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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文学》历史上出现长篇小说连载的情况颇为少见。2009年第2期与第3期，《出延津记》与《回延津记》以上下部登载，同年，小说合名为《一句顶一万句》出版。两年后，刘震云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问世不久，《一句顶一万句》即被冠以作者“扛鼎之作”之称，虽为美誉，对一位仍处写作进行时的作家而言，或为时尚早。但显然，《一句顶一万句》被及时地“偏爱”了，在时间未及“包浆”时，它已显出润泽。它是传统世情小说在当代的一次复活，它以个人的随波逐流状写时代的波浪。

对《一句顶一万句》的观察更普遍地对焦于其“传统”。从内容到叙事，作者以信手拈来的娓娓道来，用彼此勾连的日常发生对中国民间生活方式和道德观念完成了一次流动的勾勒。细读文本不难发现，这部传统气质鲜明的小说其实同时包含着对传统的反思、质询甚至解构。细密叙写中，内在地结构着对诸多传统价值观的追问。当故事与讲述故事的方式榫卯般嵌扣，整部小说便从内部完成了结实又别具中国风格的叙事。日常生活由大量笔墨细密勾勒，而故事发生的具体时间却在其中被有意冲淡了，时代的具体气息并不浓郁，特别是上部，仿佛一切发生在不被线性时间标记的永恒俗世里，犹如中国民间社会进入现代生活以前漫长、恒定、日复一日的生活图景。但故事里布满小小的看似偶然的触发，它们精密排列并运转，如表芯内部的零件，指挥着时间，幽微地勾连起一群人、一片土地、一段历史整体的命运。这其中有某种荒诞，又有对抗荒诞的力量在发生作用。

就从“名字”说起吧。“一句顶一万句”，意味着“说话”是小说中最易被识别的母题，故事里人与人的有效联结来自是否“说得着”。而整部小说，几乎就是由“一句”引出了“一万句”，事情凭“一件”敷衍出了“一万件”，苍茫大地上的人从“一个”牵出了“一万个”，他们的手艺活计、婚丧嫁娶等日常，喜怒哀乐、信仰背叛等遭际，朴拙良善、慧黠幽默等性情，如小品画般一帧帧浮现，却构成一幅乡村生活长卷，绵延近百年。世辈生长于此、偶然流落至此、漂洋过海到此的人们在这片中原腹地上过活、求索、生生不息。简笔白描或细细勾勒的人物连缀在长卷的前景、中景、背景中，他们一个人挨着另一个人，一件事抵着另一件事，小说主人公便是在这嘈嘈杂杂、微微茫茫的人事中间，走出了他唯一的命运。

时间的顺流与倒流会合于延津。地处黄河以北的延津，古时有过会安镇、廪延邑、酸枣县之名。宋徽宗政和七年，酸枣县改名延津县。近900年后，出生于此的作家刘震云以“延津”为原点，讲述了两段以“出走”与“回来”为名的往事。一个村庄、一个镇子、一片土地上林林总总的人与事搅在了一起，繁芜丛杂、浩浩汤汤，有着盘根错节的整饬。

故事的主光“追”在一位“失败者”身上。他是跟丢了师傅、砸了饭碗、跑了老婆、丢了孩子的被命运一再伤害的人，他叫杨百顺。或者说，他曾是杨百顺，而这片土地上大多数人被名字摁回了他们被规定的命里，那些邻人、匠人、小商贩被他们的“姓”笼统地覆盖着。但我们的主人公有过原生的、被赠予的、自己认领的三个名字：杨百顺、吴摩西、罗长礼，仿佛三个人的三段人生拼贴在一个不安且持续不满的人那里，这与中原黄土在本质上的守持与恒定多么不同。

杨百顺的形象因而从一群人中浮凸而出。那些被他们的姓氏取消着面孔细节的人们，更显出在各自活计中本分活着的状态。他们和土地长在一起，日胜一日地紧密，而只有杨百顺以不断地分身完成离开与挣脱，他几乎是在名字的迁徙中完成了迁徙的一生。故事从杨百顺11岁那年开始，他的父亲卖豆腐的老杨与马家庄赶大车的老马在铁匠老李给他娘祝寿的酒桌上，因“没挨着坐”而让旁人看出了“并不过心”之友谊，这为漫溯近一个甲子的人间往事拉开了帷幕。人情事理被绵密地织进日复一日的日常中，人的命运成为每一件具体而微之事的层层堆叠。离开延津那年，杨百顺21岁，却仿佛饱经一生。“出延津记”容易让人联想到《圣经》故事“出埃及记”，且主人公曾以“吴摩西”为名，在物理空间上完成了对“延津”的“出走”，一个人的遭际在这里与史诗叙事形成互文。约半个世纪后，他养女的儿子牛爱国宿命般向着延津“归来”，与未曾谋面的精神祖父相似，他们的命运有所交叠，甚至显出戏剧性的同构，牛爱国亦在目的不断迁移的寻找中确认着自己。他们是不曾谋面的同类人，他们未曾说过一句话，但他们一定“说得着”。

在目睹杨百顺与牛爱国不断迁徙的生命所历中，一直有画外音出现，那是小说的名字在向读者索要答案：去找到小说里“顶一万句”的“那一句”。但显然，这名字和小说本身并不易对位，以至于出自读者的“找”，某种程度和杨百顺们共享某种寻找的秘密。小说里能言善辩的人不少，但杨百顺、牛爱国不在此列，他们讷于言而敏于行，是他们的行动逐渐地使“那一句”水落石出，是他们做了什么而不是说了什么，让一切不同，变得重要。

所以，顶一万句的“那一句”于杨百顺与牛爱国而言是行动，亦可为他们的“活法儿”。他们选择了不同于身边人的活法——在路上。“出延津记”是杨百顺向延津以外走，向广阔天地求索，只有离开才能完成自我拯救。“回延津记”是牛爱国往延津回，是向来路与根源求证，只有回来才能解开心结。“出”和“回”主体不同，但他们共享一种状态，那就是“在路上”。当心中动念，人便不满足，心将为脚指路，要挪地儿，人会往心里觉得敞亮的地方去。作者将“在路上”的叙事模型巧妙地贴合进故事结构与人物生长中，“在路上”是小说主要人物的宿命，也是整部小说的气质。

从人物原型上看，杨百顺实为一位漫游者。他一直在路上，尽管对自己要去往何处茫然无知。他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但知道自己不要什么，从少年时即如此，他不断放弃、抵抗生活安排的本分，他从骨子里就不认同埋头苦干，却不本分地向往着让自己更舒适的生活。

这些“动念”让他与中国传统的农人形象拉开了距离。

每一次选择新生活，他不仅改名，还要换姓，要离家，离开故土，这意味着某种根深蒂固的传统并不对杨百顺构成压力。一个看似叙写传统生活的故事，内里蕴含着具有张力的反传统、破除规训、挑战因循的质地。叙事的细密在于作者几乎具体地描摹着长卷的前景、中景、背景中每个“小人儿”应对世事的策略，每人几乎都在自己“对”的逻辑中行事，乡村生活、一代以至一代代的命运运行在一种庞大而稳定的逻辑秩序中，而只有杨百顺，在不断地挑战这样的惯性和逻辑。他可以因循，可以回来，可以服从，但他没有。杨百顺的前半生一直在否定和放弃，也正是在这否定的过程中，他逐渐接近自我。

当杨百顺还是杨百顺时，他最显著的特点是“待不住”。杨百顺的“在路上”是他不断从规定中出逃，他在对秩序、因循、日复一日的规定性进行持续抵抗，他在行动。待不住的杨百顺在偶然地成为吴摩西后，当他最终（不过21岁）落定他乡，在终于认领了少年时就心仪的喊丧者罗长礼的名字而成为罗长礼时，他才好像带着某种暮年之人终如愿以偿的慰藉，停止漂泊，结束了“在路上”。在远离家乡的地方，他待住了，他终于在自己的命里安定下来。

他一直在向外走，但他精神力量的方向是向内的。向外走的过程于他而言，其实是在走向自己。杨百顺这看似没有定性的人，却提供了一种颇为强劲的秩序感与稳定感，内置于杨百顺生命内部的情感观念是延续的，他从一种否定性往另一种否定性中蹚去，在不断的否定、丧失、落空中，他反而拥有了主体性，逐渐认领了自己。这复现于牛爱国的命运中。在一个相对稳定的乡村生活图景中，只有杨百顺是那个不断流动的人、不安的人、不满的人、向外求索的人；而在一个相对流动的现代社会生活场景里，牛爱国在退回，在后撤，在误打误撞抑或命运的指引下向某种稳定的所在靠近。这两粒反向运动的原子都是为了“寻找”而出发，他们都未能找到那个被寄望的所在，然而，他们又都找到了什么。这个什么，“一句”或“一万句”都不好说清，却是小说值得回味的地方。

阅读时不难发现，当作者写谁，似乎他就是谁，他就站在那人完整的世界里完整地感受着他的世界，一切合情合理。这就使故事里所有人的行为与念头都逻辑自洽，以至于故事里没有“坏人”，有的只是在各自生活与命运逻辑中合理存在的人，是每个具体处境中不得已而为之的人，是每个性格命运所决定非如此不可的人。这是作者理解人情社会的方式，《一句顶一万句》立体地呈现了这种人情社会的构造方式。

这部长篇还较为集中地表现着刘震云一种鲜明的叙事方式。如果用步伐做比喻，便是他常常行两步，退一步，踩实了这退回的一步再四处望一番。事情因而总是可以从两边看去，在新的语境与环境中被重新理解。这种叙事逻辑中暗含着某种自我的小小否定与及时的自我纠正。因故事间的连接方式与叙事上的话语表达，《一句顶一万句》呈现出榫卯式的叙事结构。这意味着句与句、故事与故事的关系体现为内部镶嵌的丝丝相接、环环相扣，凸现的部分与凹隐的地方如榫与卯般严密相关。这种叙事策略使他的句子常常并不一次性抵达，而是在表述的中途延宕一会儿，缠绕一下，因而一句缠着一句，曲折地进击。螺旋式的表述过程带来了叙事的繁密茂盛，大曲折里套着小曲折。他设问，在先否定再肯定中自答，进两步退一步，退回之处清理了逸出的旁枝，而将故事与人物一次次引回命运本身的安排。

《一句顶一万句》是一部“无名者”的群像小说，也是一部“失败者”的史诗，还是一部作者所熟稔、所深爱的民间乡村的说话史与交道史。细碎的日常生活逻辑与情理在某种现代性进入之前的圆形轨迹中自我推进并完成。故事里，杨百顺与牛爱国要找的人都没有找到，但溢出故事的部分让我们确认，他们“在路上”，在永恒的流动中，在一种持续的否定性中，获得着盛大的、自足的内在力量。

（本文发于中国作家网与《文艺报》合办“文学观澜”专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研究”2021年7月16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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