖北人民出版社）、《黄声笑诗选》（共三册）。⑧

黄声孝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缘起于1953年开始的通讯员经历，他在《我是怎样进行文艺创作的》文中谈道：“有一天宜昌报的记者来到队里找我。他说：‘老黄，给我们报社当当通讯员，写写稿子行吧？’当时我只知道有送信的通讯员，就说：‘那容易。’我就骑个线车，把家属的慰问信收了三四百封，捆了几捆。过了两三天他就来了，他说：‘不是要你送信呀！要你写稿子。’我说我搞不清什么稿子。他说：‘那不要紧，你们在现场中有机会深入生活，深入群众。现在刚解放，党要培养宣传骨干，要展开宣传工作，就是你在现场当中宣传的那些东西，反封建把头的那些东西；揭露过去的，歌颂共产党、歌颂劳动英雄的都行。’”⑨

由此可见，在由码头工人成为作家的路上，像黄声孝这样的群众作者不仅是工农翻身求解放的典型，更是党在文艺领域大力培养来自基层的宣传骨干的结果。1958年3月12日宣传部主持召开了群众文艺工作会议，1958年4月20日至30 日文化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农村群众文化艺术工作会议，这些与群众文艺工作相关的会议，为当代文艺生产中群众作者的创作确立了更为具体的指导方针。

以1958年4月的全国农村群众文化艺术工作会议留下的材料为例，可以明确看到群众作者在当时的文艺格局中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发展群众业余文艺创作，从工农当中培养大量的文艺人材，是建投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大计之一。”⑩至于群众作者的大量出现所带来的文化景观其后果或负面影响这在当时是被搁置的问题，尽管茅盾、孙犁在谈到群众作者的创作时注意到了他们的不足，但是“在大跃进民歌运动之后，文体的群众性、通俗性、普及性被不断强化，提倡工农兵写，写工农兵。1964—1966年举办的‘大写社会主义新英雄人物’，业余作者成为写作的主力，写作具有了群众运动的特性”。事实的确如此，一旦写作被纳入到大规模的运动中，其主体性的丧失与对文学本体性的压抑成为不得不付出的代价。集体创作的出现正是最恰切的说明。“‘超级文学’的生产（创作），由文学工作者通过政治学习、提高觉悟，在准确、深刻领会革命真理的前提下，加以实现。如果仅仅通过个人能力无法达到这种要求，有关方面会组织‘创作集体’，领导亲自给予指示、加以指导，来完成一部优秀作品。”在考察延安文学的作者身份时论者提出了“创作集体”这一影响当代文艺生产许多方面的现象，到了新中国建立后，“创作集体”的内涵变得更为庞大了，并出现了大量由“创作集体”炮制出的并非都很优秀的文学作品以及话剧、歌剧、舞剧等艺术形式，“创作集体”被不断固化与淘洗，演变、定型为“十七年”时期的“集体创作”，以致“文革”时期由写作班子、写作组所制造的大批判文章，这些都为我们检视《红旗》杂志的文艺特性以及它与当代文学生产的关系提供了历史依据。

二、“文艺《红旗》”：《红旗》上的群众作者、集体创作

翻阅《红旗》杂志，有一个特别强烈的印象，那就是党刊上群众作者的频频出现，他们所发表的文章常常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宏阔的格局，但却在数量上是一个惊人的存在。黄金魁在其博士论文《〈红旗〉杂志研究（1958—1966）——基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史的视角》对此有专门的图表统计与数据论证，即：“普通工农兵群众在《红旗》杂志这一中共中央机关刊物上发文数竟然达到了40篇之多，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成员所发文章的63篇的将近2/3。值得一提的是，笔者这里所统计的文章全部是由普通工人、农民和士兵群众署名。”《红旗》刊载的由工农兵创作发表的“新民歌”诗作已经显示了《红旗》关注当代文艺界新动向的趋势。而从1966年第2期开始，《红旗》专门开辟“工农兵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专栏，和1958年《红旗》刊发“新民歌运动”的诗作一样，亦专门刊发了征稿启事《欢迎工农兵和学生投稿》：

在活学活用毛泽东同志著作的群众运动中，很多工农兵和学生写出了很好的文章。本刊准备经常选登工农兵和学生写的关于哲学、经济学、政治、历史、文艺等方面的文章，欢迎大家投稿。

今天阅读这些来自不同战线普通群众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心路历程的文章，能够很明显地感受到他们的“文艺”特性，例如讲故事的叙事手法、成长主题的介入等。在1966年第2期“工农兵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专栏里刊登了这样一篇文章《运用〈实践论〉总结民间测天经验》，作者是湖南省南县气象服务站的气象预报员段春作，在文章的一开始作者就为我们介绍了自己的成长经历，这种诉说个人成长的写法带有极强的自传色彩。尽管其叙述设计与主题都是来自痛说革命家史的模式，但依然能从中感受到文学叙述的因素：

一九三九年，我出生在一个贫农的家庭里。小时候，给地主放过牛，逃过荒，讨过饭，整年过着流浪的生活。解放后，党和毛主席把我从苦海里救出来，让我上了学。一九五八年，我读完了初中一年级。由于生产发展的需要，领导上调我到县里学习气象。在县里学习了二十天，回到公社担任气象员。

而在行文中，作者还运用了细节叙述的方式强化了其可读性与现场感，如：

我把明矾水涂在马粪纸上，又把食盐水涂在另一张马粪纸上。长期观察后发现，大雨前，涂明矾水的一张纸颜色变白，涂食盐水的一张颜色变暗（黑）。根据这些现象，我在一张大的马粪纸上用蘸满食盐水的毛笔写一个“雨”字；再把笔洗干净，在字的周围涂上明矾水。这样做好后，晴天马粪纸上什么也看不到，但在下大雨之前，“雨”字慢慢现出来了。这样，就制作成一个“见字天变”的土仪器。

这样的细节表述在文章中还有多处，尽管从文章的显性主题看，这些饶有趣味的民间测天法是为了证明毛泽东《实践论》对作者本人的思想撼动与深层影响，但今天读来，意识形态宣传的需要在文中的渗透虽依然强劲，但是这些细节所透露出的叙述效果仍是不言而喻的，民间智慧可谓依然强大。

1966年第5期《红旗》登载“工农兵诗选”（四首），它们是：梅茂婷《人把毛主席著作比太阳》、薛治本《战士最爱毛主席的书》、殷光兰《不靠神仙不靠天》、郭国栋《晨读》，前两首录自1966年3月31日《解放军报》，后两首为《红旗》当期刊发。这四首诗的共同主题是配合当时的工农兵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主题教育与宣传，其核心意象是工农兵阅读、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比如：

世界上书籍千千万，

毛主席的书战士最爱念。

篇篇文章是真理，

字字句句金不换。

又如：

早晨，

勘察队员散坐在帐篷旁，

吸着清新的空气，

阅读毛主席的文章。

一句 ——一滴雨露，

滋润人们的思想；

一篇 ——一阵春风，

吹开心灵的门窗。

细读这些工农兵诗作，较为单纯的诗歌意象描摹和直白的主题表达构成了诗作强烈的时代特色，尤其是诗作已经显露出的“毛泽东——红太阳”这样的隐喻色彩以及“毛泽东思想——真理”这样的信仰结构，这些不得不让我们联想到“文革”中的个人迷信与造神运动，这也正如研究者所言：“越来越鲜明的特征告诉我们，‘群众作者’在不同的时期，都是话语霸权的附属物，有内容，能够产生能量（甚至是巨大的），却无法逃避被组织的命运……显然，‘文革’的先期征兆在‘群众作者’这里开始出现。”如果说从写作主体的文化翻身与政治参与热情这一角度去体察这些文章与诗作，那么《红旗》1966年第4期编辑部为“工农兵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专栏所写的编者按则客观展示了党刊为工农兵提供思想交流与文学园地的效果。

本刊今年第二期刊登了《欢迎工农兵和学生投稿》的启事以后，广大工农兵和学生纷纷来信、来稿，表示热烈响应和支持。他们说：“工农兵动笔写文章，是毛泽东时代才有的事”；“看到《红旗》欢迎工农兵和学生投稿，受到很大鼓舞”；“中国共产党的刊物为我们而办，吸收我们参加，这是极大的光荣”。有的还说，“过去不敢写文章，认为那是理论家的事，现在也要拿起笔来了”。

然而，事情总是在起变化，大规模的文化运动所造就的群众作者在“文革”时期展现出的不再是单纯的主人翁心态，他们的战斗心理、造反心理彰显的是时代的底色，也更传达出时代的悲哀。从1966年第6期《红旗》的本刊评论员文章《工农兵群众参加学术批判是划时代的大事》，到1966年第7期《红旗》的专栏“工农兵向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开火”，再到1966年第8期《红旗》的专栏“工农兵和学生痛斥‘三家村’反革命集团”，火药味十足，而批判意味也一再升级，从批吴晗的《海瑞罢官》到批邓拓等的《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工农兵出身的群众作者充当的历史角色实在耐人寻味。这究竟是集体的智慧还是一个时代的愚昧？道德上的谴责似乎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事了，批判越于人性之上，这就是那个时候的批判伦理。

“文艺《红旗》”更多地体现在《红旗》上集体创作的当代文艺类文章，主要有三类。

其一是《红旗》杂志文艺组的集体创作，“参加写作的有吴介民、徐行、钟林等同志”，他们都是《红旗》的编辑，以闻师润为笔名，集体撰写并在《红旗》上发表了多篇文章，例如以学习毛泽东思想为主题的两篇文章：1960年第22期《科学的论断和预见——学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关于国际问题的论点》、1964年第23、24期《坚决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另外，《红旗》1978年第2期所刊发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组《关于“形象思维”的若干资料》亦属于集体创作。

其二是《红旗》上刊载的各地写作组、剧组撰写的文艺类文章，它们是：1970年第5期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写作小组《革命大批判的强大思想武器——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70年第6期上海京剧团《智取威虎山》剧组《演革命戏 做革命人——纪念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八周年》、1970年第6期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写作小组《永远沿着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前进——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71年第5期中国共产党河南省委员会写作小组《批修整风的战斗纲领——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77年第6期文化部理论组《高举毛主席文艺思想的伟大旗帜胜利前进——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些文章的共同关键词都是学习毛泽东论文艺的著名篇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都透露出当时的时代氛围与意识形态要求，比如1970年发表的学习讲话的文章是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大方向下的产物，而1971年则是批修整风的结果，毛泽东的这篇讲话很大程度上成为“十七年”时期文艺政策和方针的直接理论来源。当然，写作组的出现是一个时代文艺动员的表征，却也是当代文艺生产中的独特现象。以上文章的作者并非都是具体可考的，有时是因为配合政治任务而临时从各单位、研究机构抽调的，待写作任务完成后，写作组随即解散，如上海京剧团《智取威虎山》剧组；有的则持续了很长时间，从各类研究著作与回忆性材料中能找到一些当时的历史线索，如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写作小组。

其三是《红旗》上刊载的各地大批判组所撰写的文艺批评实际上多是大批判类文章，它们是：1969年第11期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为错误路线树碑立传的反动作品——评欧阳山的〈一代风流〉及其“来龙去脉”》、1970年第2期北京电影制片厂革命大批判小组《革命战争好得很——批判反动影片〈探亲记〉》、1970年第4期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鼓吹资产阶级文艺就是复辟资本主义——驳周扬吹捧资产阶级“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批判现实主义”的反动理论》。这些大批判类文章实际上始自于姚文元，“文革”初期姚文元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即登载于《红旗》1967年第1期，这篇长论1月3日为首都各报转载，文中所使用的批判逻辑与话语构造都代表了“文革”时期大批判文章的“范本”：

周扬是一个典型的反革命两面派。他一贯用两面派手段隐藏自己的反革命政治面目，篡改历史，蒙混过关，打着红旗反红旗，进行了各种罪恶活动。他是我们现在和今后识别反革命两面派的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他最后的一个公开报告，即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上题名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做又会劳动又会创作的文艺战士》的报告，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典型。

值得注意的是，这篇长文的写作者并非是姚文元一个人，其背后也是上海的写作小组集体创作的结果：“‘文革’期间，知识分子的话语权丧失，文学批评和创作最流行的方法是组织写作小组，显示其代表的是阶级、政治集团的性质而非个人，以加强其权威性。‘文革’前后以姚文元名义发表的一些长篇文章，如《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评‘三家村’》《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等，都由设在上海的写作小组撰写。”但与其他写作小组不同的是，这篇文章仍能体现姚文元文学批评的话语特征，其人其文与各地写作小组的文艺大批判文章构成了当代文艺生产集体创作的潮流。

那么，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为何许人也？细究这一小组的成立与成员构成以及写作小组的起落浮沉是考察当代文艺生产集体创作之历史面貌与权力关系的又一例证。据吴中杰先生的长文《政治漩涡中的写作班子（上）（下）》所考，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其前身即为上海写作班子。

一九六八年，毛泽东因清华大学的武斗，派遣工宣队进驻全国高校，徐景贤就趁机将写作班子的人分派到工宣队中去，借以保存这支力量。后来姚文元接管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要上海成立《红旗》组稿组，上海写作班的人马就以这个名义重新组织起来，继而又成立了新的上海市委写作组。这个新的上海市委写作组，或者遵照张春桥、姚文元的指令，或者自觉地根据当时的形势而写了具有很大冲击力的文章，如对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戏剧体系的批判、对于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大学的调查报告等，将文艺界和教育界冲得稀里哗啦。

徐景贤是1964年夏天成立的原上海写作班子文学组副组长，后来当1966年12月“张春桥、姚文元成为上海市委和市革会一、二把手时，写作班子的支部书记徐景贤就成为第三把手，市民称他为‘徐老三’”。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在《红旗》共发表了6篇文章，它们是：1969年第6—7期《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1969年第9期《谁是历史的创造者？——评大毒草〈兵临城下〉》、1969年第11期《为错误路线树碑立传的反动作品——评欧阳山的〈一代风流〉及其“来龙去脉”》、1970年第1期《文科大学一定要搞革命大批判》、1970年第2期《谁改造谁？——评凯洛夫的〈教育学〉》、1970年第4期《鼓吹资产阶级文艺就是复辟资本主义——驳周扬吹捧资产阶级“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批判现实主义”的反动理论》。这些文章发表的时间集中在1967—1970年，吴中杰先生文中所提“将文艺界和教育界冲得稀里哗啦”所指即为这些文章，它们不仅批判戏剧理论、电影作品、文学作品、文艺理论家，还涉及教育理论、文科教育，且都登载于《红旗》，可见这一写作小组在当时的话语权与影响力的确不一般。

值得深思的是，这种不一般不仅是对批判者本身造成的影响，批判模式、批判思维蔓延到了历史更深处。我们看一看《红旗》上1977年第4期哲学社会科学部大批判组《革命文艺是党的事业，不是行帮的事业——评“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极右实质》、1978年第1期文化部大批判组《一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斗争——批判“四人帮”的“文艺黑线专政论”》、1978年第2期中共湖北省委大批判组《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历史永放光辉——批判“四人帮”的文艺“空白”论》，这三篇文章也沿用了大批判的思维模式，尽管它们是出现在《红旗》上大批判文章的“绝唱”，“大批判”这三个字其后再也没有登上过历史舞台，但在非常年代当代文艺生产集体创作留下的教训仍值得不断反思。除此之外，“文革”中《红旗》专门辟出版面刊发革命样板戏的评论文章，这些文章中很多也是由写作班子集体创作的结果。

三、几篇值得注意的文章

据北京大学图书馆编《〈红旗〉杂志索引1958年—1978年》所辑，《红旗》共刊载群众文化方面的文章6篇，它们是：1958年第10期李定坤《文章遍江西》、1965年第12期荀常《工农兵业余创作队伍在成长》、1972年第5期秦言《努力发展工农兵业余文艺创作》、1973年第12期上海市金山县文化馆《开展群众性的革命故事活动》、1973年第8期中共醴陵县委员会《我们是怎样办农村图书室的？》、1974年第6期辛文彤《来自群众斗争生活的艺术——谈大兴县业余文艺宣传队的舞蹈创作》。实际上另一篇重要文章，即前文所提姚文元在《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中明确“批判”的周扬《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 做又会劳动又会创作的文艺战士——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上的讲话》，刊于《红旗》1966年第1期，也是谈论群众文化值得注意的文章。

纵观《红旗》刊载的与群众作者、集体创作相关的文艺批评与文艺理论类文章，大致分三个阶段：一是“大跃进”时期，以1958年第10期李定坤《文章遍江西》、1959年第1期郭小川《丰富多采》为代表；二是“文革”爆发前，以1965年第12期荀常《工农兵业余创作队伍在成长》、1966年第1期周扬《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 做又会劳动又会创作的文艺战士——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上的讲话》为代表；三是“文革”中，以1972年第5期秦言《努力发展工农兵业余文艺创作》为代表。

李定坤长期从事党的宣传文艺工作的领导，同时还是作家。因长期在江西省担任宣传与文艺工作的领导，所以对江西的群众文艺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和体察，写作《文章遍江西》一文时李定坤正是江西省宣传部副部长兼省文联主席、党组书记，他的这篇文章处处将当时江西开展的一场群众性写作运动与党的文艺宣传方针政策相联系，代表了“大跃进”时期党的宣传部门领导和组织群众作者的工作思路和理论出发点。文章一开篇即为我们勾勒了这样的运动热潮。

江西省在学习和宣传党的总路线的基础上，开展了一个从上至下，由干部到群众，以总结“大跃进”经验为中心的群众性写作运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全省即有二百万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参加了工作，写出了四百多万篇文章。参加写作运动的，有干部，有工人农民，有知识分子……通过写作运动，现在全省每乡每社每个工厂、车间都成立了写作小组，共计有两万个。

从以上引文中可见，群众性写作运动的核心旨在人的发动和广泛参与，群众作者的身份在这里并没有仅仅指工农兵，它还包括了干部、知识分子，但从体量而言，工人、农民仍是群众写作运动的主体。其写作行为不仅是被鼓动的，而且是文化动员与文化翻身的直接结果，所谓打破迷信。

人们最大的迷信是认为：“工人农民又不是秀才举人，怎么能写文章？”但是劳动人民一经摘掉文盲帽子，他们就要向文化进军。他们说……“只要有干劲，文章难不住人”。有个工人写道：“写起文章信手来，如今工人成秀才，肚里文章千万篇，吓得李白也发呆。”

群众作者的写作在文化史发展中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链条，尤其是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十分明显。

要使千百万人都来参加写作，就应当采用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只有运动才能造成浩大的声势，冲击各种各样反调谬论，打破一切陈规旧矩。写作运动同样必须实行党委领导，政治挂帅。第一书记亲自动手，宣传部门积极发挥主动作用，依靠群众、相信群众，运动就能很快开展起来。

这里明确提到了群众作者的写作最有效的方式是以“运动”的方式展开，而“党委领导，政治挂帅”则是开展群众写作运动的基本准则。当代文艺生产处在政治鼓动的力量下，在文学写作层面则要遵循如下宗旨：

不能为写作而写作，写作的目的是：总结经验加快建设速度，加强思想战线的斗争，兴无灭资，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推进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总之，是为政治服务，为生产大跃进服务。党的中心工作是什么就写什么，做什么就写什么，存在什么问题就写什么。

因此，“大跃进”时期的群众写作为考察当代文艺生产的发生提供了更多历史维度的讯息，非文学因素的介入与不断放大成为文学必须要负载的内容。同时，因李定坤文化官员与作家身份兼具，这篇文章也成为地方宣传部门文艺理论文章的样板。

如果说，李定坤的这篇《文章遍江西》还是反映了来自地方的声音，那么“文革”爆发前周扬的这篇长篇会议发言则充分展现了来自文艺界官方的宣谕。1965年11月25日至12月14日由共青团中央和中国作家协会共同召开的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在北京举行。从全国各地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选派的1100多名各族青年业余文艺创作积极分子参加了大会。

他们大多来自工厂、农村、部队，是工农兵中既会劳动又会写作的先进青年。他们中间很多人是“五好”工人、“五好”社员、“五好”战士。他们在从事业余文学创作和开展工农兵群众业余文化活动方面作出了显著的贡献。这次大会是促进业余文艺创作队伍革命化的大会，也是一次对业余文艺战士们的动员会。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会议自始至终贯穿着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红线，突出政治，提高认识，进一步明确了工农兵业余文艺创作的方向、道路和任务。

此次会议得到了相当的重视，中央分管文艺工作的主要领导和文艺宣传部门的相关领导和负责人都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大会期间，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接见了参加大会的全体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作了重要报告。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作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 做又会劳动又会创作的文艺战士》的报告。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实、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顾大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刘白羽分别讲了话。

从安排大会报告的程序来看，周扬的这篇会议报告放在了会期前半段，是最重要的大会报告内容，实际上也确实如此，周扬的报告不仅针对当时的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提出了政治挂帅的思想要求，而且从文艺斗争历史的层面诠释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严峻局势，明确提出了“文艺战士”的命名。

跟过去历次的文艺会议不一样，参加这个会议的人，是我们文艺战线上的一支新军。你们是从工农兵群众中来的。你们又会劳动又会创作，拿起枪来是战士，拿起笔来也是战士。你们既是生产的队伍、打仗的队伍，又是创作的队伍。这么一支队伍，在我们的文艺战线上出现，是文学史上破天荒的大事，是一件值得高兴、值得庆幸的大事。

所谓“拿起枪来是战士，拿起笔来也是战士”，在当代文艺生产的作者身份指认中写作者首先是革命者，是战士，其次才是一位小说家，一位诗人，这样的身份顺序如果放到工农兵出身的群众作者身上，则又多了一层含义：他们首先是业余的，其次才是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因而周扬在这篇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的业余的文学创作者，千万不要想着专业化。”联想到新中国成立后很多工农兵出身的群众作者其后的文学命运，其间渗透的无常感与戏剧性恐怕是无人能够料想的。

《红旗》1972年第5期秦言《努力发展工农兵业余文艺创作》放入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专栏，此文值得注意处有二。一是文中充斥着“文革”时期的大批判口吻，对周扬大肆批判。“刘少奇、周扬一类骗子，出于他们仇视革命群众的反动本性，一贯反对和破坏群众业余文艺创作运动。他们推行了一条与毛主席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相对抗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在他们看来，工农兵群众是‘天生愚蠢的’，不配作诗，不配画画。他们对工农兵拿起笔杆子，开展业余文艺活动，冷嘲热讽，指手画脚，竭尽挖苦打击之能事。同时，他们又把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腐朽思想和低级趣味的东西塞进群众文艺活动中去，腐蚀和毒害业余作者，竭力想在群众创作中推行修正主义文艺路线，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服务。”联系前文所提周扬的会议报告中与群众写作相关的诸多论点，“文革”中的批判逻辑之强大实在令人唏嘘。二是为了配合“文化大革命”在文化领域掀起一场大批判、大夺权的要求，这篇文章将努力发展工农兵业余文艺创作看作是关系文化领导权争夺的关键斗争。

我们应当把发展群众业余文艺创作提到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占领思想文化阵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来认识。在思想文化阵地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还是很激烈的。这个阵地上的资产阶级势力特别顽固，决不会因为一次、二次的失败而销声匿迹，一有机会它还会卷土重来。无产阶级要牢固地占领思想文化阵地，要有一支坚强的革命的专业文艺队伍，还要有广大的革命的业余文艺队伍。如果我们对群众的业余文艺创作和业余文艺生活不关心，不重视，任其自流，阶级敌人和旧的习惯势力就会钻空子，在基层通过各种渠道演旧戏，唱黄色歌曲，讲迷信故事，传看毒草小说等等，宣扬封、资、修的一套，腐蚀我们的群众和干部，挖我们的社会主义墙脚。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发展群众业余文艺创作，就可以广泛地动员群众的力量，在思想文化阵地上更有力地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

《红旗》是一份党刊，它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关注与把控是必要和必需的，当代文艺生产在对文艺创作的组织管理与思想教育方面的经验与教训是离不开大的时代环境的。文艺创作者被冠以“文艺队伍”，这样的指称不仅体现了当代文艺被纳入到宣传策略中的必然性命运，而且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甚至左右了当代文艺本身。

结语

《红旗》与当代文艺生产中的群众作者这一问题背后凸显的是身份政治对文学的深层影响。所谓无身份不政治，虽然一提到群众作者常和业余、不专业、文化水平不高、知识欠缺等联系在一起，但是在革命文艺的自我输出中确实需要大批来自基层的群众作者，他们作为历史上沉默的大多数在国家文艺的传播形态中充当了发声主体，尽管这来自底层的发声携带得更多的是时代的传声筒功能，但作为当代文艺独特的生产方式其存在时间之长、发表和出版作品之多却是不容忽视的。《红旗》与当代文艺生产中的集体创作这一问题背后凸显的是权力结构对文学创作与文艺理论研究的操控与利用，从展示集体智慧的结晶到“文革”中写作组的被人诟病，尤其是当年的一些参与人在对待这段经历时态度上的迂回、暧昧都是今天值得思考的更深层问题。这里用前文所述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的负责人徐景贤多年后接受访谈的一段话作为结束语：“在一场大的浪潮中间，知识分子仅仅是一颗泥沙，你不可能改变大的趋势，你不过是在里面扮演了一个角色。”但果真如此吗？个人的独立思考、知识分子的反思精神正是那个时代里当代文艺生产中最为稀缺的质素。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党刊与当代文艺生产——《红旗》杂志研究”（项目编号：14CZW061）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年版，第190-192页。

②③④李洁非、杨劼：《共和国文学生产方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42、47、48页。

⑤周冰：《1958年群众写作的文艺战略》，《现代中文学刊》2016年第1期。

⑥南昌市史志办公室主编《当代南昌日史•第2卷1958～1965》，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7页。

⑦王本朝：《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192页。

⑧李德和：《二十世纪中国诗人辞典》，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第410页。

⑨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编《群众文艺论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页。

⑩本社记者：《生产大跃进 文化艺术紧紧跟——记全国农村群众文化艺术工作会议》，《美术杂志》1958年第5期。

黄发有：《中国当代文学传媒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00页。

黄金魁：《〈红旗〉杂志研究（1958—1966）——基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史的视角》，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

《红旗》编辑部：《欢迎工农兵和学生投稿》，《红旗》1966年第2期。

段春作：《运用〈实践论〉总结民间测天法》，《红旗》1966年第2期。

薛治本：《战士最爱毛主席的书》，《红旗》1966年第5期。

郭国栋：《晨读》，《红旗》1966年第5期。

谢波：《媒介与文艺形态——〈文艺报〉研究（1949—1966）》，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61-162页。

《红旗》编辑部：《工农兵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编者按》，《红旗》1966年第4期。

杨永兴：《文革前〈红旗〉杂志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姚文元：《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红旗》1967年第1期。

余芳、冯牧：《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工商出版社2013年版，第53页。

吴中杰：《政治漩涡中的写作班子（上）》，《书城》2014年第2期。

李定坤：《文章遍江西》，《红旗》1958年第10期。

本刊讯：《共青团中央和中国作家协会共同召开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甘肃文艺》1966年第1期。

周扬：《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 做又会劳动又会创作的文艺战士——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上的讲话》，《红旗》1966年第1期。

秦言：《努力发展工农兵业余文艺创作》，《红旗》1972年第5期。

章剑锋：《“文革”上海写作组的那些事儿》，《南风窗》2010年第8期。

[作者单位：鲁东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