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近年来，有关“共同体”的概念广泛见于文艺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在文学领域，出现了诸多关于“文学共同体”的表述。从文学角度看，“共同体”概念的提出既呼应了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国家战略，也顺应了中国文学进一步融入世界文学版图，从边缘走向中心的文学进程。在这一进程中，当代中国文学的主体性问题尤其值得关注。

兼顾文学特性与文化品格

当代中国文学的主体性内涵具有双重属性，分别是文学属性和国族属性。20世纪80年代，曾兴起过文学主体性的讨论热潮，推动文学进一步摆脱“工具论”“反映论”的束缚，向自身回归。这一理论的提出在思维模式上表现出强烈的二元对立色彩，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今天，在中国文学日益融入世界文学共同体的时代大背景下，我们应认识到，虽然80年代以来文艺界的相关探索极大地推动了文艺思想的解放，但当前的文艺建设仍存在广阔空间。我们应从文艺本身出发来处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的关系，尊重文艺自身的生产规律与创作规律，以辩证的眼光看待作为价值哲学和国家战略的“共同体”概念与文学艺术自身的关系，从而推动文学自身的进步与发展。

当代中国文学的主体性还具有国族属性。在融入世界文学“共同体”的过程中，我们既不能“削足适履”，以淡化乃至消解本国文学的特性为代价推动世界文学共同体的达成，也要警惕文艺层面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滋长，避免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来处理本国文学与他国文学的关系。同时我们还须认识到，当代中国文学虽然以新型的现代民族国家作为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但还从属于在时空层面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体系。因此，这一文学的主体性本质上也是一种文化的主体性，乃至文明的主体性。在构建世界文学共同体的过程中，我们既要承认民族国家、社会环境对文学艺术的内容、形式等方面的客观限制，也要认识到文学艺术自身所拥有的超越特定时空的内在力量，对内巩固“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对外推动不同文化的交流对话，使文学艺术协调“必然”（时空性）与“自由”（超时空性）的特性得到更为充分的发挥。

继承遗产与推陈出新

要真正保持中国文学的主体性，应当在继承优秀的文学、文化遗产和持续推动文学创新的基础上，保持中国文学自身的活性。

在继承遗产方面，我们既要继承“五四”之后的优秀文学遗产，也要继承“五四”之前的优秀文学遗产，并坚持从实际出发，既不“厚古薄今”，也不“厚今薄古”。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当注重继承与文学遗产存在密切联系的文学和文化传统。传统既是本国文学赖以维持主体性的灵魂，也是本国文学不断生长的土壤。赓续文学和文化传统，才能真正使当代中国文学对接中华民族的千年文脉，培筑更加稳固的发展根基。除了继承本国的优秀文学遗产，我们还应当以开放的心态对待他国的优秀文学遗产。每一国族的文学都与本国、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文化心理乃至文明体系血肉相连，因此我们既要认识到学习与借鉴的必要性，也要认识到不同国族的文学之间存在的客观差异。学习与借鉴并不意味着盲目复制、模仿他国文学遗产中的文学语言、创作技巧、思想内容等，而是将之视作“文学营养”，结合本国文学发展的实际状况对其进行消化吸收，进而使当代中国文学在自己的发展道路上稳步提高。

在继承遗产的同时，我们还要努力做到推陈出新。周扬在1956年谈及“推陈出新”问题时强调：“一方面不离开原有基础，另一方面又要有变动。陈的是基础，新的是结果。”对当下的中国文学而言，要想出“新”，同样要重视“陈”的基础性作用，在发掘整理文学和文化经典的基础上为创作提供源泉。此外，要注重对文学和文化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使之顺应当代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演进逻辑，真正发挥推动文艺创新的作用。另外，“出新”应该是一个大胆探索的过程，本着坚持“双百”方针，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一切以“人民性”为导向、把握人民需求、能够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文学艺术作品，都应得到支持与鼓励。

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经验

今天，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的文学”仍在形成之中。在此过程中，中国文学在保持自身“主体性”的前提下，应当且能够为世界文学提供独特的文学价值。

一方面，中国文学具有“和合”之美。“和合”思想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早在春秋时期便已具雏形。在中华民族长期的文学实践中，作为哲学思想和价值观的“和合”逐渐内化为一种成熟的美学风格，广泛融入文学创作。“和合”美学包容美学元素之间的冲突与融合、中和美学元素之间的差异。中国文学由此得以不断构建新的审美“和合体”，并以此保持自身的生命力。中国文学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融会了儒家的“里仁”、道家的“淡然无极”、佛家的尚“空”等多重美学元素，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意境”这一独具中国特色的美学范畴。其后，中国文学又在追求审美“现代性”的过程中广泛吸收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美学风格，在融会世界范围内现代、后现代美学元素的基础上不断向前发展。另外“和合”不仅是一种美学风格，还是一种思想境界。中国文学中对悲剧结局的“大团圆”式处理，对人与人和谐相处的“大同社会”的描写，对人与自然“天人合一”境界的追求，都是“和合”理念的具体反映。因此，对于世界文学而言，中国文学提供了一种能够巧妙处理“自我”与“他者”关系的书写模式。这不仅有利于协调不同国家和地区文学观念上存在的差异与冲突，也有利于作为文学创作主体的人类更好地应对“后人类”的挑战。

另一方面，中国文学讲述了独特的中国故事。文学层面的中国故事根植于中国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现实，相关文学书写反映了独特的中国经验。以有关乡村的文学书写为例，从传统的田园书写到现代的乡土文学，再到当代的农村题材文学和乡村题材文学，其发展流变既反映了中国社会主流审美观念的变迁，也反映了作为传统农耕文明的中国在建设现代化过程中个体身份、心理、思想观念、生存方式的变化。与此同时，不同乡村在面对现代化、城镇化进程时表现出的认知和情感上的差异、地域经验和国族经验之间的普遍偏差，均使得中国故事具有别样的内涵与深度。目前，中西文化之间依然存在隔膜，因此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基础上，应进一步推动中国故事在国际上的传播，使世人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故事所蕴含的文化心理和情感结构，才能真正使中国文学从世人眼中的“奇观”变为“风景”，为世界文学共同体建设贡献中国文学力量。

（本文系江苏省研究生培养创新工程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周扬与新时期文学主体性的生成研究”（KYCX20_2640）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