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当代文学史料的整理，一向拥挤在全国层面，却忽视对地方层面，例如省作协组织机构、文学杂志和交游关系等史料的爬梳。这种史料缺失，会导致两类情况：一是人们对具全国性影响、长住各省老作家的本地生活事迹不甚了解；二是后来成名的中青年作家，从“地方”走向“全国”后，他们在本省市的成长历程，也因此被湮没。中国当代文学史，是一部包含着“全国性”文学和“地方性”文学的文学史，抢救性整理当代文学史料，亦应当把地方文学考虑在内。

关键词：当代文学史料 地方性 组织结构 杂志和交游

一

我去年秋天写就的文章《抢救当代文学史料》①，从当代文学70年中划分出五代作家，认为从史料沉淀的角度看，第一和第二代作家（“20后”“30后”）可列为“抢救对象”，因不少人已故世。对部分第三代作家，如去世的路遥、陈忠实和史铁生等，尚存争议的张承志、王朔等，可依具体事例，做一些追本溯源的工作。第四、第五代作家，因创作面貌未整体浮现出来，终评未落实，暂时搁置。这篇文章仅就全国性作家而言，没有涉及地方性作家。

事实上，在当代文学史上，“全国性”作家和“地方性”作家不是严格区分的概念，不少人身上，是全国性和地方性兼而有之，比如孙犁、柳青、王汶石、马烽、李准、刘知侠、冯德英、路遥、韩少功、张炜、陈忠实、贾平凹等人。他们长住本地，可属于全国性的作家，这不是说他们和作品没有“地方性”。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较少有这种地方性作家，文学中心是北京、上海，不在那里发表作品，从事文学活动，难以走上文坛。②当代文学史的体制与现代文学体制的一个区别，就是从1950年代初起，中国作家协会在各省设立省作家协会，以及地区、县级的文联组织，任命省作协主席、副主席，地区和县级文联领导。这就把全国文坛，从北京、上海的位置上拉下来，对文学资源和力量重新统筹整合，平均分配。于是，当代文学史“地方性”的文学组织、流派、杂志等活动，就这样浮现出来。这里所说当代文学的“地方性”，因此有了一定根据。

我所说的“地方性”，还指各省一些虽没有全国知名度，但在本省市仍有一定影响的作家，以及本地杂志的编辑等。这种人群数量远大于我们知道的那些著名作家，如果依托中国作协和各省作协会员名单，用作协相关部门的材料，建立一个数据库，想必对以后当代文学史的“地方研究”有一定帮助。我读作品少，与各地作家接触不多，基本没有发言权。而对从事文学批评的人，尤其是作协相关部门的人来说，他们应该有更多这方面丰富的知识。

我所说的“地方性”，另外是指全国性作家在地方文学杂志发表的名作。比如，孙犁的《风云初记》1950年9月22日起在《天津日报》连载，李准的《不能走那条路》见于1953年11月20日《河南日报》，陆文夫的《小巷深处》发表在《萌芽》1956年第10期，吴强的《红日》1957年3月起在《延河》连载，马烽的《三年早知道》刊载于《火花》1958年第1期，茹志鹃的《百合花》发表于《延河》1958年第3期，赵树理的《锻炼锻炼》见《火花》1958年第8期，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从1959年4月在《延河》连载……③当然，很多作品也在《人民文学》《收获》等全国性杂志，或由全国性的出版社，如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作家出版社推出。这种在地方性杂志发表，然而具有全国性影响的作品的传统，一直延续到1980年代，如《鸭绿江》《清明》《雨花》《青春》《延河》《山西文学》《黄河》《山东文学》《奔流》《山花》《红岩》《福建文艺》《芙蓉》《朔方》《新港》《长江文艺》《北方文学》《钟山》《花城》《作家》等。

1990年代后，鉴于压缩杂志或改刊等因素，文学资源再次向北京、上海集中，除《钟山》《花城》《作家》等少数杂志还保持全国影响外，上述地方性杂志逐渐衰落。作家更愿意把自己新作发表在《人民文学》《上海文学》《收获》《十月》《当代》等全国性杂志，以及《钟山》《花城》《作家》等地方性杂志上。这就使一篇作品，如果初次发表不是全国性杂志，很难再进入文学批评的视野，成为“名作”的概率大为减少。

我所说的“地方性”，也包括一些名作家在走向全国的过程中，最初几年，省作协和当地文学批评所发挥的作用。以陕西几位作家为例。例如，贾平凹的成名作《满月儿》发表于《上海文学》1978年第3期，可是如果没有省作协的培养支持，当地批评家对他作品的第一波评论、介绍，就在他从“地方”到“全国”的过程中缺了重要一环。换言之，在他创作起步时，推动最有力的还是王愚、肖云儒、李星、刘建军、费秉勋、胡采、畅广元和李小巴等批评家。据初步计算，1985年前关于贾平凹的评论文章有101篇，当地作者文章32篇，占1/3。④它们是胡采的《关于贾平凹和他的小说》，费秉勋的《试论贾平凹小说的艺术风格》《贾平凹新作浅议》，王愚、肖云儒的《生活美的追求》，李星的《贾平凹的几篇小说近作》，刘建军的《贾平凹小说散论》，等等。其中，费秉勋的文章最多。他不单是贾平凹就读西北大学时的老师，两人也是亦师亦友的关系，此例证明，费对后者文学世界介入之深。

路遥创作起步阶段，每写一部新作，要拿给当地批评家看，听意见，再做修改。李小巴说，《人生》写好后，他看过初稿，提过修改意见。在此过程中，两人有过多次交流。1981年初冬，路遥和妻子林达来他家。路遥刚从陕北回来，谈到农村“分田到户”的情况，又说他刚完成的《人生》，比前两部，即《惊心动魄的一幕》《在困难的日子里》都好。“林达说，她读原稿时都哭了。”⑤李小巴不仅是路遥创作的最早引导者之一，参与过作品的修改过程，也是第一个提出路遥本人和作品具有“两面性”的批评家。“好多评论文章只看到路遥是‘农民的儿子’这一点，而忽略了另外的却是很重要的一点，即路遥始终在努力摆脱‘农民儿子’带给他的局限性、狭隘性。他总是努力‘脱出壳来’回首观察自己熟悉的农村社会生活。他总是努力把分析社会生活的立足点提到能够全景式俯瞰的高度。这给他的作品提供了较大的构架，也使他的作品有一种逼人的气势。”他还加重口气地强调：“他对文学表现出的美很注重，也有自己的个性追求。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力求在格调上表现出高尚的庄重感。”⑥

董墨是《延河》一位资深老编辑，是发现路遥的人之一。路遥曾经将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初稿，交给他阅读和提意见。《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初稿完成后，路遥第一个想到的也是董墨：

一天他来我家里问我，能不能看看他的第一部初稿？尽管我手头有事儿，还是欣然应允。第二天他抱来十多本稿纸，放在桌子上足有尺许高，一见这么一摞稿纸，就可以想见整个工程的浩繁。我停下手头的事儿，用了两天多时间阅读了一遍。由于这是一部多卷的长篇小说的第一部，下边几部如何展开？人物具体地如何发展？一时尚难估计，所以总体尚很难置评，只对一些细节和他交换了一些意见。他说他还要再写一遍，好多地方还得仔细琢磨一番。⑦

路遥还告诉他：这部作品不是写给专家，而是写给广大普通读者看的⑧……由这些材料可知，“地方性”应包括省市文学杂志的编辑，像董墨这种直接给作家提出修改建议和意见的人。这方面作家和编辑关系的轶事应该很多。

二

地方文学杂志，是文学史料整理需要首先抢救的对象。

1949年以后各省市创办的文学杂志究竟有多少种，分布情况如何，地区、县级没有刊号，内部交流的文学杂志，能否归于这一范围，它们确切数量多少，等等，至今无人统计，处于暧昧不清的状态。

差不多十年前，我申请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文学史资料长编》，杨庆祥、黄平是课题组成员，带着他们的硕士生做了很多基础性工作。因资料长编涉及诸多领域，我们只整理“当代文学期刊目录”，待到辑成，有150万字，可以编四大卷。⑨但我们整理对象，只限于中央、各省两级杂志，没把地区及县级文学杂志统计进来。所以，这个期刊目录只包含各省的“地方”，而不包含地区及县级的“地方”，是它的不足之处。

这个目录等于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作品目录索引，让人看到当代文学期刊的大致样貌，也提供了一个地理图，可以对当时作家作品发表状况有一个初步了解。容我把编书设想、思路略作介绍：“最近十年的当代文学期刊研究，明显集中在‘中央杂志’，而实际忽略了‘地方杂志’的存在，如《人民文学》《文艺报》《上海文学》《北京文学》《十月》《当代》和《收获》等等。事实上，由于‘十七年’文学强调对‘工农兵作者’的培养，建立起一套培养工农兵作家和作品的生产机制，很多青年作家，例如李准、王汶石、马烽、胡万春、闻捷、公刘、流沙河、白桦、陆文夫、高晓声等等，都是经过地方杂志的精心培养这一历史台阶，才最后走向全国的。如果不对地方杂志做系统性、大规模的收集和整理，那么这一作家的史前史将不复存在。这一历史链条的断裂，实际上也无法重新去释读一个作家或一个作家群的形成史。做出这种判断，并不是项目设计者的闭门造车，而事实上是基于对‘十七年’文学生产制度的初步的了解。”我们的辑存范围，从1949年到1999年，总计44种杂志，是中央和省市级以上的，地区级、县级暂不在内。⑩杂志如下：

根据已采集整理的材料，按照中央和各省地区之分布，拟选取一部分杂志予以介绍。北京市：《国外文学》（1981年创刊）、《外国文学》（1980）、《世界文学》（1959）、《人民文学》（1949）、《十月》（1978）、《当代》（1979）、《中国作家》（1985）、《北京文学》（1950）、《解放军文艺》（1951）、《青年文学》（1982）、《民族文学》（1981）、《诗刊》（1957）、《北京纪事》（1994）、《词刊》（1980）、《剧本》（1952）、《民间文学》（1955）、《神剑》（1985）、《小说选刊》（1980）、《新剧本》（1985）、《中国文学》（英文，1951）、《传记文学》（1984）、《啄木鸟》（1984）、《作品与争鸣》（1981）、《东方少年》（1982）、《儿童文学》（1963）。天津市：《散文》（1980）、《蓝盾》（1985）、《新港》（1956）、《通俗小说报》（1984）、《小说家》（1983）、《小说月报》（1980）、《少年小说》（1985）。河北省：《长城》（1979）、《大众文艺》（1949）、《当代人》（1949）、《女子文学》（1984）、《散文百家》（1989）、《杂文月刊》（1985）。陕西省：《百花》（1957）、《延安文学》（1979）、《延河》（1956）。甘肃省：《飞天》（1950）、《西北军事文学》（1986）、《阳关》（1979）。西藏：《西藏文学》（1979），等等。

这里只有五个省市，其中北京最多，自然最后出书，远远不止这些省份的杂志。这五省杂志括弧中所标示的年代，是指创刊时间。

从以上数据看，地方性杂志整理，只占1/3，数量惊人的地区、县级杂志还没有囊括进来。当时我们没有进一步深挖的野心，假如有人一省一省地对地区和县级杂志进行统计，先用图表形式写成文章，应该很有价值。此项工作如最后做完，大概最少也得一二十年时间。不知道我的想法是否现实？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每两年开一次“年会”，其实中间，干吗不开一两次杂志统计方面的小型研讨会？先把风放出去，形成某种氛围，渐渐的，就会有一些有心人惦记这种工作，也许先行实验了。如果全国、各省、地区和县级的文学杂志统计不出来，当代文学史料中地方文学杂志的“抢救性”整理，就不能说有基础性建设。

我听说武新军教授在做地方性文学杂志的整理工作，不知进度如何。地区和县级文学杂志的期刊目录，其意义不比我们已完成的中央、各省文学杂志的期刊目录小，相反，研究者的考察可以借此下沉，看到文学史有些冷僻的角落。众所周知，当代作家创作刚起步时，在地区或县级杂志发表作品不少，比如莫言最早几篇小说就刊登在河北保定的《莲池》上。我1978年春上大学时，热衷写诗，还有点“校园诗人”浮名，作品先发在甘肃的《飞天》、河南的《奔流》、辽宁的《芒种》等处，后来升级到《诗刊》《人民文学》《青年文学》等全国性杂志。据我所知，河南省的地区级文学杂志不少，例如信阳地区文联的《鸡公山》、洛阳地区文联的《牡丹》等。不少青年作家，在走向文坛的过程中，像我这样到处撒网的情况应该不少。所以，“抢救性整理”地区和县级文学杂志，可以弥补这一缺憾。

刚故世的吴福辉教授，北大中文系硕士毕业后，分到中国现代文学馆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一干几十年，直到退休。他曾对我说，自己保存有一套完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至于中国现代文学馆的馆藏是否完整，就不好说。这家中央级学术杂志的命运尚且如此，得靠“个人收藏”保存，各省地区、县级文学杂志能否完整保存下来，究竟保存在谁手里，实在无法预料。以自己亲身经历来说，1996年春，我在人大中文系任副主任，看到收藏在学校图书馆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不全，就想去中国现代文学馆“淘一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实际是购买）存放系资料室。我带着资料室一位老师，到文学馆原址破旧库房里扒拉扒拉，弄得一身灰尘，终于找到一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它至今还在中文系资料室。经我这么叙述，就知道所谓“抢救性整理”地方文学杂志，不是一句空话，而有着实实在在的内容。

“地方性杂志”整理工作的缺失，已经在近年来出版的作家文集中反映出来。我手里有作家出版社的《莫言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张承志文集》、十月文艺出版社的《路遥文集》（五卷）、陕西人民出版社的《贾平凹文集》（1998年版、2008版）、作家出版社的《余华作品》和作家出版社的《王安忆自选集》等数种。据我所知，在上述文集中，有些在地区、县级文学杂志上发表的作品未收。其中原因，首先因稍微完备的地方文学杂志目录未整理问世，没有一个详细可靠的作品路线图，作家未必记得自己发表的所有作品；其次，由于是“文集”，而非“全集”，不重要作品没选入，也属正常；再次，或许还有模糊印象，但无处寻找，所以“漏选”就难以避免。以现代文学研究为例，《郭沫若全集》的最早版本，应该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的“38卷”，距今已39年。然而，山东师大魏建教授仍然发现了不少郭沫若的“轶作”，考证工作还在继续。

老作家茅盾在撰写回忆录过程中，不时嘱人查找、核对原作，也是一个值得列举的例子。

茅盾1975年起，开始悄悄写长篇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上、下），由儿子韦韬、媳妇陈小曼任助手。他老人家居然也记不得，有些作品、评论文章和商榷性论文的确切发表之处。新时期初期，当这件事可以公开后，他通过总政、人民文学出版社将儿子媳妇借调为秘书，全职帮助做上述作品、评论和论文的搜寻、查对、勘误工作。为此，后者跑遍北京、上海的图书馆。八十高龄的茅盾先生还多次写信，向有些朋友询问实情，以求材料的真实、准确、可靠。他在该书“序”中声明：“所记事物，务求真实。言语对答，或偶添藻饰，但切不因华失真。凡有书刊可查核者，必求得而心安。凡有友朋可咨询者，亦必虚心求教。他人之回忆可供参考者，亦多方搜求，务求无有遗珠，已发表之稿，或有误记者，承读者来信指出，将据以改正。其有两说不同者，存疑而已。”

为何像茅盾这样德高望重的人，在核实自己作品、文章的过程中，还如此谨小慎微、如履薄冰呢？我的理解是，他发表的杂志不尽都在北京、上海，还有不少散落在各地的地方性杂志上。从1920年代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因政治和战乱原因，茅盾的生活一直处在动荡之中，九江牯岭、香港、桂林、新疆、延安、重庆和日本等，都留有他的游踪。有些杂志是办几期就停刊，有些是办刊人也边编边走，举止不定，有些则夹混在报纸副刊中，他儿子媳妇尽管下了很大功夫，真弄起来，有一些恐怕还是大海捞针，未必能一网打尽。因故，连一向严谨自持的茅盾先生也感叹“或有误记者，承读者来信指出，将据以改正。”

如果有好奇心的人，就《我走过的道路》上所述作品、文章重新核实，想必一定还有“遗珠”“误记”和“存疑”吧。不过，瑕不掩瑜，这部上下卷的皇皇著作，大概是我读到的现代作家最好的长篇回忆录之一，其独特的文学史价值不言自明。

三

“地方性”研究，还包括各省作家协会的史料整理。

近年来，丁帆等人编选的《江苏当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我和吴圣刚团队编选的《中原作家群研究资料丛刊》等书陆续出版，其中略为涉及两省作协的材料。如果开展史料整理，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一些工作。

一是各省作协的组织机构，包括全部主席、副主席、作协会员名单，改选、增选情况等。从作家角度看，人事变动，可反映他成名过程、影响力日增的轨迹；从领导角度看，这种变动，足以影响到一个时期里当地文学创作的发展。比如，柳青担任陕西作协主席时期，变化就不显著，因为他主要精力是创作《创业史》，人又住在西安郊区的皇甫村。到胡采任主席的1980年代，情况大变，他对青年作家帮助较大，带动了一批人的成长，陕西三大作家路遥、贾平凹、陈忠实从陕西走向全国，就在这一时期。另外，1980年代中期，他力倡长篇小说创作，为创作《平凡的世界》《浮躁》等作品营造了良好环境，对1990年代初的“陕军东征”现象的出现，也发挥了作用。我看到一点胡采和路遥、贾平凹关系的材料，虽只是一鳞半爪，也挺有意思。假如写一篇详细的考证文章，就可以把1980年代陕西省作协“组织机构变动”，对创作产生了积极作用的史实呈现出来。河南省作协也有类似例子。1980年代南丁担任主席，他对河南小说创作的发展，也发挥了积极影响，比如把张宇从洛阳、李佩甫从许昌调到省作协来，改变了他们的身份。当时将一个人的身份由工人、农民转换成作协干部、专业作家，难度很大，南丁很有气魄，自然也花费了极大精力。如果不是这样，就没有今天的李佩甫了。其他省份，大概也有这种材料，可惜一直没有人搜集和整理。

二是各省作品研讨会的材料。从文学史角度看，省级的作品研讨会，没有国家级的研讨会影响大，否则，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一卷研讨会就不会费时费力地跑到北京来举行了。可本省的研讨会也有价值。1980年代中期以前，还没有今天动不动就到中国作协创研部、中国现代文学馆开研讨会的习惯，研讨会在各省召开的比较多，留下的材料应该不少。“研讨会中心”逐渐从各省移到北京，与省作协和作家主动推介作品，出版社的促销需求，有一定的关系，其中，尤以出版社为最积极者。出版社为扩大发行量和读者覆盖面，促使各省从分割、封闭状态，转变成全国性的流通机制，形成了全国性市场，也实现了出版社和作家双赢的局面。根据上述情况，如果持续跟踪和搜集一省作品研讨会的沿革，编纂一批研究资料，至少可以写几篇有关“研讨会演变史”的文章。说不定许多年后，这类史料整理形成一定规模之后，会有人选择做一篇博士论文。在文学史生产中，“研讨会演变史”虽然不是主要构件，但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一个作家成长的过程，以此为中心，则折射出文学体制的某些变化调整。

现在，还没有一省或多省作家作品研讨会的系统资料丛书，也不知道是否有人动过编选的念头？如果没有，我觉得真可以动起来。现在各省的社科基金指南，研究对象还是全国性的文学现象和作家，为什么就不能为当地文学服务，以本省作家研究为主呢？据我所知，江苏、陕西作协对本省作家的研究是比较重视的。最近几年，“路遥研究热”并非在北京兴起，而是起步和集中在陕西本地，这种现象非常新鲜。但究竟是省作协牵头，还是研究者自发的行为，目前还不清楚。就我在北京参加的几次研讨会看，好像是研究者的自发行为比较多，当然也不排除省作协的某些支持帮助。从1993年到2007年，陕西本地的路遥研究是默默无闻的，近几年局面大变。据我搜集的材料，就有二三十种之多。厚夫《路遥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海波《我所认识的路遥》，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路遥》（此书在前书基础上修订完成），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航宇的《路遥在最后的日子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马一夫、厚夫主编《路遥研究资料汇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李文琴编《路遥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马一夫、厚夫、宋学成主编《路遥纪念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申晓主编《守望路遥》，太白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李建军编《路遥十五年祭》，新世纪出版社2007年版；王刚编著《路遥纪事》，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版；王刚著《路遥年谱》，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6年版；航宇著《路遥的时间》，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等。以及路遥纪念馆编，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的半年刊《路遥研究》2015年和2016年春夏卷、秋冬卷等一些资料。可能还有一些书或资料，我没有买到或看到。

这说明，依靠本省作者努力，是能够把这种工作做起来的。陕西省促成“路遥研究热”的成功例子，给了我一定的启示。但遗憾的是，与作家的实际地位相比，贾平凹、陈忠实的研究资料目前做得还不够。有两三本贾平凹朋友、熟人撰写的作家传记，其中，对他早年生活的记述较有意思，而对《废都》以后的事迹，材料则较单薄。目前有一本《陈忠实年谱》，其他著作尚未看到。其中原因，一个是贾平凹仍然健在，以回忆、研究的方式开展像路遥那样的工作，恐怕不太方便。陈忠实故世年头不长，史料的进一步整理和出版，尚需一段时间，这都需要我们这些旁观者保持耐心。依据我对陕西省当代作家研究的观察，他们是不会轻易放弃对贾平凹、陈忠实的文学史研究的。

做研讨会资料整理，除利用作协本省档案外，还要查找当地报纸的会议消息报道进行互证。我课堂上有一个女生，是从西北大学考来的，她跟其他老师读硕士，看到我出的题目《陕军东征》，便主动承应下来。暑假回去，就到《陕西日报》等当地报刊上查，结合《光明日报》等报纸，写出了一篇材料扎实的《“陕军东征”的知识考古》。文章在《小说评论》发表后，承主编李国平先生欣赏，推荐作为当年“唐弢青年文学奖”的备选文章，虽未获奖，价值却有。作者是现代文学出身，经过材料训练，所以写篇当代文学研究文章，优势就显现了出来。我一向主张，做当代文学史研究，应该向现代文学研究的方法靠拢，尽量做具体研究，材料要扎实，不能光凭主观愿望，凭某种理论写。尤其是这种为了证实一个文学事件的来龙去脉的考证性文章，必须老老实实地写，否则很难服人。

另外，各省作家协会的史料整理，除组织机构、作品研讨会资料外，对某作家“口述实录”性的材料，也可以纳入其中。我这里指的不是健在作家，而是对故世作家身边朋友的回忆性实录材料。举例来说，关于路遥的回忆文章就比较有意思。路遥1992年11月故世，次年6月，仅半年时间，晓雷和李星编选，陈泽顺责编的《星的陨落——关于路遥的回忆》，即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可以说是急就章式的回忆实录资料，留着“急就章”痕迹，有些地方还较粗糙简单。该书作者47位，有陕西作协的，也有不属于作协、但认识路遥的人士。且把名单录下：邰尚贤、牟玲生、陈忠实、赵熙、晓雷、董墨、贺芝、李天芳、肖云儒、畅广元、王愚、贺抒玉、白描、李星、陈华昌、高建群、孙豹隐、陈泽顺、李敬寅、邢良俊、徐岳、王观胜、张艳茜、张子良、李小巴、莫伸、汪炎、李凤杰、银笙、京夫、闻频、洪章、何志铭、郑文华、王鹏、子页、黄河浪、李勇、徐来见、朱鸿、梁宝林、叶锦玉、劲挺、邢小利、木子、延鸿飞、刘春生。47人中，除黄河浪外，其余都是本地人士。对这个名单上的人，不光我，恐怕很多研究者，不一定会认识。从文学史角度看，作协人的回忆有价值，但不能说其他职业的人的回忆就没有价值，后者反倒取了一个我们不熟悉、然而有意思的视角来看路遥。说实话，这本书我读得津津有味。因为回忆者是本地人，就比当代文学圈子里的人，在谈到路遥时更加的具体、切近、生动和形象，有一种栩栩如生的效果，路遥仿佛一下子“复活”了。此书出版距今已28年，史料价值反倒越来越重要。

最后，我还想到赵树理（山西）、马烽（山西）、西戎（山西）、孙犁（天津）、柳青（陕西）、王汶石（陕西）、李准（河南）、南丁（河南）、梁斌（河北）、徐光耀（河北）、刘知侠（山东）、冯德英（山东）、峻青（上海）、吴强（上海）、罗广斌（重庆）、杨益言（重庆）等各省驻会作家的史料整理问题。历史地看，他们大部分的生活和文学活动，都在本地。把他们“本地史料”发掘整理出来，可以观察其作品产生全国性影响的来龙去脉。因为作品的“全国性影响”不是突发性的，而有一个在本地长期生活和创作的酝酿过程，现在的研究者，对此知之甚少。以前曾出版过一些作家的传记，比如《孙犁传》《赵树理传》。《柳青传》近年才出版（作者为传主女儿）。前两本，叙述作家本地生活不够翔实，只是为他们后来的创作生活做点铺垫；后一本出自女儿视角，虽然材料比较丰富，但也没怎么涉及柳青在陕西作家协会的生活活动。我看过一点李准创作初期的材料：李准，河南省洛阳县(现为孟津县）下屯村人，1928年5月生。他出身于乡村教师兼小地主家庭，祖父教过50年书，父亲曾任洛阳县第四小学校长，叔父也做过小学教师。但他夫人董女士是农村姑娘。这种婚姻，加上孟津地处洛阳近郊，进城方便，就让李准具有“亦乡亦城”的意识。1948年，经亲戚介绍，他到豫西中州银行（后为洛阳银行）当职员，三年后任货币计划股股长。三反五反运动时，摔过跟头，但后来路就走顺了。1954年调“河南剧改会”工作。1956年以《人民日报》“特约记者”身份，到东北几地采访，写出电影剧本《老兵新传》，从此开始“触电”，以小说家和电影剧作家的双重身份名世。李准对农村生活的熟悉，为“十七年”小说界人所共知，一是因为他过去的“亦乡亦城”经历，其二，成为作家后，他还下过一番苦功，例如1959年他到全省十几个县做过采访、调查。这为他成功塑造一系列农村妇女形象准备了条件，如《李双双小传》《两代人》等名作。据我所知，浩然早年生活和晚年生活事迹也开始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已有人进行史料搜集整理，且有文章在陆续发表。

仅举以上两个例子，就知在各省作家协会史料整理方面，漏洞不少，空间很大。以上所举，都是全国性的名作家，一般会以为史料工作差不多了，其实现有材料多半是全国层面的，地方层面的，则基本未动，留下不少空白。

四

由此可知，中国当代文学史是一部包含“全国性文学”和“地方性文学”的文学史。它们彼此联系，承传不止，缺一不可，这从史料建设上已经体现出来。

中国是一个大国，不是中等国家、小型国家，幅员辽阔，地理多元复杂，民族众多，而且南北、东西文化习惯和习俗差异很大。在现代文学史阶段，因作家人数较少，文学规模不大，大部分作家，都从小地方流动到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因此地方性文学，基本布不成阵。到当代文学史阶段，由于国家统驭力量加强，管理权垂直下降到各省、市、县、镇，有意识地在省市县三级建立作家协会和文联组织，这就使中国文学史的地理图发生了根本变化。因此可以说，“地方性文学”的活动，只有到了当代文学史阶段，尤其是“十七年”这一时期，才日益强烈、集中起来，留下大量历史陈迹，这都为史料整理，提供了便利条件。这种观点我前面说过，这里再做强调。

当代文学史上的组织结构，不似现代文学那样松散无定，有固定场所、人员和资料机构，对相关史料的搜集整理，相对会较容易。前提是，有些资料不要因为运动而销毁、失踪。刘锡诚先生为什么退休后，能写出几本当代文学史料的著作？他办退休时，有意识地用板车，拉走了自己办公室的材料，等于自存史料。我不知道各省作协老人中，是否有类似现象？如果有，请勿让资料随便流失到社会上去，不然就可惜了。当代文学研究杂志，似乎可以设立一两个文学史史料的小栏目，让编辑积极征集各省老作家及其亲属所提供的史料，请他们写一点东西。这种具体、切实的工作，比我在这里呼吁有效得多。倘积少成多，很多年后，一定会结出丰硕成果。加强当代文学史“地方文学”史料的抢救性整理，是一个长期的任务。

本文开篇，我对何谓“全国性文学”“地方性文学”做了一点界定和区分，说得比较笼统，难以严丝合缝，无懈可击。原因是，这不是一篇专门讨论全国性文学和地方性文学关系的论文，暂不需下此功夫。然坦率说来，即使想写这篇文章，也很难真正做好，因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下限还未确定，当代文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条件尚不存在。当代文学史的认识，还处在不断浮沉、移动的过程之中，虽然表面看，是因为史料建设跟上来，缺乏基础性研究的原因所致。

“地方文学”史料会被认为是“小题目”。“小题目”也可以做出“大学问”。近一些年，国外不断涌现“地域研究热”，就是用小题目做大学问的现象，比较有名的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研究的是印尼和东南亚地区的语言和地域文化的关系，题目相当冷僻。我说的“地方文学”史料的抢救性整理，也是这个意思。比如，陕西、河南、山东等黄河中上游的几个省份，为什么在当代文学史中，尤其是最近几十年出现的小说家最多，实力最为雄厚？这一现象，也说明地方文学的史料整理，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小题目，那里面的水深了。

注释：

①程光炜：《抢救文学史料》，未刊。此文是上学期因疫情，为研究生线上课写的文章。

②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一书的“本章年表”，叙述的主要是北京、上海的文学事迹和活动，包括文学社团、杂志创办、作家作品发表的情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③参见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年表”，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年表统计只是一部分作家作品，还有一些未统计在内。

④郜元宝、张冉冉：《贾平凹研究资料》“评论文章索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59—465页。

⑤⑥李小巴：《留在我记忆中的》，《星的陨落——关于路遥的回忆》，晓雷、李星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8、171页。

⑦⑧董墨：《灿烂而短促的闪耀——痛悼路遥》，《星的陨落——关于路遥的回忆》，晓雪、李星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4-45、45页。

⑨这部四大卷《当代文学期刊目录》，还放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因校对工作进展较慢，正式出版有待时日。

⑩这种考虑，一是如果把它们囊括进来，工作量太大；二是地区级和县级文学杂志多没有刊号，算不算正式出版物还得讨论。不过，依我看，只要作品印成铅字，就应算正式发表。当然，不包括1980年代数量更多的自印诗歌杂志。

⑪河南大学文学院从任访秋、刘增杰到关爱和、解志熙、沈卫威，再到刘进才、刘涛、武新军、孟庆澍、张松建、李建立，有四代学者长期致力于文学史整理研究工作。

⑫最近到京东网上查阅，发现这些作家“文集”的版本很多，有重复版，也有增订版，不一而足。

⑬茅盾：《我走过的道路•序》（上、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⑭即使他撰写态度如此认真，仍然被人指出了“百处错误”，可见查找核对杂志工作难度之大。参见沈卫威《茅盾〈我走过的道路〉百处错误概说》，《湖州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

⑮⑯参见樊宇婷《“陕军东征”的知识考古》，《小说评论》2015年第1期。

⑰晓雷、李星：《星的陨落——关于路遥的回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⑱江苏师院中文系编《李准传略》，《李准专集》（1979年），第1—5页。这套书是新时期出现较早的当代作家研究资料，未刊。

⑲参见年轻研究者邵部近年来的浩然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