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末的奇观：威尔斯早期科幻经典
科幻小说在身世上具有某种“酷儿”特征。它只有一位祖母：玛丽·雪莱（Mary Shelley）；但有两位父亲：凡尔纳（Jules Verne）和威尔斯（H.G. Wells）。这三位作家的写作贯穿了科幻在整个十九世纪的史前史：玛丽·雪莱在世纪初浪漫主义的光影笼罩下，描绘启蒙时代和大革命的双重噩梦景观；凡尔纳在漫长而繁华的英法帝国扩展时期，通过叙述那些“非同凡响的旅行”（Voyages extraordinaires），创造了科学与技术的神话；威尔斯则属于世纪末的一代，他的笔下帝国已经开始瓦解，人类的科学和文明面临—也由自身的滥用带来—未知的威胁。
三位作家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奠定了科幻文类的基本特征，但正如科幻理论家苏恩文（Darko Suvin）所说，此后的科幻可以说都是从威尔斯的世界中跳出来的。威尔斯写于一八九五到一八九八年间的四部早期科幻经典—《时间机器》（The Time Machine）、《莫罗博士岛》（The Island of Doctor Moreau）、《隐身人》（The Invisible Man）、《星际战争》（The War of the Worlds）—为二十世纪大部分的科幻小说（到赛博朋克诞生之前）提供了最主要的一些主题：时间旅行，生物改造，技术的滥用，外星人和星际战争的到来。这些主题预示着维多利亚时代落幕之后二十世纪即将发生的一些主要变化：乌托邦让位给恶托邦，从人类精英在科学和人文上的双重自信，坠落到普遍的怀疑和迷惘，世界进入黄昏，处于无尽的等待末日的过程中。
英国学者伯格兹（Bernard Bergonzi）将威尔斯的写作生涯分为前后两个不同时期：前期的威尔斯对世界充满怀疑，既信仰进化论，也对人类的前途感到忧愁，对科学的作用和滥用的伦理后果兼有充沛的思考；后期的威尔斯却变得乐观起来，热衷于构想理想的社会形态。英国科幻史学家罗伯茨（Adam Roberts）具体指出在一九○八年前后，威尔斯的思想发生了乌托邦转向，此前他认为地球和人类社会处在冷寂过程中，此后则开始信仰新物理学带来的原子时代。他在《现代乌托邦》（A Modern Utopia）等一系列半虚构作品中夫子自道，铺陈从技术设计到政治管理无所不包的乌托邦蓝图。只是威尔斯后期那些鼓舞人心的作品，现在很少有读者还记得，反倒是他在一九○○年前—维多利亚时代的世纪末—写下的四部科幻小说经典，至今仍长销不衰，并且不断翻拍成影视剧。仅在最近二三十年间，《时间机器》《隐身人》都有过至少一次电影改编，《莫罗博士岛》三次被搬上银幕，《星际战争》则被拍成高成本电影和两个不同版本的电视连续剧。这些作品写出了世纪末的荒凉和恐怖，像是为现代世界展开了“终局的开始”（beginning of the end）。这种感受正如受到威尔斯影响的张爱玲在四十多年后所说的那样：“人们只是感觉日常的一切都有点儿不对，不对到恐怖的程度。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地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张爱玲《自己的文章》）
如果说玛丽·雪莱站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交界点上，十九世纪是凡尔纳的世纪，那么二十世纪就是威尔斯的；但这不是因为他的那些乌托邦愿景，反而那些乌托邦崩坏的废墟，才正是我们时代的特征。正如时间旅行家在遥远未来遭遇惘惘的威胁，莫罗博士岛上那些人性与兽性混杂的恐怖，隐身人实验中彰显科学与技术之恶，火星人入侵引发全面失控与人类丧失所有关于现在和未来的确定性—这些感受是威尔斯前期科幻作品为二十世纪早早做出的预言，至今仍是科幻小说的基本音色。正是在威尔斯笔下，科幻变成现代启示录，预示着科学的灾难、人类的困境、文明的没落。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66-1946）的生涯像是一部狄更斯小说，他出身底层，凭借刻苦努力，在社会阶层上进阶。他曾在师范科学学院读书，师从进化理论大师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赫胥黎在伦理学上对进化论的修正，对威尔斯有很大的影响，使他对进化论，特别是其社会学演绎抱有怀疑。在这个意义上，威尔斯与比他小十五岁的鲁迅有些相似之处；威尔斯在《时间机器》和《莫罗博士岛》中对“同类相食”（cannibalism）的描写，也可以与鲁迅笔下的“吃人”主题对读，他们都写到人的堕落与人种进化/退化之间的辩证。
威尔斯早年信仰社会主义，同情工人阶级，曾参加费边社，与萧伯纳是好友。费边社成员主张渐进式社会改革，致力于建立福利国家。社会主义思想深深影响威尔斯的文学想象，这一点在《时间机器》中就有体现：他笔下未来人类进化（或退化）成为埃洛伊和莫洛克两个物种，正体现出英国社会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这种分裂的局面通过科幻的情节变得更为触目惊心。同样的主题也在他后来的科幻作品如《莫罗博士岛》、《上帝的食物》（The Food of the Gods）、《彗星来临的日子》（In the Days of the Comet）中不断重现。
虽然写作了大量科幻小说，威尔斯却更愿意把自己看作一个历史学家，一个社会预言家，一个未来主义者。事实上他借用文学方法塑造的许多想象之物，都变成了后世大众想象的常用词汇。比如他在《时间机器》中设想的时间旅行，又如他在一九一四年宣布人类进入了原子时代。他对于空中战争的虚构想象，预言了不列颠战役这样的空中防卫战，甚至丘吉尔提醒人们警惕纳粹崛起的名言“风暴来临”（gathering storm），也是借用自威尔斯描写火星人入侵的《星际战争》。毫无疑问的是，尽管威尔斯是进化论作家，是社会主义宣讲者，在二十世纪初更是转变成一个预言家，但他留给后世最主要的遗产——也是他最受欢迎的作品—仍是他早期写作的四部科幻小说，所凭借的完全是文学的魅力。
威尔斯的粉丝，如博尔赫斯，大都热爱威尔斯的文学，而非他的主张。作为“科幻之父”，他在科幻文学主题和美学上的成就，影响了从阿西莫夫（Isaac Asimov）、克拉克（Arthur C.Clarke）到菲利普·K.迪克（Philip K.Dick）等众多科幻作家。他也经常被人拿来与凡尔纳相提并论—但无论是威尔斯还是凡尔纳都不喜欢这种比较。凡尔纳声称：“我用物理学来写作，他只是凭空捏造。”威尔斯去世时，博尔赫斯就指出这种相提并论是错误的，因为两人完全不相称。从悬想小说的承传关系上来看，博尔赫斯无疑更青睐威尔斯小说中那些神秘、未知的景象；相比之下，凡尔纳的想象世界更多是理性和科技的产物。然而，威尔斯的小说不仅在奇观层面具有神秘色彩，他的作品还比凡尔纳的更具写实性。
对威尔斯的文学魅力，博尔赫斯有准确的描述：“威尔斯的每篇故事中都只有一桩奇事，围绕这奇事的种种情景都很平常、普通。”（博尔赫斯《私人藏书：序言集》，盛力、崔鸿如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苏恩文一定是赞同这个说法，他正是在威尔斯科幻小说中看到“平常”和“陌生”的参差交错，在他提出的科幻定义，即“认知陌生化”（cognitive estrangement）理论中，含有科幻奇观和日常生活的并置：令读者着迷的科幻小说往往不是纯粹的幻想，而是将陌生化的奇观整合进人们按照常识建立的认知可能之中。苏恩文认为威尔斯的科幻小说在惊奇效果和日常认知之间有着戏剧性的交锋和交融：“他作品中的基本情景是某种具有毁灭性的奇异事物对于维多利亚时代人类生活环境的侵犯。……外部框架是尽可能稳定不变的、狄更斯式的环境。……内层的故事详细描述了逐渐展开的、迟疑不决的与一种外来异类的超越个人的力量所进行的搏斗。……表现的是帝国文明内部的不安。”（苏恩文《科幻小说变形记》，丁素萍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年）
在很大程度上，威尔斯小说的魅力建立在现实主义原则和奇观写作的平衡点上。在科幻小说之外，威尔斯的作品经常被纳入不同的谱系。他的作品被分成三个互有关联的部分：三分之一是科幻小说，三分之一是半虚构的乌托邦宣讲，剩下的三分之一是狄更斯、萨克雷影响下的社会批判小说。事实上，最后三分之一的存在—威尔斯的写实小说—使他从一开始就堂而皇之地进入英国文学的正史。即便是他的科幻小说，威尔斯同时代的大作家康拉德（Joseph Conrad）也不吝给出最高赞扬：“哦，一位将幻想化为写实的现实主义作家！”如何阐释科幻和现实主义之间的关系，事实上也是科幻美学建构中的一大难题，至今在中国科幻新浪潮发生过程中，有多位科幻作家打出“科幻现实主义”的旗号，有些理论家至少在为科幻做出辩护的时候，也会经常引述现实主义的原则。威尔斯既是现实主义作家，也是科幻小说的创造者，他为从苏恩文到当代学者的理论构想，提供了沟通这两个领域的丰富文学资源。
布兰德斯大学的英国文学专家布罗兹（John Plotz）在最近的一部著作中，将威尔斯的科幻小说放在维多利亚现实主义的脉络中辨识他的创新之处，提出威尔斯的科幻是一种巴洛克现实主义（Baroque realism），这不仅在于威尔斯小说在描绘现实生活场景时打开通向奇观的大门，而且在布罗兹看来，威尔斯和同时期的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相似，都写出了一个内部和外部不同、经验和事件不相称的人物世界。巴洛克现实主义的命名，暗示着作品如同巴洛克艺术空间充满了褶曲，威尔斯的科幻小说，像连接着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两大文学模式的詹姆斯晚期心理小说那样，对世界的呈现并不是直截了当的，而是半露半掩，与经验世界若即若离（“Semi-detached”，即布罗兹新著标题）：人物从熟悉的日常生活场景，踏入引起认知混乱的异世界；一半似曾相识、一半隐没在未知的黑暗中。
另一种解读威尔斯早期科幻小说的方式，是暂时跳出科幻和现实主义的关系，将这四部小说放在英国文学史的内部线索中进行考察，这正是伯格兹在他那本《论早期威尔斯》（The Early H. G. Wells）中所做的，他认为威尔斯的科幻奇观是对英国世纪末感受的文学表达。事实上，可以与威尔斯相提并论的作家不一定是凡尔纳，反而是威尔斯同时代的一批英国作家，如围绕十九世纪末《黄面志》（The Yellow Book）杂志的一些作家（威尔斯也为《黄面志》写过稿），广义的颓废派作家和拉斐尔前派画家：王尔德（Oscar Wilde）、道孙（Ernest Dowson）、比亚兹莱（Audrey Beardsley）等。这些作家和艺术家共同创造了世纪末的华丽与衰朽。在王尔德著名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中，有这样一段关于世纪末和世界末日的简单对话：
“这就是世纪末。”亨利勋爵低声说。
“是世界末日。”女主人回应。
“我倒希望是世界末日，”道林叹了一口气说，“生活太让人失望了。”
（孙宜学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
王尔德在此写出世纪末（fin de siècle）与世界末日（fin de globe）的关系，前者是一种病症，后者则是对即将发生的大毁坏的想象。如果说颓废派和唯美主义将“世纪末”的感受唯美化了，威尔斯则将这种病症加以陌生化处理，由此建立将“世界末日”呈现得惟妙惟肖的科幻奇观。威尔斯不是一个唯美主义者，但唯美主义的形象显然进入了他的文学想象，比如《时间机器》中的埃洛伊。那生活在人类文明废墟上的纤细、美丽、无知天真的弱小人类，置身于宛如乐园一般的深渊之上，他们不仅是末世的人类，而且和地下那些看不见的捕食者一样，已经失去了人类的理性。
伯格兹提到当时奥匈帝国的犹太裔心理学家瑙窦（Max Nordau）轰动一时的著作《论堕落》（Entartung），指出瑙窦对世纪末精神状况的批判，或许对威尔斯也有影响。瑙窦对颓废派的鞭挞占尽道德主义的制高点，因此后世学者对他并不认可；《论堕落》早已绝版，但他对颓废心理的把握却非常精准，他的描述展现出科幻小说一般的奇景：“普遍的感觉是末日将至，灭绝在即。……北欧神话中有令人畏惧的诸神黄昏。在我们的时代，那些发达的头脑中所发生的，是诸国黄昏引起的昏厥，星辰逐渐暗淡，人类及其所有那些机构和创造，都在一个死灭的世界中沉寂下去。”（转引自Bernard Bergonzi，The Early H. G. Wells，第5 页，笔者自译）这种景象正仿佛时间旅行家在时间尽头所看到的：笼罩在荒凉气氛中的世界，暗无天日，古怪的生物凄凉惨叫着飞上天空，巨蟹般的捕食者向他袭来；末日到来，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太阳中的黑影扑面而来，一切都看不见了。
《时间机器》之外的另外三部小说也尽显世纪末的美学和心理。《莫罗博士岛》写出另一种形象的堕落：由进化论科学支撑的生物实验，最终造成人性的陨落。这个堕落故事的科幻主题，跨越了整个十九世纪。威尔斯的第二部科幻小说显然是向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致敬，他写的是弗兰肯斯坦式的疯狂科学家对科技的滥用，以及人造人的堕落，但世纪末的威尔斯比玛丽雪莱更绝望。弗兰肯斯坦的怪物不是因为没有人性而让人恐惧，而是因为他内在的人性与外观上令人畏惧的非人形状之间发生的紧张，让读者感到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恐怖（uncanny）。莫罗博士通过活体解剖和器官移植来创造兽人，则是在外表和内在之间做了反转，他们外表的人形和内在的兽性之间并不相配。这是一种科学造就的对自然的扭曲。莫罗博士和岛上的其他医生，也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上帝的角色，而失去人性、变得疯狂。
但小说中还有一层动人的力量。威尔斯写到主人公观察这些兽人时一种微妙的感受：当他们可以自由展现出本来的动物面目时，反而让他感到有一种人性呈现出来。在这最后一点上，威尔斯比很多作家都更早触及了“后人类”（post-human）主题，即世界不再是以人为中心，非人的和类人的生物也有其位置。那些莫罗博士解剖刀下诞生的兽人，虽远在电子时代之前，却可以说是如赛博格（cyborg）那样，开启了一个不再以人类为中心的崭新世界；莫罗博士岛作为事件发生地点，揭开了人类末日的大幕。
《隐身人》更多体现出狄更斯现实主义和世纪末美学的交融，这又有些像张爱玲为《传奇》再版本设计的封面，引起一种莫名、不安的感受：一个没有面目的人形突兀地出现在窗口，望向“岁月静好”安稳的日常生活。隐身人是一个疯狂科学家，对于科学的滥用造成他的堕落；他从失去可见的面目和身体，到失去人类的良知，到彻底失去人性。但更重要的是，威尔斯在这部小说中将科幻变成一种能够照亮“不可见”事物的文学；寻常的英国小镇生活中看似美好的表面之下，有着不可见的隐身科学家所带来的惘惘的威胁；世界变得可疑起来，正如布罗兹所说的巴洛克现实主义那样，可见的外部与不可见的内部重叠、折叠起来，小说情节所要做的，就是要用展示奇观的方式，将那个不可见的内部呈现出来。
罗伯茨还认为隐身人由于是看不见的，反而对十九世纪流行起来的边沁式监狱—以及福柯由此认知和批判的现代监视社会—造成颠覆；因此，在这个反人类的“怪物”身上，反而寄托了一种无政府主义式的对抗。难怪隐身人被目为恐怖主义者遭到全社会的围剿，他像后来科幻电影中的“V字仇杀队”那样，正代表了对社会管制的反抗和摈弃。
在一个更广泛的意义上，威尔斯的这四部科幻小说，都是用同样的再现“不可见”之物的文学方法，在轮廓清楚的外部世界中，暗示有不可见的未知恐怖，由此进入一个令人战栗的内在世界。这也奠定了威尔斯之后大部分科幻小说的基本情节模式。正如康拉德在《黑暗的心》中塑造的文明败落、人性泯灭的末世情景；科尔兹上校的呓语“恐怖！恐怖！”，回响在威尔斯早期的四部科幻经典之中，甚至也回响在二十世纪英美科幻主潮之中。这最初发生在“世纪末”的嘶喊，正是二十世纪现代文学最刺耳的一个旋律。
许多读者都认为写于一八九八年的《星际战争》是威尔斯早期科幻中成就最高的一部作品。在威尔斯的作品中，这部小说最具有现实主义的力量，几乎所有的描写都是从外部进行的，如同新闻报道那样看起来客观、真实。威尔斯选取他本人生活的地点，英格兰的沃丁镇作为故事背景，从目击者角度依从线性时间展开来逐日描述一场外星人入侵事件，以及由此引发的世界末日般的灾难。将一个想象性事件严丝合缝地植入日常生活场景。在这个过程中严格遵守目击者的限知视角，为叙述带来强烈的真实感—众所周知的一个轶闻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当美国听众在收听根据这个小说改编的广播时，误以为外星人入侵事件真的发生了，因此引起社会恐慌。可以说，这部小说是最大程度地将文明毁灭的末日景象，放在一个可具体叙述的层面来做出令人信服的呈现。
但另一方面，这部小说也比威尔斯的另外三部早期科幻，更真实地写出“帝国文明内在的不安”。小说把技术高超的火星人与完全无力还击的英国人之间的关系，比作欧洲殖民者与在殖民过程中濒临灭绝的塔斯曼尼亚人，这个比喻反转了帝国书写，既暴露出社会达尔文主义图景中文明竞争的惨烈，也同时提出帝国对自身罪恶的反思。小说中的大英帝国已然分崩离析，不仅是因为外部的打击，也由于内在的不安已经撼动帝国的文化逻辑和道德自信。小说中写主人公与几个人物相遇， 无论是牧师，还是士兵，都已经在各自领域中堕落到底：牧师毫无救赎与自救之力；士兵变成夸夸其谈的空想主义者。
《星际战争》的文字也更为精准、克制。如写到最后一个火星人死去的时刻，小说几乎完全聚焦在空无一人的伦敦废墟，以及主人公在外星人声音湮灭后感到的孤独和荒凉：
过桥的时候，“呜啦，呜啦，呜啦，呜啦”的声音戛然而止，像是被什么打断了。突如其来的安静像是晴天里的霹雳。
暮色中朦胧可见周围的高楼，公园那边的林子已变成黑影。红草在废墟中蔓延，昏暗中看起来，像是极力扭动着，想要高过我的头顶。孕育恐惧和神秘的夜将我包围。呜咽声倒是缓解了一点孤独，让人觉得伦敦并没有完全死去。身边疯长的生命也给了我一点支撑。忽然，附近有东西飘过—我不知道是什么，而后四周陷入了寂静。什么也没有，只有荒凉的寂静。
《星际战争》中荒凉的废墟，完美地体现了世纪末的世界末日想象，同时也预示着二十世纪或未来时代的文明毁灭。在此值得一说的是，《星际战争》（或是由其开拓的情节类型）可能比威尔斯的任何其他作品都更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科幻，特别是《三体》。威尔斯想象的火星恶劣的生活环境，正类似三体行星频繁遭遇的“乱纪元”——环境恶化，这正是星际战争的最初动因；像吸血鬼那样吸食人血的火星人，虽然形象丑陋，却是完全冷血的理性主义者，他们高超的科技与不需要语言的交流方式，都与三体人的特征具有可比性；最重要的是，刘慈欣笔下三体人对地球人的傲慢与蔑视，凝聚在“你们是虫子！”这个比喻中，而这种比喻，也曾发生在威尔斯笔下，主人公面对外星人，感觉渺小无力如蚂蚁—面对世界末日的人类，堕落如是。
威尔斯在世的年代，他的作品就已经译介进入中国，尤其引人瞩目的是，后来的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宗师茅盾，在早年也翻译过威尔斯的科幻小说。经过了一个世纪之后，刘慈欣小说中的威尔斯因素，让威尔斯式的末世想象在中国语境中复活；经过了暴虐的二十世纪历史之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是处在世纪末的时刻，还是世纪初的开端？或者，世纪初是否已经完全超克世纪末，新时代是否要忘记末日灾难？在新译威尔斯科幻经典问世之际，我只愿中文世界的读者，仍会在威尔斯的世界中获得启示。
参考资料：
1. The Early H. G. Wells, by Bernard Bergonzi,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1;
2. Metamorphosis of Science Fiction, by Darko Suvi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3. The History of Science Fiction, by Adam Roberts, Palgrave, 2005；
4. Semi-Detached: The Aesthetics of Virtual Experience Since Dickens, by John Plotz,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8；
5. Inventing Tomorrow: H. G. Wells and the Twentieth Century, by Sarah Col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0.
2021年6月14日，写于马萨诸塞州韦尔斯利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