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布鲁姆的脚步阅读《尤利西斯》
詹姆斯·乔伊斯 资料图片
爱尔兰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对世界文坛影响巨大。他的代表作《尤利西斯》不仅是20世纪当之无愧的文学经典，还创造了一个文学的节日——布鲁姆日。每年的6月16日，全球各地的乔伊斯爱好者都会以各种方式庆祝这一特殊节日。
小说《尤利西斯》的主人公布鲁姆的漫游，首先与古希腊英雄奥德修斯的归家之旅产生跨时代共鸣，又与波德莱尔笔下闲适文人流连城市街头的游逛气质相近，同时又与乔伊斯本人的自我流放以及爱尔兰人独立前夕的彷徨相互呼应，形成了极其复杂的多重意义。
Ⅰ.布鲁姆日的由来
乔伊斯1882年出生于爱尔兰的都柏林市。当时的爱尔兰还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之下，乔伊斯在成长过程中经历了日益高涨的民族独立运动。他接受的是耶稣会学校的教育，曾一度考虑担任神职，1898年进入爱尔兰都柏林大学并开始文学生涯。1904年6月16日，时年22岁的乔伊斯与来自西部戈尔韦郡的诺拉·巴纳克尔第一次正式约会，四个月后两人离开爱尔兰前往意大利，之后便在欧洲四处侨居，以图摆脱乔伊斯在《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里所称的民族、语言、宗教的“罗网”。尽管乔伊斯很少再回故乡，都柏林却在其笔下一再重现，成为乔伊斯文学创作的永远主角。乔伊斯甚至告诉友人，他想在作品中绘制完整的都柏林，“哪怕某一天这个城市从地球上突然消失了，人们还可以依据我的书将之重建”。
1922年出版的《尤利西斯》便极好地实践了这一文学理想。乔伊斯以他与诺拉初次约会之日为时间，以真实的都柏林为空间，虚构了布鲁姆在都柏林街头一整天的漫游过程。乔伊斯在写作时大量参考都柏林地图，对于文学绘图的准确性极其执着，不仅给出具体街道和建筑物的名字，而且对人物出行的精确路线、步速、距离均有考量。当代学者甚至可以据其文字描述进行地图绘制，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是克里夫·哈特和伊安·冈恩1975年的著作《〈尤利西斯〉的都柏林地形指南》。该书依据小说中出现的地名和路线绘制了一百多幅地图，为后来的读者提供了翔实的地图资料来直观理解乔伊斯的作品。
《尤利西斯》翔实的时空定位极大地便利了“布鲁姆日”的形成。1954年6月16日的都柏林庆祝活动是有影像资料和文字记载的最早的“布鲁姆日”。那一天，爱尔兰的艺术家和乔伊斯家人代表聚集起来，重走书中布鲁姆的行走路线。此后，“布鲁姆日”逐渐发展为一个年年庆祝的重要节日，其影响逐渐超出爱尔兰国界。尤其是在2011年底乔伊斯作品进入公版领域之后，全球的布鲁姆日庆祝不再顾忌版权问题，庆祝方式更显丰富多样。比较常见的庆祝方式有重走布鲁姆的漫游路线、集体阅读《尤利西斯》、重现当时衣饰风格的化装聚会（圆眼镜和平顶草帽是经典道具），以及享用“布鲁姆早餐”（书中布鲁姆吃的早餐是煎猪腰子）。
Ⅱ.反史诗英雄布鲁姆
《尤利西斯》开篇于1904年6月16日的早上8点钟，年轻学者斯蒂芬·迪达勒斯离开住所，去任职的男童学校上课。差不多同一时间，布鲁姆在埃克尔斯街7号的住宅中醒来，开始做早餐，其间妻子收到情人来信，得知他下午将登门拜访。布鲁姆饭后在花园的户外厕所解决问题，之后离开家，开始了长长一天的漫游。他或步行，或坐马车和电车，一天走了18英里的路程，去教堂礼拜，到澡堂洗澡，赴墓地参加葬礼，拜访报社办公室，在酒吧吃午饭，顺道去国家图书馆，然后去森迪蒙特海滩散步。傍晚时分他去医院，询问一位难产的朋友妻子的情况，在那里遇见醉酒的斯蒂芬。两人结伴同游，最终一起回到布鲁姆家。斯蒂芬喝过热可可之后清醒过来，告辞而去。布鲁姆上楼与妻子莫莉简短对话之后睡着；莫莉却难以入眠，全书以莫莉的大段意识流结束。
然而，将这本26.5万字的小说简化成这么简单的情节线是极其危险的。空间在小说里扮演了比时间更为重要的作用。大段的意识流铺陈，将布鲁姆漫游路上的所见所闻与所思所想松散地并置起来，大大加深了小说的容纳度，使其成为一部包容万象、允许多层面解读的复杂文本。
首先，《尤利西斯》可以被解读为对荷马史诗《奥德赛》的一个现代戏仿。小说在篇章结构和人物、情节的设置上，均与《奥德赛》有对应之处。《奥德赛》描写希腊神话英雄奥德修斯（拉丁语中即为“尤利西斯”）的归家之旅。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在特洛伊战争中屡建奇功，战争结束后率领同伴返乡，战胜独眼巨人、海妖塞壬、魔女喀耳克等，历时10年成功返回家乡伊塔卡岛，杀死纠缠他妻子佩涅洛佩的求婚者，阖家团圆。布鲁姆一天的流浪浓缩地复现了奥德修斯10年的艰难历程，一样地有家难回，又一样地渴望归家。失家与归家之间的张力，形成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失家与归家的现代寓言。
然而，布鲁姆作为奥德修斯的对应人物，却十分颠覆读者的阅读期待。他并非英雄，而是个琐碎、怯懦的普通人。奥德修斯杀死了所有纠缠妻子的求婚者，布鲁姆却明知妻子与情人幽会，还故意在外流连以免撞破。奥德修斯的威名来自战争和征服，而布鲁姆的日子却充满了吃喝拉撒的琐碎细节。小说对这些最寻常不过的生活细节，例如布鲁姆早饭后如厕的过程有大段的详细描写，产生了令人震惊的艺术效果。这些涉及隐私的话题以往被认为过于粗俗，难登大雅之堂，因而长期被排斥在文学素材之外。乔伊斯却让它们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小说文本中。许多乔伊斯读者，尤其是早期读者对此感到难以接受。美国诗人埃兹拉·庞德称之为乔伊斯的“下水道迷恋”，也即对粗俗之物的迷恋。然而，这种“下水道美学”却成为乔伊斯作品的一大特色，对随后的西方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通过这么做，乔伊斯拒绝的不仅仅是以古希腊、罗马文化为代表的西方古典文化传统所一直推崇的崇高美，也包括古典文化里对英雄的定义，以及古典文化具有永恒适用性的假定。这是一种反叛传统的姿态。于是，古代英雄奥德修斯成为现代小人物布鲁姆。这种戏仿和反叛同时还挑战了奥德修斯所代表的古典男性气质和英雄主义，宣告了现代价值观的闪亮登场。通过将现代小人物与史诗英雄联系起来，乔伊斯认可了现代生活的价值，承认其同样具有史诗般的悲剧深度。
Ⅲ.都市漫游者布鲁姆
都市漫游者，作为现代性的一个文化特征，最早出现在法国现代派诗人波德莱尔的作品中。巴黎在19世纪后半期经历了从中世纪城市向现代都市的脱胎换骨。在波德莱尔的笔下，艺术家化身为都市漫游者，以旁观者的姿态流连于都市街头，跻身人群中东张西望，体验和审视都市现代性与商品化的召唤与诱惑，同时又与人群保持审美距离。这种距离感使得艺术家能够摆脱商品的麻醉与奴役，以置身事外的清醒态度来挖掘各种商品背后的深层意义。波德莱尔所代表的是批判现代性的文人所要张扬的美学和哲学视角。
布鲁姆所在的20世纪初的都柏林当然比不上巴黎繁华，但它是爱尔兰岛上的最大城市，是各种消费品、奢侈品登陆爱尔兰的桥头堡。布鲁姆的广告推销员身份使得他与商品消费和现代城市生活有了密不可分的联系。在他的漫游过程中，广告时常在他的脑海中浮现，成为理解都柏林的现代性风景的一把钥匙，也使得单调沉闷的日常生活场景具有了一定的商业艺术气息。布鲁姆眼中的都柏林并不是只有天主教堂、殖民建筑、民族主义者、醉生梦死的贪杯者等固有形象的爱尔兰城市，它还是站在现代性门槛上，充满消费欲望和拜金追求的现代城市。
乔伊斯从艺术形式上突显了这一现代性。他对布鲁姆的漫游更多地致力于路线的刻画，准确地给出了地名，却没有像传统现实主义小说那样进行细致的环境描写。空间似乎被简化为一个个地图上的点，使得人物的行走路线更加突出。随着叙事在第三人称叙述和布鲁姆的内心独白之间来回跳跃，读者很容易感受到，布鲁姆对于他的行走路线颇为心不在焉。而这一点又极易得到读者的理解：土生土长的都柏林人布鲁姆不需要对他已经极其熟悉的街景和路标投入过多的关注。
这种空间写作技巧产生了一种虚构的归属感或排他感，对都柏林街头景观的熟悉程度成为区分本地人与游客、内部人与外来者的标准。乔伊斯关注的并不是初来乍到的外来游客的旅游经验，而是生活在都柏林的本地居民的都市体验。这一点又使得布鲁姆与波德莱尔的都市漫游者产生联系。波德莱尔关注的也是作为城市内部人的艺术家的情感体验。他不是作为游客来欣赏街景，而是作为内部人，在熟悉的场景中寻找艺术的“震惊”体验。在十四行诗《给一位交臂而过的妇女》中，波德莱尔描述了诗人在街头漫步时对人群中与他擦肩而过的一位妇女瞬间产生的爱情。这种惊鸿一瞥的爱情正是表达了熟悉场景中的片刻“震惊”体验对现代人的心理影响，将心理上的极近又极远（爱人相对陌生人）投射到空间距离上的极近（“交臂而过”）又极远（“今后的我们，彼此都行踪不明”），形象地表达了现代生活的瞬间性、变动性、偶然性等种种特点。
无独有偶，布鲁姆在都柏林街头的闲逛，同样刻画了一个内部人在熟悉场景中寻找瞬间的震惊体验。在《尤利西斯》第五章中，布鲁姆与麦科伊偶遇后站在路边寒暄，马路对面有一对男女正离开饭店准备登上马车。布鲁姆一心三用，口头与麦科伊寒暄应答，心里对他的言行默默评论，同时还细细打量对面的那位女士。他对那位女士的观察与波德莱尔的《给一位交臂而过的妇女》一诗颇有精神相通之处。两位观察者都注意到大量的外貌细节，用五官的官能感受来转喻呈现城市传达给个人的转瞬即逝的震惊感。然而更令他们联系在一起的还是一种精神上的距离，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有一种深刻的分裂感，观察者并不渴求与被观察者建立亲密的联系，而只是从自己的观察中获得满足。乔伊斯笔下20世纪初都柏林街头的广告员与波德莱尔笔下19世纪中叶巴黎街头的悠闲文人，在此处找到了短暂的精神共通。
乔伊斯这种光提地名却不进行描述的空间写作特色，影响了弗吉尼亚·伍尔夫、阿尔弗雷德·德布林等20世纪初的重要作家，成为一种普遍的表现空间体验的现代主义写作风格，“现代主义者不描述街道，他们只提名字”。有学者甚至认为，许多现代主义小说中的地名并不是要告诉读者人物的地理方位；相反，其功能是为了刻画人物失去方向的感觉，这正是现代主义的核心主题。大量的地名接踵而来，令读者——尤其是不熟悉这些地名的读者——产生恐慌、挫败和不知所措的迷失感。漫游者流连街头的行为，既产生了冒险的快感，也有迷失的恐惧。对于我们过于熟悉的街景，我们会熟视无睹；只有当我们迷失方向，熟悉的场景变得陌生之时，我们才会抬头张望路标、招牌、行人和标志性的建筑物。这种突然迷失于熟悉街景中的陌生化体验，正与波德莱尔于沉闷的日常生活中催生艺术之花所必须寻求的“震惊”体验如出一辙。这种“陌生化”的技巧和体验，打破了我们对于熟悉街景的想当然态度，迫使我们体验内部人的迷茫和彷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尤利西斯》对于布鲁姆的现代都市漫游体验的刻画具有普遍性。只要换换地名，都柏林的经验便能适用于任何一个城市。
Ⅳ.边缘爱尔兰人布鲁姆
布鲁姆的民族性也是形成其艺术魅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布鲁姆是土生土长的都柏林人，但他的民族性并不稳固。他的父亲是来自匈牙利的犹太人，母亲是爱尔兰当地人。因为这种混血关系，布鲁姆常常被称为“犹太人”，而不是“爱尔兰人”。第十二章中，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市民”对布鲁姆猛烈抨击，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然而，布鲁姆的犹太身份也不典型，除了父亲的犹太血统之外，他与当地的犹太社团没有任何联系。换言之，他被夹在爱尔兰人和犹太人这两个身份之间，是个夹缝状态的边缘人。布鲁姆的漫游，在这个层面上，是一个边缘人寻找他的身份和社会定位的过程。
乔伊斯最早于1906年谈到创作《尤利西斯》的想法，一开始他想设计为一个短篇小说，后来逐渐扩充。该书先于1918年至1920年间在美国期刊《小评论》上连载，随后于1922年在巴黎出版全书。此时的爱尔兰正经历着快速的变化，尤其是在政治方面。1916年复活节起义爆发，宣布爱尔兰共和国从英国独立，虽然起义只持续数天，但之后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进程势不可挡，并最终发展为1919—1921年的爱尔兰独立战争。布鲁姆对自己爱尔兰身份的追寻与爱尔兰人独立前夕对于民族身份的集体彷徨紧密相连，也折射出乔伊斯在欧洲大陆自我流放期间对自我身份的思考。布鲁姆成为民族时代精神的一个代表人物。
在波德莱尔的笔下，漫游者是衣食无忧的有闲文人，然而布鲁姆却没有那种波德莱尔式的闲适与自主。他身陷20世纪初爱尔兰的社会文化矛盾之中，受到政治、宗教、文化等多重势力的压迫与监视，看不清自己的真实面貌与处境，陷入一种乔伊斯所称的肉体与精神的麻痹状态。布鲁姆是一个在各种意义上都被边缘化的爱尔兰人：他不是激进民族主义分子，也不是正牌的天主教徒，不会说爱尔兰语，不酗酒，甚至也不是男子气十足的大丈夫，然而他与爱尔兰的联系却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乔伊斯用这个完全不符合爱尔兰人自我想象的爱尔兰人充当民族精神的审视者，他用冷静超然的观察之眼隔着一定距离审视都柏林的城市与文化，在殖民者的地图之上又覆写上了一幅爱尔兰人自己的家园地图。
于是，我们看到一个被深层异化的布鲁姆无所事事地游逛在都柏林，用一种疏远的、整体来说非殖民化的视角来打量都柏林这个殖民地城市。在布鲁姆的漫游中，都柏林象征帝国权力的地标性建筑不断出现在他的视野中，同时又被各种自由联想和并置的图景不动声色地瓦解权威。例如，小说第七章开篇便是在象征英帝国武力征服的纳尔逊纪念柱附近，然而该小节的题目却叫“在希勃尼亚首都中心”。希勃尼亚即爱尔兰的拉丁文古称，小标题对这个前殖民时代的旧称的强调，与纳尔逊纪念柱的在场形成强烈反差，既嘲讽了这一“希勃尼亚首都”的有名无实，又瓦解了纳尔逊纪念柱的稳固在场。权力/无权、殖民/被殖民、征服/独立的对立，通过双面并置的文本再现展示出来，既点明了殖民权力的压迫性在场，也提示了瓦解和颠覆的可能。而这种充满张力和变化的城市图景，才是乔伊斯希望通过其绘图之笔保留下来的真实都柏林。
布鲁姆用水的意象——“新鲜冰凉、永恒不变而又不断变化的水”来表达他对于身份的诉求。水既与流动的生命相合，也形象地喻示了他眼中每时每刻都在变化的都柏林风景和生活空间，在他看来具有“普遍性”“民主的平等性”和“自身求平的本质”等特点。布鲁姆超越了他作为匈牙利人、犹太人或者爱尔兰人的任一狭隘身份的诉求，既不是其中任何一种，又兼容并蓄。乔伊斯以此回应以“公民”为代表的狭隘民族主义者对纯种爱尔兰人的诉求，认可了民族性本身就存在的内在杂糅。
（作者：陈丽，系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爱尔兰研究中心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