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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来自马里乌波尔》（德）娜塔莎·沃丁 新星出版社

作者娜塔莎·沃丁

初看《她来自马里乌波尔》这本书，你会觉得书名不知所云，甚至不知道马里乌波尔这个名字这么长的城市在何方，自然更不知道这位来自马里乌波尔的“她”姓甚名谁——巧了，“她”的女儿、作者娜塔莎·沃丁知道得也并没有更多。沃丁十岁那年母亲去世，她才意识到自己对母亲一无所知，于是开始凭借极其有限的信息一点一点拼接出仍旧不算清晰的母亲形象：作为“东方劳工”的母亲，在二战时期从乌克兰马里乌波尔被掳到德国，但其实并非寂寂无名之人，她的家族经历过俄国革命、一九三〇年代的动荡、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每一次动荡，都精准地击打在每位家族成员身上。从这个意义上说，《她来自马里乌波尔》不仅将二十世纪欧洲的个人生活史呈现在了读者面前，更为乌克兰这个长久以来为苦难和战火所浸泡、生存在罅隙中的国家正了名，为千千万万个历史中的女性们正了名。作者以女性自己的方式，通过对母亲家族史的追溯，使女性在历史中重新被发现。

这是一本极难定义的书。它游走在真实与虚构之间、历史与文学之间，是彼时的人类文明苦难缩影，更是当下的个体生存寓言。作者运用一种极为“古怪”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以往被有意无意忽视的群体，拼接出了一幅终于没那么模糊却仍有太多缺口的家族史拼图。

■一场寻亲之旅

这是一趟寻亲之旅，所以在前半部分，我们几乎是在跟随作者沃丁的脚步，进行着一场饶有兴致的迷宫探险。沃丁出生于1945年，是二战后滞留在德国的东方劳工的后代（所谓东方劳工，是二战时期被掳到德国做工的庞大群体，毫不亚于集中营的犹太人，他们的数量至今仍然是谜团），因十岁时她的母亲叶夫根尼娅投河自杀，开始了对家族过往踪迹的漫长寻找，顺着枝蔓，庞大交错的家族系谱图慢慢显露全景：原来母亲并非无名之辈，更不是作者自出生起就身处的德国社会“渣滓”阶层，而是乌克兰贵族出身，她的哥哥是与当时乌克兰总统同进同出的当红歌唱家，父亲是忠实的布尔什维克，姨母是乌克兰第一个创办女子中学的先驱，曾外祖父是第一个环游非洲的意大利人……

半个世纪之后，流离失所、无根无缘的身世被证明是虚妄，一个又一个的家族成员在时代的车辙之下黯淡，母亲是家族志消失前的最后一道光。弯弯绕绕的惊心动魄，构成比虚构更魔幻的荒诞戏剧。

作为被第三帝国掳去的强制劳工之女，沃丁说自己是“一张休假许可的产物”，是应许之地的“弃儿”，是没有未来、过去也如此遥远的存在。所以母亲经常会给她讲“玻璃之城”的故事，那座城市明晃晃的，哪里都闪耀着玻璃明亮的光芒，与她从小到大的现实生活环境完全相反。出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她都生活在纽伦堡工厂主的简易仓库里，“不仅要和同住的夫妻分享仓库的空间，还得和积满尘土的废贴条分割地盘”，沃丁的周遭也都是阴冷的，灰沉沉的，正如她对马里乌波尔最初的想象。

“玻璃之城”的反面，是马里乌波尔，是梅德韦日耶戈尔斯克，是莱比锡，更是瓦尔卡流亡营，是法兰克县城外围的难民楼……历史和当下的军事冲突不断，竟使母亲和姨妈莉迪娅把入狱当作“天堂般存在”的幸福之事。整座小镇散发着腐烂的气息，孩子们在楼下的空地上奔跑，像极了意大利作家埃兰娜·费兰特《那不勒斯四部曲》中的社区，时间似乎隐去了踪影。马里乌波尔格奥尔吉耶夫斯卡娅大街69号，昔日的文理中学所在地，母亲家族史的中心，二战时期成为德国劳动局驻扎地，如今成为当代乌克兰新一轮内战的火力焦点——三次大火，一次又一次地将这座城市毁灭殆尽，一次又一次地将斯拉夫民族推向浪尖潮头，使每个个体都成了辗转流离的浮木。

母亲的“玻璃之城”成了一种隐喻，一种拽着自己的头发飞离地面的希冀，它引领娜塔莎·沃丁反复书写着自我，书写着战后一代的恐惧与自我认知的追寻。从1989年处女作《玻璃之城》开始，沃丁从来就没真正离开过这个母题。

■虚实难辨的文字迷宫

因为本书是寻亲有了阶段性成果之后的创作，所以很难分清其中的事实与虚构。且不说作者和译者反复提及的，作者写此书之时已七十余岁，而姨妈莉迪娅写回忆录时也逾八十（这部分回忆录几乎占全书一半篇幅），记忆的准确性颇令人怀疑，单是言与意的传达、记忆是否根据寻亲前后进行了篡改，就非常值得玩味和揣摩。这也是《她来自马里乌波尔》最饶有兴致的部分。

作为“战后流离失所者”或“无家可归的外国人”第二代，沃丁在战后德国注定被排斥和边缘化。所以她反复提及童年自我内心的自卑感，为了向他人证明自己，无数次地谎称自己是贵族血统，最后谜底揭开时，她的臆想竟然全部成真，“谎言被证明是现实”的同时，靠着谎言垒砌起来的现实却变得不真切起来。全书的倒叙手法，更让我们很难分辨是现实确实如此，还是作者在记录时记忆被改写，被歪曲，就像我们反复听父母唠叨孩童时代的事，最终我们很难分清脑海里的画面是本来有之，还是在反复倾听之后构想出来的一样。

更为重要的，也是更值得深究的，是耳语者式的顾左右而言他。二十世纪的反复动荡使他们习惯了语焉不详，半遮半掩，答非所问，以此来保护自己，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反复诉说着时代的巨大伤痛，却把个人的痛苦深埋心中”。甚至连娜塔莎自己也是如此，你甚至可以说有时候她的写作是魔幻的，虚实难辨的文字迷宫中真相透过缝隙发出迷人的光。所以，莱比锡图书奖将此书列入小说类，而中文简体版则放在了非虚构分类，中德两种版本的映照可以看出娜塔莎·沃丁作品的多义性，她保留了虚构故事的曲折，也成就了小说以外的真实。

■私语式的女性书写

与语焉不详、支支吾吾直接相连的，便是不确定性的书写。想象，假设，犹疑，设问，追问，叩问，全书有大量的此类句式，一方面最大程度地再现了寻亲中的情绪起伏与心路历程，与女性心思细密的特质暗合，另一方面，不论有意还是无意，一连串的问句弥补了资料缺乏的缺憾，为读者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母亲叶夫根尼娅因已婚，姓名更易，所以前面的几十年里的寻找始终没有进展（与此相对，莉迪娅的寻找如此顺利，正是因为她始终用的“婚前姓”）——面对女性在历史上的“无名”状态，唯有用无尽的询问来填补空白。

我们说《她来自马里乌波尔》是私语式写作，因为全书尽是自言自语，如作者自嘲的那样，她是躲在写字台后面“不愿直面生活”，但实际上她是在借书写构建了与历史对话的可能性，通过不断发问搭建起曲曲折折的桥梁。谢尔盖是母亲最念念不忘的兄长，当沃丁后来看到谢尔盖微笑的照片时，第一反应竟然是“失望”，但当意识到谢尔盖用母亲的名字为他的女儿起名后，又兴奋了起来。女性非凡的共情力，使沃丁每找到一个亲人、每得知一个确切的地点时，都会想象现实中的她与另一个时空中的他们相遇——某某当初去的医院距“我”步行20分钟，某某也许曾经就在“我”门前走过，看着看着，时空几乎折叠重合了起来，历史变得重新与她、与她们有关。

《她来自马里乌波尔》是一个小小的缩影。因家族信息的人为切断而酿成的悲剧，使人们怪异地孤立在各自的逼仄空间里，进而黑暗的、无稽的爱与恨及疯狂充斥着整个二十世纪。尤其是女性，甚至成为“阁楼上的疯女人”，她们不单在历史中的可靠记录很少，即便有也都与疯狂的字眼相关，书写个人史、女性史难上加难，从这个意义上说，娜塔莎·沃丁打开了女性书写的新思路，从此女性史不再仅仅拘泥于少得可怜的史料，想象也进入范畴，这也是个人史和家族史的意义所在。

“如果你看见过我曾见到的……”母亲经常这么说。得知一切后，女儿终于感觉到了母亲曾经拥有过的悲恸与不幸，也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这段跨越时空的对话，使母亲叶夫根尼娅和娜塔莎·沃丁不再是没名没姓之人，而是真真切切存在的，是千百万女性个体的命运写照。也让我们明白，我们每个人并非身处历史之外，而是在历史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