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多民族文学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问题

刘大先

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或者“多民族文学”作为学术体系、学科建构及话语生成，与国家文化领导权的实施与规划密不可分，它本身就构成了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对其进行“纯学术”的切割——事实上可能根本不存在游离于现实政治与生活的“纯学术”，甚至“价值无涉”的自然科学也难以摆脱特定情境的历史规定性。那么，在这种学术、学科与话语的自觉中，就必然会涉及多民族文学与整体性中国文学、族群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问题。

国家认同并非意识形态产物或者学术体制内部自转而产生的空洞话语，而有其历史与现实的渊源。这来自于中国的复杂构成——它从来都是由多地域、多族群、多语言文化、多宗教民俗的“多元一体”，其核心凝聚力来自于主体文化与亚文化之间的互动交融。历史上的 “华夷同风”“胡汉一家”并不仅仅是帝国文化的话语建构，而是植根于共同风险、共同利益的具体实践。中国文化整体上也就形成了“大一统”与“因地制宜”的辩证关系，并且成为时移势迁的历史脉动中历久弥新的宝贵传统，维护了近代以来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民族主义扩散、民族-国家的国际体系形成过程中的统一与完整。这一点尤其体现在19世纪中叶之后，面临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各个不同民族逐渐由自在的存在，凝聚为自为的“中华民族”，进而共同缔造了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比世界上其他老帝国（莫卧儿、奥匈、俄罗斯、奥斯曼）的解体，中国这种跨体系的“文明体国家”在文化、疆域与民族上的连续性就尤为明显。

也就是说，“中华民族共同体”有着历史、现实与话语的多重实在性，并非纯然“想象的共同体”。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部的文化构成成分，多民族文学是从属于“中国文学”这一话语的，正如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与汉语文都从属于“中文”一样。“少数民族”与“国家”之间构不成二元关系，国家认同是内在于各民族的题中应有之意。虽然考古学研究证明了中国各民族发端时遍地开花、满天星斗的源流，晚近的历史研究尤其是侧重历史人类学的“华南学派”研究则强调了历史脉络中的地方传统，然而无论如何，中原华夏民族为主体的历史叙述一直是中国历史叙述的主流。并且，中国革命的遗产渗透在少数民族政策之中，作为一种现代性规划，“人民共和”的政治协商与带有启蒙色彩的“移风易俗”的扬弃与改造齐头并进，才形成如今的多民族文化态势和现代化发展目标。这种多元共生的历史与现实格局，与美国式“熔炉/坩埚”（1960年代尤其是《平权法案》之后，官方也进行多元文化主义的推动，但21世纪以来盎格鲁-撒克逊中心观重新浮现在台面之上）或者加拿大式“马赛克/彩虹桥”那样的“主流与移民、原住民”关系大相径庭，同南非那样有着长久殖民经验的少数族裔情况也有所不同，是实实在在的多元一体。

体现在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各个不同民族有其自身悠久的文化传统和文学传承，从而形成了风姿各异的文类、体裁、题材、审美心理和美学风格；另一方面，经过文学的现代性变革，各民族在文体上逐渐有着向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体裁规范化方向转变，更主要的是，因为有着共同的生活目标，那就是追求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一个都不能少，因而在主题上也有趋同的一面。差异与趋同的两方面形成了张力结构，也使得中国文学拥有着无与伦比的内在动力，这是拥有多样性传统的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之林中不可多得的文化优势。

从政治体制来看，中国少数民族是社会主义公民的政治身份与命名，各民族团结共荣、享有平等权是写入《宪法》中的准则，在实际权利领域尊重少数民族乃至给予优惠政策是一直以来的基本国策。西方尤其是欧美“少数族裔”的权利则是经过1960年代民权运动之后陆续兴起的观念，许多国家在多元文化主义理念下也采取了一些相关措施，如原住民保留地等，但在“政治正确”背后隐形的种族歧视近年来则日益凸显为现实问题，甚至引发出BLM这样的社会运动。另一方面关键的是，就现实而言，少数族裔话语及多元文化主义作为差异政治的产物很容易成为全球化资本的同谋——将差异性塑造为一种文化资本，以便于在符号市场上贸易，从而将差异板结化和绝对化，反而加深了文化的等级制。少数族裔话语和多元文化主义固然有其可以借鉴的价值，但不加辨析地移植挪用，不仅无助于理解中国现实，也不利于全面认识与理解少数民族文学背后“政治规划与文化诉求的相互博弈”。

如此一来，那些“边缘话语”，比如后殖民主义和少数族裔文学的理论就未必适用于少数民族文学；而像葛兆光“从周边看中国”或者王明珂“华夏边缘”的表述，也只有在严格限定对象时才是有效的，因为前者的“周边”只是东亚，较少涉及南亚、中亚与西亚；后者有限的田野对象也无法应用到经过元、清这样多民族大帝国的族群历史叙述之中。清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边缘话语”的机械挪用，可能需要详尽而漫长的辩论过程，兹不赘述。

回到创作实践中来，许多人可能会在前理解中不自觉地接受了“国家”与“社会”之间二元分立的认知框架。这个问题需要追溯到此种话语产生的根源，即在社会主义中国初期个人与集体、国家与社会之间并没有清晰的界限，事实上正是个体融入到集体之中，国家强力推进了社会的建构。只是在1990年代以降，随着西方“市民社会”理论的译介与传播，以及市场经济改革带来的公共领域的转型，才形成了话语中（而非实际中）的“国家”与“社会”的分离。而恰恰是国家与社会的统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具有创造性的实践。就中国多民族的历史与现实而言，身份可以多重，认同也并不一定是排他的，一个人既是某个民族的，也是某个地域的，同样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员，一个平等的中国公民，协商共识所型构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珍贵的遗产。

为了避免由于将差异性扩大化而带来的文学书写的板结与内卷，多民族文学可能需要走出此前创作中的几个误区：一是避免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二元对立，也即不再去想象某种静止、固化的“原生态”，而是立足现实，在不断流变的生活中重新认识、激活、塑造与改造传统；二是不再盲目地认为“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而是自觉地认识到全球化时代语境的文化接触与转变，即任何一个民族及其个体都是“同时代人”，要面对的是当下彼此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观念上的不断互换过程，尤其要警惕新技术与新媒体时代的自我风情化与自我他者化；三是走出文化的封闭圈，在书写历史与现实、想象未来愿景时，将某种单一文化从内部打开，敞开与他民族、他文化的关联性，进而建构起命运共同体的叙事。在做到上述自觉之后，还需要意识到关于“世界主义”的言说的界限，因为所有的认同都要有其落脚的依归，目前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国家依然是一个无法动摇的单元，尤其是在当代民族主义回流、保守主义回归的语境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维护各民族利益的根本基础。

前段时间在湖南邵阳的隆回县参加潇湘电影制片厂的“少数民族题材系列电影研讨会”上，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的饶曙光先生的一个观点与我的看法不谋而合，他说少数民族电影创作既要“向内”也要“向外”，既要挖掘呈现民族文化，同时也要面相现代化，实现“民族文化叙事”与“共同体叙事”的平衡与统一，有效建构“共同体美学”。这个提法放置到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同样适用。在当下的少数民族文学主体想象偏向于强化差异的语境中，打捞新中国初期对于共同理想与共同利益的遗产，认清现实中的中国独特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可能会为增进各民族的交流与认同提供公约数的基础，进而也为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提供智力支持与精神资源。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命运共同体与文化共同体

刘成（蒙古族）

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回顾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深刻解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生动力，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磅礴力量，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以博大的胸怀深情地指出：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各族先民胼手胝足、披荆斩棘，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秦汉雄风、大唐气象、乾隆盛世，都是各民族共同铸就的历史。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各族文化交相辉映，中华文化历久弥新，这是今天我们强大文化自信的根源。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在历史长河中，农耕文明的勤劳质朴、崇礼亲仁，草原文明的热烈奔放、勇猛刚毅，海洋文明的海纳百川、敢拼会赢，源源不断注入中华民族的特质禀赋，共同熔铸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神已经深深融进了各族人民的血液和灵魂，成为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强大精神动力。可以说，中国历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习总书记还说，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先人们给我们的丰厚遗产，也是我国发展的巨大优势。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中，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是中华民族的立身之本、生命之依、力量之源。习总书记关于“四个共同”和“多元一体”的深情论述，深深地感动了我们，像阳光普照了祖国大地，像雨露滋润了各族人民的心田。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适应新时代发展历史方位，以各族群众为主体，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根本途径，全面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是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事业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要不断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他讲的“五个认同”中更长远更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同精神家园。中华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的根脉，是一个民族的魂魄。中华文化认同解决了对伟大祖国，对中华民族、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才能巩固。中华文化是我国各民族凝聚力、生命力、创造力的源泉，是国家发展进步的精神支柱。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凝聚力、向心力、主要是通过文化认同和民族共识体现的。只有在文化上认同，心灵才能相通，人心才能凝聚，多民族的祖国大家庭才能团结和睦。“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五个认同”的理念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的新理念新思想。它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关键是要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深刻认识到各族人民血脉相连，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各民族只有把自己的命运和中华民族的整体命运紧紧连接在一起，才有前途，才有希望。中华民族共同体，既是文化共同体，也是利益共同体，更是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要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牢牢把握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的统一，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习近平总书记又强调，各民族在文化上要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在各族群众中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牢固树立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文化观、历史观，对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至关重要。要以此为引领，推动各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创新交融，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概念内涵就是中华民族成员对中华民族具有的历史发展、文化传统、社会规范、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持有的一种包含积极认知、积极情感、积极态度和积极行为的趋同心理倾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就是在新的历史情境下，党和国家认识和处理我国民族问题、民族关系、民族与国家关系的新理念和新举措。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需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我国各民族才能增强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我们只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形象，是中国56个民族的总称。中华文化是一个伟大的符号，是我国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中华文化是56个民族的文化，是我们民族的共识，是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纽带。我们一起牢固树立各民族水乳交融、唇齿相依、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观念。伟大祖国是各族人民的母亲，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各族人民的核心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各族人民携手前进的光明道路。我们一定要不断增强“五个认同”，一定要把全部智慧和力量都凝聚到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共建各民族共有的美好精神家园上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少数民族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资产，不是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地域的。我们尊重文化多样性，首先就要保护好中国自身的文化多样性。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把汉族文化等同于中华文化，忽略少数民族，把本民族文化自外于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缺乏认同，都是不对的，都要坚决克服。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 年北京亚太文明对话大会的主旨演讲中指出，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一人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如果人类文明变得只有一个色调、一个模式了，那这个世界就太单调了，也太无趣了！我们要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该秉持平等和尊重、摒弃傲慢和偏见，加深对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差异性的认知，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谐共生。从文化维度出发，加强民族间文化接触与文化互动。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要破除来自大民族和弱小民族的狭隘的本位主义。要破除狭隘的本位主义，一是要加强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引导民众自觉遵循平等团结、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原则，使贯通心灵深处的好感真正建立在民间，让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理念成为思想共识。二是要积极构筑民众的共有精神家园，使各族人民增强“五个认同”，实现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同。三是要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作为核心价值观的价值体系，它能破除民族间的封闭、保守和排他的民族社会心理，防止民族本位主义，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部中国文学史，就是一部中华文明史。一部中华文明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正是有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互鉴、交相辉映，才有了中国文学的博大精深、精彩纷呈。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中华各民族恰恰处在交往、交流、交融的交错带上，中华各民族文学在这里互鉴融通，孕育了特色鲜明的多民族文学，催生了一批璀璨夺目、各具特色的文学名篇名著，极大地丰富了我国文学宝库，让中华文学百花园变得更加绚丽多姿，也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各民族文学中深深扎根。

纵观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史，许多彪炳史册、激励后人的爱国篇章，被一代一代的中华儿女反复吟诵，成为永不磨灭的经典。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最能感召中华儿女团结奋进。就拿蒙古族当代文学为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唱响爱国主义主旋律的声调最高亢。纳•赛音朝克图的《狂欢之歌》和巴•布林贝赫的《生命的礼花》是献给建国十周年的激情澎湃地抒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优秀的抒情长诗。阿尔泰的《祖国》一诗唱道：“清晨，孩子背负着祖国，欢跳着奔向学校；夜晚，母亲哼唱着祖国，微笑着进入梦乡。月光下，诗人拥抱着祖国，久久地伫立。”诗人对祖国的情结是那么深沉、凝重、执拗。巴•敖斯尔的《举重者之歌》写道：“生命的一切呀，在祖国的土地上成长，”“我倾注我全部的爱慕，热爱我的祖国。”这首诗中，诗人对祖国执着、依恋而又忠诚的感情以深浓的诗意表达出来。蒙古族上千名诗人都写过歌唱祖国的精彩诗篇。玛拉沁夫在电影《祖国啊，母亲》的主题歌中深情地唱出：“南海波涛，北疆的密林，天山的雪峰，康藏的山群，发出我们共同的声音，祖国啊，亲爱的母亲。”这首歌牵动着千千万万个少数民族人民对亲爱的祖国母亲的深深厚爱。可以说，这些蒙古族当代文学作品忠实地记录和表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民族文化、民族心理凝结、沉淀、结晶形成的过程。

前些日子我参加蒙古族著名诗人阿古拉泰的《雪白的天鹅》抗疫专辑首发式，看到一个震撼人心的感人场面。著名的蒙古族诗人、词作家阿古拉泰在2020年抗击疫情的关键时刻，创作了大量诗歌、散文和歌词作品，其中歌词20几首全部谱曲、演唱、录制，由内蒙古文化音像出版社出版。作者以赤子之心胸怀祖国，心系武汉，体现了一个诗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国家意识、家国情怀。在首发式上，蒙古族老中青三代艺术家不约而同发出一个声音：爱我们的祖国，中华民族一家亲！国际马头琴大师齐•宝力高说，阿古拉泰的作品的价值就在于国家意识。著名歌唱家德德玛说，武汉有了疫情，就是兄弟姐妹遇到了苦难，她的心像着了火一样。著名艺术家金花、乌兰图嘎、麦丽丝等纷纷表达，在风雨来临的时候，中华大家庭心手相连，筑起了一道铁壁铜墙，任何惊涛骇浪都无法动摇，这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表现，也是民族大家庭团结的温暖。那天上台发言的蒙古族艺术家近20位，每一位都从心底里呼唤祖国，这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令人动容，催人奋进！

这些以爱国主义情怀表达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蒙古族文学艺术中的存在向度、美学风格、诗意实现路径，有着意味深长的丰富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当代蒙古族文学艺术的中轴是历史的选择，更来自于蒙古族作家诗人和艺术家们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历史终将证明，他们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付出的多方面的努力，已华美而坚实地刻在蒙古族文学历史的丰碑上。

为了各民族文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我们必须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论述，加强思想引领、价值引领、方向引领。我们各民族广大作家评论家一定要立足于中华民族文化根脉，探究我国色彩斑斓、百花齐放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所涵养的文化共性和精神共鸣，研究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如何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发挥独特作用，从而为推动和繁荣发展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提供更科学、更丰富的理论支撑。我们要以强烈的时代感和责任感创作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文学共同体”。让我们的多民族文学描绘兄弟民族人民你来我往、频繁互动的历史进程，展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多民族格局，切实用文学作品歌颂各族人民，共同培育中华民族伟大精神，共同创作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共同书写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伟大成就，真正做到用文学的方式坚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进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学创作过程中，既要看到各民族文学的独特风采，也要挖掘各民族文学共同的精神内核，把各民族文学互为镜像、相互交融的文学图景描绘出来。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的多民族文学任重道远，让我们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在对中华民族文化体认中，唱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旋律，共同攀登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新高峰。

迈向新时代、开启新征程，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的创作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艺术地反映各民族人民的新生活、新人物、新故事，抒写各族人民可歌可泣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感人事迹，创作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不断开创新时代我国少数民族文艺繁荣发展的新局面。

[作者单位:内蒙古大学]

边缘与差异目光的转换

——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视野中的《白虎寨》

朱旭

土家族作家李传锋创作的长篇小说《白虎寨》2014年出版，2016年荣获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长篇小说奖。展现了鄂西武陵土家山寨在新世纪的变迁，呈现了古老的少数民族村落如何在土家新人们的带领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从而尝试着一步步摘掉贫困帽子的动人故事。中共中央于2005年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决策, 这是继“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在广袤的中国农村进行的新一轮改革。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新中国前几十年间农村变革的历史语境与推进目标不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构想，是在中国进行全面现代化之历史语境中展开的，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农业现代化,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不能丢了农村这一头”（习近平语）。《白虎寨》中的故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徐徐展开，深刻且生动呈现了土家山寨的新农村建设。“新世纪文学发展中，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是，现实主义小说在总体上有着从宏大叙事向日常生活叙事的转换的同时，又在对日常生活叙事的不满足中，逐渐积聚起重构宏大叙事的欲望和能量。”①《白虎寨》即展现了主旋律式的宏大叙事在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中新的叙事可能性。

1980年代中期之后，西方各种现代学说爆炸式涌入，启蒙主义成为“人们反思、评判历史，解释、想象现实，建构现代性历史远景的重要依据，也是知识分子、作家确立自身立场的核心话语。”②资本也扮演着愈加重要的色彩，宏大叙事、革命话语逐渐被替换。少数民族文学界也深受影响。但《白虎寨》坚定回归主旋律叙事，坚守“一体”中“多元共生”的一隅。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给《白虎寨》的授奖词这样写道：“塑造了昂扬向上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生动表现了当代土家族乡村的变革与发展，寄寓着作家对民族生活的深厚感情和责任担当。”作者李传锋自己也曾坦言：“《白虎寨》是带着深重的乡情为扶贫工作写史，是想为新时代的‘城归’唱一曲创业的颂歌”③。更有不少学者将《白虎寨》概括为新世纪的《创业史》。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10月15日发表了《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其中提到柳青《创业史》成功的秘诀：“柳青为了深入农民生活, 1952年曾经任陕西长安县县委副书记, 后来辞去了县委副书记职务、保留常委职务, 并定居在那儿的皇甫村, 蹲点14年, 集中精力创作《创业史》。因为他对陕西关中农民生活有深入了解, 所以笔下的人物才那样栩栩如生。”作为土生土长的农民，李传锋原本就有过丰厚的农村基层工作经验，虽然经过奋斗在城市站稳了脚跟，但在退休后毅然回到了生养他的故乡，深入到田间地头和当地农民群众中，深切感受当地农民的日常生活，和深入少数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的第一现场。“我退休之后回到故乡住了很久，和各方面的人物接触，看到了农村的衰败，也看到了新的希望，记下了很多采风笔记。我把眼下的故乡和我当年当大队支书时比较，有了很多感触，我的故乡属‘老少边穷’，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红色文化、民族文化。但交通不便，投入不足，发展缓慢，青年人差不多都进城打工去了。近年来，国家改变扶贫模式，社会也在深刻转型，有一部分青年回乡来创业，出现了一种新的生活，我从中看到了一种希望，就有了一种写作冲动。”④

这样沉潜农村地区的决心，这样的写作冲动，也并非到了《白虎寨》才初现端倪。早在李传锋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就有迹可循。《人生，将从这里开始》《十里盘山路》《定风草》 中对返乡知识青年扎根农村从摇摆到坚定，从无法融入到找到正确路径的书写；《烟姐儿》对农村女青年大胆迈出改革第一步，搞生产承包责任制的展现；《社长的晚宴》对农村干部作风问题的关注；等等，就一直体现着李传锋在进行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时候，秉持着与时代共振的立场。书写主旋律并不意味着图解政策，不是从概念到概念。《白虎寨》呈现了进城后返乡的社会主义新人们如何一步步成长为家乡建设的主力军，又如何逐个击破脱贫路上的艰难困苦，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李传锋称之为当代的柳青。

传统与现代的拉锯，一直是少数民族文学表现的重镇。《白虎寨》也涉及相关问题的表达，新农村的现代化建设必然涉及城市与乡村之间关系的处理。不仅是作为空间生存场域，更作为现代与农村的多重隐喻，城乡之间暧昧的关系一直是在观照乡土时绕不开的“元叙事”。但《白虎寨》并非简单将城市与农村作二元对立式结构处理，而是冲破少数民族文学书写中的某种封闭式叙事观念。“那种将少数民族文化视为保留淳朴、单纯调性的文化‘活化石’，或将其视为城市文明、工业文明救弊之器，都是缺乏现实感的简化乃至贬低，因为这样的思路拒绝了少数民族文学思考重大时代与社会问题的可能性，而将其局限甚至禁锢在某种狭窄而静止的‘文化’与‘传统’之中。”⑤鄂西少数民族山寨更是中国农村的某种缩影，《白虎寨》表达了农村地区也有共享现代化成果的权利，现代化并不以牺牲乡土、族群为代价的核心观念。幺妹子们作为进城打工者，因为全球性金融危机被迫返乡，她们感受过现代化生活的便捷、舒适，对于土家山寨的落后、闭塞深感痛心。因为对家乡、族群的深情，她们决心扎根乡土，共同建设新农村。这样的情感表达，没有伤感，并非流连于对传统旧文化的缅怀，对于现代新生活方式更不存在怨恨。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式的结构被打破，建立起一种二元互动式的和谐共生。《白虎寨》作为对于武陵山区土家山寨新农村建设的生动、深情书写，无论从题材、主旨还是人物形象的塑造，美学风格的营造都与时代、与前沿、与主体形成共振。

中国当代的少数民族文学，从来都不曾自外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历史。作为时代同行者，55个少数民族与主体汉民族共享同样的世界，情感体验、经验表达、科学技术也从来不以族群身份为限。所谓边缘与前沿、边缘与主体也从来都不是阻隔。少数民族生存区域的相对边缘，并不意味着其主体定位和文学创作价值的“边缘”。

除了边缘与前沿外，差异性与整体性也是在讨论少数民族文学的价值定位时，容易产生错位的向度。为了争取市场份额或者凸显自身独树一帜的价值，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文学往往会陷入标榜差异性的窠臼。《白虎寨》中也出现不少土家族独特的文化、仪式、习俗等内容，但差异性并不是作者强调的重点，而是以此突显土家族作为整个中华民族一元的气节、责任感，和彰显土家人的精神、生死观。“白虎寨”得名于鄂西土家族的民族图腾——白虎。《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鄂西土家族以白虎为图腾，崇尚白虎的力量。《白虎寨》中就追溯过土家族先人们的英勇。明朝嘉靖年间，沿海倭寇猖獗，容美土司王田世爵亲率白虎兵远赴抗倭，彰显了祖先的英雄气概，也呈现出土家族人的民族意识，并非安居于西南一隅，而是肩承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大义。除了对于白虎的图腾崇拜，土家族人还有一种特殊的民族文化仪式：“活丧”。顾名思义，即为活着的人举办“丧礼”。《白虎寨》中就讲述了为山寨中的村民平叔“跳活丧”的一段故事，平叔亲自参加了自己的丧礼，迎来送往。这样独特的仪式，反映了土家人豁达的生死观。生而死、死而生，死亡并非终结，而是生命形式的一种自然转换。于是在丧礼上人们热热闹闹地唱起撒尔嗬，跳起葬舞。小说中平叔更是亲自加入了为他进行跳丧的队伍，瘸了多年的腿也在那一刻突然变得灵活。

上述具有“魔幻”色彩的情节，尽管具体内容有所不同，但却是少数民族文学中常见的手法。当然，作为对抗工具理性的“诗性思维”，“魔幻现实主义”有其存续的重要价值。但如果简单将其处理为标榜差异性的概念化符号，未免值得反思。诚然，少数民族具有相对独特的民族风情和文化习俗，若在各个层面都与汉族文学一样行进的话，会有质疑其合法性、合理性之嫌，其价值定位或许也会变得暧昧。但正如《白虎寨》中对于白虎图腾和“活丧”仪式的书写，是从表达土家族人精神的向度进行观照，问题伸入了历史的纵深，又延伸至未来的指向。少数民族特定的民俗风情不是彰显差异性的符号，也不应成为东方主义思维的当代再现。“‘差异’是否重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界限’如何被看待。尽管多民族国家在高度异质性的社会基础上塑造身份认同是非常艰巨的任务，其中不乏难解的悖论，但是，鼓励和促进身份的流动能有效克服‘差异’的固化和政治化。唯有可流动的异质性才不至于导致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统一受到随时随地的挑战。”⑥也就是说，少数民族特定的民俗风情不是静止的文化符号，而是需要在流动中把握，最终指向的不仅是族群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共同体的感受与思考。

在上述价值框架下考察《白虎寨》，可以发现它传递出这样的信号：少数民族从来都不是与整体性相对的差异性，而是整体性中的特定性存在。这不是抹杀少数民族特定的民族历史、风俗、文化，而是避免其陷入认同混乱和文学上的风情化叙事。也是在找到最大公约数的基础上，对少数民族文学提出更高的要求。要求思考关于时代的重大命题，要求把握整体性的思考。

当然，《白虎寨》并非完美无缺，无论是谋篇布局还是叙事手法都有可供改进的空间。但至少从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角度来看，《白虎寨》提供了一个可行的别样路径。它沟通了当代文学“十七年”时期和1970至1990年代，少数民族文学与中国当代主流汉语文学的共振。

注释：

①王金胜：《现实主义视域中的政治性写作——以张平近年小说创作为话题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1期。

②王金胜：《莫言文学与“1980年代”——以〈红高粱家族〉为方法的研讨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9期。

③④朱旭、李传锋：《不要忽略了火热的生活——李传锋访谈录》，《长江文艺评论》2017年第10期。

⑤刘大先：《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主体变迁与认同建构》，《文艺研究》2020年第6期。

⑥梁雪村：《民族国家的“错觉”：差异与认同》，《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