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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由于乡村生活变迁引发的乡村叙事的衰变，是当代小说创作中的一个趋势性特征。但胡学文的《有生》逆势而动，采用融合“家族史”和“百科全书式”的写法，深入乡村内部，对传统乡村生活伦理及其变化做了总体性的呈现；并通过一个接生婆的形象，表达了对生命的无限尊重和敬畏。同时，伞状结构方式和虚实相生的叙事方法也使小说呈现出独有的艺术韵致。

关键词：胡学文 《有生》 乡村叙事 乡村伦理

胡学文的长篇小说《有生》皇皇上下两大卷，甫一问世就成为“现象级”作品，引起文坛广泛关注。这部小说深入乡村内部，融合了历史和乡村这两个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生发场域，是一部关于百年来乡村生活伦理的“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小说通过一位半人半神的百岁老人一个白天和一个夜晚的回忆性讲述，把毛根、如花、喜鹊、罗包等数十位不同人物的命运糅合在一起，在作为主流的乡村叙事溃散之后①，重新构建起了一个全息的、活态化的乡村世界。这也预示着，胡学文正转向从传统中寻找长篇小说创作资源的新方向，《有生》至少在两个方面标志了他的创作达到了新的高度，一是从内容而言，在巨大的时间跨度之内对乡村生活做了整体呈现，对文化传统及其变迁进行了巨细无遗的表现，为以乡村生活方式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赋形；二是从叙事上看，通过独特的叙事视角和结构方式对乡村生活所做的总体性表达，在延续日渐式微的乡村叙事传统的同时，虚实同构的表现方式对于现实主义写作来说也是创新性的探索。无论是作品的厚重程度还是成熟的艺术光泽，在作者的作品中都是前所未有的。在复杂的文本结构和情节线索中，《有生》不仅贯穿着作者对生命、人性和命运的独特理解，更隐含着中国乡村及其涵育出的传统伦理的多彩风貌，也显示出中国风格的乡村叙事中所蕴含的无穷魅力。

一

“乡土文学或农村题材，是百年中国文学讲述的主要对象”②，其间却有着乡土、农村和乡村等不同模式的变化，这些变化的根据来自于小说反映的主要对象和叙事目标的不断调整。新时期以来，伴随农村社会变迁，乡村小说主要表现外部力量冲击下的传统乡村生活和农耕文化的衰变，以及新生活方式的确立。这些主题反复出现在《古船》《白鹿原》《尘埃落定》等作品中，而进入新世纪以后的《上塘书》《秦腔》《湖光山色》《麦河》等作品则不断将其放大。借由乡村变迁与乡村叙事之间的互动关系，我们得以窥见小说这一文体是如何对现实世界做一种“总体性”呈现的。

与上述作品专注于乡村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不同，胡学文的《有生》以对乡村生活本体的书写呈现个体与现实的关系，核心旨趣是对存在意义上的生命价值的重视与阐释。这显然是一个形而上的命题，小说的叙事目标已经从生活中的经验世界抽离出来，经由精神的体验进入到了理性的、哲学化的生命世界。所以《有生》的厚重，不仅仅是篇幅体量和描写了苦难与生死，也在于它重建了生命与乡土、并由之延展到存在与世界的联系。也就是说，社会学意义上的乡村的整体性变化并不在《有生》的焦点处，而只是作为生命活动的背景和环境得到侧面表现。作为小说标题的“有生”二字，据学者考证，“有两种含义。其一是有生命者，专指人类。其二是‘活着的时候’”，这两种含义“都切合于胡学文的这部长篇小说”③。小说故事情节的主线是被称作祖奶的乔大梅关于自己一生的讲述。而祖奶的身份，是一位乡下的接生婆，她一生共接生“一万一千九百八十六人”④，其中也包括参与讲述的“五个视角人物”⑤，即毛根、如花、喜鹊、罗包和北风。祖奶及其家族的命运与五个视角人物以及数十个性貌各异的角色交织在一起，在回忆与叙说中铺陈为乡下草民们艰涩的生存图景，而生命与生存、人与现实的博弈成为风云百年中生生不息的动力。对生命的仁爱和敬畏、对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尊重和对生存意志的珍视和颂扬，是小说极为重要的主题取向。

祖奶是一个在文学史上不多见的艺术形象，既不是真人也不是亡魂，而是一个人神各半的形象。她拥有全知的智慧，但不会说不会动，只会在意念中讲述自己的思维和感受，而宋庄人有了难解的事，却都来她床前倾诉和祈祷。在乡下人的心目中，年老后的祖奶是通灵的，已与神无异。她之所以被神化，乃在于一生中对生命无边的仁慈和敬畏。我们需要追问的是，祖奶的生命观是如何得来的？作者一是为其赋予了先验的预示，乔大梅作为一个一只脚先出来、“差点儿要了母亲性命”的“踩地生”的孩子，在已被放弃时才发出了一声咳嗽，因而被接生婆评价说“命大”。所谓命大，不过是在与刚刚开始的命运的搏斗中偶然成了获胜者。这仿佛也注定了她以后艰难坎坷的生命旅程。二是个人经历的死亡事件，使她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和活下去的艰难。锔匠父亲带着全家逃荒，不断有人倒毙在路边，“那些死去的独行者没人掩埋，任由日光暴晒，发臭发干”。而母亲也在逃难的路上难产而死，她和父亲一起亲手将母亲埋葬。这些都在她幼小的心灵里埋下拯救生命的种子。后来她因奸受孕，在公爹和丈夫的宽宥以及小姑子李二妮的冷嘲热讽下生产，精神和肉体的痛楚在孩子响亮的哭声中得到释放，未来的师父、接生婆黄师傅半巫半医的接生技术给她带来了重生的希望，成为她将来矢志以接生为业的直接动因。

祖奶“命比天大”的“职业操守”是《有生》里最重要的价值观。这套价值观的形成不仅在小说中是自洽的，而且也暗合了农耕时代中国传统道德迭代赓续的规律：对于一个并未受过文化教育的旧时代女性，祖奶的观念来自于黄师傅口传心授的忌贪、躁、怒、仇、惧五条规矩，祖奶对规矩的接受意味着对自我的立法。在“五忌”的指引下，她在实践中苦学技术、积累经验，她接生过的对象既有一贫如洗的乡亲和逃荒而来的难民，也有家财万贯的地主钱广万的姨太太以及县长的老婆，亦曾为临近的内蒙古牧民和侵华日军的女眷接生。在她的生活中，没有比接生更重要的事情，不论时间和境遇，无论自己在忙何事，凡是因妇女生育来请则必然前往。去孟家坡接生，主家拿不出喜费，她说“我是接生婆，接生是天道，有了就给，没有就算，我不计较这个”。她被接往张北城接生，当明白是为日本人接生时她有一丝犹豫，但看到产妇时就改变了态度：“突然有一丝痛惜，我为刚才的迟疑而羞愧。作为接生婆，对所有的产妇都应一视同仁。”在乔大梅的眼里，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这种平等不附带任何条件，“产妇没有贵贱，没有不受疼痛的生产”。凭着对生命超越身份、地位、种族的慈爱，乔大梅在十里八乡拥有了“活菩萨”的口碑。她的名声令她备受敬仰，甚至多次因声誉而免遭土匪的毒手，但她也因此付出代价。自己的孩子白杏在接生路上生下来；带着生病的白果去接生，孩子在产妇家病重，去宝昌求医的过程中死去；她的做法引起第二任丈夫白礼成的反对，他带着白果出走后下落不明；而她为日本人接生的事则成为她日后的罪状。

从逃难到垦荒，从天灾到兵燹，《有生》里历史生活的主基调是苦难，这使得小说在对生命和生存的书写中弥漫着死亡的气息，有研究者据此认为胡学文创作《有生》受到了余华《活着》的影响。⑥除了祖奶本人，她的家人都在艰难世事中一步步走向死亡，这反衬出生存的艰难和生命的宝贵。祖奶的生命观不仅与“生死事大”的民间生命哲学相一致，在生命平等的意义上也颇具现代性。而其后来被神化，使之成为宋庄一代现实的信仰被乡民顶礼膜拜，更与传统生命伦理观念一脉相承：“中国人的宗教情绪，并不一定依附在建制性的宗教系统及其有关仪式，而是普遍地融合与包含在日常生活之中。”⑦将祖奶的生命观放置在漫长的历史时空和动荡的时代变迁中，愈加显示出不凡的价值。

祖奶的经历是具有写实感的记述，但作者的现实主义手法并未沿袭传统的老路，而通过兼容超现实的想象使小说具有了浪漫的色调，这是《有生》最明显的叙事特征之一。对作为视角人物的如花和喜鹊（树枝）形象的刻画也凸显了尊重生命这个主题，但却为她们设置了脱离日常经验的行动。其一是对生活怀有美好愿望的如花，她喜欢花，在她看来花是她生命的一部分；因为花而与同样有着理想情结的钱玉结缘，婚后的生活浪漫而甜蜜。钱玉在矿难中不幸死去，如花却固执地认为丈夫变成了一只乌鸦，喂养乌鸦成为她生活的主要内容。其二是羊倌花丰收的女儿树枝因为救治一只受伤的喜鹊而被喜鹊报恩，鹊群甚至能够听从她的召唤飞来飞去，成为宋庄的一大奇观。我们在这两个人物身上看到，花和鸟被人看作了生命的另一种存在形式，仍然延续着人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这不仅是一种移情的修辞，而且有着现实的依据，胡学文生活的地域位处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交汇地带，是古老的萨满教流传的地区，万物有灵正是萨满教的基本教义。生命在不同风物之间的转换与萦绕在祖奶身上的神秘光环和意念讲述里的奇妙氛围统和在一起，共同构成了《有生》的独特气韵，无疑增强了对主题的表现力。

二

《有生》对生命的仁慈与尊重，除了通过用祖奶接生来直接表达外，还通过人物为了生存和信仰而与现实的纠缠和搏斗来表现。这部小说对历史的苦难叙事，一方面呈现旧时代因为社会生产发展水平低下而导致的物质生存条件的匮乏，例如饥饿、贫困、疾病等，另一方面则是对物质基础之上由于权力、人性和社会境遇造成的生存艰难的书写，例如贫富不均、弱肉强食、巧取豪夺等。如果说肉体意义上新生命的诞生充满了偶然性，但带有成长意味的命运在现实中的走向却与个人的意志有着必然的因果关联，因此后者在小说中的意义更加重要。

胡学文在后记中直言这部小说采用的是“伞状结构”⑧，而除了祖奶之外的五个视角人物每个人的经历都是一条次要线索，等于围绕着祖奶这根“伞柄”的五根“伞骨”，共同支撑起了小说叙事的“伞面”。如花、毛根、喜鹊、罗包和北风是五个性格各异、棱角分明的人物，作者是爱他们的，以至于为每个人设计了区别于众人的鲜明标志，例如如花的花与乌鸦、毛根的枪、喜鹊肩头上的喜鹊、罗包的豆腐、北风的幻听等。面对生存的困境，他们都有着坚守自我，坚持理想与信仰，不与现实媾和的精神；犹如块块顽石与现实抗争，在倔强中显示出了生命意识的觉醒，是令人无奈却又不得不钦佩的形象。如花生活在一个“爹和娘三日一小吵五日一大吵，谁也不让谁。动手更是常事”的家庭里，她盆栽的花便一次次在打斗中遭殃。这些花仿佛她的第二条生命，养花的精心远胜于像大多数女孩子那样打扮自己，母亲因此认定这是她嫁不出去的原因。当她烫头回来在集市上遇到宋庄卖花和杂货的钱玉，本以为玩笑的对赌将二人的心连在一起，那是她天作之合的丈夫。婚后的如花没有陷于鸡零狗碎的日常，造过风力发电机和飞翔机的钱玉满足着她的理想生活，在田野里看闪电、看雪，倾听花开的声音。他们的“胡来”招致钱庄的批评教育，但钱玉以自己的道理回复哥哥：“各人有各人的念想，各人有各人的活法，人活成一样的，就成机器了。”这无疑是来自主体意识的本真呼唤。为了完成丈夫的遗愿，如花无微不至地照顾弟弟钱宝，甚至选择嫁给钱宝；毛根误射乌鸦，她认为毛根射死了她的“鸟丈夫”，她将鸟埋葬在钱玉的衣冠冢旁；乔石头承包垴包山，面对宋品、钱庄和嫂子宋丽华的轮番攻心，她也坚决不同意在换地协议书上签字。她的理由是：那块地是她和钱玉耕种过的。认真分析，与其说如花是在思念丈夫，毋宁说是在守护自己的内心和生命中的梦想。从世俗角度看，她的做法是偏执的，这种面对生活的态度并无实际意义，但唯其如此她才能生活下去，她才不是“机器”，这让人看到了生命的光华。

与如花相似的女性形象还有喜鹊。喜鹊的父亲是羊倌，一辈子窝窝囊囊，但他能把几百只羊当作自己的孩子一一区分开来，熟悉它们、爱护它们，“羊倌宁可让狼把自己吃了，也不让狼伤了羊”。他的妻子白凤娥与供销社售货员勾搭成奸，差点将其谋杀，但他却没有勇气选择与她彻底了断；虽然最终他杀死了出狱后的白凤娥，但他的形象已无可改变。不幸中的万幸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喜鹊并没有遗传父亲的性格，反而成了一个孤傲、泼辣、刁蛮，像斗鸡一样的姑娘。她无视乡间的观念羁绊，当白凤娥入狱后她张罗着给自己的羊倌父亲买个媳妇；当她在出行的路上被恶人在莜麦地里奸污，而“她放弃报案，白凤娥与羊倌成了宋庄乃至营盘镇的公众人物，她绝不让自己步他们的后尘”。她还试图将弟弟培养成一个有骨气的男子汉，不让人们喊小名，而必须称呼大名“花志钢”。但她的精神世界是需要补偿的，因此十分欣赏那些有阳刚之气的男人。小时候暗恋敢捅马蜂窝救人、单身制伏惊马的乔石头；成年后去张家口的鞋城打工，下班途中遇见黄板打架，黄板的男子汉气概一下子打动了她的心，以至于后来黄板在垴包山中打洞挖宝直至在洞里生活，她都是支持的。她像如花一样，不肯让出埋葬着喜鹊尸体的地块，坚持让乔石头亲自来跟她谈；但旧日的情分让她成了乔石头心上越不过的一道坎，乔石头选择了在夜晚砍掉这道坎，喜鹊为自己的坚强和坚持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尽管都有着固守自己内心的偏执性格，但喜鹊与如花这两个人物形象是有差别的，如花是一个没有得到启蒙、也没有融入现实的人；钱玉在世时是她生命的领路人，但当她孤身一人时就成了无头苍蝇，混混沌沌地沉迷在自我的世界里，自己成了命运的敌人。喜鹊与她截然不同，喜鹊从小就有一个坚毅的信念，那就是让自己和家庭摆脱因为父亲和母亲导致的固有形象，她一生都在为实现这个目标而与现实斗争；尽管她的命运以悲剧结尾，但明明白白地活出了一个灿烂的自我。

在乡村传统伦理格局中，男性占据主导地位，是一家之主，女性是男人的附庸，以至于“牝鸡司晨”乃不祥之兆。但《有生》并未选择男性视角，而透过女性形象观察乡村伦理和农民与生存困境的抗争，在与男性的对比中更有利于呈现其作为生命代言者的典型性。尽管小说中的男性形象有积极的一面，但普遍缺乏通常意义上的男性气质，且不乏懦弱、感性、优柔寡断和孤注一掷的性格；作者让他们的人生陷入困局，以此来表现生命意志与人生命运之间的复杂关系。毛根、罗包和写诗时笔名北风的杨一凡是作者着力塑造的男性形象。毛根是猎人的后代，以父亲没有继承爷爷的好枪法为耻，他在报复食品公司过秤员王保对自己父母的欺侮时表现出了男人应有的血性；但他又为情所困，沉湎于对帮助自己照看病孩的邻居宋慧的暗恋，在深陷遭拒后的苦闷中时又心心念念难产故去的妻子胖女，并在亡妻的坟地里搭建房屋阻止他人对垴包山的开发，其做法与如花和喜鹊如出一辙。罗包似乎是个成功男人的形象，这个害怕母猪但熟谙豆子属性的豆腐坊主被麦香的香味征服，他不忌她与南方侉子私奔的恶行求婚，但婚后麦香的自私和狭隘渐渐表现出来，这使他们之间出现了难以弥补的情感裂隙；豆品事业发展到镇上，他的仁义之举很快使产业独霸一方，安敏的出现抚慰了他孤单的心，他违背道德与她同居，但麦香却坚持不肯离婚。一个勤劳善良、为人敦厚的男人就这样在情感与道德的罗网中束手无策。北风作为乡镇干部的正面形象出现在小说中，但他毫无来由地患上了幻听症，上班路上与养蜂女的交流和一场火灾联系在一起，他想尽一切办法都无法找到真相，精神世界濒临崩溃；尽管从方鸿儒那里接受了一番关于信仰的启迪，但他只能以诗歌的方式对抗内心深处无尽的焦虑。

除了“伞骨”，小说也塑造了另外一些在性格和德行方面不符合社会对男性期许的角色，最典型的如宋慧的男人杨八叉，他经营的磨坊倒闭，又被南方侉子坑了一次，从此就垮掉了，整日以酒浇愁，靠打老婆出气。其他还有带着属于自己的孩子抛下乔大梅一走了之茫无音讯的白礼成、利用祖奶的威望看似建祖奶宫修善积德实际却企图借机敛财的乔石头等。这些人物既有无助和迷茫，也有投机和权宜，但也不乏生命中爆发出来的真性情，是一群从现实中可以找得到原型的人物。显而易见，这些形象被用来与女性对比，代表着生命的另外一面。像如花、喜鹊和毛根这样保持了生命的倔强和坚韧，与现实为“敌”的形象经常出现在胡学文的中篇小说中，也是他小说里最重要的精神价值之一。《麦子的盖头》中的麦子、《飞翔的女人》中的荷子和《一棵树的生长方式》中的姚洞洞等都是如此，这使我们意识到他在这些人物身上寄托着自我对生命的理解。“胡学文的小说深刻且彻底地表现了农民的生存绝境、他们的仇恨和无望中的抗争。他写出了农民的主体性，写出了他们确认自我的独特方式，那是乡土中国在现代性的尽头表现出的强大能量。”⑨显然《有生》延展并深化了这些特征。

三

《有生》虽不志于描写地理上的乡村本身，但客观上仍然以人做主轴为乡村伦理和传统文化精神立传；《有生》关于乡村所作的总体性叙事，使之与百年来的乡村生活形成了同构关系。祖奶和其他五个角色的经历犹如经纬线穿插往复，结构出了一个以营盘镇宋庄村为原型的中国传统乡村生活模型。借助作者的叙述，我们不仅能够体悟到黄土地上“生远比死艰难”的残酷逻辑，也能窥见乡间风物、世情民俗和乡下人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了解已经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民族无意识的传统思维方式。“《有生》几乎可算作乡村版的‘清明上河图’，所有在乡村发生和可能发生的在这部阔大的书中都可寻见影子，我们熟悉的人和事件都可在这里寻到，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固执、冲动、善良、奸佞、虚荣、忐忑、怯懦和欲盖弥彰的欲念，都在其中有所展示。”⑩

《有生》中体现出的民间立场在当下的文学现场弥足珍贵，“作家没有明确的民间立场也就没有明确判断生活的尺度，价值观念也难确立”。读罢《有生》会知道，假如作者不是在乡村长大、有过而不仅仅是了解乡村生活，并且没有对乡村怀有特殊的感情，是写不出这种绵密的质地来的。当下乡村叙事的衰败固然跟乡村生活本身的变化有关联，但很大程度上却缘于作家乡村经验的稀薄和处理乡村题材能力的弱化。站在城市立场上，纯然以唯物主义的进化和进步为标准俯瞰和审视乡村，看到的可能只是愚昧和落后，却看不到乡村民间伦理中温暖的文化、人性和情感韵味。因此，“胡学文的叙事所具有的亲历性，或许是现代性乡土叙事最后的景观”。作为全景式书写乡土的作品，《有生》中的乡土生活具有标本意义。

例如，民间神秘文化为《有生》涂上了一层特殊的光晕。中华文化传统源远流长，其中的主流健康、进步，是促进中华民族数千年来不断繁荣发展的根本性力量。但是受到古代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统治者为了维护利益的需要，也有一些反科学的、反理性的、蒙昧的东西存在，这是需要我们加以鉴别和批判的。不得不说，民间的诸多因素共同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观念，其中之一就是多与天命、神鬼、术数等相关的神秘文化，“对传统民间生活的书写，是发掘、检讨或继承传统的一部分”。在小说中，祖奶这个形象之所以立得住，除了她所具有的人格和道德感染力，还体现在附着在她身上玄奥的神秘现象上。小说从民间神秘文化那里借来了力量，暗通了传统观念和中国人寄托情感的方式。首先是作为叙述者的祖奶，不会说不会动，但有灵敏的耳朵、敏锐的嗅觉、顺畅活跃的思维，我们犹对她靠嗅觉闻吸味道获得生存的营养和将意念中的感觉表述为像蚂蚁一样窜动的能力记忆深刻，麦香给祖奶做饭主要是制作有味道的食物，而当“蚂蚁在窜”的陈述句式出现时，表明祖奶进入了具有全知视角的神的境界里回忆过往。其次，作为接生婆的乔大梅从黄师傅那里继承来的接生，其开始时的过程亦具有神秘感。书中记述乔大梅跟随黄师傅去西大营的产妇家时写道：“与前几次一样，她剪了几个8字形符号，点燃后将灰烬与清水搅拌，含在口中冲产妇喷了三次，并念念有词。”在这套仪式中，符咒、喷水与道家法术一般无二——在古代，医和巫是重合的身份。但我们并不能将这套仪式全都理解为迷信和糟粕，实际上，连同将祖奶塑造成为一个半人半神的形象，它们都有着目的非常明确的实用意义，即能为当事人带来强烈的心理暗示，从而发挥实际作用。在分娩过程着中，产妇被三口符水喷过，往往会减轻疼痛。仪式只是一个形式，具体过程和所用的“法器”并不重要，这在乔大梅的一次疏忽中可以得到证明：乔大梅独自去接生却忘了带黄表纸，甚至师傅都未曾教给她咒语的内容，她直接用水喷了三口，只是动着嘴巴，并未念出什么，但“刘旺媳妇的疼痛减弱了”。祖奶是宋庄人的信仰，他们向她倾诉和祈福，多半都能从心里得到来自祖奶的回应，以至于连想杀人的杨铁匠也来祈求祖奶保佑自己杀人顺利，但他因为跪得时间长了腿麻出门时跌了一跤，他由此认为祖奶在规劝自己从而打消了杀人的念头。这是胡学文极为高明的地方，他为祖奶这个形象注入了传统文化的诸多内涵，使之成为乡村道德和精神的代言人。

肯定和认同传统民间生活伦理，是《有生》表现乡村的重要内容，例如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说：“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他还讲过一个语言学家的事，而其发生地恰恰就在胡学文写到的张北一代：“村子里几百年来老是这几个姓，我从墓碑上去重构每家的家谱，清清楚楚，一直到现在还是那些人。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上的，一代一代的下去，不太有变动。”《有生》亦可看作一个关于人与土地关系的宏大寓言。父亲带着乔大梅和母亲逃荒的原因，是“父亲吃了场官司。按父亲的说法，他中了别人的圈套。房屋没了，地契没了”，从而失去了生活的根基，只能成为流民。而他们之所以去塞外，是“听说塞外一个烧饼就能换一亩地”。父亲带着女儿按照李贵的指引来到营盘镇宋庄，先是寄居在李富家里，在这里了解到了李富如何用五年的时间“啃”出了六亩地，于是也决定要在垴包山上去开垦土地。当父亲看到乔大梅和大旺辟出的一块席子大小的地时，作者用细节描写道：“父亲抓起土块，在手里捻捻，又闻了闻，撮了一点搁到嘴里嚼了嚼，眼睛突然湿了。”一个从内地流浪到塞外的农民面对属于自己的土地时的激动心情赫然在目；而后来父亲的话则更加明确了土地与生命的关系：“父亲后来说，他闻到了虞城的气息。那气息混杂着麦粒、玉米、豆子，或许他还听到了水塘的蛙鸣。”虞城是乔家的故乡，这段话表明，在农民看来，哪里有自己的地，哪里就是养活自己的故乡了。在后来的故事中，乔石头意欲开发垴包山，宋品挨家挨户做工作，动员人们签换地协议，重要的补偿条件就是用宜于耕种的滩地置换坡地。如花、毛根、喜鹊等不同意置换土地固然有各自的特殊原因，但隐喻的仍然是人对土地的眷恋与不舍；具有修辞意义的情节还有黄板在垴包山上挖洞探宝等。

《有生》写出了百年来中国农民的生存情态，近现代史上的苦难生活表现在作品中，主要用来与生命的脆弱或坚韧产生对比，以增加叙事张力。此外，传统乡村道德也是作者着力要表达和弘扬的内容，体现着作者的价值立场。祖奶的善良、慈悲、仁厚以及敢于直面生活的勇气令人钦佩；尽管作者对乡村生活是“亲历性”的，但祖奶的形象体现的仍然是美好想象中的传统精神和人格的化身。其他角色如李富、李大旺、白礼成、宋慧、安敏等人物，尽管百人百性，但身上的某一隅都葆有道德和人性的光辉；甚至李二妮、宋丽华、王大翠等这些功能性角色，也并非一无是处的“坏人”，时而也会发出动人的闪光。由于背负了太多的历史遗产，中国乡村文化的启蒙转化是困难的，“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现在很有些飞不上天的样子”。因此文学叙事“唱衰”乡村也成了一种流俗，但《有生》回望民间和传统并未陈陈相因，而既有有节制的赞赏和叙说，亦有反思和批判，这构成了小说在主题上的丰富性。

结语

由于极广大的地域和极多的人口，多样性似乎是中国乡村的最大特征，因此有外国研究者认为，“一般来说，对中国的任何事情都很难进行可靠的概括”。《有生》似乎对此做了某种回应，它借助对时间和叙述视角的巧妙处理，将宏大叙事与日常经验、传统文化与个体精神、家族传奇与家国情怀统合在一起，因而被誉为“一种文学的大气象，一种艺术的大营造。捍卫了长篇小说这一伟大文体的尊严”。回到文体意义上观察这部作品，大跨度的时间，具有“根据地”意义的、写实化的地理空间，琳琅满目的人物群像，以及结实坚硬的语言和故事质感等，都昭示出其在高难度上实现了高完成度。小说在对乡村进行整体性、现代性观照的基础上，通过祖奶等高度艺术化的人物形象，写出了辽阔时空中生命的卑微与崇高、脆弱与坚韧、平凡与神圣，充盈着乡村传统透射出的质朴与温暖，具有洞达人性和人心的情感穿透力。在叙事特征上，胡学文已在《后记》中把“秘密”说破，即祖奶的虚构身份和“伞”状结构，虽然这对于理解小说的审美价值是有帮助的，但同时也会将读者对文本的判断导向狭窄的路径，尽管其未作为小说正文出现，但我也认为这种自我坦白式的“交代”并不足取。当然，作者的考虑是在文学正在因为媒介变革而发生革命性变化的背景下作出的，我们亦能理解他的苦心。由于使用了“伞”状结构，在对时间的处理上就显得从容不迫，回忆与叙述杂糅，历史与现实交错，这就有效解决了“一日长于百年”的叙述难题。

注释：

①②孟繁华：《文学主流溃散后的乡土叙事——近年来中国乡土文学的新变局》，《新世纪文学论稿•文学思潮》，现代出版社2015年版，第54页。

③⑥王春林：《胡学文〈有生〉：坐标系艺术结构与叙述视角的设定》，《扬子江文学评论》2021年第1期。

④胡学文：《有生》，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下文引用该文本皆引自该版本，不再一一注释。

⑤⑧胡学文：《有生》（后记），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

⑦许倬云：《中国文化的精神》，九州出版社2018年版，第144页。

⑨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83页。

⑩李浩：《胡学文〈有生〉：“体验”的复调和人性百科全书》，《文艺报》2020年8月28日。

关仁山：《我心中的雪莲湾——与关仁山谈〈白纸门〉》，《新世纪文学论稿•文学思潮》，孟繁华著，现代出版社2015年版，第148页。

孟繁华：《总体性的幽灵与被“复兴”的传统》，《新世纪文学论稿•文学思潮》，现代出版社2015年版，第150页。

费孝通：《乡土中国与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美]明恩溥：《中国的乡村生活》，陈午晴、唐军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第109页。

吴义勤：《有生》（套封封底），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

[作者单位：河北省作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