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吕其明在创作

《红旗颂》曲谱手稿

6月30日晚，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上海爱乐乐团“红色情怀”音乐会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上演。作为老团长，著名电影音乐作曲家吕其明的经典之作《红旗颂》，以及两部原创新作——随想曲《白求恩在晋察冀》与弦乐合奏《祭》都在演出之列。而就在音乐会前一日，中共中央首次颁授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受表彰的29名杰出党员名单中，吕其明赫然在列。

颁奖仪式上，吕其明伴着自己写的“BGM”《红旗颂》进入人民大会堂。他说：“这极高的荣誉是党对我70多年来坚持全心全意为党、为人民而创作的肯定和鼓励。”他用三个词表达自己的心情——感恩、自豪、回报。

对吕其明来说，这三个词的分量很重。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交响乐作曲家，感恩，是因为“我在红旗下长大，是党把我从一个一无所知的孩子培养成了一个文艺工作者。”他笔耕不辍，创作大量讴歌祖国与人民的作品，以回报这份恩情。《红旗颂》《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等歌曲早已传唱大江南北，吕其明却说：“我只是做了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情。我要在有生之年继续创作，希望我能创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天。”

“我是一个老电影人，其他标签都不合适”

成长于安徽无为的一个革命家庭，现年91岁的吕其明有一段跌宕起伏的人生。10岁随父参加新四军，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20岁开始学作曲，35岁写出《红旗颂》，90岁写《白求恩在晋察冀》，91岁写《祭》……76年党龄，八十载艺术路，吕其明有很多“标签”，但他并不完全认同。“我只是一个老电影人，或者称我是一个电影作曲家，仅此而已。其他的标签对我都不合适。”

1949年11月，上海电影制片厂成立。原隶属于华东军区文工团音乐分队的吕其明随团转业到上影厂担任故事片作曲，自此与电影结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不解之缘。他把脱下军装的不舍全部转化为影视音乐创作的动力，先后为《铁道游击队》《白求恩大夫》《庐山恋》《焦裕禄》等两百多部影视剧配乐，写出了《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谁不说俺家乡好》等300多首传唱一时的歌曲。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电影以反映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和反映革命斗争历史为主。吕其明的电影音乐创作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中诞生的。他十分注重旋律的写作，将民歌与时代旋律融会贯通，比如为电影《红日》创作的《谁不说俺家乡好》就采用了沂蒙山山歌的曲调。而随着1979年改革开放，中国电影的创作题材与艺术理念更加丰富多样，吕其明也不断更新自己的创作手法。在《庐山恋》中，他吸取了当时涌现出的一批流行歌曲的创作技法，《城南旧事》里则运用调性重叠与非常规配器手法突出影片的悲剧主题。他本着对党和国家“最赤诚的爱和信仰”，写出了一部部杰作，也形成了独属于“吕其明”的音乐语言。

7天写出《红旗颂》，修改则用了54年

1957年至1970年，吕其明被分配入住新乐路147号的公寓房。他把这座有近90年历史的建筑视作“创作宝地”。虽然环境阴冷、采光极差，但吕其明在这里生活的13年里创作出了一批传唱至今、家喻户晓的作品。电影音乐作品《铁道游击队》《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霓虹灯下的哨兵》《白求恩大夫》都诞生于这一时期。而在新乐路这间小公寓里，35岁的吕其明用短短一周时间写出了管弦乐序曲《红旗颂》。

《红旗颂》首演于1965年第六届“上海之春”开幕式，作品以红旗为主题，描绘了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情景，并以宏伟庄严的歌唱性的旋律，表现了中国人民在红旗的指引下奋发向上的英勇革命气概。“当时，我对歌颂伟大祖国的作品，向往已久。但题材太大，不敢轻举妄动。”但受到“上海之春”的委约，上海音协的老前辈都在“推”他向前。他把自己对红旗的热血回忆都写了进去，甚至从国歌中取材，以《义勇军进行曲》的第一个乐句作为《红旗颂》的主导动机，构造了一个庄严肃穆的红旗形象。

多年来，吕其明从未放弃对《红旗颂》的修改打磨。他甚至因为《红旗颂》流传范围太广而苦恼，因为他这部作品还没有变成他认为最好的模样。直到2019年，吕其明在自己90岁生日的前几天终于收到最新出版的《红旗颂》定稿本。这个版本涉及三四十处改动，包括旋律、和声的细节调整，以及尾声的配器中补充了完整的国歌旋律。“这一次，我对自己说：不改了！”整整54年后，《红旗颂》终于达到了吕其明的个人标准。

“有人曾跟我开玩笑说，《红旗颂》如果按照著作权法收费的话，你现在应该是千万富翁，也可能是亿万富翁。但我没有这样做。”《红旗颂》在任何单位出演都不收费，吕其明还把总谱、分谱都出版。“我不求《红旗颂》笼罩什么耀眼的光环，只要它伴随着时代的脉搏跳动，融入社会并被广大听众所接受，这是对我最高的褒奖，也是我最大的欣慰。”

“我要争分夺秒地再为大家留下一些作品”

说吕其明笔耕不辍绝不是一句夸张的话。只要有空，他就会待在书房里创作。为了给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写背景音乐，他每天伏案十几个小时，历时半年，完成了长达一小时、共15个乐章的管弦乐组曲《雨花祭》。去年全国上下抗击新冠疫情期间，吕其明深受白衣战士们的事迹感染，提笔创作了随想曲《白求恩在晋察冀》。而今年春节，“高产”的他又写下了弦乐合奏《祭》。“我看到我们国家战胜疫情、脱贫攻坚的相关报道，非常欢欣鼓舞。可热闹的大年三十刚过，我的心就冷静下来，并且感到一种悲悯。在所有人都庆祝胜利时，我们绝对不能忘记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有一天晚上，我一直激动到晚上12点，通宵未眠，由此及彼，我想到了为新中国诞生而牺牲的烈士们，想写一部作品歌颂、缅怀革命先烈，庆祝胜利，于是有了《祭》。献给为民族解放而捐躯的烈士们。”

社会各界对他的新作全都赞誉有加，并称之为“经典”，但吕其明认为，经典是要接受时间的考验，目前这几部新作还有很多不足之处，他仍会继续修改调整，直到这些作品成为最好的样子。

今年4月，91岁的老先生精神矍铄地在“红色情怀”音乐会上发言，手写了两页纸的发言稿。从一个19岁的文艺兵，到一位耄耋之年的文艺工作者，这70年让吕其明感慨万千。他戏称自己是“90后”。“我现在的时间可以说在倒计时了，所以不太露面，争分夺秒地再为大家留下一些作品。”

获得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颁授的“七一勋章”后，吕其明接受采访时动情地说：“我只是做了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情，难以报答组织对我的培养和关怀。”他切实地在用一生践行着自己入党时许下的誓言，用音乐为祖国、为党、为人民服务。对他来说，主旋律创作并不是“任务”，而是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真情吐露。他有一句座右铭：“为人民而写作，是我一生最崇高的天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