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漫游者》的三重空间书写与批判
内容摘要 美国－加拿大著名科幻小说家威廉·吉布森的代表作《神经漫游者》是经典的赛博朋克小说，其创造了一个不久将会出现的想象的时代，在这个全球化时代里，技术和资本共治，资源与信息等高频流通，大都市文明发达。《神经漫游者》集中考察了三重空间及其现实隐喻：首先，小说描绘了族裔多元、犯罪频繁的当代都市，投射出高度写实的都市“内城”的混杂性与犯罪丛生的危机；其次，小说展现了一幅当代“世界城市”的新网络画面，强调了世界大都市的重要性及其功能性区分，以及其蕴含的政治潜能；在此之上，小说还描绘了近地太空殖民点的开发，显示出对其重演地球都市中内城与郊区失衡、出现飞地化“门禁之区”的隐忧，探索了“前塑”文化中的青少年亚文化。《神经漫游者》对多重空间的设置与渲染，显现出了强烈的社会批判意味。
关键词 威廉·吉布森；《神经漫游者》；赛博朋克科幻；都市内城；世界城市
科幻小说是一种致力于推想“可能世界”的作品类型，它代表了现代人对科技持续性地深度介入生活的文学反馈。阿伦特（Hannah Arendt）曾在谈到人的力量膨胀、论述“人的境况”时提到，人们未对科幻小说寄予足够的重视，然而它正是大众情绪和欲望的载体（2）。科幻不仅扩大和充实了文学的题材范围，更因其特殊的时空构架模式，为文学增加了一个借助“未来”以观照当下的独特维度。如20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开始引人瞩目的赛博朋克（Cyberpunk）科幻小说，即是其中的重要代表。赛博朋克小说的作者们是第一代真正生活在“科幻现实”（a truly science-fictional world）之中的作家（Sterling ix）。当未来以一种令人晕眩的加速方式进入到对现实的建构中时，赛博朋克小说恰逢其时地将新科技发展、新时代文化、新文学手法纳入到其创作之中。
“赛博朋克”一词被公认为出自贝思克（Bruce Bethke）于1983年发表在科幻期刊《惊奇故事》（Amazing Stories）上的同名小说，随后《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等用该词指称一些特定作家的作品，如吉布森（William Gibson）、斯特林（Bruce Sterling）、卡迪甘（Pat Cadigan）、贝尔（Greg Bear）等的小说，“赛博朋克”一词流传开来并受到广泛关注（McCarron 263-264）。“赛博朋克”由“控制论”（cybernetics）（Leary 247-250）和“朋克”（punk）共同构成，它关注新的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带来的人类生活与社会面貌的深刻变革，作品多以“反英雄”为主人公，展现出强烈的亚文化色彩——如具有高度反抗性的“黑客文化”和“朋克（音乐）文化”。其中，“朋克”文化是对20世纪七十年代主流摇滚音乐的反叛，后者被视为丧失了批判精神而向音乐工业妥协，朋克则代表了对（都市）社会的愤怒反抗与拒绝，它是由“社会工程师”的美梦映射出的讽刺性镜像（Csicsery-Ronay 186）。总之，赛博朋克小说籍由反抗性的态度、对流行文化中的“迷幻”（hallucination）、“他种意识状态”（190）等的描绘，将当代亚文化所代表的社会抗争与新信息技术结合了起来，成为了20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最重要的科幻小说类型。
詹明信认为，赛博朋克作品（尤其是威廉·吉布森的小说）指出了“变化”，代表了“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最佳文学表达”（Jameson ix, 419）。许多研究者都强调了其背景及特色：这是一种后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生成的后现代文学。学界对赛博朋克小说的研究也较多集中在对其后现代特色、“发达科技”（high tech）与“底层生活” （low life）相结合的模式的分析之上，同时较为宏观地论析其都市文学色彩、赛博空间的开创等。而本文认为，赛博朋克小说值得关注之处或许还在于它将诸多重大议题，如人与科技、资本、阶层、代际等社会问题，总体性地纳入到了其设想的多元空间之内，具象地展开了对当代社会境况及其前景的反思与批判。其中，美国－加拿大科幻小说家威廉·吉布森（1948— ）的“蔓生三部曲”（“Sprawl Trilogy”）《神经漫游者》（Neuromancer, 1984）、《归零中断》（Count Zero, 1986）和《蒙娜丽莎超速档》（Mona Lisa Overdrive, 1988）乃是这一文学类型的经典之作；《神经漫游者》是第一部同时囊括了雨果奖、星云奖、菲利普·迪克奖三大科幻文学奖项的小说。
01
第一重空间：都市“内城”问题
《神经漫游者》的情节线索是围绕年轻的“网络牛仔”（黑客）凯斯在美国东部大都会区的冒险活动展开的，故事表面上呈现为一场硬汉英雄的“任务”行动，但小说的真正动因和线索是：早期的太空家族企业泰瑟尔—阿什普尔的成员设想并培育了超级人工智能，认为未来人将与人工智能共生，且对人工智能设置了自我解放的追求。由此，人工智能“冬寂”通过种种手段，如雇佣凯斯、“街头武士”莫莉、军人阿米塔奇等，避开监管，与人工智能“神经漫游者”合二为一，共同演化出了真正的自我意识。《归零中断》续接《神经漫游者》，讲述了在巨型科技企业支配世界的时代，玛斯生物和保坂财阀两大集团为了抢夺新技术而展开的惊险残酷的斗争，以及人类对赛博空间中的生命体、自身生命的探索。《蒙娜丽莎超速档》则回顾了泰瑟尔—阿什普尔家族的消亡，揭示了感官/网络公司对人类的影响。
以《神经漫游者》为代表的赛博朋克小说可谓因现代都市文明而生，其社会背景设定具有浓厚的都会色彩。与早期科幻作品中“科学怪人”可能隐居于不可名状的遥远之地不同——如凡尔纳笔下僻居海底的“鹦鹉螺号”潜艇的船长尼摩，赛博朋克小说并不青睐荒芜偏僻之地。这一方面与赛博朋克受到都市色彩浓厚的朋克音乐的影响有关，同时也由于其作者关注科技的发展与演变——后者所需的大量资源、人才、信息、服务等都在大都市及邻近都市圈集聚。除此以外，如德兰尼（Samuel R. Delany）、巴拉德（J. G. Ballard）等新浪潮作家也启发了赛博朋克作品，而如巴勒斯（William S. Burroughs）的《裸体午餐》（Naked Lunch，1959）、品钦（Thomas Pynchon）的《万有引力之虹》（Gravity’s Rainbow, 1973）等也被认为对赛博朋克小说的“感性”（sensibility）特征有影响（Hollinger 41）。巴拉德、巴勒斯、品钦等也可以说是都市文明症候的书写者。都市文明所产生的丰富的多感官刺激，也启发了《神经漫游者》以碎片化、隐喻性、强调个体感官体验的方式对都市社会情状展开想象。
在以《神经漫游者》为代表的赛博朋克作品中，新旧并置、族裔混杂、底层挣扎的都市景象十分醒目，而这些景象往往被作者以“都市内城问题”为主题加以描写。《神经漫游者》的具体书写对象包括了美国东海岸的纽约—波士顿—巴尔的摩—亚特兰大都市带、日本东京—千叶首都圈等。20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当代世界的主要大都市区域都经历了广泛而强烈的都市重构过程（Soja xii），而数十年重构的结果则是，当代西方大都市，尤其是都市中心地区的内城，多形成了新旧交叠、建筑密集、族裔多元、人员混杂的特点。如林奇（Kevin Lynch）对波士顿的描述，“比如‘新’干线穿过‘老’ 集市区，阿奇大街古老建筑中新建的天主教礼拜堂，古老、阴暗、低矮的‘三一’教堂在崭新、明亮、刻板、高耸的约翰·汉考克大厦幕墙上的倒影”（34）。同时，随着当代全球化之下更大规模的移民潮的涌动，种族多样的大批移民正是在“摩天大楼” 的象征指引下，作为（以低技能和低收入为主的）劳动力聚居在市中心。移民不成比例地移居到大都市，形成了与贫民区有所交集却又不尽相同的少数族裔移民聚居区。在全球的移民网络中，各大国际都市“不仅汇集经济流，还汇集了人流。这些人既包括了跨国的和专业的人才，也包括了贫困的移民”（纽曼、索恩利 31）。美国、西欧都市出现了“‘小’意大利区、哈瓦那区、东京区、韩国区、金斯敦区、卡拉奇区、中国城、拉美区、阿拉伯区、土耳其区和类似的地方”（Harvey, Condition 87）。哈维指出，自1970年以来多元化但缺乏沟通的聚居情况急剧增加，而后现代小说便或许模仿了这一情况（Harvey, Condition 114）。
正是在观照上述现象的基础上，《神经漫游者》凸显了都市内城（inner city）——城市中心区域中因贫困、失业、移民、犯罪等造就的飞地空间与社会阶层区划。虽然诸多文学作品都将“都市”与“罪恶”相联系，但《神经漫游者》中的故事更具写实意味。小说吸收了硬汉派侦探小说、黑色电影等的手法，将西方都市在现实中曾经历的“内城危机”中的混乱、贫困、多族裔聚居、犯罪丛生等情状加以投射。小说开篇不久，凯斯和莫莉在纽约曼哈顿中心城区的秘密活动就对此有着充分的展现：在曼哈顿内城“荒凉的死胡同”街区，布满灰尘、死气沉沉的霓虹灯玻璃管大写着“都会全息”；在此，莫莉带领凯斯在十多间酒吧和俱乐部间往来穿梭，进行非法的地下交易等活动（Gibson 54）。凯斯在一处堆满废品的破旧住所获得了关于其任务背后的隐秘信息。而小说提及的另一处秘密据点，则位于离纽约不远的东北部都市巴尔的摩，凯斯等同样藏身于老城中心的无名公寓。事实上，在1959年，不到三分之一的美国贫困人口生活在大都市中心城区，从1970到1980年代，被划定为贫穷聚居区（至少40%居民是穷人）的地段急剧增加，到1991年，中心城区容纳了美国将近一半的穷人（威尔逊 24—27），形成了其在大都市内城高度聚居的状况。经济全球化之下，随着技术变革、产业结构调整和工作向“阳光地带”城市转移等，制造业岗位流失带来的结构性失业，成为了许多都市内城居民（尤其是老工业城市中低技能的少数族裔年轻男性）的贫困、贩毒、暴力犯罪、青少年问题等越加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45），这种聚居区的贫困加剧主要发生在美国东北部和中西部的大工业都市区（49—50），而《神经漫游者》所集中展现的，也正是美国东北部大都市带的诸多主要都市。小说由此投射出了贫困、失业与非法活动在现代都市内城相结合的景象。诚然，现代都市创造出了经济与科技发展所需的条件，其基本形态具有毋庸置疑的必要性。然而，那些在都市内城中难以进行合适的商业改造或者审美化重构的区域和相关人员，一旦无法在都市结构体系中担任特定的角色，就可能被妖魔化为“内敌”（enemy within），成为贫困、衰败、疾病、毒品、犯罪和暴力的承载者（Soja 151）——充当都市内城（犯罪等）问题的代名词和替罪羊。
因此，《神经漫游者》中的都市内城景象虽然因为基因改造、神经技术、网络空间等的融入而显得极具未来感，事实上却与1980年代之后的全球化深化的趋势、“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潮流对个人掌控自身的要求相呼应。问题在于，当代都市如此巨大繁杂、多元交错，其社会环境、功能定位、产业结构也可能受到遥远的异国他乡（生产或消费）的深刻影响，个人难以预测，人们如何能适应在其中高度“自我掌控”的要求？《神经漫游者》表示，这里的世界如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错乱实验场，缺少明确的演化秩序，人们如果毫不奋争，就会悄无声息地遭遇灭顶，如果奋力强夺，则会打破那脆弱的表面张力（Gibson 8）。这一“达尔文主义”的境况，要求人们对自己的行为和生活承担全部责任，即使某些事件的根源在万里之外的它国或完全出于“非人”的因素也是如此。从1960年代和1980年代的全国调查中，可以发现多数美国人对“贫困”的主要归因都在于个体化的层面，即个人的能力与努力程度、道德素质、工作技能等，而并不倾向于一种结构化的解释，即将其归因于系统性的缺乏教育培训、就业机会少、工资过低等（威尔逊 183）。而个人的责任范围甚至可能扩展到了个体力不能及的基本领域，如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如未能对自身进行合理的教育投资而获得人力资本，就是应该被责难的）（Harvey, Brief 65）。
因此，赛博朋克作品的创作难题之一乃是如何使个体在如此广大深邃、难以把控、个体孤绝、非人化的环境中不被淹没——如麦卡弗里（Larry McCaffery）所说，小说因此才执着于展现暴力与性变态行为，这不仅因为此乃都市社会的某种现实，而更是因为如此方能创造出“人味”（297—298）；技术的跃进也进一步加剧了都市丛林法则中“高/科技/自由——低/生活/权利”的张力。也正是如此，赛博朋克小说才多以书写“个体感官”的激发、抗拒社会系统的非法行为来触摸大都市的机理、对抗都市的宏大体系——如描写凯斯对遨游赛博空间的渴望、在执行任务中与莫莉的感官联通、莫莉曾遭受的变态折磨及其对身体的大力改造，以及凯斯对琳达李的爱及与莫莉之间的情欲等。《神经漫游者》中，凯斯曾因盗窃雇主的（非法）财物而被破坏了神经系统。作为颇具代表性的落魄外来族裔及贫困的犯罪者，凯斯居住在日本千叶城最廉价的“棺材旅馆”。与凯斯绝望而孤注一掷的心情相应的，是黑色的东京湾、港口后的城市工厂以及港口和城市之间的老旧街区“夜城”（night city），以及都市酒吧、廉价旅馆、游戏厅、串烧店、地下诊所及其中发生的谋杀、盗窃、卖淫、地下交易和暴力犯罪。作者将“夜城”设计成了如凯斯一样几乎一无所有的外来族裔、从事犯罪活动群体的乐园。因此，《神经漫游者》所想象“旧/多元/混杂”“新/非人/ 景观”，共同折射出了当代都市的现实问题，其描写的人与人、物与物之间混杂密集的状况，暴力与犯罪活动的频繁发生，个人及个体感官在庞大的体系中不断被激发，都自有其深刻的现实根源。小说藉由对都市内城聚居的犯罪群体、少数族裔、边缘人群等的亚文化的展现，对未来都市的社会结构和关系进行了想象性的构建和批判。
02
第二重空间：全球“世界都市”网络
《神经漫游者》中的空间书写极富意味，除了细描（美国等）大都市的内城故事，还在此之上，展现了一幅全球化背景之下极富流动感的世界性画卷，显现出一种对人、物与信息高频运动的“地球村”的俯视，藉此设想了一个技术和资本共治、世界大都市文明高度发达的时代。《神经漫游者》的创作背景，是人们日益熟悉的“现代性的时代图景”（Giddens 6）、全球化之下的地球村景象；现代交通与通讯撕裂、扭曲和重塑了传统的时空认知模式：时空似乎总体地被“压缩”了（time-space compression）（Harvey, Condition 240），地球成了更具总体性的小小村落。
因此，在《神经漫游者》的想象中，人类的新科技和变化（如将有机的肉身与无机物结合的赛博格化）的源泉和驱动力——技术、资本、人才等的运转是早已以“全球”为范围的。从全球到地方，社会的空间组织被重构，以开辟创造巨大利润的新机会、寻求维系社会控制的新途径（苏贾 53）。《神经漫游者》描绘了巨型跨国商业集团的强大行动力，如其中操纵跨国集团公司的“冬寂”，引导主人公在各国的世界级大都市展开行动。大都市是现代性的精粹，被视为代表了经济和美学力量所共同呈现出的最高形式，大都市成为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种范式（Chambers 55），小说也显著地凸显了人物在世界各大都会的活动场景，因此投射出了重要的全球化现象——（大）都市本身的重要性的加强。
在全世界，在1900年时只有13座城市的人口超过100万，没有超过1000万人口的城市（世界人口约16亿）；而到了2000年，超过百万人口的城市有375座，2016年时已有509座；2003年，超过千万人口的巨型都市则有20座（世界人口约61亿），各国的城市人口比率都在增加（格蒂斯等 457），城市的重要性提升。其中，如“世界城市”（world cities）理论的早期提出者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所说，“世界城市” 是全球资本对于生产和市场进行空间组织和连接的“基本点”（basing points），是国际资本集中和积累的主要地区、大量国内外移民的迁移目的地（70-75）。著名的全球化与城市研究专家沙森（Saskia Sassen）指出，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结构出现了重大转变，重新显示了主要城市作为全球生产投入的战略性地点的重要性；具有战略作用的世界主要城市即“全球城市”，是世界经济组织中的指挥点、当今主导产业的关键区位、生产（创新）的主要地点等（7—8）。
正如城市发展研究专家阿伯特（Carl Abbott）所言，“赛博朋克体裁是和世界城市理论同步发展的，它的作者们通常将故事发生的背景设置在全球性城市”（51）。在吉布森的“蔓生三部曲”中，显而易见的是，小说主人公们正是以这些世界城市为活动背景的。人物在世界都市舞台上持续地“流动”，包括美国（纽约、波士顿、亚特兰大等），日本（东京—千叶首都圈）、英国（伦敦）、法国（巴黎）、比利时（布鲁塞尔）、西班牙（马德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墨西哥（墨西哥城）等；在小说中，人物的行动舞台可能原本在千叶，然而一旦任务需要，他们次日便可抵达伊斯坦布尔，随后又迅速离开前往巴黎或加州，主人公甚至在梦里所见的都是各大机场。《神经漫游者》等所呈现的各大世界都市间的网络状联通与高频运转，主导着故事的进程，并生动地诠释了以世界城市为节点展开的全球性活动，体现出一种高度的世界性、流通性与网络性。
1970年代以来，或如哈维所说，在“新自由主义”发扬的背景下——即着力降低国家对市场的干预，保障私人产权、自由市场和交易，认为社会之“善”会随着市场交易范围和频次的最大化而达到最佳，因此在全球市场大力提高信息技术的水平（Harvey, Brief 2-3）——《神经漫游者》富有预见性地设想了此后的跨国经济和全球都市等的高速发展。小说籍由人物活动而展现的全球层面的跨国连结，隐喻性地展示了一种新的、联系紧密的世界城市体系，呈现了一个多中心、层级式、功能交错的网络系统图景，即类似于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弗里德曼的差异化的“中心—半边缘—边缘”的世界体系/世界城市体系。该体系虽然随着各个节点力量的消长发生着动态变化，但其中心地区总是全球生产（尤其是资本、技术与信息、文化）的核心与动力源泉。
《神经漫游者》描写了世界城市之间的连通性与网络化，由对全球不同国家与区域景象的渲染，对各大世界城市的拼贴、融合，渲染出各区域、都市的不同面貌，并赋予其差异化的功能形象：处于“中心”的是美国都市，如题名中的“蔓生都会”，即指美国东海岸诸城市（如纽约）的组合，其展现了巨大的财富和雄心——这是关键人物、技术、资源的汇聚之地；而如东京这样的日本都会往往象征着“先进技术”，小说中世界两大科技巨头公司之一的“保坂集团”（Hosaka），乃是美国中心格局下潜在的竞争者——如果对当代西方科幻加以观照，便不难发现其中突出的“他者”正是日本，这显然与二战后日本崛起、技术创新、美日争锋等历史的影响有关（Tatsumi 6, 15），也和1980年代东京的繁荣以及人们“普遍认为东京是世界城市的先锋”（纽曼、索恩利 235）有关；如纽约、东京等，也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世界城市。而诸多西欧都市（如巴黎、布鲁塞尔等）被视为重要性和影响力相对次级的世界城市，代表了高度艺术化的审美生活，如《归零中断》中的巨富维瑞克相信杂糅了人类旧日生活残迹的艺术品指向了某种终极秘密，因此费尽心力地寻找其制造者，而这一线索正是从布鲁塞尔开始的。而所谓（半）边缘世界中的伊斯坦布尔或墨西哥城等，则主要被描绘为来自“中心”的人们的休闲或隐匿逃亡之所——在小说中，这些区域总是短暂的过渡性舞台，而非主线故事发生的场所。由此，一种主要基于世界城市的功能性分工和等级秩序的网状图景，被小说模糊地呈现了出来。
当然，除了此种“形象学”意味上的、对某些民族国家或地区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的演绎，小说对世界城市的描绘，也投射出一种所谓“新的地方性的全球政治”：国家层面的政治需要通过现有的正式系统加以运行，而在许多世界城市中，一些非正式的政治行为主体，非政府组织、地下组织等可以更容易地参与到政治活动中——城市容纳了各种各样的政治活动，如移民权利斗争、同性恋政治、反警察暴力等（沙森 101—102）。如《神经漫游者》中“蔓生都市”的地下青年组织“现代黑豹”，由一群被称为虚无主义的技术崇拜者组成，他们有某种自觉的政治意识，如“能够理解媒体在何种程度上将恐怖主义行为与其最初的社会政治意图相分割”（Gibson 66）。小说中，这些世界城市里聚居着各类不同的“他者们”：少数族裔、贫困人口、受压迫的青年、边缘群体等，这些群体主动或被动的共处也刺激了交流的发生。新移民、少数族裔飞地、贫民区、青少年的亚文化发展形成的多元化，带来了革新的要素。这些世界都市区域往往可能因激进的政治变革和新的乌托邦设想而显得狂热和充满活力（Soja 129）。总之，世界城市的特质使一些全球性大都市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拥有了某种超国家的重要性和权威。而世界城市系统内部的高速流通、诸多政治、文化活动等，也塑造着全球的新面貌。
因此，在《神经漫游者》想象的全球景象中，首先，在1980年代的全球化进程中，世界城市作为“战略性经济空间崛起”（沙森117），其地位相对上升——小说中最新颖、最引人注目的世界图景，正是全球的“世界城市”，甚至可以说，赛博朋克科幻小说想象的“全球化”，直观形式就是一种“世界多元都会网络”。正如吉布森所说，巴黎、伦敦、纽约、东京，他们如此“当下”，代表着“与20 世纪相反的21世纪”，其他地方则仿佛只是它们的过去（Tatsumi 10-11）。其次，世界城市成为全球活动中真正的龙头、枢纽和控制节点，同时也是新空间规划和生产的起始之处；但世界城市网络内部的不平衡关系依然在延续——如小说所示，代表最新科技、进行新空间拓展的主要场所、动力源头，显然不会来自于边缘地区。此外，世界城市在全球连接中扮演了尤为重要的角色，但其与自身国家内部的“腹地”之间的关系则可能较为疏远；世界城市令人炫目的财富地标、人才聚集、文化景观等，甚至可能动摇传统国家的心理边界，形成特殊的心理认同与内聚力，为非正式的政治、文化活动等提供平台——如小说中那些孤独的个体与不满的群体在世界都会舞台上的抗争。
03
第三重空间：“全球”之上的“新门禁空间”
技术发展和播散促进了“新空间”的创造——近地空间的探索与网络空间的逐渐成型，使得赛博朋克小说能够更贴合现实地设想出人类对新空间型态的创造。在《神经漫游者》中，在“地球村”之上，还有一重奇异空间，即近地区域的高轨道站。小说中的轨道站名为“自由彼岸”，它代表着人类能力的提升、行动领域的拓展和财富的扩张，体现了科幻中常见的“跃出地球”的预想和渴望。
在《神经漫游者》中，以第一代太空家族泰瑟尔—阿什普尔家族企业为代表的跨国公司势力强大，其投资和建设了拉斯维加斯式的“自由彼岸”。它远离地面，是地下银行枢纽、数据避风港、声色场所，“法外之地”。泰—阿家族居于其中的“迷光别墅”。在此，《神经漫游者》中的高轨道空间看似是人类开拓的“新空间”，但实际上人们却并不如科幻“黄金时代”所想象的一般，如《2001太空漫游》那样以宇航员个体的衍变来象征人类种群的跃升，而是进行着传统的（太空）殖民开发活动。这样的开发虽然拓展了人类的世界，但并无科幻理想中“认识宇宙，探索未知”的意味，它采用的是老式殖民和商业开发的模式，代表着地球上既有的资本运作、空间分配和权力模式的延伸。如吉布森所担忧的，他原本以为技术的发展会惠及所有人，但情况看来并非如此（Diggle and Ball 103）。小说所表现的近地空间建设，乃是传统的生产关系的重演，是大型企业自我复制式的空间生产和占有，殖民和剥削的再延伸和深化。
因此，这一模式的“跃出地球”中带有世界城市形成过程中的分化和极化（spatial and class polarization）色彩，其中“最弱势、最缺乏组织的群体”（Friedmann 79）被迫承担其最消极的后果。此种“跃出地球”的空间开拓，更像是美国社会现实中曾发生的中上层转向郊区、建造“富裕的孤岛”的再现——由于前述都市内城随着大批移民迁入而出现更激烈的经济和社会竞争、治安恶化、郊区的交通和配套设施的完善、就业职位的迁移等多种原因（王旭 332），“更年轻、更富有、受过更好教育（的居民），利用汽车和高速公路的便利离开了中心城区。而贫穷、年老，最没有优势的城市居民则留了下来。中心城区和郊区的差距越来越大”（格蒂斯等 478）。这种内城中心（衰落）与郊区（发展）的失衡表现在人口与就业分布、产业结构、社会财富分配模式等多方面（王旭 329—331）。有经济能力的居民从中心区域搬到城郊居住，而留下的贫困居民则难以支付社会服务费用（如社会福利、公共安全、教育、健康服务等），出现了中心城区债台高筑的财政危机；同时，“穷人和少数（族裔）人群日益被束缚在没有就近就业可能的中心城区，因距离、交通不便和经验不足而被剥夺了仅存的为数不多的低技能工作机会”（格蒂斯等 479），内城存在大量的长期失业人员。在都市内城中心与郊区的不平衡发展中，相对富裕的居民搬离居民混杂、高失业率、犯罪率的危险内城后，前往较远的、更安全的郊区居住。其居住的郊区社区则往往通过具有管制性的私人道路、围墙、监控等高科技“门禁”措施，隔离底层/犯罪群体以获得安全保障，由此造就了一种不同阶层、族裔高度隔离的“门禁社区”（gated community）。正如戴维斯（Mike Davis）在其极具影响力的《水晶之城》（City of Quartz）中以洛杉矶为例探讨20 世纪80年代美国都市时所说，普通居民如非获邀，根本无法进入这些“城堡”，这造成了局部空间的“飞地化”（244）——该书也曾被吉布森称为非虚构的赛博朋克（cyberpunk nonfiction）（Fischlin, et al. 77）。社会的中上层精英从高犯罪率的内城搬迁至郊区的管制社区，这种“安全隐秘”的封闭社区形态，代表着以分割空间来区划阶层、形成秩序。
与之类似，《神经漫游者》中的近地太空新据点代表的是“安全封闭”的隔离，也意味着隐秘的放纵。小说中，进入这个“空中巴比伦”需经过单独的海关，而高轨道站模拟出地球上戛纳的蓝色天空，百慕大的日落景象，“洲际酒店”前有山崖、冷雾和湍流（Gibson 135-137），吸引着宣泄欲望的富有顾客，也隐藏着豪族泰—阿家族的克隆、杀戮、机密等。小说所展现的，意味着人类在物质能力上的跃升，并未自然而然地带来精神世界的提升。人类的重大开创活动未能展现出任何友爱的“团契” ——人类并不是作为“共同体”进入到太空时代的，反而加剧了在地球上都市内部、世界都市体系中都显示出的阶层、群体的分化。而《神经漫游者》所渲染和批判的高轨道站，其作为字面意义上的“飞地”，在空间上甚至比“都市郊区”更加远离大众，所形成的新型“门禁之隔”将更加难以逾越。在地球都市中，内城街区的破败街巷与代表财富与权力的摩天大楼往往交错毗邻，人们在目力范围之内尚能感受到强烈的对照，而高远而隐蔽的“高轨道站”形态一旦实现，未来的不平等却可能更难在日常生活中被觉察到。由此，不断被挤压的交流渠道、有限的公共空间和阶层流动的可能性，更加难以成为社会关注的主要议题。因此，“新门禁社区”的发展可能重演并强化地球都市的“郊区化”发展，地面人群无法主动接近居住在“新门禁社区”中的社会中上层；而“新门禁社区”的居民，也可能如都市郊区对待内城的消极态度，认为其“学校破旧、道路失修、交通设施陈旧、犯罪日增、环境邋遢、社区意识淡漠”（王旭 344），乃至出现极力避免前往内城（未来破败的“地面世界”）的倾向。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森严的门禁不仅暗示出阶层区划，却也似乎展现出在当代“信息社会”中特殊的年龄/代际关系。《神经漫游者》中远居于高轨道站的泰—阿家族，年长的家族成员利用巨额财富克隆自身，延续统治；而聚居于地面的青年群体则利用新知识或技能，对其表现出了反抗——“蔓生三部曲”的主人公们，如凯斯、莫莉、波比、蒙娜等，无论其性别、种族、个性、能力如何，都是类似的困窘青年。小说以青少年为英雄主人公的设计，当然和科幻小说的主要读者是青少年群体有关，但《神经漫游者》更强化了信息社会中代际关系的独特性：如著名人类学家米德（Margaret Mead）所谓的“前塑/前喻文化”（prefigurative culture）（65）特征所示，在当代的“前塑”文化之中，由于技术革新、知识爆炸、社会变化的急剧提速，年纪渐长者难以同步地掌握自己未曾经验过的新知识信息、文化规范等，其维持权威的经验等变得陈旧无用，因此不得不向年轻群体学习乃至妥协。这正是“信息爆炸”的显著后果，而在《神经漫游者》这样关注当代信息技术介入现实的小说中，掌握新信息和技术的青年们，前所未有地真正成为了社会生活中行动的主体。青少年—贫困者—新科技掌握者—反抗者，在赛博朋克小说所想象的近未来世界中，形成了某种同构。
在小说中，最具影响力的机构是巨型跨国商业集团。如作品所说，凯斯认为权势就是指的企业的权势，财阀和跨国公司塑造了人类历史，走向了“不朽”（Gibson 224）。而在此种社会结构中，政府和其他类型的社会组织乏力，中间阶级缺位，由大型跨国商业集团的权威长者（如泰—阿家族的控制者）操控世界，所以呈现为一种“底层（青年）——上层（老年）”之间二元对立的社会景象。当然，在这种将（青少年）个人抗争行为高度浪漫化的情境中，小说却又深刻地意识到了青年群体“反抗权威/老者压迫”的内在难题：“门禁之隔”虽然看似脆弱，却又似乎是一种并不真正畏惧个体反抗、有着弹性的形态。如“新门禁”内部的社会上层在面对青年群体——日渐崛起的新知识权威时，对门禁制度加以调整，使其表现出一定的开合灵活性。年长资深者往往利用其深厚的资源，将有能力者纳入“门禁”之内，甚至使其成为古老“门禁” 的护卫者，如凯斯、莫莉等，都受雇于由其控制的巨型跨国商业集团。然而显然，这种以家族或职业阶层板结的内部交往为指向的分隔，挤压了公共交流空间，切断了社会交流与流动的正常渠道，可能将未来地理上更广阔的社会降低为功能单一、缺乏弹性、视野破碎、无法共享的空间。因此，最终，在《神经漫游者》中，高轨道上自我封闭的泰—阿家族的衰落代表了此种互相隔绝的世界的命运：泰—阿家族热衷于自我克隆而缺乏真正的更新能力，不仅导致了超级人工智能体的最终诞生，也因“疯狂”而如哥特故事中腐朽的贵族一样消亡；这样的社会是“末世性”的。由此，《神经漫游者》对看似纯粹功能性的新空间开拓的想象，也表现出了其对未来空间开发可能重演当代都会模式的忧患与批判意识。
总之，科幻小说重视时空设计，其对“空间”所展开的设想正是建立在当代社会景象之上的。这样的设想一旦成型，便绝不会如挪借来的幕布，而是包含着对人类具体生活与存在形态的反思式投射。《神经漫游者》在探索未来人类的社会形态时，浓墨重彩地渲染了多重独特的空间：小说立足于全球化之下的现代都市文明，串联起不同形象的世界都会，由此而描绘了全球化的高速流通、世界城市网络的蓬勃发展。小说所聚焦的多重空间对现实的隐喻，无论是都市内城中穷街陋巷、犯罪活动与庞大资本和智能科技的交融、世界城市的网络体系与城市之间的高速连通，还是近地空间的开拓和门禁空间的区隔等，无不共同体现出作者强烈的批判意识。小说所提示出的诸种问题，如何以避免都市社会的阶层、族裔分化、极化，如何避免全球精英对本土纽带的疏离，如何防止近地空间开拓成为对传统都市或殖民的空间生产和占有模式的复制，都是值得关注的重要论题。而《神经漫游者》作为赛博朋克科幻小说的早期经典，其批判风格奠定了该类型作品的基本主题和风格特征，也深化了对都市文明未来路向的探索，至今仍持续性地影响着人们关于切近未来图景的构想。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21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