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裂与建构：俄罗斯文学语言的形成
在欧洲，人们借用来自神祇或哲学以及广大平原和高地的谣曲形成各自早期的文学与历史语言。这些语言在地理边界混乱的欧洲流转，不稳定不均衡。关于这一点，考古学、神话学、民族学以及人类学中的研究已汗牛充栋。但是今天仍然将古老的文学语言作为本体来进行研究的学者寥若晨星，而巴黎索邦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系娜塔莉娅·别尔尼茨卡娅教授就是其中之一。特别是在重提17世纪俄语文学语言的生成、18世纪俄语自身传统与欧化影响研究方面，她获得了学界认可，进而为19世纪俄国文学黄金时代的出现，为研究当代俄语文学语言演变的趋向提供语言学视角。近日，别尔尼茨卡娅应邀为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中心作主题演讲。其间，笔者就俄罗斯文学语言与古希腊传统、拉丁传统，及其在斯拉夫世界的流转等话题，与别尔尼茨卡娅进行了探讨和交流。
作为方法论的俄罗斯文学语言分期
田洪敏：今天，我们来谈一个具有学术现实与实践意义的话题——关于俄罗斯文学语言的形成，一个历久弥新的问题。关于俄罗斯文学语言形成过程的呈现、体系的建构、意义的生成。
别尔尼茨卡娅：真正的现代俄语自18世纪始，以此为节点向前向后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9—14世纪，这一时期可以称作古罗斯语言时期，有文字记载的俄文始于11世纪，是书面语开始形成、发展的时期。第二个时期是15—17世纪，隶属中世纪，可以称作中间发展阶段，或称为“大俄罗斯语言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语言的细致区分，主要分为俄罗斯语、白俄罗斯语以及乌克兰语。最后一个时期是18世纪至今，我们可以称之为现代俄语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主要使用的语言已展现出我们熟悉的现代俄语的风貌。综上所述，现代俄语的真正成熟是19世纪和20世纪，而它其实萌芽于18世纪。
田洪敏：您的观点大概指向17世纪和18世纪俄语的发展，直接带来19世纪俄国文学黄金时代的繁荣？
别尔尼茨卡娅：其实这些年的研究我一直试图反复论证：是什么影响了17世纪的俄语，进而影响了18世纪和19世纪？这里并非说17世纪以前的俄语不重要。我想作为研究者，俄语语言如何走向成熟是我们面对的首要问题，而不是依赖更多其他学科知识，比如考古学或者历史学，虽有所涉及，但是说到底是为了佐证一门专业知识，即俄罗斯文学语言，而不是反方向的。所以，语言是本体，而不是其他学科的物质证据，这一点至关重要。
17世纪：俄语的断裂与融合路径
田洪敏：说起17世纪的俄语，我在早期的学习中只是知道有教会斯拉夫语言和俄语，而且这也是在俄罗斯大学里旁听语文系的课程中了解到的。
别尔尼茨卡娅：17世纪在俄罗斯共有两种文学语言，一种是教会斯拉夫语言，一种是形成于14世纪之前的古罗斯语。教会斯拉夫语主要用于翻译宗教典籍，比如《圣经》是从古希腊语翻译过来的。古罗斯语则主要应用于历史编年、公文或私人通信。因此，可以认为教会斯拉夫语言是一种书面语言，而俄罗斯语或称为“大俄罗斯语”，是俄罗斯民族的语言，这种语言既可以用在书面语当中，也可以用在口语当中。
田洪敏：那么可不可以理解为，17世纪的教会斯拉夫语言基本上是不被大众所认知的。
别尔尼茨卡娅：可以这样认为，我们需要把语言和它处于的社会环境联系起来。彼时，新兴社会阶层的政治诉求愈来愈强烈，所以教会斯拉夫语言不被大众理解这件事就从语言层面变成了一个社会问题。
田洪敏：这里的新兴社会阶层在欧洲各国历史中有不同的理解，那么在您的表述里指的是……
别尔尼茨卡娅：地主和经商阶层。尤其是商业资本主义的迅速兴起对民族语言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也体现在文学语言的表达中。在这一时期，有两种并行发展的趋势，即语言的民族化和民主化，后者又可以用“欧洲化”来代替，因为这一时期欧洲的文化、历史对于俄罗斯语言的影响非常显著，这一欧洲化进程也影响到了教会斯拉夫语的发展。
田洪敏：关于俄国民族文学之路的“欧洲化”问题，其实有很多学者从不同视角讨论过，它对于您提到的俄语语言的一支——古罗斯语言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使之进一步成了标准语言。那么它对于相对不为大众所理解的教会斯拉夫语言影响如何？因为从逻辑上来讲，作为一种内部结构稳固的教会斯拉夫语言，和您这里提到的新兴阶层似乎关系不大。
别尔尼茨卡娅：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描述这种影响或者说“断裂”，要知道，17世纪的俄国大地上有两个教会斯拉夫中心，一个是莫斯科，一个是基辅，它们各自“势力范围”不同：向东受到莫斯科教会斯拉夫影响，也即学者经常交替讲的拜占庭基督教文化，或者古希腊语言文化的影响；基辅主要影响范围是乌克兰，它主要受到拉丁语的影响，尤其深受西欧中世纪科学和宗教领袖语言影响。
田洪敏：听起来是有趣的话题，特别是后者拉丁传统。
别尔尼茨卡娅：的确如此。17世纪基辅语言传统相较于莫斯科语言传统占据更多优势，我这里专指“教会斯拉夫语言”这个概念。基辅不仅仅是保留了教会斯拉夫语言与传统的文化中心，它也是东斯拉夫语言中较早体系化和规范化的地方。比如梅莱蒂·斯莫特里茨基是17世纪著名的乌克兰宗教活动家和语言学家，他本人就曾在基辅教授“教会斯拉夫语言与拉丁语”课程，1619年他出版的《教会斯拉夫语法》很好地体现了斯拉夫语的语法思想，在后来的200年间依然具有重要影响。
田洪敏：关于基辅作为斯拉夫文化的中心这一问题，学界的思考并不深入。
别尔尼茨卡娅：实际上，在基辅，最早、最鲜明地体现了教会斯拉夫语的运用，特别是它在上流社会文学领域的传播。可以说，乌克兰的斯拉夫语言对于18世纪演讲语言和言语起到重要的作用。而您知道，欧洲演讲语言的发展基本上可以归纳出另外一条路径来。
田洪敏：您能具体围绕文学风格和体裁来谈谈教会斯拉夫语言的“拉丁化”吗？
别尔尼茨卡娅：比如着眼于音节的俄文诗歌。“诗歌”一词我使用了 “вирши” 来证明文学体裁与拉丁语的关联，这里“вирши”就是来自拉丁语， 经由波兰和乌克兰在17世纪进入俄国文学，正是在波兰的影响下，俄文诗歌具有了音节性质。今天在现代口语中，“вирши”有时也表示蹩脚或者糟糕的诗歌，指的是脱离音节的平庸之作。除此之外，悲剧这样的文学体裁受到的影响最大，因为正是在以教会斯拉夫语完成的幕间喜剧的基础上，诞生了俄国悲剧和喜剧。
田洪敏：我们通常认为，拉丁语的最大特征在于其不仅可以用于宗教典籍的书写，同时也应用于世俗文学，比如研究波兰文学就必须考虑到其拉丁传统。那么您这里谈到俄国教会斯拉夫语言的拉丁化，是不是也可以说明是教会斯拉夫语言开始自身的调试，以适应俄国社会基于商业经济发展而带来的语言变化？
别尔尼茨卡娅：确实如此，这一时期教会斯拉夫语言开始应用于从未涉猎过的领域，比如商务语体和俗语，此前俄罗斯文学传统中未曾出现过。如果认为这是教会斯拉夫语言的“断裂”，它也是成立的，但是这里的“断裂”对于俄语本身来讲其实是积极的趋向。
田洪敏：我似乎对您提到的“断裂阶段”更感兴趣，因为这会帮助我们理解19世纪俄语文学是怎么产生的。我个人的阅读经验是，在俄罗斯文学中很难体验到那种来自市民阶层或者乡村的灵动语言，哪怕是在人物的对话中。比如，在蒲宁的小说《乡村》里，两个农民的对话都像是古希腊的辩论；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也是如此。
别尔尼茨卡娅：这大概正可以说明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讨论俄罗斯文学语言，相对于其他欧洲国家，它的确具有更大的特殊性。正因如此，在19世纪俄语文学历史中，果戈理是伟大的，我指的是他在语言层面上的贡献。文学语言的“断裂”涉及很多问题，最重要的是社会风格问题，社会风格又直接关联公文语体，并最终指向口语。这些变化都是能够从果戈理的小说和戏剧作品中感受到的。
顺便说一句，此时教会斯拉夫语不得不和口语发生融合。随着民间俗语的引入，俄语开始了民族化的进程，教会斯拉夫语也开始有俄罗斯化的趋势。由于不同社会阶层对待官方书面文字和口语的态度不同，不论前者还是后者都形成了不同的语体，这也是文学语言丰富性的前提。
田洪敏：您一直强调教会斯拉夫语言在面对变化时的反应，它对社会风格的吸收和应对直接决定了俄罗斯文学语言的形成。
别尔尼茨卡娅：我还需要补充一句，俗语、俚语和民间语言不仅滋养了文学语言和书面公文语言，反之也滋养了口语本身，就像是果汁和水果的关系。
田洪敏：我们知道很多俄罗斯作家，比如托尔斯泰本人就对识字教育很是重视，是不是也可以间接佐证教会斯拉夫语言与口语本身的融合是一个曲折的过程？有学者指出，俄国文学中一直存在一种“读者教育”问题。
别尔尼茨卡娅：从俄罗斯读者身上最能够看出“识字教育”的痕迹。17—18世纪俄国与欧洲之所以还存在“并行”的一面，就是因为这时期民众识字率和阅读能力大幅提高。俗语的分化、口语的分层，在很大程度上和这一时期的识字教育有关，特别是学校教育的推波助澜。17世纪使用的语言启蒙书籍，就是教会斯拉夫语的典籍和专著，而且都要求学生背诵下来。教会斯拉夫语的语言元素借此得以自然融入不同阶层的口语语体之中，特别是词汇和成语。这样，进入俄语的教会斯拉夫语词就循环流转开来。
18世纪：俄语的欧化与伴生形式
田洪敏：开启我们的18世纪俄语文学语言问题。这100年应该是不同文学风格互相杂糅的时代。
别尔尼茨卡娅：所以18世纪俄语是“伴生形式”，新的语言现象通过“斗争”而奠定自己的位置。我不希望使用“过渡期”来降低18世纪俄语文学语言的构建过程。这些新的语言现象不仅可以证明文学语言与教会斯拉夫文化的斗争，而且也能够昭示俄语文学语言在尝试建立本民族语言过程中所作出的努力。
田洪敏：恐怕要先从18世纪俄语的欧化来切入“伴生形式”。
别尔尼茨卡娅：当然，我们前面提及波兰在俄语“欧化”过程中的中介作用。但是时至彼得一世，波兰让位于德国，经由波兰语翻译到俄语的工序大大减少，因为这一时期俄罗斯对于欧洲语言和拉丁语的认知能力大大提升，得以绕过波兰语直接从原文翻译成俄文。
田洪敏：18世纪波兰语和拉丁语的影响其实已经深入俄罗斯上层阶级的书写乃至日常口语表述，特别是在形成抽象的语义方面，后来我们似乎过于强调俄语对斯拉夫其他民族的影响了，反而忽略了首先是波兰语对俄文的影响。
别尔尼茨卡娅：我接续您的思路，拉丁语对于形成俄语中抽象的、远离现实生活的科学、政治、哲学词汇至关重要。对比以下诸词：естественность-essentia（自然性），искусство-experientia（艺术），провидение-provedentia（天意），разумность-intelligentia（理性），вероятный-probabilis（确实性），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ые-absoluta（独立性），общество-societas（社会）， 等等。这些词语都是来自拉丁文，它们构建了俄文的抽象思维语词。
田洪敏：法语和德语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科学术语和军事领域。荷兰语和英语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海洋词汇中，是不是这样分门别类地实现俄语的“欧化”？
别尔尼茨卡娅：众所周知， 彼得大帝时代语言的特点是确认了文书写作的规则。改组行政体制和军队、发展贸易和工业——所有这些变化都伴随着西欧语言的植入。当然如果一定分类的话，行政术语首先是来自德文。比如ранг（等级）、патент（专利）、контракт（合同）、штраф（罚款）、архив（档案）、 нотариус（公证）、 бухгалтер（会计）、 губернатор（州长）、 министр（大臣）、 император（皇帝）等。
田洪敏：简直怀疑是不是所有行政术语都来自德文，当然还有军事语言。
别尔尼茨卡娅：вахтёр（看守）、лозунг（口号）、лагерь（营地）等军事用语就是来自德文。自然也不应该忘记法语的贡献，如барьер（屏障）、пароль（密码）、марш（行军）等来自法语。船业的术语几乎全部来自荷兰，不过像纵帆船、双桅船等词汇则是借用自英文。这很有意思，比如金属建造的船只名称是从荷兰语借来的，而木船的术语则是从英语借来的。
田洪敏：俄语欧化过程主要指向政治、经济和科学，只是在俄国文学中似乎很难从物质性层面感受到这种语言变化，甚至19世纪的俄国文学似乎也很难看到这种物质性的描写，我是说对于经济生活的具象性描写。
别尔尼茨卡娅：好像真是如此。彼得大帝时代的西方主义倾向不仅表现在借用许多词语来指称国家生活、日常生活和技术领域中的新对象、过程、概念，而且还反映在形式的破坏上。这一点学界似乎总是忽略不计。教会书籍和社会日常语言被这种没有直接需要的野蛮行为所取代，西欧词汇只是一种时尚，这大概也是作家们没有直接描写或者直接接纳的原因，当然还有其他因素。不过我赞同您的观点，这方面的缺失的确让俄国文学题材受到了某种限制。
田洪敏：能不能具体说明一下18世纪的语言稳定性遭到破坏的案例，我是说和彼得一世改革相关联的俄语。
别尔尼茨卡娅：首先是语音、拼写和形态规范不稳定，句法也缺乏组织。虽然国家也曾致力于规训俄语欧化和本土化，比如公开宣布教会斯拉夫语言不足以表达改革社会的思想意识，倡导简化语言结构，使得语法、词汇和句法结构更接近俄罗斯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这就不得不提到彼得一世对字母表的改革，或称作通用字体的改革。这一改革与书刊行业发展紧密相关，这一时期的人们只要打开任何一本书，通过字体，就可以轻易分辨出这是教会斯拉夫语的语体，还是其他语体。
田洪敏：想象一下彼得时期的阅读倒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散佚的、灵动的、理性的都混杂在一起。
别尔尼茨卡娅：的确，18世纪的俄语还没有形成固定的文学语言风格和体裁体系。我们知道，最先开始探讨文学语体划分的学者是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1711—1765），他有一套著名的“语言立法”，他将文学语言分为高级语体、中级语体和低级语体。高级语体主要用于英雄史诗和颂歌；中级语体主要用于戏剧剧本、书信等；而低级语体主要用在喜剧、讽刺短诗和歌谣之中。
田洪敏：按照时间顺序，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是我们越来越熟悉的俄语文学语言，比如欧洲化和上层社会对于法语的接受和应用等。
别尔尼茨卡娅：我们似乎对学界定论也要保持思辨，俄语欧洲化到了18世纪下半叶最终形成。这种欧化甚至没有任何政治和经济边界，其弊端是俄国文化模仿法国达到了巅峰。俄语的欧洲化进程不仅扩大了上流社会对法语的接受，而且还使得口语和不同语体的俄语都带上了鲜明的法国语言文化的印记。这一时期的俄国贵族沙龙中，人们通常不说俄语，只崇尚法语。正如学者希什科夫所言，当时一些教会典籍已经销声匿迹，法国文化培养下的贵族“根本不看一眼教堂和古老的斯拉夫书籍”。
田洪敏：您如何评价尼古拉·卡拉姆津（1766—1826）的贡献？
别尔尼茨卡娅：他最伟大的语言贡献在于“新音节的创造”。卡拉姆津认为，新的俄语音节必须结合俄罗斯和欧洲的“音律”形式，同时果断打破教会斯拉夫语言的传统。
新的音节体系的形成对俄罗斯书面语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卡拉姆津首先借助西欧的文学语词来提升本国语言的准确性、艺术性和表现力。他号召作家借用外来词句，创造合适的俄语来表达新思想。他试图在俄语中加入抽象概念和表达思想感情的微妙变迁，扩展俄语或教会斯拉夫语词的含义外延，比如 образ（形象）、потребность（需求）、развитие（发展）、 тонкость（微妙）、отношение（态度）、 положения（立场） 等都是来自卡拉姆津的再创造。
田洪敏：或许可以说，正是卡拉姆津在音节方面的贡献，才使得我们有可能谈论19世纪俄文诗歌的音乐性吧。
别尔尼茨卡娅：亦可以说我们把桂冠献给普希金之前，必须将奖牌授予卡拉姆津。这样，最终我们才可以谈普希金这位俄语文学语言的集大成者。
19世纪：俄语的建构和成熟
田洪敏：接续彼得大帝改革留给俄罗斯文学语言或好或坏的遗产，在卡拉姆津的俄文音节改革之后，19世纪初俄罗斯文学语言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即为俄语语法规范。
别尔尼茨卡娅：所以说，普希金再次实现了俄语文学语言立法者的使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我尝试给出更多关于普希金和俄语文学语言的结论。普希金的作品不仅仅体现了俄语文学语言的极大繁荣，它最伟大的贡献在于最终完成了“建构”的使命，这一点符合您提到的“过程和建构”。所有的令人焦虑的文学语言的断裂、破坏，似乎在普希金时代都得到了整合。
田洪敏：这是不言而喻的，普希金是一切。
别尔尼茨卡娅：具体来讲，普希金的作品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18世纪初到19世纪30年代俄罗斯文学语言发展的全过程。进一步，他在方向上确定了俄罗斯文学语言向前发展的路径，并继续为丰富现代读者的艺术词汇提供无与伦比的语言资源。虽然在普希金时代，真正的标准语还未完全成熟，但是已经从方向性、理论性和艺术性上完成了自己的建构。
田洪敏：是不是可以这样总结，普希金的作用在于，他首先将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粗粝口语现状进行了原创性的整合；其次在语言层面上，普希金充分尊重了俄国历史；最后各种方言和文学语言的修辞矛盾在普希金时代完成了真正的调和。
别尔尼茨卡娅：最后一点至关重要，俄语方言和文学语言之间的调和在普希金时代，具体来讲就是教会斯拉夫语、以法语为幌子的欧化俄语、俄罗斯生活语言要素三者之间此时达成了和解。诚然，我们不必试图在普希金的文学作品中统计方言和通用语的使用频率，只要想想普希金之前的关于俄国不同地区方言影响的争论，关于行话和俚语的边界，就会明白，普希金的语言是 “美好社会” 的语言，是“美好俄国社会”的语言。
普希金的语言是19世纪俄国诗歌所有后续潮流的源头，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普希金的语言不仅仅对文学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甚或19世纪报刊的公文语言也因其而发生改观，正是在此基础上，才可以谈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两个城市为“全俄语”发音规范所作的不懈努力。
20世纪和21世纪：俄罗斯文学语言的趋向
田洪敏：能否谈谈20世纪俄罗斯文学语言的变化，以及您今天对俄罗斯文学语言的思考。
别尔尼茨卡娅：按照В. В. 维诺戈拉多夫的观点，普希金的文学语言可分为三个层次：浪漫主义、宗教抒情以及与日常口语的彼此关联，特别是1820年之后普希金彻底将文学语言从沉闷冗长的结构中解放出来，俄罗斯文学语言分层次分级别的观念被普希金彻底摧毁，在单一文化的俄罗斯提倡文学风格多样性的理念基本实现。我们不再列举众多19世纪作家对于俄语文学语言的贡献，虽然前面我们也谈到果戈理和托尔斯泰，简言之，俄罗斯今天的文学语言依然是普希金—托尔斯泰—契诃夫的传统。
进入20世纪之后的俄罗斯文学语言因为距离我们更近而日渐清晰。一般的思想和学术逻辑是，“一切的研究都是当代研究”，但是因为这方面研究比较成熟，我在这里只谈几个趋向。20世纪初革命与战争的世界历史进程也波及俄语，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俄语的变化和全球化关联密切，正如当代语言学家马克西姆·科隆戈兹所认为的，今天我们至少经历了三种口语浪潮，黑话、专业化和“魅力四射”。
田洪敏：这里的“魅力四射”是指……
别尔尼茨卡娅：我们看到今天的俄语在外部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的影响下发生了变化，并且还在发生变化。目前，在文学语言中观察到不同风格的彼此混合，有学者忧虑地认为，俄罗斯文学语言处于一种神经衰弱的地带，患得患失；而我则持有比较乐观的态度，20世纪直到今天，俄文完成了它的“去自觉性”的使命，呈现出真正的丰富性。今天它的趋向自然是在新的技术革命面前的新变化，但是它在20世纪以来100年的方向仍然可以追溯至马雅可夫斯基和什克罗夫斯基时代。自然，您从布罗茨基那里也能够看到这种方向性，甚至他还带动了不同的英文节律。这也是我们今天谈话伊始我所强调的，语言不是其他学科的物质或者非物质的材料，它本身即为本体。
田洪敏：谢谢您的解答，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让我们看到了300年来俄语文学语言的演变历史。特别是您强调的文学语言本身的独立性、完整性和开放性，提醒我们今天在跨学科研究中，能够理性地思考文学语言在交流媒介之外的抽象性，它的非对话性质也应该成为我们解读一个民族文化的密码。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