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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试图从童话心理学角度入手，以《美好的一天》《圆形和三角形》《三丹姐姐的羽毛》和《去看乌嘎跳舞》等篇为例解读渡澜小说的童话特质。蒙古族“90后”作家渡澜的小说中，人物、动物和植物等形象都具备了童话的象征意义。渡澜通过自己丰富的内心世界和童年经验，用看似魔幻、瑰奇的笔调描摹出儿童的视野与世界。

关键词：渡澜 小说 心理描写 童话特质

渡澜的小说不仅通过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而且以极具物质质感的心理描写鲜明地表现了儿童的认知特质：儿童在认知世界时，其出发点、衡量尺度以及认知方式均与成人世界大为不同。此外，性意识与“自我”的觉醒、儿童面对成人世界的困惑也在渡澜的小说中有丰富的呈现。我们可以从渡澜小说中寻找到童话的影子——儿童自我意识的觉醒与“母亲”形象的分歧、主人公对禁忌的违背、孩子被赶出家庭、两性特质在特定成长阶段的模糊与辨析、权威男性的话语权与小女孩自我意识的困惑。对于渡澜小说所反映的这些现象，从“魔幻”的角度考虑其灵动跳脱的语言特质固然可作为一个切入点，但更值得从贴近作者个人经验的童话的角度切入，细读文本、寻找小说中隐藏的童话，并借助维蕾娜•卡斯特等学者在童话心理学方面的理论加以分析。

一、儿童的认知特质

渡澜小说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彻底地发现了儿童，她的小说是由儿童创作的童话，并发掘出一个属于儿童的世界。对于渡澜小说中那些看似“魔幻”“瑰奇”的情节以及人物、动植物的形象塑造，在注意到其与众不同的奇幻色彩的同时，更应该注意到这些形象所具备的童话的象征意义。正如渡澜在小说《谅宥》中所说：“孩子们总会遇见让他们倾倒的生物，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变得健忘和傲慢。曾经的爱被冰冷冷的泥土淹没。他们被盲目的激情引向困苦、愤怒和奴役。”①那些魔幻瑰奇甚至带有几分怪诞色彩的人物或动植物，与其说是成年人的魔幻现实，不如说是儿童对世界的本能认知，是世界在儿童眼中的一种折射。

渡澜的小说不仅通过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来发掘儿童的内心世界，而且擅长将心理活动描写转为物质的质感，以此表现儿童对世界的认知特质：儿童对世界认知的衡量标准与成年人不同，认知方式也不同——表现为用丰富的想象将对外界的认知转化为物质质感，而非遵循成人世界循规蹈矩的五感。

在童话故事中，动物可以说话，植物可以拥有魔法，人物可以变成各种形象。主人公自然地接受这一切，并不为此感到过分吃惊。在渡澜的小说中，主人公也多次表现出这种特质。儿童所遵循的认知与衡量标准并非成人世界固有的经验，因而这些在成人眼里“超自然”和反常的经验，在儿童的认知中却自然而然。《昧火》中，甘狄克将公羊腹中诞生的“嘎乐”看作一条生命，成年人却用经验判断这是威胁人类社会的怪物。小说《声音》中，阿拉坦巴图能与虫子对话；他听蚯蚓演讲《自由或死亡》，在他的眼里“（螳螂）身体的结构太过明显，和人类是那么的神似，看一眼就让人怦怦心跳”②；他的母亲担心他会娶一只昆虫为妻，他本人却不以为意。小说的结局，也是阿拉坦巴图在螳螂的帮助下听到了落日的声音、触碰到声音的真相，在融入自然的快乐呼喊中明白了所谓的噪音是人们呼唤的回声。阿拉坦巴图的心跳与草原共振后，世界陷入了“惊人的寂静”；而他的父亲却仍然日复一日用固有的经验试图解决困境，最终对车子的噪音却无计可施。

儿童的认知与成人经验的碰撞不仅表现在对生命和自然的认知上，也渗透在渡澜小说的方方面面。《声音》中，阿拉坦巴图敏锐地察觉自己的弟弟被冻伤哭泣，而阿拉坦陶卜其则根据以往的经验轻蔑地判断“他在模仿水龙头”。这一点与小说《昧火》中，母亲根据经验判断姥姥一定会对甘狄克与嘎乐慈悲却事与愿违、成年人根据经验判断身为成年男性的艾儒翰证词可靠（实际却是一个夸大其词的撒谎者）何其相似。在渡澜的小说中，每当儿童的本能认知与成年人的固有经验发生碰撞，总能看到后者的无能为力和作者淡淡的讥讽。

儿童对待事物的衡量标准也与成人不同。小说《美好的一天》中，格乐巴被他的哥哥巴尔思夫评价为“因为过于严谨才受苦”。这个年仅21岁的年轻人“死板得像个老人”，“他的对错观令他小小年纪就创造出了令人咋舌的犯罪纪录”。

“我杀死了一株芦苇，弃尸于水塘。”7岁的格乐巴来自首。

“哈，快看——一起刑事案件！”人们哄堂大笑。

“你想要什么惩罚呢，孩子？”大人们笑着问。“枪毙我。”他说。③

无论甘狄克眼中的嘎乐，还是格乐巴眼中的芦苇，都与人类同样是一条生命，正是基于这种认知标准，儿童对生命的严肃态度，在成年人的经验中显得过于夸张。被哈鲁娜抱回家的格乐巴沮丧地将此事评价为“一件覆水难收的蠢事”。童年杀死芦苇的巨大挫败感导致格乐巴在成长中越发“严谨”，执拗地认为哈鲁娜还活着。直到年迈的保姆在电话中问出“为何死亡在你心中成了这般不堪的词语？”④，格乐巴回忆着哈鲁娜用杏子拯救他的往事认可“一切似乎都被规定好了”的事情。“他终于意识到——哈鲁娜只不过是死了。”⑤正如小说《谅宥》中，牛皮制成的孩子在面对死亡和消逝时冷静地遵从自然规律。生命与死亡在格乐巴的认知中随着自然界的一根芦苇之死引发思考，又在哈鲁娜的死亡中回到人与自然的统一。

此外，渡澜的小说常以丰富的物质质感介入心理活动的描写，这一点充分地表现了儿童对世界的认知方式与成年人的不同。渡澜在《三丹姐姐的羽毛》中写道：“现代主义把视觉摆在第一位，压抑了人类的其他功能，比如嗅觉。”⑥而渡澜所作的努力，就是让她笔下的主人公通过各种感官接触世界、又以丰富的物质质感描摹抽象的心理活动。《三丹姐姐的羽毛》中，陌生人兄弟粉刷墙壁的黄颜料使得“墙壁发出柠檬的光，在夏日迸裂，展示出一种难以驯服的力量”⑦；形容扎那丧失了笑容而陷入悲伤，则是在少女离开后，“夏日阳光轻而易举地刺穿了他晒黑的脚和肉做的泪水，以悠久的耐性将扎那与笑容分开”⑧。《美好的一天》中，格乐巴在肉汤中找到哈鲁娜的呼吸：“他轻轻划动手指，用指肚触摸汤里的葱和羊肉。它们正在缓缓地鼓动，像一条正要蜕皮的蛇一样尽力扭动——仿佛体内有一颗心脏正在生根发芽。”⑨《谅宥》中，其日麦拉图在寻找妹妹而与莫德勒图重逢时，尽管身处“只有光和声音才能穿过的小茂林”中，嗅觉仍然占据了寻找和发现的优先地位，“他嗅到熟透了的香蕉的甜腻气息，冰块以及小池塘的青涩腥气”⑩，而后才听到莫德勒图沉重的响声、看见他向自己飞来。而《去看乌嘎跳舞》中，这种以具体可感的物质进行的心理描写则更加惊心动魄：“他平滑的皮肤变得又凹又凸，北方的风从凹里吹过，发出雨中橡树的哀叹。过不了多久，就连吉达肚子里的鸭蛋也会冻成石头。机票、护照、噪音飞机，吉达感觉自己被人从高空抛下，掉进了拉紧的网里。他受伤了，疼痛难忍，网下的人们尖叫着四散奔逃。医生们没走，却全部捂着脸摇头晃脑，不愿意进行成功率如此之低的手术。”

麦克斯•吕蒂在《欧洲民间童话：形式与本质》中指出：“在童话的平面世界之内，各个图形通过鲜明的轮廓和纯粹的外表相互衬托。这样的平面是呼唤轮廓和色彩的东西。”对于平面世界的处理，童话所采取的道路是“让平面性本身产生一种印象，并且用几何笔法和鲜明的着色来突出这种特征”。童话优先采用轮廓鲜明的物体，并用特定的颜色如金色、银色等唤起读者的共鸣。当童话的读者看到“水晶鞋”时，自然地会产生美好联想，正如他们顺理成章地接受童话给好人身上“落满金雨”而恶人的惩罚是“涂满黑色的沥青”。同样，渡澜小说中，无论是金鱼卵所呈现的粉红色（《圆形和三角形》），还是桃子皮带有绒毛的青白色（《去看乌嘎跳舞》），还是令莫德勒图“感到安全、平静和舒适”的“嫩青色和淡黄色调和出来的豆绿色”，种种颜色在被使用时，读者自然地会从这一鲜明的色彩中感受到所要传达的情感倾向；正如《圆形和三角形》中，读者会自然接受“三角形”作为被折磨出的“不和谐”的形象代表，接受“圆形”作为一个庞大的、湿漉漉的个体；而看到《谅宥》中莫德勒图的形象如同光滑的“对半切的葫芦”时，即便无法用成人社会的经验来解释，读者也会安心地接受他的“温情和善良”。这些鲜明的几何笔法与色彩无论在宫崎骏电影还是渡澜小说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同的是，宫崎骏电影更偏向视觉艺术，“味道”与触感是很难被直接感受到的，而渡澜的小说却可以用文字的力量全方位地展示嗅觉与触觉。《美好的一天》中，“哈鲁娜”一词意味着“热”，当格乐巴在热汤中找到“哈鲁娜的呼吸”、并用手指触摸到热汤中葱与羊肉的“缓缓鼓动”时，读者便自然地会感受到那种属于生命的、柔软鼓涨而温情的热力。波德莱尔《恶之花》的《应和》（Correspondances）一诗写道：“自然是座庙宇……人从那里过，穿越象征的森林，森林用熟识的目光将他注视。如同悠长的回声遥遥地汇合/在一个混沌深邃的统一体中……芳香、颜色和声音在互相应和。有的芳香新鲜若儿童的肌肤，柔和如双簧管，青翠如绿草场……”波德莱尔借此诗所传达的对诗歌和艺术标准的追求，恰恰在渡澜的《声音》与《谅宥》等小说的丰富描述中被一幕幕地呈现。这些丰富的物质质感不仅没有堆积、淹没渡澜的表达，反而自然地唤起了读者的感觉与之“应和”，使得渡澜的童话世界完全轻盈透明。

在成人世界和现代主义中居于认知首位的视觉让位于嗅觉和触觉，让位于视觉诞生之前婴儿时期的抚触与嗅闻结合的认知方式，抽象的叙述让位于具体可感的万物。渡澜小说的主人公在认识世界时不断地回溯自己的童年时代，仿佛摆脱现代主义的叙述框架而回溯人类文明的早期。

二、性别意识与儿童“自我”的觉醒

在对渡澜的小说解读中，性别意识和儿童“自我”的觉醒是两个绕不开的话题，而这两个话题常常相伴而生。在渡澜的小说中，“自我”的觉醒或许可以伴随与成人世界的对抗、与自然的共鸣而独立呈现，例如《昧火》中抱着嘎乐逃离成人世界经验的甘狄克，《声音》中在草原的共鸣中理解“声音”真谛的阿拉坦巴图；相对而言，在渡澜现有的作品中，性别意识或者“性”的觉醒与发现，却不能脱离儿童自我觉醒的过程而单独存在。渡澜的小说中，等待性别意识觉醒的主人公，所处的状态通常是男性与女性混沌模糊为一体；这对应到人的成长阶段，使我们想起青春期性别意识鲜明之前尚未豁然开朗的童年时期。

安宁对渡澜小说的评论敏锐地察觉到，在渡澜的创作过程中仿佛“自身分化出一个强大的男性”，“与她融为一体，却又凸显出强大的雄性特征”；这一点在涉及两性描写时尤为突出。从渡澜个人的生活经验入手，从而发现渡澜在创作中“创设一个完美男性”，这一解读为了解渡澜的创作开拓了方向。在此之外，我们试图从童话的角度、儿童的角度，去解读渡澜小说中性别意识与“自我”觉醒过程刻画的统一。

魔法故事的情节发展中，主人公通常在成长中遇到困境，离开家庭，前去解决困难，经历成人礼的考验，然后才真正成为一个“成年人”——这意味着故事的主人公此时才可以进入人生的下一阶段，即找到伴侣并最终“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故事发展到这里，主人公借助成人礼完成了从原生家庭的脱离和身体成熟双重意义上的个体独立。如果将魔法故事的发展与渡澜小说作一个对比，则不难发现，在《圆形和三角形》《去看乌嘎跳舞》中，“性”意识的觉醒同时也伴随着儿童自我意识的觉醒。无论是《圆形和三角形》中“我”去与夫人结合并为她倾倒最终成为“吻驴的毒唇”，还是《去看乌嘎跳舞》中索布德在鸭子的引诱下期待乌嘎跳舞并突如其来地“成熟”，这些带有鲜明隐喻色彩的仪式性情节，既是主人公性别意识觉醒的契机，也同样是儿童的成人礼。两性意识的清晰和儿童“自我”的认知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统一。

对于这一部分，本文以渡澜的《圆形和三角形》《三丹姐姐的羽毛》《去看乌嘎跳舞》三篇小说为例，运用维蕾娜•卡斯特等学者的童话心理学理论加以分析。

(一)《圆形和三角形》——成人礼的考验和自我觉醒

小说在主人公“三角形”身上的经历首先表现出男女两性特质的模糊与混杂。《圆形和三角形》中，位于内蒙古西部的朝格仓地区有一种“臀大尻斜”、两米多高的毛驴，只有朝格仓最美丽动人的处女亲吻过它的驴鞭之后，才有能力孕育出朝格仓的特产——金鱼卵，这些处女因而被称为“吻驴的毒唇”。在这些设定的背景中，两性的特征区别与对立无疑相当明显：毛驴代表绝对的雄性力量，相对的，传统中孕育金鱼卵的则必须是年轻美丽的处女，她们亲吻毛驴后孕育金鱼卵的仪式（包括饮食、禁忌等）完全遵循既有的规则。然而，作为小说主人公的“我”（三角形）虽然身为男性，却是一个情感脆弱而敏感、具备通常意义上的“女性特质”的人。对“我”产生吸引的女人，也并非年轻的、具备适龄生育期繁殖与性吸引力的处女，而是一位漠然又冷静的、带有“只属于年迈女性的私密的遗忘”这一特质的夫人。在“我”看来，她的美丽具有“让病人纷纷醒来的魔力”和“使欲火不再熄灭的神力”，使“我”产生了性欲：“神奇的是，这是女性的性欲，一种从身体四周集中到生殖器的欲望。我第一次感觉到这神奇的欲望，从四周蔓延到内部。”为了取悦自己心爱的女人，“我”甘愿变为可以孕育金鱼卵的“吻驴的毒唇”。

在面对这样一位年长女性的时刻，“我”所表现出的形象与其说是成年男性，不如说更多地具备了孩童的特质。尽管与夫人“愉快地欢爱”，这场性爱却落脚在对方“大声嘶吼，仿佛吼出了我的本质”。“我”的自我觉醒契机匆忙降临，被一个成熟年长的、因而相对于“我”意味着成人的女性提出，由此引入主人公所要面对的挑战——得到夫人的认可。对“性”的触碰与获得成人世界的认可同时出现，“自我”的发掘在双重意义上面是对成人礼的考验。为了完成这项艰巨的成人礼，“我”选择了最具挑战性的道路——以男性的身体，愿意成为“吻驴的毒唇”。“我”打破了禁忌，很快尝到了恶果。在孕育了金鱼卵后，“我”惊慌失措，想尽一切办法除掉体内的金鱼卵。然而，主流的、成人世界的经验再次失效了，“我”以一个尚未完成成人礼的、性别意识模糊因而尚可视为处于儿童时期的“自由主义者”的亲身经历发现，以往的仪式和所代表的成人经验软弱而荒谬：“最后我依旧呕出了三角形的粉色金鱼卵。它们栩栩如生，仿佛下一刻就会从里面钻出金鱼。我从未像那时那样渴望着新生，渴望新生将我安置在只有金鱼才会产下金鱼的土地上……不和谐的一切将我折磨成三角形。”诞下金鱼卵后，主人公的行动使我们想起《蓝胡子》中违背禁忌打开最后一扇房门的妻子，她们在手指或者握着的鸡蛋上沾染了房内的血迹之后，同样如此惊慌失措而徒劳无功地试图擦拭血迹：“（我）下了狠心，用手指在卵上滑动并轻快地将其穿透。但谁知，它们发出的阵阵痛苦反光敲响了地下室的门。”主人公在接受成人礼考验的过程中遭遇困境，被投入监狱。

小说中，主人公自我觉醒的第二阶段，即在监狱中从领悟到终点的旅程，可以借用《小红帽》的故事加以解读。怀孕的母马作为与“毛驴”这一雄性象征完全不同的形象出现，她孕育生命又吞噬“我”的行为，与“我”试图获得成年女性认可、主动成为“吻驴的毒唇”、厌恶恐慌呕出金鱼卵的自己但最终得到母马的抚慰而被吞噬的历程形成了一组对照。而这恰可与维蕾娜•卡斯特《童话心理学》对小红帽的解读形成对话——《小红帽》故事中隐藏着自我意识与“母亲”的分歧与和解

我们可以将《圆形和三角形》中的人物与《小红帽》进行如下对应分析。

 

		《圆形与三角形》	《小红帽》
自意识		“我”与圆形	小红帽与狼
与“母亲”的分歧	打破禁忌	年迈女性使自己女性意识觉醒，成为“吻驴的毒唇”	离开大路和成人庇护
	吞噬母亲	“圆形”弑母	狼吃外婆
死亡与生产——与自我矛盾又和解的“母亲”		与“驴”完全不同的怀孕母马： 仁慈地抚慰“我”、又将“我”拆吃入腹	狼：吞噬与剖腹产出

在维蕾娜•卡斯特的解读中，《小红帽》所讲述的是“被母亲情结所困，不能如期完成发展步骤而停留在小女孩的阶段”。而最终的“狼”与“外婆”形象融为一体，是“一位老母亲吃掉了一个年轻的妈妈”。小女孩自我意识的觉醒，既需要与“母亲”产生分歧以打破母亲情结的困境，又渴望得到母亲所代表的成年女性世界的承认；她既需要离开“家”去往森林经历考验，又要面对与母亲的和解，即在回归家庭后面对死亡与生产达成妥协。在《小红帽》故事中，小红帽、狼、母亲和外婆，共同组成了整个故事中“自我”与“母亲”的分歧与和解。安妮•塞克斯顿《变形》（Transformations，1971）中的《小红帽》（RedRidingHood）对小红帽故事的改写也透露了这样的倾向：在这一改写中，吞噬祖孙二人后，狼的形象变为有着异装癖一般的大腹便便的“孕妇”，被猎人“情欲的手术刀划开”，祖孙二人由此重生。《圆形和三角形》中，“我”（三角形）、年长的女性、怀孕的母马，乃至圆形弑母的情节，也共同构成了“自我”与“母亲”的分歧与和解。最终，“母马”的形象与狼重合，“（我）赤身躺进了地道里，仿佛钻进了大地泥质的子宫”，“名叫胡斯乐的母马……留下琥珀色的慈母般的水印。我赤裸的长满了发出悠长嘶嘶声的花儿的肉体，是否迷醉了它腹中的小马驹？它是否认为我是迟来的花朵……一个马的微笑落入我的胸膛……仁慈地放了一个马蹄在我的额头——这是最好的礼物了”。母马的名字“胡斯乐”一词，在蒙古语中意为“欲望、希望”，这个名字与怀孕的母亲形象结合，仁慈地满足了“我”的愿望。故此，“我”所经受的成人考验也可以划分为如下阶段。

[母亲情结、渴望承认]为年长女性所吸引，自愿接受考验。

↓

[产生分歧]打破禁忌成为吻驴的毒唇（此处涵盖了圆形的“吞噬母亲”）。

↓

[最终和解]被怀孕的母马抚慰并吞噬。

由这个过程可见，“我”所承担的功能，并非主要以成年男性的形象出现。“我”在接受考验之前，混杂了男女两性特质，处于童年阶段；而此后接受的成人考验和力图被成年女性世界所认可的努力，“我”更多地是以“小红帽”的身份登场。“性”的触碰充当了自我意识觉醒的契机，在经历了成人礼的考验之后，“自我”的形象才真正得以确立。

(二)《三丹姐姐的羽毛》和《去看乌嘎跳舞》——离开家庭与自我觉醒

这两篇小说有一个共同点，都讲述了一个男孩或女孩如何违背了禁忌而被迫离开家庭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包含性意味的自我意识觉醒。由于这一情节或者考验的区别，而将这两篇小说与《圆形和三角形》分开讨论。虽然如此，这两篇小说仍然各有不同。

《三丹姐姐的羽毛》的内在逻辑与《圆形和三角形》有着相似之处。弟弟扎那虽然是男孩，但并非一个纯粹的男性形象。扎那对三丹姐姐的依恋，一方面打破了禁忌：由于渴望姐姐的关注而欺负妹妹，被赶出家门；吞噬密封小盒内三丹姐姐羽毛的嗜甜的蠹虫（嗜甜乡居民的帮凶），也是扎那潜意识的体现。另一方面，扎那对姐姐的依恋除了“禁忌”，也含有儿童试图成为成人并得到认可的意义：扎那知道姐姐喜欢甜味，因而主动去接近嚼着草莓根茎的女孩并沾染甜味，只因为能从同为女性的她身上得到三丹姐姐所共有的甜蜜特质，认为这样才能得到姐姐的喜爱；在等待三丹姐姐前来探望的过程中，扎那逐渐地回忆姐姐的孤独并试着去理解，此时的扎那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越来越接近他所崇敬的三丹姐姐；在最终的结局中，被吞噬的三丹姐姐的羽毛（其实为三丹姐姐本身）和即将被蠹虫吞噬的扎那，两个形象有了微妙的重叠。这一点与《圆形和三角形》中，“我”为了得到夫人的认可而主动放弃男人的身体去成为“吻驴的毒唇”、又在最终被怀孕的母马抚慰吞噬，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在离开家庭接受考验的过程中，扎那同样接触了性的觉醒；虽然以男人的躯体接触嚼着草莓根茎的女孩，却并非为了发掘男性的本能、而恰恰是为了接近并获取女性的特质，而这一情节在扎那“自我”的觉醒过程中——即攫取甜味被女孩殴打后，逐渐回忆起三丹姐姐的孤独并在心灵上慢慢靠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一过程同样是向成年人的世界（特指成年女性的世界）的接纳靠近的过程。

而在《去看乌嘎跳舞》中，小女孩索布德的自我意识觉醒则在脱离家庭之前就有了苗头。鸭子混进了索布德的羊群，并跟着她回家。这象征着一个崭新的“权威男性”的出现，鸭子以不容置疑的语气介入她的家庭，称呼她“我的索布德”并表示“我不想单单在口头上将你唤作己有”。鸭子给了索布德一个“全新的身份”，使得索布德由原本家庭中哥哥巴图兆日歌的妹妹变为同时兼任“鸭子的索布德”。哥哥的禁令和驱逐与鸭子借助“去看乌嘎跳舞”进行的引诱自此在家庭中围绕索布德上演，实际上是家庭内外两派男性话语权的争夺。鸭子的出现挑战了哥哥话语的权威，促使索布德思考“乌嘎跳舞”的形象，带来小女孩自我意识的觉醒；然而同时，对于未知的畏惧以及两派男性话语权的争斗，又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小女孩自我意识的畏缩。促使小女孩迈出觉醒和接受考验的重要一步是原生家庭中权威男性的暂时缺席，索布德暂时失去哥哥庇护的同时也失去了阻拦她迈向外界的屏障。灾难突如其来，鸭子引发了燃烧和爆炸，浑身烧伤的索布德在另一只年长鸭子的建议下被村民不由分说地用水蜜桃皮替代了烧伤的皮肤，这一过程显然象征着从小女孩到少女的成熟蜕变。

“我还不是个少女，我只有八岁。为什么鸭子要给我桃子皮？”索布德绝望地想着。

而后来的情节也显然印证了此处的暗示：由于桃子皮滋养孕育着上面的小虫，索布德成为了一位“母亲”；她离开家乡，一路向北去寻找乌嘎，最终落入吉达的手中。小说中，“吉达”意为“枪矛”，“乌嘎”则是蒙古语“根”“源头”之意；而“鸭子”在蒙古语是“nugusu”，人的身体的“脊髓”也叫nugusu。因此，这里的鸭子实际上也暗示了人的精液。蒙古语中，人的精液来自于脊髓。因此，鸭子对索布德的引诱，吉达对索布德的袭击，以及最终暴怒的哥哥巴图兆日歌攻击吉达时后者体内鸭子的轰鸣，也可以清楚地见到性的隐喻。虽然如此，“性”却并非小女孩索布德成长过程中和所经历考验的唯一内容。它与索布德自我意识的觉醒混杂在一起，借助包括鸭子在内的家庭内外不同男性形象及其对权威话语的争夺，促使小女孩的自我意识觉醒。当索布德换上少女的皮肤、做好了成为母亲的准备，摇摇晃晃地踏出家门去寻找她“独立思考”已久的乌嘎跳舞的形象，她就从一个被动接受的女孩变成了一个主动接受考验的童话主人公。性意识和性别概念的清晰只是小女孩成人礼中的一环，它们作为契机和磨难共同构成了儿童所要接受的成人礼的考验。

无论《圆形和三角形》《三丹姐姐的羽毛》还是《去看乌嘎跳舞》，无论主人公的生理性别是男孩还是女孩，在经历这场成人礼之前，他们都处于两性意识模糊的童稚时代。他们或者因为渴望得到成人世界尤其是成年女性的认可而作出选择，或者面对家庭内外的男性权威开始思考自我；渡澜用奇幻瑰妙的文字为他们创设了成人礼的考验，在离开家庭的过程中或者与母亲情结的分歧与和解中，伴随着性别意识的明晰，儿童逐渐在成人礼中发现“自我”。

结语

如果说，小说《昧火》只是对《小红帽》童话的反写，那么将渡澜的几篇小说放在一起讨论时则更能够看出渡澜小说的独特价值——渡澜的小说绝不仅仅是在反写某一部童话，而是在重新建构自己的童话世界。渡澜的童话世界不是对童话的模仿或者改写、反写，也并非简单地用童话主题或模式来表达自己，而是把所有童话模式打碎用来重构自己；渡澜将童话作为材料，进行变形和重构之后创建一个崭新的、只属于自己的童话世界。这个全新的童话世界有不可模仿和不可重复的特质，这种特质只属于渡澜、属于她的内心世界和创作经验。

由这些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渡澜小说并不是一味对西方童话进行反写，童话已经在渡澜的笔下进行了解构和运用，成为了渡澜表达自己感受的一种再恰当不过的材质、形式和内容。从童话的角度来讲，如果说有的作家是借助对童话的改写或反写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或某种主题，那么渡澜的小说则是直接用童话作为材料经过变形，通过运用这种质感的描写和语言表达，创造了难以用主题和思想概括的、因而只能感受和感觉的童话世界。渡澜的小说更注重嗅觉与触觉，种种丰富细腻的感觉共同组成了渡澜的童话世界。

同时，从蒙古族语言文化的角度讲，渡澜小说与自己母语文化的联系也不仅仅局限于小说主人公的名字的象征意义。蒙古族语言和文化的特质为渡澜提供了具有质感特征的语言表达和思考的源泉。母语文化和童话的形式，都是认识世界、感受世界的渠道，而这些又成为渡澜小说建构童话世界并多方面向读者传达感受的途径。

在注意到渡澜小说的童话特质和渡澜对“儿童”的发现的同时，也应该认识到渡澜的童话世界并不仅属于儿童，它同样对成年人敞开这扇宽广又奇妙的自然之门，只不过成人没有儿童的敏感而疏于发现。成年的读者面对渡澜小说时，仍然能从丰富的、极具物质质感的感官描写中感受到直击内心深处的战栗，仍然能唤起早期的记忆并被这一童话世界的魅力所俘获，这是渡澜小说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注释：

①⑩渡澜：《谅宥》，《青年作家》2019年第5期。

②渡澜：《声音》，《青年作家》2019年第5期。

③④⑤渡澜：《美好的一天》，《草原》2019年第11期。

⑥⑦⑧⑨渡澜：《三丹姐姐的羽毛》，《长江文艺》2020年第12期。

渡澜：《去看乌嘎跳舞》，《上海文学》2020年第9期。

[瑞士]麦克斯•吕蒂：《欧洲民间童话：形式与本质》 ，户晓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35、36页。

[法]夏尔•波德莱尔：《恶之花》，郭宏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7页。

安宁：《蒙古族少女渡澜的魔幻王国》，《青年作家》2019年第5期。

渡澜：《圆形和三角形》，《青年作家》2019年第5期。

[瑞士]维蕾娜•卡斯特：《童话的心理分析》，林敏雅译，陈瑛修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5页。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