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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马笑泉的《放养年代》是继《愤怒青年》《银行档案》《巫地传说》《迷城》之后的“邵阳系列”的重大收获，作品以舒缓清新的笔触书写了“70末”“80初”一代人对童年的记忆与感怀，批判了教育文化体制以及人性中的“平庸之恶”对人的生命力的扼杀。在整体性陷落、价值多元化的当前语境之下，马笑泉的《放养年代》在内的“邵阳系列”对重构叙事的整体性作出了有效的尝试。

关键词：马笑泉 《放养年代》 童年叙事 叙事总体性

中外文学史中的系列小说是由独立分布的叙述单元按照内在的一致性构成的集合体，也即每个叙述单元在自然形态上彼此独立，但在内在构成上互文共生，统一于一个有机的整体。这就形成了系列小说的一个显著优势——融长篇的大容量与短篇的灵活性于一体，统分结合，不拘一格，特别适合表现特定时空下社会生活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威廉•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鲁迅的“鲁镇系列”、沈从文的“湘西系列”、汪曾祺的“高邮系列”、莫言的“高密东北乡系列”、韩少功的“马桥系列”等都是成功的典范。1有意为之也好，无心插柳也罢，“70后”回族作家马笑泉初登文坛，便以邵阳作为他写作的据点，以青春的姿态和稳固的精神内核讲述了邵阳这个地理学意义上的区域以及梅山文化的发祥地这个文化意义上的区域的封闭性、排他性、自足性以及无限性、丰富性、多义性，马笑泉用活泼旺健的文心展开了他对城市与乡村、个人与历史、身体与灵魂的诗意想象，并以外科医生般的严谨与精细解剖了特殊时空下的生命形式及其背后所包括的物质基础、文化风俗、社会体制在内的社会总体性。《放养年代》就是继《愤怒青年》《银行档案》《巫地传说》《迷城》之后的“邵阳系列”的重大收获，虽然它披着温情叙事、轻逸叙事的外衣。

一

《放养年代》是一部带有强烈自叙色彩的小说。整部作品以顽童任冲为中心人物，书写了他横冲直撞、奔放自由的生命形式以及那个年代那个地方所特有的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贯穿着“70末”“80初”一代人对童年的记忆与感怀。

继前几年的“致青春”之后，“70末”“80初”这代人又开始“致童年”了。为什么呢？年届不惑，生命的可能性正在不断缩小，可能只有回到原始混沌的生命起点，抚摸着成长中的每一个伤口，伫立在生命密林中的每一个分岔路口，我们才能感受到生命的真实性和无限性。当然这是一个共性的问题，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童年，每一代人到了一定的年龄阶段都会有意无意地追忆自己的童年。我们这代人的童年之所以独一无二，除了人类心理学的共性原因之外，还因为我们的成长经历与改革开放几乎是同步的。与后来者相比，我们亲眼目睹过集体制向个体制、熟人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过渡，感受过城市化进程中乡村伦理的全面解体，见证过小农经济、熟人社会最后一丝温情和人与自然在本然状态下的和谐共生。正如马笑泉在《放养年代》自序中所陈述的：“虽然现今许多中国小孩所居住的县城普遍远比过去繁华宽广，但他们是被‘圈养’的，而我们那时是处于‘放养’状态。作业既不繁重，补课和参加各种才艺培训更是闻所未闻。这意味着我们有大把的时间和机会随意游荡，每一条小街，每一道深巷，每一栋楼房的天台上都活跃着我们无拘无束的身影。再偏僻的角落对我们而言，都有家的自在和舒展。”2

《放养年代》笔调轻松幽默，舒缓清新，充满了童真色彩的奇思妙想，如果将之视为一部童年回忆录或者儿童文学来读也会收获良多，但这样显然会低估整部作品的思想价值——儿童的视角可以起到陌生化的作用，它以初次遇见事物的单纯眼光，映照出成人世界的颠倒、荒诞、不可理喻。任冲调皮顽劣、有勇有谋、极富男子汉的挑战冒险精神，由他挑起的那些打斗无非是维护亲人、捍卫正义、争夺班级的焦点、发泄过剩的精力，这完全符合儿童的天性，但在崇尚柔性的教育评价体系内，他却不受人待见，仅有一次的“升官记”也充满了荒诞色彩：任冲无意间偷窥到了他爸爸与幼儿园老师郭芳偷情，郭芳怕事情闹大，就用班长的头衔堵住了他的嘴巴。在上小学的时候，任冲也有考得好的时候，他发现一旦学习好了，其他都一路绿灯，这个认识加深了他对学校的鄙夷。但就在任冲的学习成绩日渐向好的时候，由于父亲任建国又和厂医郑小华闹出了桃色事件，母亲宋巧云忍无可忍，带着任安在娘家住了一年之后，就义无反顾地与任建国离婚了。父母的离异给任冲幼小的心灵带来不可平复的伤害，他的成绩每况愈下，渐渐有了破罐破摔的心理，再加上任建国沾上了赌瘾，搞得家里有了上顿没有下顿的，他最终只好铤而走险，伙同他人偷盗铁铝，彻底沦为一名“问题少年”。任冲内心深处每一个细小的波澜，无不是外部环境在儿童敏感心灵上的投射；他之所以热衷于打斗并最终走上了“问题少年”的道路，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这种方式来释放不合理的学校教育体制、家庭关系、社会风气对人的压制。

在中西方文学史上，用儿童视角来拆解成人世界的作品举不胜举，马克•吐温《汤姆•索亚历险记》和萧红的《呼兰河传》都是典型的范例。前者通过主人公的冒险经历，对伪善的宗教仪式和刻板陈腐的学校教育进行了讽刺和批判，后者则通过对呼兰河的社会生态入木三分的描摹，批判了愚昧麻木的国民灵魂以及其背后的社会生产机制。马笑泉的《放养年代》虽则极力批判了教育文化体制对人的生命力的扼杀，但其着眼点不在于揭示特定年代下不同阶层、文化之间的对峙，而是体现出他对常情常态下人性中的“平庸之恶”的思考。 “平庸之恶”最早是由犹太裔美国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提出来的。在聆听与剖析纳粹德国党卫军军官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案例中，汉娜•阿伦特发现无意识的服从行为主要是由于不思所导致的，思维活动的缺位使得成千上万人成为法西斯主义罪恶的拥护者和帮凶。这种思维活动缺位的罪恶，就是“平庸之恶”。也就是说，“平庸之恶”绝非仅仅体现在大奸大恶之人身上，我们平常人的心理惰性照样是滋生它的温床——将一切道德责任推卸给体制，以合法顺民的名义逃避灵魂深处对自身以及周遭环境的反思就是其最显著表现。如果我们暂且将反思“平庸之恶”的具体历史背景隐去，单纯从文化精神的层面进行梳理与分析，那么对“平庸之恶”的反思至少从鲁迅就已经开始了。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就是将矛头直指愚昧麻木驯顺的庸众，以及庸人社会得以存在的历史基础与现实依据。《放养年代》以童真的视角，批判了成人世界的表里不一，以及庸俗、虚伪、金钱至上的社会法则对人性的异化。生活在这样一个闭塞、残酷、荒诞的微型社会共同体之中，每个孩子的生命力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压制，但每个孩子又必须朝“好学生”的标准要求自己，顺服于校园里潜在的成人世界游戏规则，否则就会很快被边缘化，任冲就是一个例子。但从反面来讲，正是对“好学生”的评价标准以及整个观念世界的疏离，才让任冲的生命形态更为饱满和本真。他的小小心灵世界里的爱与憎，特定年龄的生理欲望，以及对未来的不羁的想象力，都在大自然中畅快淋漓地释放着。如果说，启蒙理性唤起的个体自主性是反抗外在权威的自主性，那么浪漫主义以及其后继者则质疑启蒙理性的普遍性与非历史性，并由此主张捍卫个体的本真性。换言之，“立意在反抗，指归在行动”3是启蒙主义的信条，体现出一种改变外部现实的“积极自由”，而保持自身的独特性和完整性则是浪漫主义的信条，体现出一种不受外界干涉追求自我独特价值的人格意向，这也就是以赛亚•伯林所讲的“消极自由”4。这也正是浪漫主义以及其后继者选择儿童、老人、傻子、失意者等边缘人作为文学表现对象的一个原因：也就是说这些人身上是否拥有丰富的人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代表个体的生存经验或者说“这些人顽强地作为人（humanbeings）而存在着”5。任冲是游戏规则之外的边缘者和局外人，但他活得比别人更加充分、更加本真，因为他存在的意义不需要他人（或者说文化）来规定，他自身的特殊性与自足性已经构成了个体生命的存在价值。其实，挣脱体制、观念、同质性的束缚，以饱满的激情和蓬勃的想象力将人与自然、远古和现在、现实与梦境连缀起来，站在自然之子的立场之上探索生存的意义一直以来都是马笑泉的写作追求。从《愤怒青年》到《巫地传说》到《银行档案》再到《放养时代》，我们都能感受到一股元气淋漓的生命活力或者说楚文化特有的巫性力量，作者有意在法律、古今、体制的重重夹缝中为他的主人公开出一条生路来，让这些边缘者在遵从自然本性、活在当下的生命形态中体现出人的本真性。

二

与哲学家深邃的形而上建构和社会学家理性的政治经济分析有所不同，小说家总是通过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合情合理的情节构架、生动的细节、贴切的语言来还原那些被抽象观念遮蔽的情感状态和人生真相的。小说感不感人，能不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不仅取决于作者的思想深度和精神体量，而且还取决于盛放这个精神世界的物质容器。描摹特定年代、特定地域下的整体社会生态以及其背后潜在的生命意识是《放养年代》的写作重心，但作者并没有简单地把人物、情节以及产生原初性体验的具体时空当作他寄寓本真性理想的载体，而是本着忠于生活、贴近泥土的原则，真实地、生动地写出了性格本身的逻辑以及生活固有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首先，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力避单一化、平面化，尽可能体现人物性格的多样性。作为一代人共同的情感回忆，作品书写了任冲、任安两兄弟以及杨真、周明、陈玉、陈勇、苏建、欧明等一群县城儿童的“放养”式成长历程，突出了那个年代群体性的成长模式与性格特征，这是一个整体性的面向；与此同时，不同孩子之间的性格差异也得到了表现：任冲的直率勇敢，任安的安静怯懦，欧明的平庸无趣，陈玉的乖巧文静，戴娜的刁蛮任性，王军的憨直自卑……为了避免浮夸，作者用工稳的笔法刻画了相近人物之间的细微差异。例如，同样是斗志昂扬的小小“绿林好汉”，任冲光明磊落有所为有所不为，何春生和周明则狡猾使诈一味斗狠；同样是“反派”，何春生稚嫩，周明老成，杨真骑墙。这种细微的差异也体现在大人之间：同样是高高在上的美女，贺薇的高冷源于她本性的高雅与自重，而吴媛的高冷则是策略上的待价而沽；同样是私生活的不检点，郑小华是因为本性的风流，陈玉、杨真妈妈是迫于生计的需要，郭艳是对丈夫出轨的报复，吴媛则是由舍友贺薇死亡所引发的生命无常及时行乐的应激反应。这种同中见异的手法让人联想到中国古典小说，特别是《水浒传》在塑造众多形似神异的英雄好汉时所用的技法。6作者对人的复杂性的理解，还在于他能够突破善恶、正邪的二元对立式思维方式，在真假难辨的模糊地带体现出人性的向度与侧面。

除了在性格逻辑、命运走向方面对人物有宏观性的把控之外，作者还善于通过具体的情境来描摹人物的微妙心理，例如这一段：

何春生叛变投敌，没有人跟王军争当副司令了，杨真也上升为三号人物，两人都是欢喜大于怨恨。只有任冲私下里还是觉得伤心，就越恨何春生，见到他就往地上吐口水。何春生本来还有些后悔，但见任冲这样子，晓得退路已绝，索性也摆出势不两立的模样。

在何春生叛变这件事情上，同一阵营的王军、杨真、任冲反应各不相同：任冲因道德义愤而伤心，王军、杨真因盘算小心思而暗自高兴。当事人何春生也有一个从后悔到决绝的心理变化过程。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人物性格的差异，也可以看到他们所处立场情势的不同。这种对特定情境下人物心理细微变化的捕捉，考验出了作家敏锐的观察能力、通透的阅世能力以及对中国史传叙事的承继7。在通常情况下，写出离奇的情节和瞬间的意绪是相对容易的，但要一笔一画地写出人物和事件的合乎情理的逻辑性却是对写作基本功的一种考验，特别是在追求快节奏、惊险性的当下。

另外，《放养年代》的整个故事框架是由任冲阵营与“反派”阵营的几次交战实现的，为了避免重复，作者将这些交战写得错落有致：在类型上有“肉搏”（赤手空拳）与“械斗”（弹弓战）之分；在交战人数和作战类型上，又有“群殴”与“单挑”之别；在篇幅安排上，有的交战场面浓墨重彩，有的则一笔带过，能够做到虚实结合，收放自如。这些处理看似简单，做起来却并不容易，因为它同样考验着一个作家的写作功力与写作耐心。

在对环境以及小说整体氛围的营造上，《放养年代》既突出了时代性和地域性，又突出了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总体性。且不说折纸飞机、丢手绢、跳橡皮筋、拍烟壳纸、弹玻璃球、滚铁环、玩弹弓、斗鸡、捉蚂蚁、戏蚱蜢等童年游戏，单说职工集体宿舍、老城区、电影院、老樟树、农贸市场、霍元甲、霹雳舞、滑轮车等具有特定年代感的“回忆杀”，已足够唤起“70后”的情感认同。在标识特定年代的文化符号之外，作者还借鉴地方志的手法，用大量的方言俚语、民间风俗来表现地方性，凸显飞龙县特有的自然景观以及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在内的社会景观。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写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人物的命运、情节的发展提供一种背景性的参照或隐喻性的暗示，而是将环境与人看作一个整体，在环境中凸显人物性格，在人物性格中渗透环境的力量。例如主人公任冲调皮顽劣、横冲直撞、有勇有谋、恩怨分明、有仇必报，是冲破庸人哲学、市侩文化的反叛者，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人在环境面前的主体性；但从文化性格的承继上来讲，这种刚烈豪放和重情重义的个体人格又与当地的梅山文化密不可分，因此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环境（文化）对人的决定作用。

无论是在人物塑造、情节设定，还是在风俗描绘上，《放养年代》都力避简单化、平面化的创作模式，尽量凸显生活的丰富性、复杂性、多向性。马笑泉建立起由“逻辑性、可信度、经验的真实性”8所组成的小说的坚硬的物质外壳，由此，他的小说根据地平地而起。

三

从沈从文到古华，湘籍作家一直都有一支讴歌理想人性、书写牧歌情调的轻逸叙事的主脉，这一脉作家虽然没有完全脱离文学的外部环境，但大体上还是站在文化主义的立场之上对乡土世界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美化，而对生命形态所依托的外部现实有所淡化，这就注定了他们的写作优势在于体现文化或言形而上意义上的人性，而不在于表现包括政治、经济、家族、风俗在内的社会总体生态意义的人性，因此在人物性格的塑造、情节的设定、结构的安排上他们缺乏一种宏大的、穿透性的眼光和写作力度。除了这支主脉之外，还有一条以叶紫、周立波为代表的偏重写实的主脉，这一脉的作家擅长运用社会学知识消化他们看到的社会现象，着力从经济—阶级关系的角度透视人性和社会的变迁，为了避免“主题先行”的风险，他们在创作过程中本着忠于生活的原则，逼真地再现了包括自然、经济、政治、道德、风俗在内的社会总体面貌，并在人物塑造的真实性、科学性、深刻性方面，在认识与处理人物与环境的关系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

显然，从透视性眼光、全景式书写这个角度而言，马笑泉的叙事风格可以归入后者，他本人的创作谈也有类似的表述。例如在《困境与突破——对长篇小说写作的一些思考》9一文中，他就有对当下避重就轻、避实就虚的小说创作状况的鞭辟入里的分析，重申了人物、情节、语言、氛围等传统小说构成因素的现实意义，强调作家要重视经验的积累与基本功的训练并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写实力度与表现生活的完整性、真实性表示出了一定程度的认同。将这篇创作谈与《放养年代》《愤怒青年》《银行档案》《巫地传说》《迷城》等“邵阳系列”放在一起，不难看出他小说创作的整体特色与文学追求——尽量避开叙事的平面化、静态化、轻逸化，本着对生活的真诚和对中外小说优良传统的继承，用丰富的经验、扎实的基本功、深厚的学养来搭建结构、塑造人物、营造氛围，在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整体社会生态的宏观视域之下体现人性的丰富性与复杂性。需要指出的是，将马笑泉的叙事风格纳入写实一脉，只能得到“类特征”，而不能穷尽其个性的所有侧面。例如，在冷静客观的现实书写之外，他还赞颂了高贵的野蛮、淳朴的人性、僭越情理的自发式冲动，并借此反抗暧昧、颠倒的衣冠社会，这种对自我以及对自我与世界关系的认识带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与同样深受巫楚文化影响的沈从文并无二致。也就是说，在抒发个体情感，表现作为个体的人的生命形式、存在方式这个方面10，马笑泉的作品又兼有前一脉络之所长。

其实对以上两个文学支脉的界定与分析也连带着引出了写意与写实、主观与客观、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持久不断的对话。时至今日，他们之间的对峙与调适，引发出了一种新的小说美学的生长，正如詹姆斯•伍德在《小说机杼》里所讲：“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虚构和戏剧的叙事就引发了两个重大而反复的讨论：一个问题的核心是模仿和真实（小说应该再现什么？），另外一个问题则是关于同情，以及小说如何运用同情。慢慢地这两种反复出现的问题合二为一了。”11也就是说，过多地纠结于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形式之争是无益的，事实上一切伟大的写作都是兼有两者之长的，问题的关键只有一点，那就是如何做到真实，也只有做到真实，才能获得“同情”（或说共情）。因为小说不是道德的宣讲，不是哲学的解析，它是通过对具体生活的观察和书写来建立起与读者的契约，从而获得同情性认同的。这个同情性认同建立起来的关键，并不在于采取哪种创作方法，不在于渗透在作品中的主观情感的多少，而是取决于作家对这个时代的内心体验的真实性。那么，如何做到真实？巴尔扎克可以一笔一画不厌其烦地描摹一所公寓，可以用笔录式的冷静剖析包括生理与心理、基因与环境在内的人的总体性，这是源于那个时代的实证主义为人们认识事物所带来的方法论自信；而随着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的出现，现代理性以及人的整体性与连续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小说的叙事结构也随之呈现出碎片化、梦幻化、新闻化的倾向。从表现内容来讲，后现代小说逐渐演变为“自我的‘内窥镜’”12“语言的聒噪”13，并不指向任何实在的图景；从价值层面来讲，后现代小说“完全回避了对终极价值、终极关怀的探寻与追问，理想主义在后现代主义中已彻底地‘终结’”14。如何在这个整体性陷落、价值多元化的当前语境之下，试图探索更高意义上的叙事整体性15，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挑战，正如巴赫金所言：“人的史诗的（和悲剧的）完整性被破坏（之后），在长篇小说里同时还与培育人的新型复杂的完整性结合起来，这是一种人在人类发展更高阶段的完整性。”16面对这一艰巨的任务，笔者认为写作者既要摒弃落后陈旧的写作观念，更要警惕唯洋是从、唯时是从的写作陷阱，以宽阔的眼界、较大的精神体量和为时代命名的写作勇气，广泛吸取中国古代长篇小说叙事传统、史传传统，西方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文学的写作经验，西方近代以来的人学观念，深入到生活的内部，从生活的广阔性、人性的复杂性、历史的纵深性等多重维度出发，在真实性的基础之上建立其自己的风格。在这一点上，我认为马笑泉的《放养年代》作出了一个有效的尝试。

在书写人物性格、时代背景、文化风俗的总体性方面，马笑泉展示了卓越的结构能力和叙事才华，他的写作天赋体现在他对由身体、灵魂以及其与政治、经济、文化、心理所盘根交错的整体有着天然的想象能力，这是一种动态的、富有延伸性的构架能力，同时他又是以稳定的价值观为支撑的。这一点对当下叙事总体性的重建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注释：

1对“系列小说”的认识参阅了解志熙：《现代中国“生活样式”的浮世绘——师陀小说叙论》，《清华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2马笑泉：《放养年代•序》，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

3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8页。

4“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概念参阅[英]以赛亚•伯林《自由论》，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2003 年版，第 195 页。

5[美]特里林：《诚与真:诺顿演讲集1969-1970年》，刘佳林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90页。

6对于《水浒传》里同中见异写人手法，金圣叹有这样一段评说：“《水浒传》只是写人粗鲁处，便有许多写法。如鲁达粗鲁是性急，史进粗鲁少年任气，李逵粗鲁是蛮，武松粗鲁是豪杰不受羁绊，阮小七粗鲁是悲愤无说处，焦挺粗鲁是气质不好。”

7钱钟书在《管锥编》中这样评价中国史传叙事：“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

8谢有顺：《成为小说家》，北岳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99页。

9发表于《雨花》2019年第5期。

10刘西渭曾这样评价沈从文与叶紫笔下的人的不同：“沈从文先生爱的是本位的人，叶紫却是某类的人。”

11 [英]詹姆斯•伍德：《小说机杼》，黄远帆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24页。

12 杨厚均：《俄苏文学与“人民学”——韩少功访谈录》，《文艺论坛》2019年终审通过稿件，未发表。

13谢有顺：《先锋就是自由》，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09页。

14 孟繁华：《众神狂欢》，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108页。

15 张柠在《感伤时代的文学》一书有对重建叙事总体性的探讨，详见张柠《感伤时代的文学》，新星出版社2013年版，第238-309页。

16 [俄]巴赫金：《史诗与长篇小说》，《世界文论》（第6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20页。

[作者单位：长沙师范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