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东西具有多重创作身份，为学界对他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首先，以东西的几部重要小说为核心，再现了其小说的创作历程。其次，对东西小说创作的综论，建构出了作为小说家的东西。此外，通过运用比较视野，将东西与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中的作家进行对比研究，阐释出其创作的重要价值与意义。可以看到，在东西创作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学界对其创作的研究呈现出了由单一视角到多维视域、从简单评介到深入探究的趋势。

关键词：东西 学术视域 多元批评

一、研究缘起

东西不仅是文学桂军的领军人物，而且“东西现象”也引起了诸多批评家的关注，他的小说以《耳光响亮》《没有语言的生活》《后悔录》《篡改的命》等为代表。小说之外，东西还创作有影视剧、散文等作品，正如有学者所看到的，东西不仅可以“称得上是一位短篇、中篇和长篇及散文、随笔都擅长的作家”，而且还“曾几度‘触电’，写作多部电影、电视剧本……”①。多种文体的尝试正建构了东西多元的作家身份。在诸种文体之中，东西的小说创作最值得称道，其小说以对历史记忆的深刻反思、富于先锋性的语言探索和荒诞幽默的叙述风格，为中国当代小说（尤其是先锋小说）的发展作出贡献。

小说家的主体身份，以及影视剧、散文等多种文体的触及，为学界对东西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也使得研究本身呈现出了纷繁多样的状态。自1988年的《介绍田代琳》②一文开始，学界关于东西的研究已有30余年的时间，其中既包括了对其小说的主题思想、语言特质、叙述方式等内容的批评与解读，又包含了对他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特别是“先锋文学史”）上的价值与地位的认识，与此同时，学界对他参编影视剧的分析以及散文创作的观看也形成了理解东西的特殊向度，促进了其多元的身份建构。纵览这30余年的研究，成果虽然丰富，但其中也存在着不少重复与误读，因此笔者将采用择取要点的方式，来综论当前学界对东西创作的研究和接受状况。

二、东西几部重要小说的批评与研究

东西在1980年代末以小说家的身份登上文坛。根据现有资料，第一篇关于东西的评介性文章是韦启良的《介绍田代琳》③，该文试图塑造出东西作为小说家的艺术形象，其创作得到了作者的肯定与赞许。随后，《河池师专学报》首次开启了学界集中观看东西小说的先例，其在1993年第1期刊载了张柱林和陶莉霖的两篇评论。从内容上看，这两篇评论均是针对东西1992年小说创作的漫读式批评。张柱林主要评述了东西在1992年所创作的几篇小说（包括《祖先》《事故之后的故事》《商品》《迈出时间的门槛》等），认为它们显示了东西对土地历史、人类生存事实、桂西北乡村生活等现实问题的观察；④陶莉霖则以《事故之后的故事》为中心，重点阐释了东西小说“苍凉”的叙述方式。⑤总体上说，这两篇评论可以作为学界认识东西小说创作的起点。而随着东西小说创作及发表的不断增多，学界对其小说的研究也日趋丰富，逐步建构出了作为小说家的东西。笔者将首先以东西发表的几部重要小说为线索，通过梳理学界对这些小说的研究，呈现东西小说的创作历程。

学界较早集中关注的是东西1994年发表的小说《商品》⑥，如张柱林看到了《商品》文本所具有的“后现代”品质；⑦阮冰同样认识到了东西小说所包含的后现代主义意识，认为《商品》表现出了“元小说”的探索和尝试⑧……可以看出，《商品》所具有的后现代主义特质成为其时学界批评的重心，这同时呈现出了东西早期小说创作中所带有的鲜明的后现代特征。

《商品》之后，东西在1997年发表的首部长篇小说《耳光响亮》⑨受到学界的重点关注，叙述策略、主题思想、时代文化内涵等内容则成为了解读重心。如马树春用“东拉西扯”来概括《耳光响亮》的叙述策略，并指出这种策略具体表现为“富有创意的拼贴式结构营造”和“集幽默与讽刺于一体的反讽式、夸张性语言”；⑩洪治纲看到了《耳光响亮》所表达的记忆与经验的双重叙事，同时指明了它在话语运用上的独特性；朱潇同样观察到了《耳光响亮》所持有的双重叙述视角，在此影响下，东西运用了一种“异彩纷呈、具有反讽意味和特定的时代感的语言”；贾忠良则把目光聚焦在《耳光响亮》所包含的时代和文化暗示上，指出这种暗示表达了东西对理想主义的警惕和对世俗化的批判。与探究《商品》时较为单一的后现代主义视角相比，学界对《耳光响亮》的研究呈现出了丰富性。

1998年，东西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按照当前的逻辑，鲁迅文学奖的获得不仅肯定了该小说的价值与意义，而且会引发学界的批评热潮。悖论的是，《没有语言的生活》在当时并未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尚未评奖前，石一宁撰写的《失语：苦难与尊严——读东西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是第一篇评论该小说的文章，他注意到了该小说所讲述的“生动而凝练的故事”，以及故事背后所含藏的意蕴空间，并指明了其所呈现的“失语的苦难与尊严的双重命题”；同年，徐肖楠认识到了该小说对于语言的独特思考。随后几年，尽管王育松、廖学新、唐韧等人从传统继承、生存隐喻等方面解读《没有语言的生活》，但他们并未关注到鲁迅文学奖的特殊价值。究其原因，这一方面与《没有语言的生活》获得的是首届鲁迅文学奖，大家认识不足有关，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其时的大众传媒还处在发展初期，相对框囿了鲁迅文学奖的传播与影响力。

最早引发学界批评热潮的是东西在2005年发表的小说《后悔录》。《南方文坛》2005年第4期刊载了陈晓明、谢有顺、南帆、郜元宝四位重量级批评家针对《后悔录》所作的分析与解读，同时也拉开了重要期刊开设“东西研究专辑”的序幕，使得东西借助名家名刊的“宣传”来扩大自身影响力的方式成为了可能。就具体的研究来说，主题内容、叙事方式、语言表达等方面是学界批评与研究《后悔录》的重心。如在主题内容层面，陈晓明认为《后悔录》既有着对身体的批判，又有着对“自我/历史”的双重嘲讽。同时，该小说还通过描写特殊的历史情境，有力地再现了中国式的创伤；南帆看到了《后悔录》在故事选择上的独特性，特别是在小说的前半部分中，性与成长、政治规训等内容所形成的纠缠，使得小说本身具备了广阔的阐释空间；与南帆相呼应，郜元宝也将目光聚焦在《后悔录》所描摹的“性”与“性禁忌”上，但他认为该内容并非小说的写作重点，其重点是“有关性和性禁忌背后人类智慧的责任”；张柱林将《后悔录》看作是一部“在心理上用力”的小说，指出它为我们理解生命提供了新的视野；张燕玲认识到《后悔录》通过荒诞性的表达与精神探索，向读者展示了“人心的后悔录”。此外，周景雷在中国文学之苦难写作的大背景下解读了《后悔录》，认为它表现出了以苦难为中心的想象，在描写苦难与展示荒诞情境的同时，呈现出了对苦难的宽宏大量；胡传吉认为《后悔录》的写作重点在于“修复历史记忆”与“还原身体经验”。

《后悔录》的叙事方式成为学界关注的另一个重心。谢有顺以《后悔录》为核心，在历时地观看中国传统与现代、当代小说中所包含的叙事伦理问题的基础上，认为该小说具备重建叙事伦理的可能性；胡群慧关注到了《后悔录》所运用的“如果”句式，指出该句式为小说的历史讲述与文本叙述创造了空间；另外，柳应明看到了《后悔录》在语言表达上的反讽修辞，这种修辞促进了作者对荒谬时代的展示与人性悖论的书写。可以看出，学界对《后悔录》的批评虽然也集中在主题内容、叙事方式等层面，但较之《商品》《没有语言的生活》《耳光响亮》等小说的研究来说，学界在《后悔录》的理解深度与认识广度上均得到了拓展。

与《后悔录》的接受方式相类似，《篡改的命》也得到了重要期刊的重点关注，并且在期刊数量上呈现出由单一向多元发展的趋势，这在充分展示期刊、报纸等媒介在作品传播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的同时，客观地呈现了东西小说在当下小说发展中的重要性。而从批评队伍上说，对《篡改的命》的研究不仅有专门的批评家，而且一些知名作家（如余华、双雪涛、田耳等）也参与到对《篡改的命》的批评与解读中，后者所具备的“作家视野”为东西小说的研究带来了新的活力。

命运、苦难、反抗绝望等内容成为了学界探究《篡改的命》的关键词。如吴义勤认识到了《篡改的命》所包含的关注“反抗与改变底层命运”的可能与方式，指出它通过书写“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故事”，回应了当前有关农民（社会底层）问题的思考；谢有顺把《篡改的命》放置在1980年代以来的小说脉络中进行解读，认为它经由苦难的底层叙事，再现了包含着喜剧精神的悲剧；张晓琴将《篡改的命》视为“极端的命运之书”，重点关注到了它对社会转型期底层人物命运的描写，以及从乡村到城市的文化空间的再现；饶翔同样注意到《篡改的命》对宿命的书写，认为这种书写展现了真实与荒诞之间的社会现实。另外，徐刚和唐诗人均把“苦难”作为理解《篡改的命》的关键词，前者关注到小说的“苦难”叙事，认为其重点展示了边缘群体的生存状态，紧扣了当下严峻的社会现实；后者重点解读了小说直面苦难的书写方式，包括对苦难的直观再现、精神蜕变之痛的表达以及“希望/绝望”的展示等。徐勇则认识到了《篡改的命》对农民身份问题的思考，认为全球化节奏的“快”与文化认同的“慢”之间存在悖论。值得一提的是，俄国学者奥•彼•罗季奥诺娃将《篡改的命》视为由“现代梦”所引发的“社会伦理变形”，认为该小说是“打工文学与底层文学的里程碑”，主要呈现了现代语境下的社会伦理问题。

关键词之外，《篡改的命》所包含的叙事方式与结构也成为学界批评的重心。如张清华以《篡改的命》为切入点，论述了东西小说的叙事方式。他将东西小说的叙事看作是对先锋叙事的“延续”与“变种”，并指出了其小说叙事的艺术特质。此外，他还看到了东西小说的荒诞性，认为这种荒诞加深了东西作为“加缪的追随者”形象；杨庆祥从自我憎厌与血统论的角度，挖掘了《篡改的命》蕴含的潜在内结构，正是该结构使得人物行动获得了合法性。此外，施秀娟从人物形象的角度，认识到《篡改的命》的主人公汪长尺“既有中国文化传统，又与世界文学血脉相连”，在中西方文化语境下对汪长尺形象进行了剖析；姚刚则聚焦于对《篡改的命》中另一个人物贺小文的解读上，认为她是“改命悲剧的牺牲品”。

从上述有关东西几部重要小说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学界对东西小说的认识存在着逐步“累积”的过程，研究深度与广度在不断拓展。而随着期刊、报纸等媒介的不断汇入，东西小说的传播与影响力得以持续增长。特别是在大众传媒高速发展的今天，如何更好地利用传媒来挖掘与呈现东西小说的特质，及其在中国当代小说史上的重要价值与地位，不仅构成了学界研究东西小说的特殊视角，更为大众文化和传统文学传播与接受方式之对话问题的思考提供了必要的空间。

三、东西小说创作综论

除了关于东西几部重要小说的批评与研究外，学界还有着对东西小说创作的综论，从而更加有力地建构出了东西的小说家形象。早期的综论主要集中在叙述技巧与语言策略层面，较多指向的是东西小说叙述中所运用的先锋实验、后现代主义等技巧。究其根本，这主要得因于东西在创作初期所受到的先锋思潮的影响，同时表明东西的小说创作与其时社会语境之间的紧密对话关系。温存超较早地谈到东西小说的创作技巧，指出其中包含着鲜明的“先锋派”味道，他还通过解读东西小说的叙述方式、象征手法的运用、对语言的执着追求等，将其定位为一位“技巧型作家”；雷体沛也将视点聚焦在东西小说的叙述策略上，认为东西小说通过话语的解构、中心偏离、主体意识消退等形式文本策略，呈现出了鲜明的后现代特征。

当然，叙述技巧、语言策略的批评并不限于早期的综论，其在进入新世纪以来的研究中也普遍存在，这种研究似乎构成了读者认识东西小说的一种重要标识。比较典型的如黄伟林看到东西在小说中运用了后现代的语言寓言，表达了他对后现代精神的独特理解；罗传清致力于对东西小说语言的解读，不仅指出了其小说中所包含的幽默、含蓄、原生态的语言风格，而且还有着对东西所运用的反讽修辞、断片化和拼贴化的标题策略、感官叙事等内容的解读，较为细致地剖析了东西小说的语言策略。可以看出，这些文章与罗传清的硕士论文《东西小说的语言风格研究》之间有着紧密的关联，二者正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对读”；陈舒劼同样认识到了东西小说对语言问题的重视，指明他在不同叙述环境中试验语言行为的能量，有力地揭示出了时代精神状况与人的生存痛感。另外有一些硕士论文分析与解读了东西小说的叙事策略、语言风格等问题。如韦茂斌运用叙事学的原理，以东西具体文本的分析与研究为出发点，探讨了东西小说的叙事技巧与策略，并指明这种技巧和策略包括幽默荒诞的叙事风格、超越传统与当下创作精神向度的叙事伦理、东拉西扯的叙事语言、东拼西贴的叙事结构、东张西望的叙事视角等；陈凤霞认为东西的小说中有一种“极端性”的书写方式，特别是在“叙事的极端”方面，其小说采用了时空营造的荒诞、诡谲虚妄的结局、奇异转换的视角与精巧运用的拼贴等方式。这种“极端性”书写在表达理想与现实碰撞的同时，展现了文学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

随着学界对东西小说认识程度的不断加深，在研究中也逐步加入了新颖的视角，“文化地理学”即是此方面的重要代表。东西生活在桂西北这一带有独特地理风貌的地区，他在小说写作中自觉地建构出了特殊的文化地理景观，这为学界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对其小说的认识提供了可能性。其实早在1990年代中期，张柱林在分析东西小说的“乡土人情”时，就包含着文化地理学的因素；随后黄伟林所看到的东西小说语言的“南方特质”、王敦所认识到的东西小说的“南方”书写、黎春晓所发现的东西乡土小说的独特桂西北气息等，均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文化地理学的视角，只不过他们并未明确提出文化地理学的理论。较早以文化地理学视角来解读东西小说的是欧阳钦，他从地域文化的角度观看了东西小说的创作风格及其成因，指出这些作品通过对岭南民族文化的回顾，在本土与世界、传统与现代甚至后现代的互动辩证间完成了对现代人心灵处境的真诚观照；徐勇进一步确立了东西小说研究的文化地理学视野，他认为东西明确提出的“走出南方”与其小说中经常出现的“南方故乡”构成了一种矛盾，但这种矛盾可以从具体和抽象两个方面进行理解。事实表明，“东西的小说大都背景模糊，其故事展开的空间并不具有特别的意义”，正是这种写作创造出了独特的文学地理风貌；郭钰琼则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解读了东西城乡题材的小说，一方面分析了东西小说中“文学地景”的勾勒方式，另一方面探讨了城乡小说空间的建构方式以及现代人与现代世界关系的呈现状态。

从时间层面看，东西的小说创作存在着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这为学界对其小说的整体观照创造了条件。因为时间因素的特殊性，所以这种整体观照在近几年的研究中才渐趋出现。这里首先要特别提到的是张柱林在2011年出版的《小说的边界：东西论》一书，该书可以视为对东西小说的最有代表性的综论。张柱林在书中不仅对东西小说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与解读，而且在研究东西小说时运用了综合性的视角，即重在分析小说文本得以出现的“时代背景与生产机制，通过对作家成长的环境、作家接受的文学教育、其在文学场的位置及创作观念等的考察，探讨文本中的核心意象、结构模式等”。尽管早在2006年，温存超就出版有《秘密地带的解读——东西小说论》一书，但从内容上看，该书重在东西小说创作中特殊理论与质素的解读，以及单独文本的分析与论述，并且由于时间的影响（2006年），东西小说还未形成历时性的发展脉络，因此尚不具有“综论”的条件。而胡群慧在2007年出版的《我读东西：时空境遇里的身心言说》则更多地带有“传记”的性质。因此与这两本书相比，张柱林的《小说的边界：东西论》具备了“东西小说综论”的可能性。

专著之外，对东西小说进行综论的更多以硕士论文的形式而出现。秦宇从东西近30年的创作历程出发，探讨了其小说的主题内涵与艺术特征，同时指明东西对小说内在深度的挖掘，以及对小说语言的重视为当代文坛的发展带来了启示意义；刘明桂则以东西写作的发生为焦点，主要探究了小说的母题与艺术特征，表现出了对东西小说创作的整体观照；伍坤堰将研究重点放在东西近30年创作过程中所发生的两次转型上，指出这两次转型分别表现为从苦难乡村到欲望城市、从城乡对比到荒诞叙事中的生命思考；与伍坤堰相类似，唐霞关注到东西近30年的小说在主题层面的两次变化，分别是从乡村到城市、从城乡到现代人的内心世界与心灵探索，同时对变化原因进行了分析与思考。

值得一提的是，《扬子江文学评论》2020年第2期和《当代文坛》2020年第4期均设有“东西专辑”，表现出对东西小说创作的整体关注。如韩少功以《篡改的命》为出发点，谈到了他阅读东西小说的主体印象；王尧发掘出了东西小说所蕴含的“九十年代”色彩，指出作为整体的“九十年代”可以理解为对“八十年代”后半期的显影和生长。同时，他还认为“没有语言的生活”是对1990年代以来的社会时代的深刻命名，东西在写作过程中不断反思着自身的语言和生活；张清华和杨希帅主要解读了东西长篇小说的三个重要面向，包括及物的历史叙事、荒诞的命运书写与极端化的叙述策略；张学昕和刘潇萌通过重读《耳光响亮》，窥探了该小说所呈现的“历史和人性的纠葛与悖论”,及其“在时间和历史的发酵中爬梳出人性和灵魂深层的‘意味’”；张柱林则重点思考了东西小说的叙述语言，认为“沉默与追问”在他小说中构成相反相成的基调，表达了作家见证时代的内在诉求。

总体而言，学界对东西小说创作的综论表现出由单维视角到综合性视域的转变，在挖掘出东西小说丰富的主题内容、多元的叙事技巧以及特殊地域文化展示的同时，也从方法论层面为学界当前的作家作品研究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范式。当然，东西的小说创作还在持续行进中，目前远未达到对其小说进行“综论”的条件，所以学界对其小说的观察与研究仍处于“发生中”的状态。

四、比较视野下的东西创作研究

在广西当代（尤其是新时期以来）文坛上，东西的名字经常以“群体”的形式出现在学界的视野中，“广西三剑客”“新桂军”等命名成为这方面的代表。此种语境下，学界对东西的研究通常包含了鲜明的比较视野，即在对群体创作的观察中呈现东西创作的独特性。除了群体研究之外，学界的比较视野还表现为将东西与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中的作家进行对比研究，在表明东西与时代语境进行对话的过程中，阐释出了东西创作的重要价值与意义。整体上说，比较视野下的东西创作研究正为东西作家身份的确立提供了特殊的视域空间。

“广西三剑客”这一命名在东西的创作生涯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甚至成为了其挺进文坛的“准入机制”。根据现有资料，马相武较早地将东西拉入到“三剑客”的行列之中，只不过他的命名是“南国三剑客”。比较可贵的是马相武并未将三人的创作进行“统一化”的理解，而是看到了个体的差异，这种差异正构成了“三剑客”的复杂性。同一时段，朱小如的《“挑战”广西三剑客》和黄伟林的《论广西三剑客——解读李冯、鬼子、东西的小说》两篇文章为东西进入“广西三剑客”的行列作出确认。尤其在黄伟林看来，“广西三剑客”与“河北三驾马车”是1990年代中后期中国文坛上最引人注目的两个地域性文学创作群落，这为“广西三剑客”进入文学史创造了可能性。随后，陈晓明进一步推进了“广西三剑客”的研究，他在标明“广西三剑客”崛起的基础上，认为在他们的小说文本中能够读到一种“直接现实主义”的美学力量。陈晓明把东西看作是“在绝望处欢乐的笑面刺客”，通过解读《耳光响亮》这一作品，展示了东西小说的昂扬热情与机智叙事。而在《又见广西三剑客》一文中，陈晓明重点解读了“三剑客”作品的地域性意义，指出与鬼子、李冯相比，东西的小说最重要的特质是“把乡土中国的生存困境放在叙述语言的情境中，这使得他的叙述力量压制了对苦难的单纯呈现”。可以说，经由马相武、朱小如、黄伟林、陈晓明等人的推介，东西作为“广西三剑客”之重要成员的身份得到了集中确认。

除了“广西三剑客”外，“新桂军”的命名也值得关注。比较典型的是梁复明和秦延良从广西地域文化的角度出发，通过探讨以东西、鬼子为代表的“新桂军”小说创作，阐释了“新桂军”群体创作之“忧郁叙事”的现代性内涵。而近年来，在张利群、黄伟林、张燕玲、容本镇、李建平等批评家所提出的“文学桂军”的概念中，东西也作为了其中一员，但由于这些批评家更多地着眼于“文学桂军”这一群体性概念的批评与解读，东西小说创作的特殊地位并没有得到集中认识，因此需要今后的批评家对此进行持续关注与研究。

另外，学界还将东西与余华、凡一平、鬼子、杨映川、张承志等作家个体进行比较，从而呈现了东西小说创作的独特性。东西较早的比较对象是凡一平，卯书从主题特色、题材处理、叙述技巧、文化心理结构四个层面比较了二者的中篇小说，指出东西更多地趋向于对命运、历史、人类生活等内容的书写；余淑雯也将二者进行了对比，只不过其所分析的对象是东西的《耳光响亮》与凡一平的《顺口溜》，重点观看了两部作品在描写都市人物形象时的相似性。

东西与鬼子之间的比较成为了学界关注的重心，这一方面得因于二者有着大致相同的写作经历，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二者作为“广西三剑客”的成员，其作品存在着某种共通之处。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关注较多地以硕士论文的形式出现。如黄颖观看到了东西和鬼子笔下的“弱势群体”，从创作心态、主题内涵、哲学意义三个方面展现了二者弱势群体题材小说的异同；肖百容认识到东西和鬼子的小说中共同充斥着的对空间的恐惧，认为这种恐惧与广西少数民族的历史及其所处的地理环境相关联。作者还引入了周边地区少数民族作家沈从文的作品进行对比，以呈现东西和鬼子特殊的审美风格；于丽萍着眼于东西和鬼子在叙写内容、审美追求等层面的相似性，探讨了二者潜在的创作意图及创作价值；王彬从东西和鬼子笔下的“小人物”形象出发，探究了“小人物”的生存镜像、精神困境、结局宿命等问题，指出这种写作表达了东西对个体生命的关注以及特殊的人本主义情怀。

此外，有学者在观看东西小说的民间审美时，认识到了他的写作与张承志之间的相似性，特别是在小说叙事方式与姿态上有着共同的价值取向，进而认为二者“站在主流文化的边缘，以民间的审美立场，展示了在主流文化笼罩下非主流话语的言说状态：以生命解释的偏执理想主义色彩和居于民间底层视角对主流社会与文化的批判与理解，背弃与接纳”。还有学者在论述东西小说的创作时，谈到了以余华为代表的先锋思潮的影响，其中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比较意识。比较典型的如肖庆国在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的大背景下分析了“东西现象”问题，思考了“东西现象”给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历史认识”所带来的重要启示；张学昕则通过将《篡改的命》与余华的《活着》《第七天》等小说的对读，呈现出前者在文本叙事结构上的独特性。这些研究中，余华及其所代表的先锋思潮大多作为一种创作背景，被纳入到了东西小说的创作历程。

需要指明的是，学界的比较视野还体现在将东西的小说与影视剧的对比分析上，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总体质量也有待提升。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王一川的观察，他从媒介文化的角度出发，针对由东西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改编而来的《天上的恋人》进行了有意味的分析。在他看来，由杂志媒介到电影媒介之间的转换是必要的，这种转换包含着大众文化对高雅文化的置换。接着，王一川从人物、场景、事件、情调等方面对这种转换进行了细致解读，认为“《天上的恋人》从小说到影片的形成过程，为理解当前我国大众文化对高雅文化的置换以及两者间复杂关系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范本”。整体来看，这种比较研究更多地为东西多元的身份建构提供了可能性，使其文学形象变得“不确定”，这同时反映出了其创作的丰富与多样。在大众传媒高度发达的今天，此种现象成为了作家所具备的优秀品质，因为与小说、诗歌或散文等单一文体创作相比，多元的创作不仅更能激发作家自身的创作热情，而且也为学界的研究提供了持续的活力。如当下比较热门的“诗人散文”研究，即回应了创作界的这种趋势。但这种交叉文体创作研究的价值与意义，是否确如研究者所强调的那么重要？则有待于进一步确认。

随着文化地理学、媒介传播学等理论知识的不断加入，学界的研究已不再拘囿于作品的平面化解读，而是在诸多理论的交流与互动中逐步探索出了立体化、多样化的研究方法，这不仅为东西的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而且也为改善传统作家作品论的单维视角作出积极贡献。当然，东西的创作还在进行之中，学界当前对东西创作的研究还只是一个“丰富的开始”。

[本文为广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广西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研究中心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20KFZD02）、2020年广西哲学社会规划研究课题（项目编号：20FZW006）、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8XZW034）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张学昕：《无法“篡改”的叙述——东西小说论》，《扬子江文学评论》2020年第2期。

②韦启良：《介绍田代琳》，《河池日报》1988年10月29日。

③之所以称为评介性文章，是因为《介绍田代琳》一文的重点是对田代琳（东西原名）早期创作状况及作品（主要包括《我母》《醉山》《好人祭》等）的介绍。

④张柱林：《大地的喘息及其他——东西一九九二年小说漫评》，《河池师专学报》1993年第１期。

⑤陶莉霖：《淡化了的苍凉——〈事故之后的故事〉读后》，《河池师专学报》1993年第１期。

⑥东西：《商品》，《作家》1994年第5期。

⑦张柱林：《东西和〈商品〉》，《文学自由谈》1995 年第1 期。

⑧阮冰：《东西小说〈商品〉的元小说解读》，《南方文坛》1995年第2期。

⑨东西：《耳光响亮》，《花城》1997年第6期。

⑩马树春：《东拉西扯：〈耳光响亮〉的叙述策略》，《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

洪治纲：《苦难记忆的现实回访——评东西的长篇新作〈耳光响亮〉》，《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3期。

朱潇：《对东西〈耳光响亮〉的一次阅读》，《南方文坛》1998年第5期。

贾忠良：《〈耳光响亮〉的时代及文化暗示》，《齐齐哈尔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东西：《没有语言的生活》，《收获》1996年第1期。

石一宁：《失语：苦难与尊严——读东西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文艺报》1997年7月15日。

徐肖楠：《晚生的现实主义——东西〈没有语言的生活〉的语言思考》，《河池师专学报》1997年第4期。

这些文章包括王育松的《对传统的继承和超越——评东西的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写作》1999年第1期）、廖学新的《生存体验的隐喻话语——东西〈没有语言的生活〉之惊鸿》（《河池师专学报》2000年第3期）、唐韧的《当作家对自己挑战的时候——解读〈没有语言的生活〉》（《名作欣赏》2003年第3期）。

东西：《后悔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陈晓明：《身体穿过历史的荒诞现场——评东西的长篇〈后悔录〉》，《南方文坛》2005年第4期。

南帆：《诱惑和恐惧——读东西的〈后悔录〉》，《南方文坛》2005年第4期。

郜元宝：《可笑的智慧——读东西的长篇新作〈后悔录〉》，《南方文坛》2005年第4期。

张柱林：《〈后悔录〉：穿越现实的心灵欲火》，《小说评论》2005年第6期。

张燕玲：《人心的后悔录——东西长篇小说〈后悔录〉》，《文艺报》2005年12月13日。

周景雷：《苦难、荒诞与我们的度量——评东西的〈后悔录〉》，《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1期。

胡传吉：《修复历史记忆还原身体经验——论东西的长篇小说〈后悔录〉》，《南方文坛》2006年第４期。

谢有顺：《中国小说的叙事伦理——兼谈东西的〈后悔录〉》，《南方文坛》2005年第4期。

胡群慧：《后悔的“述”与“录”——关于东西的小说〈后悔录〉》，《小说评论》2008 年第3期。

柳应明：《荒谬时代的人性悖论——论小说〈后悔录〉的反讽修辞》，《盐城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东西：《篡改的命》，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

《后悔录》出版后，只有《南方文坛》以“专辑”形式展开批评。而到了小说《篡改的命》，不仅有《当代作家评论》《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等重要期刊开辟“专辑”，而且有关它的评论文章还刊发在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权威报纸上。

这些文章主要包括余华的《生机勃勃的语言》（《长篇小说选刊》2015年第5期）、双雪涛的《誓不退下阵地的子弹——评东西〈篡改的命〉》（《作家》2015年第15期）、田耳的《东西：历练之后的平和》（《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等。

吴义勤：《绝望的反抗——评东西长篇新作〈篡改的命〉》，《南方文坛》2015年第6期。

谢有顺：《有喜剧精神的悲剧——读东西的〈篡改的命〉》，《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第1期。

张晓琴：《极端的命运之书——论东西的〈篡改的命〉》，《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第1期。

饶翔：《在真实与荒诞之间——读东西〈篡改的命〉》，《小说评论》2016年第1期。

徐刚：《绝望感，或虚妄的激情——东西〈篡改的命〉的“苦难叙事”》，《小说评论》2016年第1期。

唐诗人：《直面苦难的书写》，《小说评论》2016年第1期。

徐勇：《快与慢的辩证法——论东西的长篇新作〈篡改的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俄]奥•彼•罗季奥诺娃：《现代梦引发的社会伦理变形——论东西的长篇小说〈篡改的命〉》，李春雨译，《作家》2018年第11期。

张清华：《在命运的万壑千沟之间——论东西，以长篇小说〈篡改的命〉为切入点》，《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第1期。

杨庆祥：《主动篡改与自我处刑》，《南方文坛》2015年第6期。

施秀娟：《迷失了自我的天真求仕者——论东西〈篡改的命〉主人公汪长尺形象》，《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姚刚：《论〈篡改的命〉中改命悲剧牺牲品形象》，《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2期。

温存超：《论东西小说的创作技巧》，《河池师专学报》1994年第４期。

雷体沛：《在解构中回望——东西小说文本策略中的纠结》，《作家》1994年第5期。

黄伟林：《一种后现代：语言寓言——兼论东西的小说》，《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这些文章主要包括《论东西小说中幽默的语言风格》（《时代文学（上半月）》2009年第2期）、《论东西小说中含蓄的语言风格》（《长城》2009年第6期）、《荒草一样的文字——论东西小说中原生态的语言风格》（《河池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在荒诞中寻找出路——论东西小说中的反讽》（《作家》2009年第10期）、《后现代话语——论东西小说标题的修辞策略》（《山花》2009年第10期）、《危机中的突围与自救：论东西小说的感官世界》（《河池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等。

罗传清：《东西小说的语言风格研究》，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陈舒劼：《言语的能量：以东西的小说为中心》，《社会科学论坛》2012年第12期。

韦茂斌：《论东西小说的叙事策略》，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陈凤霞：《论东西小说的“极端性”书写》，浙江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

张柱林：《东西与乡土人情》，《河池师专学报》1995年第3期。

这些文章包括黄伟林的《“拨开他们像荒草一样的文字”——论东西的小说》（《文艺争鸣》2008年第8期）、王敦的《焦灼叙事：张承志与东西小说创作民间审美比较》（《青海民族研究》2010年第4期）、黎春晓的《独特的桂西北气息——论东西的乡土小说》（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欧阳钦：《从地域文化看东西小说的创作风格》，《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1年第1期。

徐勇：《“走出南方”的南方写作——论东西小说的文学地理景观》，《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郭钰琼：《东西、鬼子城乡题材创作的文化地理学解读》，广西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

张柱林：《小说的边界：东西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温存超：《秘密地带的解读——东西小说论》，台海出版社2006年版。

胡群慧：《我读东西：时空境遇里的身心言说》，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秦宇：《东西小说创作论》，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刘明桂：《东西小说创作论》，江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伍坤堰：《乡村与城市书写的变奏曲——论东西小说创作的两次转型》，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唐霞：《论东西小说的主题变化》，广西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

韩少功：《指心明道，何问西东——作家东西印象》，《扬子江文学评论》2020年第2期。

王尧：《发现和直面“没有语言的生活”——关于东西的片面解读》，《当代文坛》2020年第4期。

张清华、杨希帅：《命运书、荒诞剧与历史的变身记——论东西的长篇小说创作》，《当代文坛》2020年第4期、

张学昕、刘潇萌：《人性、伦理和记忆的历史回声——重读东西长篇小说〈耳光响亮〉》，《当代文坛》2020年第4期。

张柱林：《小说家何为——东西写作中的沉默与追问》，《当代文坛》2020年第4期。

马相武：《造势当下的南国三剑客》，《南方文坛》1998年第1期。

朱小如：《“挑战”广西三剑客》，《南方文坛》1998年第1期。

黄伟林：《论广西三剑客——解读李冯、鬼子、东西的小说》，《南方文坛》1998年第1期。

陈晓明：《直接现实主义：广西三剑客的崛起》，《南方文坛》1998年第2期。

陈晓明：《又见广西三剑客》，《南方文坛》2000年第2期。

梁复明、秦延良：《“新桂军”小说“忧郁叙事”的现代性内涵》，《时代文学》2008年第1期。

卯书 ：《关于凡一平、东西中篇小说的一般论述》，《南方文坛》1994年第1期。

余淑雯：《小说〈耳光响亮〉和〈顺口溜〉的都市人物形象研究》，广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黄颖：《东西与鬼子笔下的“弱势群体”比较》，《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S2期。

肖百容：《逼仄、苦难的空间意识——鬼子、东西小说新论》，《中国文学研究》2009年第3期。

于莉萍：《幸福的追寻，人性的叩问——鬼子、东西小说论》，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王彬：《爱与痛的边缘——论鬼子和东西笔下的小人物形象》，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王敦：《焦灼叙述：张承志与东西小说创作民间审美比较》，《青海民族研究》2010年第4期。

肖庆国：《“东西现象”——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的“错位”“差异”与“悬置”》，《南方文坛》2019年第5期。

王一川：《从无声挽歌到视觉动画——兼谈大众文化对高雅文化的置换》，《当代电影》2003年第1期。

[作者单位：钟世华 南宁师范大学北部湾环境演变与资源利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山东大学文学院

张凯成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