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鲁敏是一个叙事的“冒险主义者”，她不断变换着叙事的主题和方式。在早期的“东坝系列”中，她通过对乡村“变”与“不变”的书写，建构起了后新时期的乡土中国景观；在“暗疾”书写中，她洞彻到匮乏、孤独、无聊是常态化存在，为都市人开出了孤独症的“药方”和“解毒剂”；在近期的“身份/身体”书写中，她探索身份的边界与可能性，描写身体在时间河流里的物态变化，以此抵达对于生命的深度认知。

关键词：鲁敏 东坝系列 暗疾 身份/身体 生命认知

在“70后”作家中，鲁敏的经历颇为特别。她曾经在邮局工作过14年，做过营业员、劳资员、支书、外宣干事、秘书。然而，平静并未持续很久。1998年某个“平淡而致命的黄昏”，她从30层写字楼的办公室向外俯瞰，看到了小贩、警察、公务员、失恋者各色人等匆忙前行，平静的外表下紧锁着深沉的秘密。那一刹那，她被一个想法击中了：“我迫切地想要贴近他们的心肠，感知他们的哀戚与慈悲。”这需要合情合理的工具，就像“一台高倍的、夸张的乃至有些变形和癫狂的望远镜与取景器”，会带来“无限刺探的自由、疯狂冒险的权利”①。从那以后，邮政工作人员鲁敏走向了成为作家鲁敏的漫长道路。

这一走，便走出了一个丰盛、辽阔、成熟的写作现场。迄今为止，鲁敏出版了《博情书》《百恼汇》《此情无法投递》《六人晚餐》《奔月》等八部长篇小说，发表了《纸醉》《思无邪》《暗疾》《取景器》《死迷藏》《火烧云》等中短篇小说，获得了鲁迅文学奖等重要奖项，可谓“70后”的挑大梁者。她的细腻敏感以及不断自觉变换叙事主题和方式的写作已经得到了认可，并被赋予了新鲜而强烈的期待。

一、乡村乌托邦与时代伦理的变迁

鲁敏的“东坝系列”是以故乡江苏东台为原型的。如同魏微的“微湖闸”、徐则臣的“花街”、阿乙的“红乌镇”“清盆乡”、曹寇的“塘村”，“东坝”也成为了独属于鲁敏的文学地理图。她以丰饶、葳蕤、氤氲着前现代文明乡愁的笔调建构起了“东坝”的形象。它是“日月有情、人情敦厚之所”，是“中国传统文人田园梦想中最悠然最惆怅的那一部分”，一个“纸上的乌托邦”②。

鲁敏通过对东坝人与事的描写，讲述着东坝的“变”与“不变”。乡土中国的古老伦理与现代性进程介入乡村后产生的裂变相互交织，构成了后新时期的乡土中国景观。“乡村爱情”和“乡村女性”依然是她书写的对象，但即便是在“走出去”这类典型的女性成长故事里，她所呈现的也不再是男权/父权/夫权对于女性的压迫，而是错综复杂的自我成长、时代抉择、故园想象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渗透，互为镜像。《纸醉》讲述伊老师的两个儿子大元和小元与哑女开音从小一起长大。大元喜欢给开音吹笛子，小元喜欢给开音讲故事。开音根据人物和情节剪纸，“小元一边讲，开音一边在纸上乱画，有时抬起眼来看。讲故事与听故事的，两对眼睛都湿漉漉的了，跟那个尾生似的，快要被水淹没了”。鲁敏用“笛子”“剪纸”和“讲故事”三个元素将他们的关系巧妙地联结起来又区分开来。“笛子”所代表的宁静乡土情怀与“讲故事”带来的吸引力显然无法相提并论，而“讲故事”与“剪纸”之间互动的亲密性、有效性又远远超过了它与“笛子”之间的静态关系，由此暗示出了三个人关系的性质与走向。

《纸醉》是向《边城》致敬的作品，在叙事路径相似的基础上又有所不同。大元、小元和开音不是白塔下边城里的天保、傩送和翠翠，新的社会和时代境况注定了他们将作出不同的选择。大元离家打工，小元考上了北大，开音的剪纸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她决定离开东坝去北京。“这开音啊，命里注定，她不是大元的，不是小元的，甚或也不是东坝的，她从生下来，就是个没声音的人儿，是个纸人儿，仙人儿，要飘走的人儿。”乡村爱情的未完成状态不再是由于命运的偶然，而来自于女主人公有意识的人生抉择。这个坚实的主体性超越了乡村的限制，也超越了性别的二元对立。

在乡土社会中，人们之间的来往和走动依凭的是“熟人社会”积淀下来的信任，这是维持文化传统的礼治和人情。成长于乡村的鲁敏显然认同这一点，同时，她也注意到乡间生活并非铁板一块，不乏滑出乡村伦理与道德范畴的“意外”，悲喜之间自有曲折转圜。《思无邪》讲述37岁的痴呆女兰小不慎中风，年老的父母无力照顾她，在伊老师的指点下，他们请17岁的哑巴来宝做兰小的护工。乡人只看到来宝将兰小照顾得无微不至，却无人注意到两个人关系的变化，直到兰小怀孕。伊老师亲自出面为两个人提亲，不过，他们没有结婚，兰小在生育时因大出血而死，“喜剧”转为了“悲剧”。鲁敏将兰小的受难、来宝的认命、乡人的叹息写得安静极了，将没有了兰小的东坝定格在亘古不变的平和里：

鱼，田螺，泥鳅，鸭子，芦苇和竹，洗澡的水牛。小孩子扔下去的石子。冬天里的枯树，河里白白的冰块儿。我跟您说过的，这水塘什么都不缺，就像一个人的五官，那样恰当而端正地长着。③

这个牧歌般的景致是鲁敏从悲伤深处递出来的一个善解人意的安慰，它化解了读者的伤与憾，也为乡村乌托邦拼上了一块纯美的风景。这样的转折在《逝者的恩泽》中也可看到。小说讲述东坝人陈寅冬外出修铁路，被枕木砸中身亡，妻子红嫂和女儿青青获得了一笔不菲的抚恤金。陈寅冬打工时同居的古丽带着儿子达吾提来到东坝。尽管小说中的边疆（外）——东坝（内）的空间关系带来了叙事的丰富性，古丽作为“未婚母亲”“边疆女性”的身份也可带来多元化主题，但鲁敏的叙事重心并不在此，她要展现的是东坝人的善意和温情。达吾提的眼睛出了问题，红嫂的乳房也出现了可疑肿块。红嫂决定放弃自己的治疗，用抚恤金为达吾提治病，给青青置份“好嫁妆”。“一夫二女”的紧张对峙关系被睿智地化解为了一个善的伦理，一个深情古老的召唤。

时代变迁不仅给中国乡村带来了人际关系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也改变了千年来顺应自然形成的农业种植规律。《颠倒的时光》讲述木丹和凤子种植大棚西瓜。他们辛苦劳累，一反西瓜夏季成熟的规律，在开春时就收获满满，有了不错的经济收入，但木丹却无法快乐，也没有吃季节“颠倒”的漂亮西瓜，反而是家门口无人看管的丑瓜让他找回了小时候的味道：“这瓜，是接了地气的，是笑过春风的，是受过露水的，是听过惊雷的，吃到嘴里，跟吃到春夏四时的滋味似的……”在自然种植/大棚栽培、应时而为/逆时而动、天人合一/天人分离的对比下，鲁敏唤醒了久被遗忘的在大自然怀抱里孕育成熟的农业文明，使人对消逝的乡土往昔充满了眷恋和不舍。

如果说在这些作品中，鲁敏是以善意的理解、深切的关注、诗意的笔墨展现乡村乌托邦之美的话，那么在《风月剪》中，一种幽深而痛楚的书写则让人领悟到，“美”的消逝是多么令人叹惋。东坝裁缝宋师傅是一个同性恋，做得一手裁剪好活，收了一个文雅徒弟小桐，异于常人的性取向让乡人对他议论纷纷。在传承稳定的乡村社会和人伦结构里，“繁衍”是家族和族群的头等大事。同性恋由于彻底断绝了这一乡村伦理，是不可能被乡人接受的。鲁敏并没有批判同性恋，也不对乡人的行为进行价值判断，她更在意“美”是如何被摧残、被毁灭的。小说里的情节起伏、戏剧冲突、细部描摹因此而复杂起来，在伤感语调的映衬下，反复考辨着中国乡村实用而庸常的道德准则。

相较而言，《离歌》更像是“东坝系列”的末章，这不独因为彭老人是了无遗憾地寿终正寝，且在生前就妥当地委托三爷将他喜爱之物随身下葬，更因为小说从头到尾都弥漫着安详宁静的气息，温润地熨平了世间的生死爱恨。在鲁敏看来，人的生命如同乡村的自然万物，来时自来不必喜，去时自去不必悲。“秋天非常慢地来了，小河里开始铺起一层枯叶枯枝，还有掉下来的野浆果子，三爷有时划船经过，捞一些上来，已被小鸟啄得满是小洞，洗洗咬开一吃，酸得真甜。”在送别彭老人之后，三爷在河边坐着，“等了好久，然后才上船，划得极慢——船，好像比平常略沉一些，却又分外飘逸”。这种懂得享受现世之好与迎接死亡到来的安然，敞现着洞悉生命本质的恬淡沉静。

面对已然逝去的美好时光和洁净家园，鲁敏和许多人一样，抱以无限的怀念和追忆，那片沉默寡言的土地上有“小谎言，小伤感，小爱情”，还有“小小而珍贵的‘善’”④。鲁敏乡村书写的独特性在于，她所写之人、所述之事已越出了传统乡土叙事的范畴。在她笔下，不但有农业、农事、农民，还有乡村教师、校长、会计、裁缝、医生等处于城镇化进程中的“非农业”角色，如在诸篇小说中出现过的伊老师就承担着“教师”“军师”“讼师”“会计”“媒人”等功能。“我的乡土是八九十年代的，它是正在城市化边缘的乡村，复苏而躁动的，胆怯又茫然的。”⑤这种具有过渡性的叙事范畴一方面来自于“70后”成长的社会转型期背景，另一方面也来自于鲁敏的家庭背景（母亲和不少亲戚是乡村教师）。这些人物谱系与东坝的田垄、瓜棚、灌浆的玉米、饱满的豆粒一道，共同塑造了富有江南特色的美学风格，也为乡土中国增添了重要的文学经验。

二、匮乏、暗疾与孤独

在“东坝系列”获得不少奖项后，鲁敏开始为写作经验的圆熟而不安起来，她决意转向陌生、艰涩、未知的叙事地带，“近乎病态地渴求迎面的枝条与暴雨、某些紧张与慌乱”⑥。新的叙事“冒险”表现为：在空间上，从“东坝”挪移到了南京等大城市；在主题上，从乡人乡事迁移到了具有现代性特质的深层思考，比如暗疾，比如死亡与匮乏。

鲁敏的文学世界充满了凛冽的灰调，笔下的人物非死即伤，非残即病。《碎镜》里的“我”没有母亲，《当我们谈起星座》里的大林自杀了，《镜中姐妹》里的小双自杀了，《六人晚餐》里的丁成功自杀了，《此情无法投递》中的陆丹青在“严打”期间因流氓罪被判死刑。在《未卜》中，大嫂二嫂因病死了，这使大哥二哥有了相同的鳏夫身份，也使人们开始担心老三未来妻子的命运。《死迷藏》写的是老雷下毒杀害了儿子，但这个家庭悲剧背后的原因却让人无法为这个父亲定罪。鲁敏笔下的死亡事件如此之密，以至于有评论家专门就这一主题进行了研究。⑦

死亡是人生常态，也是生命的自然进程，它“无处不在、不可避免、不可抗拒”，是“必不可少”的丧失。⑧只有当一个人以现代主体的姿态清醒而理性地直面“丧失”时，它才能够褪去陈旧创面而成为建构新的生命形态的材料。对于鲁敏来说，真实不幸的丧父事件成为了叙事之源。她在虚构中塑造父亲，想象父亲，与父亲再度相遇，将他的“缺席”转变为了永恒的“在场”。失父创痛由此得到了些许的慰藉和释放，有论者称为“自我修复式写作”⑨。在《白围脖》《墙上的父亲》《六人晚餐》《惹尘埃》等小说中，均可觅见“鲁敏之痛”⑩的来处与印痕。这一系列以家庭生活为题材的作品都涉及了“丧父”：父亲因意外或因病而亡，留下孤儿寡母应对艰难时世。

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这种丧失的后果，那就是“匮乏”：经济的匮乏、情感的匮乏、家庭完整性的匮乏、个体生命体验的匮乏。在经济匮乏这个主题上，《墙上的父亲》写得最为细致、沉痛、可怖。母女三人住在19平方米的小单间里，与邻居共用污水横流的公共厨房和臭不可闻的公用厕所。母亲想尽办法在节省开支的情况下保证女儿的营养。好不容易吃一回排骨，母女三人像做贼一样欢快而羞赧，拉下窗帘手齿并用，动用刀、钳、锤子敲骨吸髓；母亲做好了粉丝，妹妹不小心碰倒了盘子，粉丝倒了一地，妹妹赶紧趴到公共厨房油腻的地上舔食，邻居被这骇异的一幕吓得偷偷溜走……所有这一切无不诉说着、刻印着她们的苦熬苦挣。经济的残缺尚在其次，可怕的是由此带来母女三人的极度不安全感。母亲像冬日仓鼠一样忙碌地节余和储存，姐姐欲以婚姻为跳板将一家人从苦海中打捞出来，妹妹则对食物充满了变态的热爱。

如果说《墙上的父亲》主要是对经济匮乏进行细部呈现的话，那么，《白围脖》则通过女主人公忆宁的寡淡婚姻和出轨，写出了失父的孩子如何原封不动地重复了父亲的错误，生命的轮回原来早就暗中埋下了伏笔。鲁敏在小说里嵌入了不少父亲的真实往事，将现实经验进行了审美转化，将特殊年代里惊世骇俗的风化事件与当下都市“丰富多彩”的情感生活进行比照，从而让我们看到：在从前，“不道德”的父亲拥有真挚热烈的爱情；而现在，看似完美的丈夫和情人都丧失了对于爱的理解。当忆宁最终领悟到“这是人类的共同退化”时，她朝着虚空掉下了眼泪，喊出了从未告诉父亲的话：“爸爸，我想你。”

与“丧失”“匮乏”有着同样病态特质的是“暗疾”。作为偏离正常轨道又无时不潜伏在体内的存在，疾病总是能够强烈地激发起人们的担忧、害怕、恐惧和绝望等情绪，因此多被艺术家当作探察“人”的工具。当艺术家将自己的疾病经验用艺术介体表达出来时，就“超越了主观经验”，完成了它的“客体化”。“疾病”在中外文学作品中都有经典呈现。在“70后”笔下，疾病叙事是他们承担精神压力时的生理与心理反馈，是他们在历史与政治真空中发出的微弱吁求。盛可以笔下的女性多患有妇科病和不育症，张楚笔下的女孩患有再生障碍性贫血，弋舟的“刘晓东系列”以抑郁症为主打，阿乙的人物患有分泌性疾病，东紫的人物有恋物癖和精神性幻想症。

鲁敏有一篇小说的题目就叫作《暗疾》。梅家人都有或显或隐的“疾病”。梅小梅的父亲患有“呕吐症”，“有事情正在发生、有事情需要决定、有事情容易出错”就会呕吐，“呕吐”成为了常态；母亲有记账癖，不但记自己的，还要记小梅和父亲的，她的心情如何与账本是否“平了”密切相关；姨婆长期患有便秘症，一谈到大便问题就津津有味，兴头十足。小梅的几个相亲对象都被姨婆热心聊大便吓跑了。梅小梅的病更为隐晦，她在报社做夜间校对，生活毫无乐趣。她患上了“退货强迫症”，喜欢去高档商场买东西，很快又原封不动地退掉。最后，梅家所有人都满意地通过了小梅的相亲对象“黑桃九”。他温和贤良，彬彬有礼，对一家人提出的古怪问题对答如流，堪称完美。然而，在婚礼上，他的“暗疾”也发作了。他用燃着的烟头把粉红色气球一一烧破，咬牙道：“我恨所有的一切……所有的人，整个世界……”这无来由而广布一切的恨意和“暗疾”，比梅家人要严重得多。

《暗疾》由此成为包含着鲁敏重要母题的作品，这个词也成为了独属于她的标签。“N 种狂人、病人、孤家寡人、心智失序之人、头破血流之人、心灰意冷之人，进入了我的小说。我毫不回避甚至细致入微于他们的可怜可憎与可叹，而他们的病态每增加一分，我对他们的感情便浓烈一分。”人之所以会患上“暗疾”，多是心理原因造成的。在《墙上的父亲》中，王薇患上了嗜吃症和偷窃症。《六人晚餐》中的晓白和王薇一样失去了父亲，同样患有嗜吃症。他们对于食物的贪婪都来自于强烈的不安全感，心理医生是这样给王薇姐姐解释的：“她为何那么喜欢吃？人在胃液分泌过程中，会形成微弱的自我麻痹，近乎忘忧，这成了你妹妹感知家庭安全感与满足感的重要通道。”鲁敏笔下的“隐疾”林林总总，别开生面：《白天不懂夜的黑》中的失眠症，《字纸》中的收集癖，《惹尘埃》中的不信任症，《百恼汇》中的偷窥症，《不食》中的怪口味，《死迷藏》里的偏执狂，《在地图上》里的地图痴迷症，《铁血信鸽》里的养生癖，等等。在《有梦乃肥》中，甜晓患有多梦症，头日做梦次日竟然部分或全部实现。这个“特异功能”几经反转，从招人嫌到为她带来各种福祉，使她成了众人仰慕的“梦婆”，但没想到她喜欢的男人竟然怀疑她是依据梦的指示在谈恋爱。那么，到底是生活依梦而为呢，还是为了需要去编织梦境、再向众人传播假梦呢？这真是一个难缠难解的悖论。而那些听到假梦的人，比听到真梦还要醍醐灌顶，他们是不是也有“暗疾”呢……

在鲁敏的作品中，还有相当多篇幅写的是具体的生理疾病：心脏病、癌症、中风等。这些生理疾病和“隐疾”一样，与主人公的性格、命运构成了相互赋形、彼此指喻的关系。《碎镜》中，优雅高傲的郝音患有说不清楚原因的小毛病：呕吐、眩晕、胃痛、抽筋、流鼻血、发低烧。这些突如其来的小病可能来自于她的感性身体对于理智生活的“暴动”。在《逝者的恩泽》中，红嫂患有乳腺癌，这是因为丈夫忽略了她的身体，她也同样冷落自己的身体。《取景器》里的男主人公得了绝症，虽然小说没有直接提到原因，但在他临终前的回忆中，与情人甜蜜激昂的回忆交织在一起的是与妻子之间乏味寡淡的生活。摄影师情人/家庭主妇妻子，精神/世俗，欢娱/厌倦，种种对立导致了他的压抑，压抑又导致了疾病，这在《青丝》中的校长、《白围脖》中的父亲身上都有所体现。由于感情不如意，他们长期生活在苦闷之中，又囿于身份和所受教育，无法任性妄为，自我压抑之下便生了绝症。这也印证了苏珊•桑塔格对于疾病原因的考察：“依据有关癌症的神话，通常是对情感的持续不断的压抑才导致了癌症。”人因压抑而患病，疾病又反之成为病人新的“牢笼”：“疾病削弱病人，限制他，使他失去活动能力，减少他和周围世界正常的交往，使他日暮途穷而不得不依靠他人。疾病导致病人产生软弱、畏葸、厌恶、异化和悲世的情绪，导致精神和肉体的衰败并把病人隔绝在一个无望的世界里。”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对于“病人”敬而远之，他们的病原体不会传染，但他们的情绪却带着比病菌还要强烈的侵入感，将周遭的世界都染变为了病态。

有研究者统计过，在鲁敏从2001年到2012年的小说中，共出现了88位病人、约100多种疾病，这个数字是相当惊人的。在鲁敏的随笔集《我以虚妄为业》中，有一节名为“疾病解说者”。鲁敏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解说了“静脉曲张”“肩周炎”“偏头痛”“眩晕症”“肺结核”。她将“疾病”作为理解“人性”的重要途径，同时，当她向着“病体”举刀时，最终将这刀刃对准了自己：“我病得同样地久、同样地深。”

在鲁敏的作品中，有一个迄今为止尚未被广泛关注的主题：都市生活的孤独、疏离、空虚、无聊，它们可能也来自于精神上的匮乏。鲁敏通过表面热闹喧嚣实则冷漠隔膜的状态，道出了都市生活的孤独本质。所谓孤独，就是一个人从万物皆有关联的世界中抽身而去，仿佛切断了与周遭所有的联系。在《致邮差的情书》里，M代表都市白领，喜欢网络购物。罗林生活在底层，为了衣食老小而奔波，不同阶层的生活完全不同，但都同样地互不理解，共陷孤独。《企鹅》里的快递员“快快快”成功地约到了前台小姐，想让她快乐起来，没想到她来赴约的原因是出于对“快快快”的同情。两个人都深陷泥淖之中，却因隔膜和误会而将自己的优越感置于他人之上。一旦真相敞开，谁又能说谁比谁更幸福、谁比谁更可怜呢？在《写生》里，丁旦参加老汪组织的紫色慈善之夜，拍卖掉了自己的四节诗歌课，购买者是一个“钱祖宗”艾丽丝，她还拍下了一个女画家来给自己画裸体画。每个人都按照商业规则认真行使职责，偶有生理需求而在一起，但他们之间的距离比太平洋还要遥远。就连艾丽丝渴望丁旦对她的裸体画像来一个拥抱这么简单的要求也成了一种奢望。

相比陌生人之间的疏离，亲人、情侣、闺蜜之间的疏离更让人感到凄凉。《或有故事曾经发生》通过记者的视角探寻未婚女孩米米烧炭自杀的真相。米米生活在当下常见的父母离异的家庭。她在郊区房子里自杀，那是她的父亲及其女友秦老师的居住地。小说以这样的惊悚事件为叙事起点，通过对谜底的探索一展都市人的精神图景。按理说，米米之死最伤心的应该是她的父母、男友和闺蜜。记者在调查中却发现，没有一个人知道米米自杀的原因。合伙开美甲店的闺蜜初音对她的自杀无动于衷，男友志华完全不知道也不关心她的状态。米米母亲对这个悲痛事件采取了自我封闭和麻痹状态，米米父亲正在考虑将“凶宅”低价出售，他的一席话让记者“我”感到寒心和震惊。

“我跟米米是没啥话讲的。”看看我，修正了一下，“我跟她妈也没有话说。跟秦老师也一样。我啊，跟所有的女人都没什么共同语言”。

米米的亲人朋友的冷漠来自于孤独和疏离。玩cosplay的初音是孤独的，修理手机的志华是孤独的，去清凉门唱歌的母亲是孤独的。那个与米米住同一小区、每天定点坐在固定位置了度残生的老头也是孤独的。他不无自得地点评着米米及和她同住的人，其实表述得颠三倒四，一看即知长久没有跟人交流过。记者的追索探查、寻根问底更像是一个残酷的解构过程，不但没有查到米米自杀的原因，就连她的生活、她长什么样都越来越模糊，成了一桩“罗生门”，以至于让我们感到，对于米米来说，活在这样一个冰冷无情的人间，还真不如自杀。

在《当我们谈起星座》中，一群风水大师功成名就，其中的大林为人热心，穿针引线促成了不少体面热闹的聚会。有一天他突然自杀了，大家才想起来对他一无所知。一个“成功”的女主播颇为伤感，问大家是否知道关于自己的信息，结果当然是一样的。当代人的窘境和困境一望即知。人们平时勾肩搭背，称兄道弟，以“社交礼貌”之名互不探究底细，实则是对彼此完全没有兴趣。还有比这亲密接触之下的一无所知更加荒谬的吗？还有比死亡之后连亡故消息也不知该送达何人更加凄凉的吗？

有人在“孤独”中领悟生命的秘密，有人则在“孤独”中无聊地活着。“无聊”这个主题在存在主义哲学那里有着充分的阐述。海德格尔将“无聊”分为三类：“被某事物搞得无聊”“在某事物中感到无聊”和“深度的无聊”，三种无聊的共同点是主体感受到的无意义、无价值。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无聊”被赋予了虚无主义特色和日常生活的灰暗色调，如1990年代朱文笔下的小丁，他生活在一个经历了希望与绝望、谎言与欺骗而后开始麻木的时代，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如果说，每个有特色的时代都会向人提出一些重大的精神问题，我想你一定会同意，在今天的生活中，‘无聊’正是这样的一个非常重大的精神问题。”这个论断放在今天同样成立。

在鲁敏的小说中，“无聊”因浓重的荒诞性和解构性而具有了后现代主义意味。在《西天寺》中，符马一家去墓园探望爷爷。一路上，奶奶、妈妈、小姑妈、大姑父各有各的心思。吃过饭后，符马约了相熟的女孩一起去快捷酒店。然而，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并非他们的约会，而是将符马紧紧围捆住的无聊情绪：“现在这个世界什么好东西都没有了，只剩下无聊，无聊得遮天蔽日，透不过气来。”“为什么每一桩事情，或迟或早，殊途同归，都会感到无聊，这无聊，大得像天一样。”符马是中国的“局外人”默尔索，他比大多数人都敏感而深刻地感受到了无聊。不同的是，他不可能发起像默尔索那样的反抗。当代生活的深度悖论在于：主体试图通过种种身体活动来反抗无聊，但反抗本身也被证明是无聊的。于是，无聊感更深了。

更多时候，鲁敏笔下的孤独和无聊并不像《西天寺》那样有着存在主义色彩的思考，但它们却像啮痕一样无处不在。《黑暗中的情侣》全由对话组成，女人想拉开窗帘在月光里睡觉，男人却只想早点睡过去以积攒体力应付次日的工作。两个人的本意在言辞的较量中彼此错位，南辕北辙。《在四十七楼喝酒》中，无论是离婚后时尚的NONO，还是标准的贤妻良母晓玫，抑或别有用心追求NONO的尼克和托马斯，都陷落于各自的心狱。“他们因为孤独而聚会，并在聚会之后又收获更多的孤独。人们就一直是这样，也将永远这样。”47楼的悬空感就是都市孤独的标配。《隐居图》里，舒宁和孟楼大学时是一对恋人，曾经狂热追求过浪漫。多年后，舒宁已是“成功人士”，孟楼成为众人眼中的“失败者”。有意味的是，无论是理想主义还是现实主义，他们与伴侣、家人甚至旧日恋人在一起时都感受到了冰冷坚硬的孤独与隔阂。

至此，鲁敏对都市人进行了冷峻的扫描。既然生活是如此地孤独无聊，那活着还有意义吗？鲁敏有一些作品写到了脱离世俗而追慕“高处”的人生状态，或许能回答这样的疑问。在《谢伯茂之死》中，陈亦新给自己虚构了一个好朋友“谢伯茂”，他给谢伯茂写信，地址是自己喜爱的路名：百猫坊、秦状元巷、邀笛步、扫花馆。这些充满南方古典气息的地名在生活中早已死去，无人能收到的信件安抚着他无意义的生活。《伴宴》里，民乐团团长仲熙不得不接下伴宴的活儿，但对于不愿伴宴的琵琶名家宋琛别有一份宽容。这份宽容里含有暗暗的期待，希望宋琛能以技艺和坚守保留民乐的尊严。在小说最后，从宋琛说的“古器乐的材质，总取于天地自然”，仲熙想到“这些古器，从来就是这么自在的，高于庙堂，或低在陋巷，都在它本身无关，正所谓近者自近，远者当远”，则是那一份宽容、期待、念想的悠远升华。

生而为人，不但有匮乏、隐疾、生理疾病，还有一言难尽的种种细小的煎熬、孤独、无聊、痛苦，作家对此完全了然，她早就在《博情书》中说过，“人活着，本来便是一场漫长的牢役”，“孤独与隔绝，才是婚姻面具后的永恒真相”。在《墙上的父亲》里，王蔷在出嫁前对妹妹暗自道出：“你并不孤独，因为人人都孤独。”孤独是常态化的存在，这是鲁敏对当代生活的洞彻。像宋琛那样将精神放置在“高处”，或者将“高处”的精神当作理想去追随，这，或许是鲁敏为我们开出的都市孤独症的“药方”和“解毒剂”吧。

三、身份/身体：抵达生命认知的路径

在近期创作中，鲁敏将重点转向了“身份”和“身体”，这两者皆与主体的生命认知相关。“身份”是主体的社会形式，指的是“与另一个人或团体，或和一个理念，和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自然的圈子共同具有或共享的”资源。“身体”则是主体与生俱来的物质形式，是对世界产生感知的介质，“在日常生活的互动中,身体的实际嵌入是维持连贯的自我认同感的基本途径”。

在鲁敏的小说里，人物不断地变换和寻找新的身份，以期找到另一个“自我”，这种看似不现实的做法反而夯实了他们摇晃不定的现实感，促使他们重新理解和确认生活的边界。在《小流放》中，穆先生找到了前租客留下的名片，其中有一张“盱眙十三香龙虾南京销售代理 范志贵”。他对这个身份很感兴趣，于是给自己印了名片，扮演起了“范志贵”。在《大宴》中，大家口口相传的容哥据说可以解决人生所有难题。为了请容哥吃饭，人们打破了头。容哥最后果然没有来，而且据可靠消息说容哥不是“哥”而是“姐”。想象和错位的黑老大身份掌控着人们的喜怒哀乐，而这更像是庸众心造的一个幻影。《球与枪》是一个典型的关于身份的文本。小说设置了两个长相一样的男子穆良和AB。穆良喜欢安静，呆坐办公室，从事无聊的工作；AB喜欢动荡，居行无常，身手矫健地违法犯罪。穆良借助AB的视角看到了自己的生活，这使他自愿顶替AB去认罪坐牢，因为“反正随便呆在哪里，与坐办公室，去菜场，或呆在妻子身边，并没有多大的差异”。AB就是穆良的另一个自我，“这世界上不止我一个”的真切感受强化了穆良与世界的黏合度。

长篇小说《奔月》（2017）是鲁敏探讨“身份/身体”问题最出色的作品。小说讲述小六如何借着一场车祸将自己从“南京人”成功地变成了“乌鹊人”。在南京，小六循规蹈矩，是贺西南眼中胆小文静的妻子，是公司有前途的培养对象。随着小六在车祸中的“失踪”，她在南京的“真实”面目一点点浮现出来：在张灯的陈述里，她是一个床上好手；在“闺蜜”绿茵的讲述里，她好社交，得心应手地周旋于男人中间。在乌鹊，小六由于身份问题，不得不依赖于偶然结识的林子，住在出租屋里，生活漂浮不定。小说通过小六在南京和乌鹊两个地方的生活，探讨都市人企图逃逸日常轨道、对自我进行重塑的愿望。林子帮小六拿到了乌鹊的合法身份，这个身份确定之时就是小六抽身离开之时。乌鹊的确定性、庸常性与南京又有何区别呢？可是，当她回到南京时，恰好目睹深爱她的丈夫正在向她的“闺蜜”求婚。她再次面临是否抹除真实身份自行消失的两难困境。

关于身份的深入探讨还体现在小六的“薄被子理论”中。家里的被子掉落，被邻居收好，小六去取时，发现被子在邻居家跟在她家一样毫不违和。推而广之，邻居家的丈夫和妻子与自己家和别人家的也无甚区别。这套理论在《在四十七楼喝酒》《无边无际的游泳池》等文本中也时常冒出来，可以感觉到鲁敏对这套理论的普适性充满了信心。此外，小说还提供了两个关于“失踪”的互文本：小六的父亲、乌鹊房东家的孩子，他们都无缘无故地消失了，这也为小六的身份变化提供了合理性。通过小六的虚/实、有/无、缺席/再现，鲁敏试图回答都市人关于自我和身份的困惑与好奇。

与此同时，她还要探讨一个更具永恒性和终极意义的命题。如果我们知道生命终将是一场虚无，那么“我”的边界和范畴在哪儿，存在的意义是什么？这可以解释她为什么会从“诗意”“精神”返回到对“身体”的书写：“很年轻的时候，我对构成一个人的几个方面，曾有个一本正经的排序，降序：精神、智性、天赋、情感、肉体。那时候肉体是用来垫底的，觉得肉体是可以受苦的、可控制和可践踏的。”但人到中年，目睹许多所谓精神层面的事物遭到挫败纷纷落逃，“最终恰恰是肉体，以一种野蛮到近乎天真的姿态，笔直地撞向红线，拿下最终的赛局”。由此，她认识到了“肉体”的重要性，不惜亲自上阵“为荷尔蒙背书”。

鲁敏用“荷尔蒙”“肉体”等更具生理特质的词汇来指代“身体”。事实上，中国读者对于身体书写并不陌生，从1930年代的海派小说，到1990年代陈染、林白的私人写作，到卫慧、棉棉的身体写作，再到21世纪底层文学中的农家女形象，每个阶段都因社会、经济和文化语境的差异而有不同的特色。鲁敏以“身体”为中介记录着当代人的生活，将之推到了社会化、哲思化和具有生命感的认知层面。“我们的身体有各种各样的感受，它的记忆，它的遭遇，它的压抑的历史和辉煌的历史都值得记取。”有的身体关系通往柏拉图之爱，如《枕边辞》，一场身体相贴的纯洁经历成为男主人公一生的心结；有的身体关系重新定义现代人的交往方式，如极具叙事实验性的《绕着仙人掌跳舞》；有的身体关系记录着都市情感的疏离，如《幼齿摇落》；有的身体关系通向谋杀和犯罪，如《徐记鸭往事》和《三人二足》，小说中的男女肉搏已然褪却了情欲色彩而转化为一场场恶意相伤相杀，绽露着当事者的黑暗心渊；有的身体接触则通向新生，如《荷尔蒙夜谈》，雕塑家何东城竟然在飞机上的不轨事件中重新获得了艺术感受力。就像他自己所说，当脆弱渺小的个体感到自己正在与无垠进行对接时，唯有肉体幸福的眩晕和颤栗才匹配得上这样的“震惊”。

鲁敏一改从前的乡村抒情与都市经验叙事，专心致志地写起了“身份”“身体”“肉体”，一部分人视之为“低俗”。在我看来，这种书写里恰好包含着鲁敏对于生命的敏锐感知。她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是“身体”而非其他东西支撑着我们从年轻到年老，从生到死。身体的变化是一切变化的“原点”。在《无边无际的游泳池》中，以泳池为背景烘托出的身体差异何其之大。童年和青春的身体甜美白嫩如人参果，老了却极度败坏衰朽，连老头和老太太都难以分别，也难怪人们势利的生理反馈往往亲狎于前者而力避后者，而主导这一切的正是时间：“时间，真跟这泳池里的水一样，在它里头，男人女人、小孩老人，都只是一根浮木而已。”时间的伟力可以对身体进行“退化”式区分，也可以消灭身体的巨大差异，直至身体本身。

对这个主题的领悟为鲁敏带来了简洁有力而充满禅意的书写，这就是《火烧云》。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原为高校副教授，后突然放弃一切，上山当起了居士，所寓之处名为“云门”。伴随着身份转换的是他在生活方式和身体受难两个层面的互喻。他的生活清淡克制，身体却时发隐疾。一个女客非要来云门隐居，她饱受男人和生育之苦。居士不堪忍受她沉醉于往事的絮叨和对世俗之物的眷恋，先是镇日抄经，后下山还俗。小说最后，女客死于云门的一场火灾。鲁敏通过对比式书写，在简短篇幅里密度极高地置入了她对身份、身体、性别、生死等问题的思考：居士和女客，一个有意隐居，一个无心逃避；一个身有隐疾微恙而不堪其苦，一个饱受身体之苦而毫不在意；一个肉身尚在却心无挂碍，一个肉体消亡而留下了无数孽债。在丰沛细节的对照中，作家不动声色地呈露出了人生的虚妄、虚无。说到底，人生于世，只有身体诚实地记载着时光流经的脉络与形状。辨认出了一个人的身体变化，也就能辨认出他的生命本相。我以为，这正是鲁敏“身份/身体”书写的价值和意义。

迄今为止，鲁敏已经涉足多个叙事范畴：乡村的温情、城市的孤独、个体的生命探索，都在她笔下自成体系。就她目前的写作状况而言，“身份/身体”书写似乎也已经臻至成熟，那么，她可能会很快进入下一个新的叙事领域。想到鲁敏的勤奋、才华、韧性，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过程还将出现令人惊讶的更新与嬗变。

注释：

①鲁敏：《青春期：闪电前的闷热时光》，《回忆的深渊》，昆仑出版社2013年版，第4-5页。

②鲁敏：《十二年，这是一条写满寂寞的路》，《华商晨报》2010年11月10日。

③鲁敏：《思无邪》，《回忆的深渊》，昆仑出版社2013年版，第253页。

④⑤鲁敏：《我是东坝的孩子》，《文艺报》2007年11月15日。

⑥鲁敏：《茫茫黑夜漫游》，《我以虚妄为业》，河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154页。

⑦岳雯：《未知死，焉知生——鲁敏小说论》，《南方文坛》2017年第4期。

⑧[美]朱迪丝•维尔斯特：《必要的丧失》，张家卉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导言第2页。

⑨翟业军：《鲁敏：自我修复式作家》，《人民日报》2013年7月23日。

⑩梁鸿：《鲁敏之痛》，《扬子江评论》2015年第5期。

[联邦德国]维拉•波兰特：《文学与疾病——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方面》，方维贵译，《文艺研究》1986年第1期。

鲁敏：《背叛与冒犯》，《我以虚妄为业》，河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149页。

[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页。

朱昱熹：《论鲁敏小说中的疾病叙事》，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2014年。

鲁敏：《疾病解说者》，《我以虚妄为业》，河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244-265页。

鲁敏：《或有故事曾经发生》，《梦境收割者》，中信出版社2021年版，第85页。

[德]海德格尔：《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赵卫国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17、159、198页。

王晓明：《在“无聊”的逼视下——从朱文笔下的小丁说起》，《在新意识形态的笼罩下：90年代的文化和文学分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5页。

[英]斯图亚特•霍尔、保罗•盖伊：《文化身份问题研究•导言》，庞璃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方文、王铭铭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11页。

刘雅麒、鲁敏：《生而为人，必有暗疾》，《北京青年报》2017年1月16日。

鲁敏：《为荷尔蒙背书》，《名作欣赏》2017年第5期。

鲁敏、郜元宝、黄德海：《〈荷尔蒙夜谈〉：在理智与情感之外》，《文学报》2017年3月30日。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