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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革命战争题材小说因适应了时代需要而发展迅速，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的重要构成。创作者大都是革命战争的亲历者，他们艺术修养有限但创作欲望强烈，按照规定模式对革命战争生活内容进行简化和审美化书写，其作品在战争生活理想和理念化、故事情节的革命传奇性以及英雄人物性格的革命化和纯净性等方面均表现出革命浪漫主义特点。

关键词：革命战争 传奇性 英雄主义 浪漫主义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召开的中华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扬满怀激情地倡导作家努力创作革命战争题材文学。他说，“假如说在全国战争正在剧烈进行的时候，有资格记录这个伟大战争场面的作者，今天也许还在火线上战斗，他还顾不上写，那么，现在正是时候了，全中国人民迫切地希望看到描写这个战争的第一部、第二部以至许多部的伟大作品！它们将要不但写出指战员的勇敢，而且还要写出他们的智慧、他们的战术思想，要写出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如何在人民军队中贯彻，这将成为中国人民解放斗争历史的最有价值的艺术的记载”①。周扬的讲话是对革命战争题材创作的热切期待，他或许无意规划书写内容，但“写出”的三个方面却具有“预设”性和指导性。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革命战争叙事很少超出周扬“预设”的范围。创作者的表现领域和表现方法有所不同，立意和旨趣相差无几：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和中国共产党领导英明正确，用革命思想武装起来的战士和人民群众是不可战胜的，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战争胜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作家们调用自己的生活积累和艺术修养全力表现这些内容，复杂残酷的战争叙事充满革命乐观主义色彩。英雄无敌，革命必胜；有失败挫折但没有悲观情绪；战争固然残酷，有血腥、暴力和死亡，但没有悲剧；敌我两军阵线分明，敌强我弱，但势必发生逆转；敌人貌似强大实则色厉内荏，革命战士始终处于不败之地；即便是“铁壁合围”，即便是大军压境，也总能找到克敌制胜的办法；拥有革命理想信念的军民用长矛大刀、抬枪土炮战胜强大的侵略者，战胜国民党正规军。这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革命战争叙事的基本模式，也是革命浪漫主义文学的典型范式。本文拟就长篇小说的创作表征做些粗略考察。

一、战争题材长篇小说革命浪漫主义特点的成因

“革命战争”特指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以争取民族独立、阶级解放、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中国为主要内容的战争，主要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革命战争叙事主要表现这两次战争背景上的历史生活内容。长篇小说《风云初记》《新儿女英雄传》《保卫延安》《林海雪原》《平原枪声》《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苦菜花》《铁道游击队》《红日》《吕梁英雄传》《红岩》等在当时和后来都产生了较大影响。

革命战争叙事的浪漫主义主要表现为英雄主义浪漫主义。这一特点的形成源于多种因素，而审美传统和现实要求、创作者的生活积累和情感经验起着重要作用。

首先，描写革命战争生活、塑造革命英雄形象是现实政治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革命斗争烈火中诞生的，进入和平建设年代，无论宣传建国意义还是巩固新生政权，都需要展示革命者浴血奋战的历史过程，表现艰苦卓绝的历史功绩，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文学艺术被视为重要宣传形式。全中国人民迫切地希望看到描写革命战争题材的作品，从中接受革命历史教育，周扬的话道出了时代要求。“有记录资格”者亲身经历了革命战争，胜利后满怀豪情地回望惊心动魄的战争岁月和辉煌的斗争历史，也希望把过去的经历和感受告诉读者，让他们继承先烈遗志，珍惜和平幸福的新生活。时代要求和个人诉求相结合形成强大的创作热情，尽管力不从心，创作过程艰辛备至，但他们仍义无反顾地担当起“记录伟大战争生活场景”的重任。革命战争叙事因此发展繁荣，并因亲历者豪迈的革命情绪灌注而增添了诸多浪漫主义元素。

其次，革命战争叙事与审美传统和延安文学走势。金戈铁马是国人重要的审美内容，远比杏花春雨更受欢迎。中国文学史上，战争题材、军事斗争、武侠传奇众多，《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演义》《说岳全传》《杨家将》以及众多侠义小说形成了英雄演义、传奇故事、武打格斗、惊险猎奇、摆阵斗法等创作和审美传统。在走向世界的文学大潮中，这些传统曾被挤兑到边缘。现代作家重视深刻而轻视通俗，追求厚重而鄙薄消遣，英雄传奇和民间传统受到贬抑。这种格局和走向在战争到来之后发生变化。抗战开始后，作家们把文学当作救亡图存的武器，英雄传奇和民间艺术形式因拥有深厚的审美土壤而受到重视。国统区作家大力提倡民间通俗文学，或许是权宜之计，延安重视英雄传奇和民间文艺却是工农兵方向必走的途径。新中国赓续了延安文艺方向，革命战争叙事占据天时地利人和迅速向英雄主义倾斜。1950年代初期周扬为社会主义文学奠基，主编了《中国人民文艺丛书》177部，其中写抗日战争、人民解放战争（包括群众的各种形式的对敌斗争）与人民军队（军队作风、军民关系等）的作品101部。这个惊人的数字表明，革命战争生活已经广泛地进入创作视阈，并在作家队伍形成、创作经验积累以及阅读兴趣养成等方面具备了深厚基础和强有力的创作走势。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革命战争叙事正是在此基础和走势作用下开始的。粗读作品即可发现，战争题材、英雄传奇、民间形式、民族风格等审美传统既影响着艺术形式和语言风格的发展演变，也影响着革命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特点的建构和形成。

其三，作家生活经历和情感积淀作用。革命战争叙事的创作者大都经历过革命战争的艰难困苦和生死考验。战争生活环境，尤其是延安生活环境，改变了他们的生活道路和思想感情，也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观和审美观——或者完成了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革命同情者和追随者到革命知识分子的转变，或者完成了从农家子弟到革命战士、再到革命干部的转变。如萧军是个性倔强的知识分子，几年的延安生活之后，完成了从个人英雄主义向“新英雄主义”的转变；而他所说的“新英雄主义”的核心内容就是“为人民服务”，表现在创作上则是践行“二为”方向。其他知识分子与之相比似乎转变得更彻底，俨然为信仰坚定、品质过硬、纪律严明的文艺工作者。他们以胜利者的姿态回忆那些生命倒悬、刀光剑影的岁月，充满英勇豪迈的浪漫主义激情。作为革命文艺工作者，他们的回忆和书写既是文学创作更是社会宣传，服从革命需要是政治觉悟和社会自觉，情感表现和审美追求是个人情趣，而个人情趣必须无条件地服从革命需要——这是革命战争叙事者的精神品格。

这种精神品格的养成也与创作者文学知识单薄相关。旧中国很多人没有接受学校教育的机会，创作者缺少足够丰富的文学知识和艺术修养，更缺少创作历练和经验。曲波只读过5年半私塾，冯志读过四年小学，刘流只在幼年读过两年私塾，梁斌是师范生，峻青读了几年小学就去做童工，马烽小学没毕业，西戎中学没读完，刘真连小学都没读过……他们大都是热血青年，抗战开始后投身革命，在民族独立和阶级解放的革命战争中成长，也在革命战争中接受文化教育，如曲波曾在胶东军政大学学习，冯志在华北大学中文系学习，马烽和西戎在鲁艺附设的部队艺术干部训练班学习。他们生活经验丰富，情感体验深切，爱好文学喜欢写作。他们有话要说却不知如何诉说，因而容易接受时代指令“按需”创作——包括写什么和为何写，也包括怎么写。他们自由创作的能力有限，很容易接受时代要求囿于甚至乐于狭隘表现空间。

在一般情况下，他们无力也无意跻身文坛，但社会主义文学建设需要造就了这群特殊作家。按照当时的说法，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创建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落后挨打、贫困屈辱百年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面对如此伟大的社会变革，他们艺术修养单薄而“强闯”文坛者在于，他们在战争中经历和经受了生死考验，亲眼看到自己的同志、战友、亲人在身边倒下，在欢呼胜利的热烈气氛中，无论对生者还是死者，都如当年鲁迅所说产生“企图流布”的冲动。冯志说：“我所以要写《敌后武工队》这部小说，是因为这部小说里的人物和故事，日日夜夜地冲击着我的心；我的心被冲击得时时翻滚，刻刻沸腾。我总觉得如不写出来，在战友们面前似乎欠点什么，在祖国面前似乎还有什么责任没尽到，因此，心里时常内疚，不得平静！”②峻青则说，“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多少父老弟兄在我的身边倒下去了，多少英雄儿女的壮烈事迹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里，每一想到这些为了党和人民的共同事业而慷慨地贡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的人们，我的心就情不自禁地激动起来，发生了一种要用文学创作来表现他们的强烈冲动，这种冲动促使我写出了这些作品”③。曲波每到风刮雪落的季节，都本能地记起当年战斗在林海雪原上的艰苦岁月，遂以巨大勇气克服艺术修养欠缺的障碍，耗费多年精力和心血创作《林海雪原》，扉页上动情地写道：“以最深的敬意，献给我英雄的战友杨子荣、高波等同志。”简短的文字背后蕴含着深切而强烈的感情。基于这般情感动力，他们开始了战争参与者到书写者的艰难转变。

胜利者的姿态、深切的生活体验和单薄的艺术修养决定了他们的创作具有豪迈的英雄气概、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饱满的革命激情，属于英雄主义浪漫主义范畴；而意识形态的强化指导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贯彻执行以及革命文艺工作者的审美自觉，则在将其与一般英雄主义浪漫主义区别开来的同时，也锁定了革命英雄主义浪漫主义艺术品格。

二、战争生活内容的简单化和理念化

战争生活是复杂残酷的。无论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游击战还是正规战，正面冲突还是敌后战线，平原阻击还是山区野战，战事发生在城市还是乡村，都涉及复杂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问题，都会伤及生命而牵连到家庭伦理及复杂的社会关系。参战双方，无论士兵还是军官，勇敢者还是怯懦者，胜利者还是失败者，牺牲者还是幸存者，也无论正义者还是侵略者，施暴者还是抗争者，都是性格复杂的生命个体，其背后都有复杂的家庭生活和社会背景，生死成败都会引起连锁反应。战争期间，敌我对垒，却并非阵线分明，动摇反正，投降变节，朝秦暮楚，脚踏两只船，背靠三面墙，各种情况都存在——人是复杂多变的，战争中的人和人际关系也复杂多变，战争持续时间越长就越复杂。革命战争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人民的主体是农民，他们对战争的态度是复杂的，既有民族救亡和阶级解放的大义，也有维护家庭、珍惜生命、顾忌个人名利的本能。他们心理世界的复杂性决定了战争形势和伦理关系的错综复杂。革命战争叙事者对其复杂性和残酷性有深刻认识和切身感受，但他们的创作却“删繁就简”，呈现出单纯、简明、理想、乐观、形而下乃至必然律、程式化的革命浪漫主义表征。

叙事简化源于也表现为“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在思想意志高度统一的时代，革命战争叙事者无论作为体制内工作者还是革命文艺战士，都因政治斗争经验丰富而缺少在更高层面上对战争生活进行独立思考和自由创作能力。而机械论、形而上、庸俗社会学则在限定他们的思想和思维的同时，复将他们引导到“二元对立”的框架之中。在其思维模式作用下，他们将人物划分敌、我、群三大板块两大阵营。战争发生、战情发展、战场局势、战斗结局都按照既定的思维模式规划设计，且敌我阵线分明。我方是正义力量的代表和化身，代表国家民族和人民群众的愿望要求，打击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势力，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人民群众是战争伟力之最深厚的实践根源和叙事资源，也是我方的坚强后盾；敌人是邪恶势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外表强大其实色厉内荏，武器精良却钩心斗角，士气低落毫无战斗力。两大阵营、三种力量决定着革命战争叙事的基本内容，显示着人物设置、矛盾冲突、故事情节和战争走势。敌军顽强挣扎最终失败，我军越战越勇凯歌高奏，人民群众欢欣鼓舞迎接解放。两大阵营、三种力量在作家“规划的战场上”逐鹿厮杀，细节局部有很多差异，但基本套路和表现内容大致相同，如用粗略的笔墨描写惨烈的战斗现场、牺牲和死亡，用节俭文字写眼泪哭泣、风花雪月和儿女情长，用漫画般的手法将敌方人物写得愚蠢丑恶粗暴残忍毫无人性，用美化乃至神化的笔触把革命英雄写得英勇顽强智慧超群高大健美……创作者游走在简化的战争废墟上，弹奏豪迈激昂的革命浪漫主义协奏曲。

战争是不可复原的，任何描写都无法复原战争场景，也无法复原战争背后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任何战争叙事都要简化，任何创作都是战争的简化书写。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何简化？简化了什么？简化之后留下了什么？

简化基于理念旨归宣传。意识形态对革命战争及其胜败原因做过权威性论述，其思想观点被视为“历史结论”广泛宣传，进而成为战争叙事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根据。叙事者删繁就简意在演绎毛泽东人民战争的军事思想，强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突出人民战士勇往直前等意识形态规定的内容。如此简化或许有违历史真实和生活体验，影响叙事者诉说，但他们是特殊群体而非纯粹作家。革命战争将他们锻炼成革命战士和文艺工作者，并赋予他们顾全大局、遵守纪律、服从需要、配合宣传、牺牲自我、忠于领袖的觉悟和自觉，把根据时代要求抒情达意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把简化战争生活、表现战争理念也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即便是意识形态与自己的战争生活体验存在很大距离，他们也要接受和服从。而理念既定，则排兵布阵、关系权衡、人物设置、故事情节及其发展结局也就有了框架和模式。虽然革命战争生活的书写资源如海，叙事者的情感积累若山，但他们的创作却限定在规范里，缺少复杂深刻的人性和人文内涵。《林海雪原》《烈火金刚》《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等均属于单纯的革命浪漫主义。

细究之，革命战争叙事将复杂的战争生活和深切的战争体验“轻易”简化，还源于叙事者的审美创造经验欠缺，且所拥有的那点还植根于古典小说甚至民间文学土壤。刘流的文学修养源于幼时观看的民间草台演出，曲波熟稔并欣赏《说岳全传》《三国演义》。《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岳全传》《封神演义》等古代战争小说动辄两军交战，摆开阵势，扎下阵脚，战将比武，擂鼓厮杀，鸣金收军，穿插军师斗智，法师斗术，道士斗法，神仙斗宝等内容，心仪者大智大勇，武功超群，厌弃者有勇无谋，昏庸无能。这样的战争叙事写的是武艺武功，比的是勇敢智慧，追求的是热闹有趣，结果是战争描写模式化，人物性格定型化，故事情节简单化。无论“三国”“水浒”“说岳”还是“杨家将”“封神”以及诸多“武侠”小说，均存在将战争、战场和战斗简单化、程式化、趣味化的问题。这种审美传统影响着艺术修养不深、创作能力不强、表现手法不多的写作者，虽然他们所经历的现代战争与冷兵器时代的武打格斗迥然不同，但将复杂战事简单化、暴力厮杀游戏化以及死亡血腥趣味化的叙事模式却在众多因素作用下承袭下来。

简化寄托着作家的社会期望和审美期望，其结果是将战争生活审美化。叙事者在胜利的喜悦中回首过去，却无法正视战争中的失败、苦难、死亡、痛苦、眼泪、杀戮、恐怖、血腥、暴力和卑污。他们在刀光剑影中摸爬滚打，提着脑袋冲锋陷阵，能不知道战争生活的残酷复杂吗？能不知道敌人凶狠兵力强大远胜于我吗？能忘记先烈流血牺牲、胜利背后的沉痛代价吗？但作为革命文艺工作者他们不能如实描写，而只能写胜利，打死了多少敌人，打退过多少次进攻，战士如何英勇顽强地冲锋，人民群众怎样全力支持……希望读者从创作中看到过五关斩六将的辉煌战功，看到革命武装力量以最小牺牲换取了最大的胜利——这既是写作者的乡愿，更是时代要求。所以他们尽可能地将复杂的战争生活简单化以配合宣传，尽可能地将残酷的战争审美化以加强教育作用。至于因为简化而造成的战争叙事失真和审美内涵单薄，形象缺少血肉和艺术魅力，则是他们没有想到、或者说即使想到了也无法做到的。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努力将革命战争生活简化，简化，再简化。

简化凸显了革命乐观主义情绪。这是胜利者自然而然的情绪，也是革命理想信念所赋予的战争情绪。战争期间，他们依靠这种情绪树立了顽强意志和必胜信心，从而战胜了艰难困苦，战胜了强大敌人，也战胜了失败后的痛苦，挫折后的气馁，昂首挺胸地走进共和国时代。在胜利的凯歌中，乐观主义情绪更加高涨，也更容易将深切的战争体验简化和美化，更容易忽视和回避走麦城的经历和体验，而努力打捞战争记忆中振奋人心的事实。他们用革命理想和激情将闪光的战斗碎片串联在一起，渲染夸饰，构建气吞山河的革命战争史诗。于是我们看到，无论双方力量对比如何悬殊，敌人实施“铁壁合围”还是“大扫荡”，是“地毯式围剿”还是“重兵清乡”，我军都有办法转移群众，挫败敌人阴谋取得战斗胜利；也无论革命力量遭遇怎样破坏，伤亡多么惨重——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战友牺牲，同志遇害，革命战士也都保持旺盛的斗志，勇敢地投入战斗。叙事者把失败挫折遮蔽在革命乐观主义情绪中，遮蔽在成长壮大的欢快和胜利的欢呼中。革命战争叙事是洋溢着乐观主义情绪的浪漫主义。

其实，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革命战争叙事的问题不在于简化。简化是作家筛选素材、处理题材、提炼情感经验和生活体验的必要手段，原本没有问题，甚至文学史上很多作品因“简化”而成为经典。无论西方文学源头古希腊神话还是中国古代文学源头《诗经》，都是“简化”的经典。现代创作也出现过简化的典范，汪曾祺便将人际关系、复杂生活和人物性格做了简化书写，人物纯净如诗，性格透明如镜，关系简单如初，但生动可爱充满灵气，故事情节点到为止，却生动感人富有诗意，反比那些有复杂人物和故事情节的作品更具有艺术魅力。《林海雪原》《烈火金刚》《铁道游击队》等作品中的人物也并非因简化而简单。相反，因为简化，突出了性格特征，提升了人物高度，更显浪漫主义英雄气概。如杨子荣、史更新、刘洪等，他们超人的作为、非凡的意志、崇高的品质、生动的故事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发挥着革命教育和审美愉悦作用。

肯定这些形象性格鲜明具有影响力，并不意味着其时的战争叙事没有问题。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革命战争叙事的问题是显然而严重的。核心问题在于把复杂的战争内容装进理念的框子里，进而导致历史、人性和人文内涵的大量流失。简化的革命战争叙事所表现的审美品格和审美情趣，也正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其他叙事一样，属于“革命的”浪漫主义。

三、丰富多彩的革命传奇艺术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革命战争叙事多数带有传奇性。叙事者在人物塑造、故事叙述和爱情描写等方面广泛运用传奇手法，加强作品的艺术魅力。而传奇性也就成为其时战争叙事浪漫主义的重要构成。

传奇作为小说重要的审美特征，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广泛的读者市场。从《左传》《史记》中经志怪志异、唐传奇到明清小说，均具有浓厚的传奇色彩。唐人将小说称为“传奇”本身就透露出这种文体的审美旨趣。在多元的审美阅读史上，“传奇”始终是吸引读者的重要元素，作家也始终把传奇当作重要的审美情趣。现代小说学习西方，将书写日常生活作为现代性的重要标准，传奇被视为通俗性、传统性、民间形式而备受轻视。如前所述，革命战争叙事主体多数是读着民间通俗文学形成审美情趣开始创作的，传奇是自然而然地选择。受“文艺方向”和服务宗旨的制约，他们既不能在“猎艳”和“言情”上放开手脚，也无法在神异鬼怪的道路上游走太远，只能在传奇上做文章。而这也决定了，他们的创作，无论革命战争岁月的浪漫故事还是英雄人物的壮烈事功，都属于革命传奇。所谓革命传奇，是说他们的传奇叙事限定在配合革命宣传的范围之内，无论怎样传奇，都须配合意识形态宣传，有利于对人民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事实上，战争生活本身就具有传奇性。战争打破了既有的社会和家庭生活秩序，把灾难和死亡推到每个人面前，在生死危亡面前选择人生道路，在机遇和危险中构建人事关系，很多新的选择和组合都带有偶然性和传奇性。战争期间世事难料，生死未卜，也为传奇创作提供了偌大时空。这也是中国战争小说以及武侠小说居多的原因——游侠武打是在审美愉悦的原则下将搏斗厮杀简单化和程式化，在冷兵器时代具有一定的现实依据。现代战争充满冒险惊险、勇猛残暴、刀光剑影、生死恩怨、凶杀打斗，同样具有传奇性。中国革命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传奇——就像当时广泛宣传、家喻户晓的那样，中国共产党领导以农民为主的革命队伍，依靠小米加步枪神出鬼没地战斗在敌人后方，经过浴血奋战赢得抗日战争胜利，随后又经过三年苦战推翻了蒋家王朝，建立了新中国，这本身就是惊天地、泣鬼神的革命奇迹。而在局部战场和具体战斗中，革命军民更是将以弱胜强、以柔克刚、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暗度陈仓、谋略奇袭等招数运用得出神入化；至于地道战、地雷战、游击战、运动战、麻雀战、武工队、锄奸队等等更富有传奇色彩。革命战争为传奇书写奠定了坚实基础，作家在此基础上发挥艺术想象力编织传奇故事，塑造传奇人物，为作品增添情趣。胜利者有这种资质，也有这个条件，凭借丰富的生活经验和艺术旨趣为作品涂抹了浓厚的传奇色彩。

传奇既有深厚的审美传统，也有坚实的现实心理基础。传奇基于现实满足，“传奇总是关心着愿望和满足”④。期待满足是人的天性。概因人世间平淡琐碎事居多，即使战争生活照实写来也无法满足现实愿望和审美需求。所以须创造传奇人物，编写传奇故事，描绘传奇场面以满足多方面的需求。战争是胜利者的战争，胜利者在回忆中夸饰过五关斩六将的辉煌战绩实属正常心理，传奇是战争叙事的惯常手法——《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苦菜花》等均表现出很强的传奇色彩。《敌后武工队》写抗战时期一支小分队插入敌后开展工作，他们的机智勇敢演绎了很多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苦菜花》写母亲和她的孩子们在抗战中的生活和命运，其悲欢离合的故事带有传奇性；《铁道游击队》写游击队战士把敌人控制严密的铁路线当作战场，他们闯火车，炸桥梁，神出鬼没，就像钢刀插在敌人胸膛；《烈火金刚》写史更新、丁尚武带领民兵深入虎穴解救被关押的妇女，神出鬼没地炸毁敌人炮楼，肖飞独闯县城，机智勇敢地与敌人周旋，搅得敌营鸡犬不宁……

战争破坏了家庭伦理秩序，众多青年男女在战争风云裹挟下走上战场，其间的男欢女爱恩怨情仇，无论生死缠绵的凄美还是惊心动魄的悲壮，都牵肠挂肚，富有传奇性。战争是盛产英雄美人的环境，也是激发想象和幻想的岁月。英雄救美，柔肠侠骨，生离死别，闺中相思，铁血柔情，巾帼侠胆……均是战争叙事的沙漠绿洲。战争叙事的风月传奇有深厚的创作和审美传统。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创作虽有严格规范，但同样存在“风月传奇”的土壤——辉煌悲壮的战争期间，有多少青年儿女告别家庭走上战场，漫长的艰难岁月产生了多少英雄美人的风月故事？尽管清规戒律严明，对人性和人情描写限制严格，作家描写男欢女爱谨慎而节制，但这毕竟是生活的基本内容，也是小说创作不可或缺的元素。无论大规模的战争叙事如《红日》还是隐蔽战线的生死较量如《野火春风斗古城》均穿插了爱情故事。当然，由于规范和限制，革命战争叙事的“风月传奇”没有得到很好表现也是不争的事实。《红日》中副军长杨波和华静的爱情淹没在战火中，“情话”被战局冲淡；《苦菜花》写娟子与姜永泉的爱情受到残酷战争的摧残，德强与星梅的爱情被挤到狭小的角落没有充分表现；《敌后武工队》中的魏强和汪霞的感情欲遮还掩，远没有展开；《铁道游击队》中刘洪与芳林嫂的爱情点到为止，与惊险的战斗故事相比月淡星稀；《烈火金刚》的几组爱情关系被抗日烈火和金刚性格所冲淡，流水无情花似有意……战争“挤扁”了儿女感情，规范冲淡了花好月圆。但这些爱情故事却如深山老林绽放的奇葩和无际的沙漠偶现的绿洲，为作品增添了浪漫主义魅力。

传奇色彩最浓厚的是《林海雪原》。作家曲波文化水平不高，但熟读《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岳全传》等古典小说，由此决定了作品的审美风格。作品写少剑波带领一支小分队深入林海雪原，与凶狠残暴的敌人开展惊心动魄的斗争，集英雄传奇、故事传奇、环境传奇和风月传奇于一体。作者沿袭古典小说的套路设置人物，杨子荣、刘勋苍、栾超家、孙达得和高波如“五虎将”，烘托着年轻的指挥官少剑波。“五虎将”个个身怀“绝技”，在几次重要战斗中分别发挥作用。刘勋苍勇猛力大，生擒刁占一，袭击虎狼窝，活捉许大马棒；栾超家擅长攀缘，飞越绝壁，如神兵天降，为袭击奶头山立下战功；孙达得腿长善跑，吃苦耐劳，千里奔走传递情报，是智取威虎山的功臣；杨子荣装扮成土匪打进座山雕内部，机智勇敢地与凶狠的土匪周旋，巧妙地应对突如其来的险情，为踏平威虎山、消灭座山雕立下奇功。敌人阵营的人物虽有丑化之嫌，漫画之简，但座山雕、许大马棒、定河道人、马希山、侯殿坤、小炉匠栾平等残暴、凶恶、狡诈的人物也颇具传奇色彩。作品用夸张、传奇的手法描写英雄的超强作为，无论斗智还是斗勇，文戏还是武打，雪原周旋还是搏击厮杀，都是曲折生动的传奇故事。而袭击奶头山，攻占虎狼窝，风雪山神庙，智斗小炉匠，智取威虎山，大战四方台，绥芬草原大周旋……更是曲折惊险，紧张神秘，传奇色彩浓厚。为强化人物和故事的传奇性，作品还用渲染夸张的手法描绘林海雪原的环境，如茫茫林海，皑皑雪原，深山老林，神奇的奶头山，凶险的威虎山，魔窟四方台，风雪山神庙，绥芬大草原……小分队在如此广阔的背景和神秘的环境中追杀惯匪残敌，充满神秘性和凶险性。“风月传奇”略嫌薄弱，但也增添了颜色和魅力。少剑波精心挑选36名战士组成剿匪小分队，特殊的战斗任务决定了必须特别优秀者才能入选，却又不得不选入卫生员白茹，于是多情美丽的卫生员与智勇双全的儒将少剑波产生了爱情。在紧张残酷的战斗间隙，穿插他们隐秘的爱恋描写，虽然笔墨十分节俭，但爱情故事仍如万绿丛中一点红，素雅而富有魅力。而发生在惯匪残敌内部的风月故事，也于风骚肉腥弥漫中透露出奇异，并与上述人物、故事、环境等传奇一样，是作品浪漫主义的点缀元素。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革命战争叙事既不同于传统的武侠传奇，也区别于一般的英雄传奇。根本性区别在于它是“革命传奇”。革命是中心词，具有巨大的限制性和统摄力，传奇描写必须限制在革命范围之内，服从革命审美规范。如此，既决定了叙事者的情感立场和作品主题，也决定了传奇的内容和审美旨趣。革命是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战争是符合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人民战争，英雄是革命战斗英雄，传奇必须服务于表现革命斗争。而在对革命理解狭隘且简单机械的语境中，革命战争叙事遇到很多障碍，传奇也显得拘谨，缺少人性内容，缺少亲情表现，缺少人文内涵。作家把英雄牢牢地绑在革命事业上，紧紧地拴在表现革命宗旨上，革命利益高于一切，他们的生死恩怨、所做所思必须符合革命要求，符合表现革命主题的需要。要求影响了性格刻画，服从限制了传奇表现：挤瘪了人性内容，挤窄了爱情空间，挤扁了人物形象，挤干了故事情节。如少剑波与白茹、魏强与汪霞、刘洪与芳林嫂……都缺少足够丰富的情感深度和生命内容，缺少杏花春雨般的诗意柔情。

缺陷影响了艺术境界和魅力，也决定了风格属性：革命战争传奇受制于、也表现为革命浪漫主义。

四、英雄人物性格内涵的纯净性和革命性

战争是英雄用武之地，英雄形象是战争叙事的基本构成。中国历史上战争频繁，文学史上英雄辈出。英雄形象是文学史人物画廊的强势阵容，也是最受读者欢迎的审美元素，有些英雄人物如关云长、武松、杨家将、岳家军等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名词。即便是某些有性格缺陷的人物、反面人物以及武侠人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中国人崇拜英雄，并在创作中形成了塑造英雄人物、刻画英雄性格的经验和传统。革命战争叙事满怀革命豪情书写战争“神话”，塑造了众多革命英雄形象，丰富了革命浪漫主义内容。

英雄是指那些性格、意志、胸襟、事功、能力均超出常人的特殊人物。革命战争叙事中的英雄人物除上述性格外，还具有崇高的信念、严明的纪律、忠诚的党性和坚定的立场等革命品格。在庸俗化、简单化的时代文学语境中，革命内容很丰富也很具体，且条件苛刻。“革命”提高了英雄标准也净化了人物性格，将一般英雄品格限制在外，复将诸多革命品质添加在英雄人物身上。英雄人物必须时时处处、从外到内都符合革命要求，拒绝缺点瑕疵，致使英雄“升华”为高大完美、缺少七情六欲和生命表征的人。他们缺少血肉，也缺少性格魅力。“一个战士，只有当他把自己的心，自己的生命，紧紧地和党和人民和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只有当他随时准备为党为人民为革命事业贡献一切，必要时不惜牺牲自己宝贵生命的时候，只有在这种时候，他的精神境界中，才可能出现真正的革命英雄主义和旺盛的革命乐观主义的光辉。”⑤这是那时候的基本标准。

但并非所有英雄都符合这些条件。因为创作者大都是战争亲历者，他们的历史记忆和情感积累虽然敌不过意识形态要求，敌不过服从“二为”方向的自觉，敌不过时代批评的利剑，但那些刻骨铭心的东西终究要发挥作用。既然是创作，就要对创作规律给予应有的尊重——尽管他们对创作规律的认识有限，把握失度，但创造的英雄人物并非都是革命理念“全副武装”的形象；在突出“革命”品质的前提下，有些人物也表现出一般英雄的性格特征。概略地说，革命英雄人物的精神品质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这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革命英雄与一般英雄的根本区别。后者的思想行为较为普泛，或者为个人名誉，或者为家族利益，或者怒为红颜，或者生死尊严，或者保家卫国，或者忠君殉道，或者杀富济贫，或者除暴安良……多数出于良知和道义，因而令人崇拜。革命英雄的思想品质主要表现在革命范围，也限于革命范围。革命是他们行为的出发点和原动力，也是精神力量的源泉。革命英雄在战争中经过培养锻炼成为具有政治觉悟、忠勇超群的优秀战士。“在战斗中成长”概括了那时代革命英雄的成长道路，也概括了英雄之为英雄的环境和条件。中国是农业国家，农民占绝大多数，革命英雄多数是农民或农家子弟，具有思想和性格局限。作家的艺术重心就在于表现他们克服缺点错误、提高革命觉悟、为民族独立和阶级解放而英勇战斗的过程。朱老巩为维护四十八村农民利益而大闹柳树林，同地主老财斗争献出生命，那是个人主义英雄；朱老忠在接受革命思想之前与冯老兰的斗争属于个人复仇，表现的是个人英雄主义品质和朴素的阶级觉悟，只有在党组织领导下参与“反割头税”斗争才是革命英雄行为。朱老忠父子都是英雄，但性质、意义和结局均不相同。革命英雄也许存在性格缺点，但必须具有崇高的革命理想信念，这是革命英雄的基本条件。他们救民于水火，救国于危难，抛头颅洒热血，宗旨和动因就在于革命理想信念。把革命英雄置于生死危难之中，置于失败和挫折境地，考验其信仰觉悟是寻常的叙事策略。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人民生死安危才是考验英雄本色的沧海横流。《烈火金刚》《林海雪原》《敌后武工队》《苦菜花》等均有基于革命觉悟的深入虎穴、解救群众的描写。

其次，坚强的革命意志。革命英雄既要有革命理想信念，还要有坚强的革命意志。英雄之所以为英雄在于他们有超乎常人的意志，革命英雄的意志源于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和坚定不屈的革命意志。革命战争经历了由弱到强的发展过程，在此过程中，有挫折和失败，逆境和低潮，生活艰苦、环境恶劣、形势严峻、生死考验是必经的过程。烈火炼真金，凶险见英雄，无论作为考验英雄的策略还是促其成长的条件，乃至追求情节发展曲折、设置悬念吊读者胃口，创作者都会设置艰难困苦的境遇，让英雄在挫折失败、灾难死亡中磨炼意志。挫折失败叙事是塑造英雄的常用手法，英雄在挫折失败中成长是常见的套路。少剑波经历了高波等人牺牲的打击（《林海雪原》），杨晓东有过金环牺牲的痛苦（《野火春风斗古城》），刘太生的牺牲让魏强痛苦不已（《敌后武工队》），史更新、丁尚武身负重伤，只能躲在地道里（《烈火金刚》）……这些描写对刻画性格、塑造人物起了很好的作用。

比较典型的是《红岩》。作品在解放战争即将胜利的背景上写国民党监狱里共产党人的斗争生活，塑造了许云峰、江姐、成岗、华子良等用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武装起来的革命英雄形象，表现了他们危难境遇中坚贞不屈、英勇战斗的顽强革命意志。成岗被捕后遭到严刑拷打，即使被注射药物、心智处于迷糊状态也以顽强的意志严守党的秘密；许云峰面对死刑毫无畏惧，坚定的自信和爽朗的笑声让特务头子徐鹏飞惊惧发抖；江姐经历了丈夫头颅挂在城头的巨大悲痛和竹签钉进手指的残酷折磨，在胜利即将来临时走向刑场，“她异常平静，没有激动，更没有恐惧与悲戚。黎明就在眼前，已经看见晨曦了。这是多少人向往的时刻啊！此刻，她全身心充满了希望与幸福的感受，带着永恒的笑容，站起来，走到墙边，拿起梳子，在微光中，对着墙上的破镜，像平时一样从容地梳理她的头发”。她平静地与难友们告别，鼓励他们坚持斗争，迎接胜利，勇敢地面对死亡。

其三，高尚的精神品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革命战争叙事多数正面表现革命英雄的精神品质。这与忌讳悲剧、淡化人性的政治诗学语境有关。两军交战，无论敌我实力有多大悬殊，也无论是遭遇战还是阵地战，英雄都处于不败之地。《烈火金刚》《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平原枪声》……大都高奏英雄凯旋曲。敌强我弱实力悬殊是历史事实，创作者避免写遭遇战和阵地战，避免写敌我正面冲突，而选择地道战、地雷战、游击战，写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如夜袭和智取，写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写人民群众的掩护和支持，为胜利增加砝码，为表现英雄壮举创造条件。为突出英雄人物的精神品质，叙事者往往把他们置于个人和集体、亲情和革命、自由与纪律等矛盾中，让英雄克服个人主义思想情绪和狭隘的农民意识，克服个人英雄主义情绪和莽撞、急躁、怯懦等性格缺陷，成为胸怀宽广，意志坚强，无私无畏，强敌面前不畏惧，灾难面前不退缩，死亡面前不胆怯，遇到危险冲在前，身陷囹圄不变节，经得起严峻考验，担当起革命重任的革命英雄。这种叙事简化了战争生活内容，也简化了英雄性格。

为有效地表现英雄的精神品质，革命战争叙事大都远离家庭而选择社会叙事，把英雄置于硝烟弥漫、腥风血雨的社会舞台上表现他们的精神品质。往往是，英雄因为各种原因离开家庭投奔革命队伍，他们没有或者少有家庭生活和个人感情，全身心地致力于革命斗争事业。这种大切口、单向面的叙事有助于突出英雄的精神境界，也容易提纯人物的生命内涵，使英雄可敬不可亲。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其中最重要的是家庭关系和亲情关系；英雄难过美人关也难过亲情关，家庭和亲情最能检验人的精神品质。革命英雄叙事将英雄从这些关系中拔将出来，他们也就失去了真实而丰富的生命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说，前面所谓战争生活的“简化”，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英雄活动舞台的简化——简化人际关系和人物心理，简化伦理内容和生命内涵。《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烈火金刚》《平原枪声》虽然不是简化的极致，但人物的生命内涵、性格的复杂性以及人性、人情和人道主义情怀均无法得到应有的表现。英雄成为骨感突出、缺少血肉的扁平形象，作品也因此缺少足够丰富的艺术魅力——这是革命英雄浪漫主义的宿命。

注释：

①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周扬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29页。

②冯志：《写在前面》，《敌后武工队》，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③峻青：《胶东纪事》，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89页。

④[英]吉利恩•比尔：《传奇》，肖遥、邹孜彦译，昆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页。

⑤胡采：《读峻青〈胶东纪事〉》，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年版，第9页。

[作者单位：聊城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