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其明：书写伟大时代是终身的神圣使命
原标题：《中国文艺评论》专访“七一勋章”获得者、作曲家吕其明：书写伟大时代是终身的神圣使命
吕其明，著名电影作曲家，1930年5月生，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安徽无为人。曾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上海电影乐团团长、上海电影制片厂艺术委员会副主任。70年来先后为《铁道游击队》《白求恩大夫》《焦裕禄》《雷雨》《庐山恋》等二百多部(集)电影、电视剧作曲，创作管弦乐序曲《红旗颂》、交响诗《铁道游击队》等十余部大中型器乐作品，以及《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等三百多首不同题材和形式的声乐作品。其中电影《城南旧事》音乐获第三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音乐奖，电视剧《秋白之死》音乐获第八届全国电视剧飞天奖优秀音乐奖，管弦乐序曲《红旗颂》被评为“20世纪世界华人音乐经典”。鉴于吕其明对中国音乐作出的突出贡献，他相继获得中国音乐金钟奖终身成就奖、中国电影音乐终身成就奖、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特别贡献奖、上海文学艺术终身成就奖、中国金唱片奖等荣誉。2021年6月29日，中共中央授予吕其明“七一勋章”。
“我们亲爱的党赋予我这么多、这么高的荣誉，我深感受之有愧。其实，我只是做了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情。”在获颁“七一勋章”之后，吕其明收到了来自各方的热烈祝贺，但他还是激动而又真诚地强调，作为在电影战线上工作了70年的一名电影作曲家，他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情。
吕其明，这位从战火中走出来的作曲家，始终紧跟时代，坚持民族化创作。如今虽已91岁高龄，依然笔耕不辍，从没有停止创作的步伐。“我把心交给党，交给祖国，书写伟大时代是我终身的崇高天职和神圣使命。”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为何他能淡泊名利，全身心投注于创作？他如何保持源源不断的创作激情？为何他的作品能深受欢迎、流传甚广？近日笔者受《中国文艺评论》杂志委托，来到吕其明老师家中进行了专访。
一切成就归功于党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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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凌虹：2021年6月29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前，您走进人民大会堂时的伴奏音乐是《红旗颂》。您当时的心情是怎样的？获颁“七一勋章”时有什么特别的感触？
吕其明：当时肯定是非常激动、难以言表的。我感到无上的光荣。多么熟悉的旋律，多么庄严的时刻，那是发自我内心的歌唱。当年日夜奋战、奋笔疾书的情景，当年乐队激情演奏、民众热情欢迎的情景好像浮现在眼前。我在写这个作品时，确实是不可能想到有今天的。
当我迈步上台领奖时我激动万分，但我以最大的理智克制自己激动的心情走上前去与习近平总书记亲切握手，接受习总书记颁授“七一勋章”，这是我人生最幸福的时刻，也是我无比感恩党的时刻。在我的生命里，党就是我亲爱的母亲。我10岁参加新四军、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党把我从一个一无所知的孩子，培养成为一名有道德、有理想、有血性的军人和敢于担当的文艺工作者，带领我走上电影艺术的道路，成为一名电影作曲家。是党教导我做人要堂堂正正，坦坦荡荡，品德高尚，乐于奉献。没有党的培养，就没有我今天的一切，也不可能走上领奖台。我的内心充满着对党的感激与报恩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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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凌虹：7月1日，您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那也是特别难忘的记忆吧？
吕其明：那天在天安门城楼上，我也是非常激动。因为上天安门是我一辈子想要做的事情，那天终于实现了。回想起1951年到1954年我在北京工作的四年时间，每年都会参加“五一”“十一”的庆祝游行。我们大概凌晨4点左右就到东单等候，等着上午10点通过天安门接受国家领导人的检阅。大家高呼口号，喊得嗓子都哑了，依然激情高涨。这些关于天安门的记忆刻骨铭心，那时我在游行队伍中间，而2021年的“七一”那天，我有幸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我感到非常幸福，特别是在现场聆听了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倍感荣耀，深受教育。
我是6月26日去的北京，7月1日下午回了上海，这几天可以说是我人生中最不平凡的几天。我百感交集，想用三个词来表达我难以平静的心情：第一个词是“感恩”。感恩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我深切地认识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富强，更没有人民的幸福生活！习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说到：“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共产党“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这些话让我十分动容！第二个词是“自豪”。自豪我生在伟大的中国。80年来，我见证了祖国从战争走向和平，从贫困走向富强，正在实现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能安度晚年，感到非常幸运、非常幸福。同时，我也非常自豪自己这辈子就做了一件最重要的事，那就是践行着我的入党誓言和承诺，传承着我的红色基因，全心全意为党、为祖国、为人民服务，深深地扎根于民族音乐，用我的笔来歌颂党，歌颂祖国和人民，歌颂伟大的五星红旗，歌颂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第三个词是“回报”。得到这些荣誉，我受之有愧。我只是做了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情，但组织却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几十年来我虽然也创作了一些作品，其中《红旗颂》是我最重要的报恩作品之一，但仍感到难以报答党对我的培养和关怀。我要继续不折不扣、全心全意地为祖国、为人民、为党讴歌，献出自己的所有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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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凌虹：《红旗颂》是1965年“上海之春”音乐会的一篇“命题作文”。那年2月，上海音协党组召开会议，把各个单位上报的参演“上海之春”的音乐作品捋了一遍，感到质量不高，歌颂祖国、歌颂党、歌颂人民军队的作品不够多，因此有前辈提出让您赶写一个。临危受命，您是如何考虑的？您又是如何找到创作切入点的呢？
吕其明：我既激动又紧张，担心完成不好任务，但面对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我还是决定试一试。《红旗颂》怎么写、写什么，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当时我思考了很长时间，要形成一个历史与现实、理智与感情的碰撞，我就想在这中间找到一个切入点。创作《红旗颂》时，当年峥嵘岁月中让人难以忘怀的画面很快浮现在我的脑海里。那是一幅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战士们举着红旗冲锋陷阵，一个倒下了、另一个战士继续拿起红旗冲上制高点的画面；是一幅新中国成立时天安门广场上升起那面历史性的五星红旗，人们热血沸腾的画面；是一幅“十一”参加庆祝游行，大家一起手挽手从天安门前阔步向前，高呼口号，热泪盈眶的画面；是一幅新中国建设中一派热火朝天的画面——我深切感受到：五星红旗蕴含着无数革命先烈的火红鲜血，无数欢庆胜利的百姓的沸腾热血，无数新中国建设者的呕心沥血；我还感受到：无论遇到多少艰难险阻，中国人民一直以巨人的步伐奋勇向前进，势不可挡，一往无前。所以我选取了《义勇军进行曲》开头的旋律作为主导动机，又写了一个明朗激情的颂歌音乐主题，中间部分增添了奋发有力的进行曲节奏，使音乐形成了强对比，成为具有变化发展的完整乐曲架构。我用七天时间夜以继日地奋笔疾书，终于完成了管弦乐序曲《红旗颂》的创作。1965年5月在“上海之春”音乐会开幕式上，上海交响乐团、上海电影乐团、上海管乐团联合首演，反响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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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凌虹：《红旗颂》自1965年在“上海之春”舞台亮相后，成为迄今中国音乐舞台演奏率最高、媒体播放次数最多的音乐作品之一，也被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评选为“20世纪世界华人音乐经典”。在您看来，《红旗颂》为何能流传那么广，影响那么大？
吕其明：几十年来，《红旗颂》没有被人们遗忘，我感到非常欣慰，从中也受到了深刻的启迪：首先，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我的少年、青年时代都在部队里度过。我的成长经历为这个作品打下了扎实的情感基础，长期战斗生活的洗礼、磨练和积累，培养了我一种神圣的、诚挚的情感。我把这种强烈的感受融入到了《红旗颂》里面，来表达我内心对五星红旗的歌颂，对祖国、人民、党和人民军队的赞美。这是《红旗颂》成功的根本关键所在。
其次，写好《红旗颂》颂歌音乐主题，让普通观众喜欢听、听得懂，成了这一器乐作品成功的另一关键。交响音乐在西方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传来中国不过一百来年。如何使外来的西方艺术形式为中国普通听众所接受，我觉得需要解决的问题当然很多，但很重要的一点是：尊重中国人民几千年来所形成的欣赏习惯——喜欢听旋律。因此，我在主题写作时，注重保持音乐的民族风格。但是，我并没有以现成的民间音调为素材，而是根据需要吸收某些民间音乐的因素，采取更为概括(不限于某一地区)的写法，使颂歌音乐主题具有较浓郁的民族特征、民族神韵和民族气派。
我在写作中追求自己的创作思维、美学追求、艺术风格，以及澎湃的激情、流畅的乐思和作品的题材内容、体裁形式高度的综合统一。我投入的完全是发自内心的像喷泉一样喷涌出来的情感，那就是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而这种热爱通过红旗飘飘的音乐形象、明朗热情豪放的乐曲风格、雅俗共赏耳熟能详的音乐旋律，与广大人民群众对祖国对党热爱的情感相碰撞、相融合，从而产生了炙热火花，有了广泛的共鸣。
抗战岁月中的四个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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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凌虹：您曾经有过四个梦想，第一个梦想“小人小马小刀枪”让您很小就加入了新四军，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对您的一生有怎样的影响？有没有让您特别难忘的事？
吕其明：1938年我的家乡安徽无为县来了新四军。我父亲吕惠生，是当地很知名的爱国人士。所以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司令员张云逸来拜访我父亲，共商抗日大计。那年我八岁，从张司令的警卫员们那里第一次听说新四军也有小战士，也去打鬼子，那叫“小人小马小刀枪”，听得我心里痒痒的。1940年，父亲因积极带头为支援新四军募集弹药粮饷，被国民党通缉。在地下党的帮助下，父亲带领我们全家逃到了淮南抗日根据地。在根据地，新四军二师的抗日剧团正好在找小演员，便看中了我。父亲很赞成我和姐姐到革命大熔炉里去锻炼。就这样，1940年5月，我和姐姐吕晓晴都参加了新四军，我的第一个梦想实现了。
战争年代非常艰苦，从中我得到了极大的磨炼。战争也是我们生活的大学、艺术的大学。回想起1943年，日本鬼子以五万兵力对我们新四军七师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情况非常危急，师部命令我们立即转移。当天傍晚下起瓢泼大雨，伸手不见五指，我们极其艰难地走了一夜。黎明时我们进到一个大山谷里，我们师部不幸被敌人包围了，警卫团和敌人展开了肉搏战。头顶上敌机狂轰滥炸，我们无处躲藏，师部决定让我们赶快突围。我们文工团组成一些小组分散下山。我们小组六人来到了一个几十户人家的小山村。一位老乡把我们隐藏到离村子四五百米的一座山上的一个小山洞里。在山洞里艰难地度过了七天七夜后，鬼子终于撤退了。下山后，老乡透露，鬼子曾经有两次逼问他山上有没有新四军，不讲就枪毙他。老乡心里非常害怕，但还是没有松口，保护了我们。经历了这件事，我一下子感觉自己长大了。那份“军民鱼水情”我一直牢记心底，也成了我最重要的创作源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的经历是我成长中非常宝贵的一个关键时期，对我未来的成长发生了极其深远的决定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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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凌虹：在那段艰难岁月里，您是如何接触到音乐并喜欢上音乐的呢？
吕其明：贺绿汀教授是我音乐道路上的领路人。1942年，我们抗敌剧团迎来了大作曲家贺绿汀，前后待了三个月左右指导工作，帮我们训练合唱，教我们识简谱，提高我们的音乐水平。有天晚上，皓月当空，特别安静，我听见远处有琴声，就跑过去，看见贺教授在一棵大树下拉小提琴。我不敢坐得太近，就在离他大概十米左右的地方静静地听，听得入了迷。过了一会儿，贺教授看见了我，便有些好奇地走过来和我聊天。他问我喜欢音乐吗？我说喜欢。他说，你现在正是学拉小提琴的时候，赶快叫你爸爸买个琴。我听了非常激动。但当时条件那么艰苦，谈何容易啊。从此，我就得了小提琴的“相思病”。后来我被调到华东军区文工团，这个团有六把小提琴，就分给了我一把，圆了我的第二个梦想——小提琴梦。
1946年初，新四军第七师到了鲁南，政治部给我们文工团拨了一批战利品，其中有一架钢琴、一个留声机和一批唱片。我们的音乐指导员管荫深借此给我们上音乐欣赏课。他讲解了交响乐是怎么样的，特别是放到贝多芬第六交响曲的第二乐章时，我感到美极了，当时我在想，我哪天能够写出这么美妙的曲子就好了。于是我多了个音乐梦，这是我的第三个梦想。
那时，我们华东军区文工团有一个电影放映队，放映的都是苏联早期的电影。大家非常喜欢看电影。每当广场上挂起幕布，正反两面都有人看，观众简直是人山人海，电影里有很多好听的电影插曲，我又着迷了，于是又做起了电影梦，想着哪天能够参加电影工作就好了。
1949年5月26日，我们华东军区文工团随部队进了上海。5月27日，上海宣布解放，我们整个团非常整齐地走在上海的马路上，我和同伴们的背包上都架着小提琴盒子，引来很多市民不解和好奇的目光。对我们来说，从农村忽然来到了十里洋场的上海，对一切都感到非常新鲜，也很陌生。1949年11月16日，上海电影制片厂宣布正式成立，我们团集体转业到上海电影制片厂。电影厂成立了电影乐团，我被分配到乐团拉小提琴。不久后走上了电影作曲岗位，我便圆了我的第四个梦想——电影梦。
紧跟时代、勇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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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凌虹：早期您一直学习小提琴，转业后也是任乐队小提琴演奏员，那您为何有转学作曲的想法?
吕其明：1951年，上影乐团因故解散，大部分人调到了北京电影乐团。那年我被调到北京新闻电影制片厂任专业作曲，算是正式开始了电影音乐创作，开始跟别人合作创作一部纪录片音乐。1955年，我又被调回上海电影制片厂，担任故事片的作曲。我在确定从事作曲工作后，组织上曾想派我到苏联留学，但是因国际形势变化没能实现。1959年，我有幸带职进入上海音乐学院攻读作曲和指挥专业，一学就是七年，专业学习为我打下了管弦乐作品创作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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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凌虹：您创作时一直有不断求索、敢于突破的意识，这在您早期创作的《铁道游击队》音乐中已经体现出来。
吕其明：1956年，著名电影导演赵明同志请我为《铁道游击队》作曲。当时我才26岁，那么有名的大导演请我这样一个青年小伙子为这样一部重要的影片作曲，我感到受宠若惊，同时也确实有一些胆怯，担心不能完成这个任务。不过我非常喜欢《铁道游击队》这部影片，而且对游击队队员的生活很熟悉，这也让我有了信心。
当时摄制组对于插曲怎么写展开了热烈讨论，有人说要写一首像前苏联影片中那样的抒情歌曲，有人建议写一首进行曲。而我想到，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我看到过很多很多的游击队员，他们虽然不是铁道游击队员，但是有很多共性，身穿便衣，头扎白毛巾，手持套筒枪或大刀，看上去都是普通百姓。因此他们口中是绝对不可能唱出洋腔洋调的东西的。解放战争时期，我在山东学习了大量的民间音乐，因此我便采用山东鲁南的民间音乐素材，并化作自己的语言，根据自己的切身感受，创作出了《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这部片子从头到尾都非常紧张，扒飞车、夺机枪、闯火车、炸桥梁，打得鬼子魂飞胆丧，影片非常惊险，确实需要表现游击队员们的那种革命英雄主义，不过篇幅已经很多了，我觉得应该从另外一种角度来歌颂我们的游击队员。所以我就策划创作一首既抒情又有战斗性的曲子。乐曲开始时，“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非常的抒情；而中间部分“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又是另一种风格，非常铿锵有力。两种风格相结合，一方面描写出游击队员们的革命英雄主义，另一方面又描写出他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这首歌曲，到现在还广为传唱，受到热烈欢迎，我感到非常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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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凌虹：随着社会的日新月异，人们的审美需求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相应地，您在音乐创作方面有哪些改变？您是如何一直紧跟时代的呢？
吕其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我写了很多的电影音乐，都是战争题材、工业题材、农业题材以及国家建设题材，这些都属于史诗性的、比较雄伟的那种类型，主要还是歌颂性的、铿锵有力的主旋律作品。改革开放后，我们国门打开了，电影题材也宽泛了，写人性、写内心、写人情味的作品多了。我所接触的题材、范围扩大了，创作思维也随着大的形势改变而改变了。比如，20世纪80年代初上映的《庐山恋》是一部风景抒情故事片，讲述一个共产党高级将领的儿子和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女儿谈恋爱的故事。这个题材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不可设想的，到了80年代拍摄时还有很大阻力，但那时我们厂和电影局顶住压力，把它拍出来了。现在庐山每天还在一直放映《庐山恋》。在创作这个作品时，我若拿以前《红日》《铁道游击队》那种手法来写，就牛头不对马嘴了，必须要从创作的思维、创作的手法、创作的技法各个方面来改变自己，让作品有个新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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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凌虹：创新一直是创作中的难题。在创作电影音乐时，您是如何寻求突破的呢？
吕其明：影视音乐不同于一般独立音乐作品，需要兼顾影视的需要和音乐自身的规律。我觉得创新突破，要根据不同影片的主题、思想、人物、情节来选取最适合表现这个剧情的一些手法、乐队的配器等等。同时，最重要的是不能离开“为人民”这一前提，否则创新只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例如，拍《城南旧事》时，吴贻弓导演要求影片的总基调是“淡淡的哀愁、沉沉的乡思”。用怎样的创作思维、手法来体现呢？首先我感到，这部影片的音乐创作要追求一种特殊的风格和新颖的乐思意境，即真实、朴素、清淡、自然、生活。我在选材上反复思考后，用了J.P.奥特威作曲、李叔同先生作词的《送别》。这首歌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学堂乐歌，流传甚广，风格很符合影片情绪的需要。我就把它作为音乐主题贯穿始终，同时又在它的基础上加以变化，在大调性中找到其中小调性的东西，发展悲剧性的因素。其次非常重要的是，我用了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这些弦乐，并从头至尾弦乐全部加弱音器演奏，使之像蒙上一层纱，增加一种暗淡、朦胧的色彩。同时又用了抱笙、新笛等民族乐器，还有小钟琴、钢片琴、竖琴等，结合在一起演奏。我花了八个月时间写了八段音乐，很多地方是没有音乐的，起到“此处无声胜有声”的效果。最后一段音乐，从小英子在医院里同父亲告别到剧终，长达五分钟左右，画面上没有大动作、没有语言，然而画面与音乐紧紧地扣住观众的心弦，产生了较强烈的惆怅、惜别之情，让观众久久沉浸其中。相比我之前的创作风格，这一部影片改变很大，对我来讲具有里程碑意义。通过这部影片的创作，我深深感受到：时代在不断前进，作曲家要不断提升自己的素养，绝不能局限于单一风格的长期迂回，特别是电影艺术本身风格的多样性，要求电影作曲家有更广博的修养，用丰富的创新手段、坚实的专业技巧去适应与创作不同影片、不同基调的风格样式。
电影作曲、管弦乐创作相辅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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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凌虹：几十年来，您在具体创作要求、创作方向方面有怎样的思考？
吕其明：每当写作时，我常以下面几点来要求自己：音乐作品要有丰富的思想内涵，要有浓烈的情感和深远的意境，要动情、要感人，要给人无限想象的空间；音乐作品要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音乐作品要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和地方风格；音乐作品要有严谨的艺术构思和相应的艺术技巧。
我的作品基本上分两部分：电影音乐作品和器乐作品。70年来我最主要的任务是写电影音乐，投入了大量时间精力。同时我又写了一些适合在舞台上演奏的器乐作品，都是在业余时间完成的。比如，1962年我在为电影《红日》创作音乐的同时，合作创作了交响乐《郑成功》四个乐章，在第三届“上海之春”音乐会上演出。1964年，我在为电影《白求恩大夫》《霓虹灯下的哨兵》创作音乐的同时，写了交响诗《铁道游击队》，在第五届“上海之春”音乐会上演出。1965年，我在为大型文艺纪录片《大庆战歌》创作音乐的同时，写了管弦乐序曲《红旗颂》，并在第六届“上海之春”音乐会上演出。我不是交响乐团的驻团作曲，我的专业是电影作曲，我是用业余时间写了管弦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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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凌虹：您有那么多电影作曲方面的工作，为何还想要创作管弦乐作品？
吕其明：1959年我进音乐学院学了作曲和指挥后，我就觉得应该把一些电影音乐作品放到舞台上。但电影音乐和舞台演出的音乐是不一样的。与其他管弦乐作品相比，电影音乐的作曲有两个特点：第一，电影音乐是典型的标题音乐。每一部影片都有主题，有故事情节，有人物形象，音乐要符合电影主题。第二，音乐是分段陈述的。电影音乐不像一部交响乐那样是连续演奏的，而是被分割开的。比如说我的电影音乐《红日》《铁道游击队》就有三十多段音乐，有抒情的、有战斗的、有紧张的，各种喜怒哀乐，都是随着影片的情节发展而展开，那都是分段陈述的。但在音乐舞台上演出，就需要有连贯的音乐，所以即便电影音乐有很多好的素材，也不可能马上就搬到舞台上演出，必须要经过加工，重新构思，重新创作。我去音乐学院学习了以后，就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要写独立的音乐作品。当然，电影音乐我还是照写不误的，同时我把写器乐作品时的很多创作手法，再反过来用到电影音乐里面去，提高电影音乐的质量，达到相辅相成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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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凌虹：对于西方交响乐，广大观众还需要一个不断接受的过程。您是如何在民族化方面作一些探索的？
吕其明：我确实想在这方面进行一些探索。一方面，我们现在的确要多演奏西方的经典作品，介绍贝多芬等音乐大家，让观众了解西方还有这么多的经典作品，提高他们的欣赏水平。另一方面，要创作出能让国内优秀乐队演奏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音乐作品，真正让老百姓喜欢。越是植根于民族土壤的作品，越有艺术生命力。那么如何把外国的音乐形式变成中国百姓所接受的音乐形式，让他们愿意听、喜欢听，这里有一个思维方法的问题，就是不能照搬西方，而要向5000年来我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学习，向民间音乐学习，让作品符合中国老百姓的欣赏习惯。当然，以上只是我的个人经验与体会，也会有不足之处。长期以来，中国交响乐创作已取得可喜成绩，值得我很好地学习。同时我认为，交响乐创作应有各种各样的创作思维、方式和途径，条条大路通罗马，每个创作者都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理解和追求写出独特而有感染力的、多元化的优秀作品，百花齐放才是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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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凌虹：怎样才能够创作出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认可的作品？
吕其明：这个问题我一直在不断思考。1942年，毛泽东主席在延安召开了文艺座谈会，我们在敌后的文艺工作者听到这个消息深受鼓舞。通过学习，深深感到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内容极其丰富，对我来说，具有终身指导意义的方面包括：一是文艺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二是文艺工作者要深入生活，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这些重要思想渗透到我幼小的心灵和血液中，在我的头脑中生了根，并成为终身的工作指南针。
曾有人问贺绿汀先生，您的音乐修养那么深，为何很多作品只用了一些简单的和弦。贺老回答说：“够了”。对此我很认同，我的作品里用的也都是传统的一般技巧，我觉得技巧是为内容服务的。具体创作时，我会根据需要选择最适合的技巧。我一生所追求的是要写标题性的、普及性的、接地气的、雅俗共赏的音乐作品。这些作品可能没有高超的技巧，但有淳朴的情感，这是由我的人生道路和红色基因决定的。
那么如何才能表达老百姓的心声，写出他们都听得懂的音乐呢？关键是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70年来，几乎每一部电影音乐创作，我都必须深入生活。写电影《庐山恋》的音乐时，我走访盛产民歌的江西，走遍庐山；写电影《焦裕禄》的音乐时，我奔赴兰考，研习河南的豫剧、河南的民歌；为纪录片《大庆战歌》创作音乐时，我去到冰天雪地的大庆，与石油工人们同吃同住，体验生活；为纪录片《鞍钢在建设中》创作音乐时，我在鞍钢生活了近两个月，深扎厂房，访问劳模……只有走到生活中间，才会获得最真切、真实的感受，才能用激情、深情写出老百姓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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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凌虹：您晚年还一直在创作，让您笔耕不辍的动力是什么？
吕其明：1990年我离休了，但我绝不放下手中的笔。为了报答部队的养育恩情，我跑遍祖国的大江南北，义务为海陆空部队写了近30首军旅歌曲。82岁时为庆祝党的十八大，我和陈新光合作创作了交响组曲《使命》，在写的过程中，我重新学习了党史，感受非常深。其实那时我已经有点力不从心了，写字时手都有点抖了，腰椎还动了手术，住进了医院。但我还是坚持写了出来。经过四年的构思和29天的日夜拼搏，终于在十八大召开之际，由上海爱乐乐团在上海文化广场上演奏了《使命》，引起热烈反响。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来临的时候，我看到那么多的医护人员不顾自身安危冲上抗疫第一线，深受感动。我就想，作为一个作曲家，我能够做点什么？我想到了20世纪60年代给电影《白求恩大夫》写过音乐，就将《白求恩大夫》组曲浓缩为一个单乐章随想曲《白求恩在晋察冀》，献给我们伟大的白衣天使，歌颂他们无私奉献的精神。2021年春节，我又写了弦乐合奏《祭》，献给为民族解放而捐躯的烈士们。这也是我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党百年华诞的一点心意，一份薄礼。我经常回想起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牺牲的很多战友，包括我的父亲，没有千百万为民族解放捐躯的革命先烈，就没有新中国的诞生，在所有人都庆祝胜利时，我们绝不能忘记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
从事艺术创作更要有奉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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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凌虹：您创作了七十多年，可否跟后辈分享一下宝贵经验？
吕其明：我觉得要注意几点：一是坚持为人民而创作的信仰。艺术创作，从来不是单纯的个人表达，不是用来孤芳自赏的，而是要赢得人民大众的喜爱。人民需要优秀的文艺作品，而作为创作者的我们应该去表达人民的思想和情感、去关心祖国的命运和未来。创作有了信仰，你累了，也不觉得累；你苦了，也不会觉得苦，甚至会有一种幸福的感受。
二是精益求精地去创作。创作要有灵感，但是不能只是去等待灵感。应该在深入生活中汲取创作的思想和激情，在提高专业能力中去精益求精地创作。我们讲工匠精神，讲究的就是孜孜不倦，专注专心。《红旗颂》是我在35岁那年创作的，但实际上我用了毕生精力去完善。
三是把崇德尚艺作为一生的必修课。人民喜爱什么？当然是真的、善的、美的东西。这就要求创作者自己要有真善美的心灵。狭隘的心灵、灰暗的思想，是创作不出打动别人的好作品的。所以，我们要有一颗谦虚好学的心，向群众学习，向生活学习，向民族文化学习，学习让我们聪明起来，让我们高尚起来，让我们不被名利诱惑，不会迷路或走弯路。年轻人要不断追求真本领、高品行，做德艺双馨的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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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凌虹：现在各方面创作条件好了，但诱惑也多了，作为文艺工作者，您觉得应该有怎样的名利观？
吕其明：艺术是精神产品，但改革开放后，所有的艺术不仅是艺术产品还是一种商品。我始终认为共产党人就是一个大写的人，就是要无私奉献，特别是从事艺术创作，更要有奉献精神。如果创作只是为赚钱，那就把自己和艺术等同于商品了。
半个世纪以来，《红旗颂》不断被演奏，我从不收取版权费。最近《红旗颂》又重出了曲谱。不少朋友跟我说《红旗颂》不应该出分谱，现在乐团之间借分谱一般都要付钱。但我总谱、分谱一起出版了。我还自掏腰包买了不少曲谱送给全国各地一些交响乐团，希望他们多演奏。当然这是我个人行为，后辈不必学。创作者根据《著作权法》获取应得的报酬完全是合理的，但我希望年轻的作曲家多考虑一点人民、多考虑一点祖国、多考虑一点自己的责任感。
时代在飞速发展，历史在一页一页地翻过。我认为，绝不能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等于背叛。我始终不忘初心，不忘是党的文艺思想光辉照耀我前进的道路；不忘我是踏着父亲的足迹前行；不忘自己入党的誓言：把一生献给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不忘一辈子要为人民而写作的使命。这些都是不能变的。与此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创作理念、手法要与时俱进，绝对不能够墨守成规，要更好地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呼声，根据大众新的文化需求，大胆创新，使作品呈现崭新的时代面貌，承担新时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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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凌虹：近期文娱圈乱象整治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对此您怎么看？
吕其明：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些情况。作为一个有着七十多年党龄的共产党员，我看了以后心情是比较沉重的。为何会出现这些乱象？这恐怕是多方面的，有规章制度方面的问题，也有监管的问题，但我觉得最主要的恐怕还是认知的问题。从我切身的感受来说，爱国爱党，这是我们文艺工作者最基本的素质。从课本上、各种书籍上我们可以学习党史，全面了解党所走过的艰辛而曲折的奋斗历程，更重要的是要不断增进对祖国对党的情感。回望历史的长河，中国从被帝国主义侵略瓜分，到通过不懈抗争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再到改革开放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国家不可爱吗？我们党克服了重重困难走到今天，带领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百年时间创造了人间奇迹，我们党不值得热爱吗？从理性的认识到自己真正的切身感受，这太重要了。只有对党和国家有非常深厚的感情，从党的非凡历程中汲取伟大的力量，我们才可能写好我们的作品，才能用心用情谱写歌唱伟大党、伟大祖国和伟大人民的颂歌。
访后跋语
创作了几百部音乐作品，获得了众多国家级荣誉，吕其明身上的光环非常耀眼。但他总是真诚地说，很多过誉的“帽子”并不合适，让他有些诚惶诚恐。而对于近两年新创作的作品放在冠以“经典”的音乐会上演出，他直言感到不安。“新作的两首曲子有很多不足，不希望因为名称问题而产生不必要的错觉和误解。”什么是经典？在吕老师看来，“经典是人心的认可，经典是时间的考验。”对于各种纷至沓来的赞誉，他总是保持着十分清醒的态度。对于各方面的工作，他又是极其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红旗颂》已经广为流传，他依然花了50年时间不断修改完善。每个公益讲座的讲话稿他都会认真准备，哪怕是短短几句祝福语，他都会字斟句酌，用最真实质朴的话表达最真挚滚烫的心意。
日常生活中的吕其明老师非常随和谦逊，没有一点架子。每次去看望他，拜别时他总是坚持亲自送我们下楼，目送我们离开。每次见到吕老师，总会被他红润脸庞上所洋溢着的幸福笑容所感染、发自肺腑的真诚讲述所感动。对于物质生活，他要求很低，简单朴素；而对于精神世界，他始终不满足，永远像青年人一样激情澎湃，不懈追求、不断创新。他常说：“惟有勤奋之桨，才能将音乐之舟划向理想的彼岸；惟有虚怀，才能包容万事万物；惟有拼搏，才能驰而不息。”因此他的音乐作品总是具有独特的艺术个性、深厚的生活底蕴、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强烈的时代气息。他将自己的艺术生命与国家的命运结合在一起，他所经历的时代孕育了他豪放的艺术风格，而他的艺术风格又鲜明地反映了所处的时代气象。
虽然已是鲐背之年，但吕老师透露，他还在不断构思、创作新的作品。他笑着说，自己人生的晚霞依然是美丽的、精彩的、有意义的。“我别无所求，希望能创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天，能为人民多写一些他们喜欢的音乐，这是最快乐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