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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7日，2021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公布，坦桑尼亚（桑给巴尔）裔英国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摘得此项荣誉。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马茨·马尔姆（Mats Malm）在现场直播中对外称，古尔纳“对殖民主义的影响、大陆间鸿沟和文化鸿沟里的难民命运，做了毫不妥协和富有同情心的洞察”。

得知他获奖的消息时，古尔纳正在厨房，他相信这或许是一个结束。“我以为这是一个恶作剧，”古尔纳表示，他还在猜测谁会获得它。毕竟，古尔纳是一个英语文学教授。古尔纳，于1948年出生于桑给巴尔（Zanzibar），后来远赴英国（桑给巴尔曾经的保护国）读书，接受时新的英语文学文化教育，后来成为后殖民主义研究队伍的一员。

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

古尔纳的类自传的虚构作品从始至终都保持着对诸多历史现实问题的关注，其前后也形成了一种清晰而真实的完整性，以及一种合宜的古典主义气质。如此面貌在后现代主义之后的文学世界自然并不挺括，并不新鲜，但却呈现了一种有成的局面，它以宽阔的想象力担负起无边无尽的后殖民残酷历史，以及后殖民之后的可能实践。

对于危机和改革中的瑞典文学院和诺贝尔委员会来说，此番尝试不啻为对变动中的世界与文学的包容，更是建设和维护21世纪世界文学的开拓之举。古尔纳所涉的面向如此之广自不待言，其与文学场域的连接也将对后殖民主义、第三世界、文化冲突等研究领域产生新的助力。此种诸多深刻的变化以及具体的成效则有待考察。

获奖后，古尔纳在一通电话中对诺贝尔奖推广部（Nobel Prize Outreach）的首席科学官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再一次表达了自己的惊讶和忙乱，带着谨慎的仓促。同时，古尔纳敦促欧洲善待和接纳非洲移民。欧洲国家对待非洲移民问题时不应再如此吝啬，古尔纳表示，“他们不是空手而来的。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有才华、有活力的人”。

古尔纳及其文学：斯瓦希里语、（限度意义上的）去殖民化

古尔纳有着对真理执着的追求，诺贝尔委员会主席安德森·奥尔森（Anders Olsson）撰文表示，“这可能使他变得深沉和不妥协，与此同时，他以极大的同情心和坚实的承诺关注个人的命运。他的小说摒弃了刻板的描述，把我们的目光带往多元复杂的东非，一个其他地区可能不熟悉的地方。在古尔纳的文学世界里，记忆、名字、身份，所有这一切都在流转，他的工程也因此无法实现任何确定意义上的完成。他所有的书都有一种由知识激情驱动的、无止境的探索……”

古尔纳出生时，桑给巴尔还属于英国联邦政府的保护国。桑给巴尔于1963年12月10日宣布独立，于1964年1月12日成立共和国，同年与坦噶尼喀组成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在1963年和1964年一系列的革命事件中，最后的苏丹被罢免，非洲-设拉子党（也就是后来的革命党）取而代之，桑给巴尔演变成了有社会主义成分的民主国家，其间，阿拉伯人和南亚人被无辜迫害和屠杀。古尔纳便是被迫害的族群的一员。

大约18岁时，古尔纳逃离了刚成立的坦桑尼亚共和国，远赴英国读书，先后就读于坎特伯雷基督教会大学（Canterbury Christ Church University）和肯特大学，其间他曾任教于尼日利亚的巴耶罗大学卡诺分校（Bayero University Kano），后来，古尔纳任教于肯特大学，一直到他退休。从80年代开始，古尔纳古出版了一系列类自传的虚构作品，依次为《新旅程》（Memory of Departure）、《朝圣之路》（Pilgrim’s Way）、《多蒂》（Dottie）、《天堂》 （Paradise）、《沉默》（Admiring Silence）、《在海边》（By the Sea）、《抛弃》（Desertion）、《最后的礼物》（The Last Gift）、《砾石之心》（Gravel Heart）、《余生》（Afterlives）。

《新旅程》

在坦桑尼亚，古尔纳接受的是桑给巴尔并不完全的殖民化教育，但他的第一语言是斯瓦希里语（Swahili），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殖民地英语。目前，斯瓦希里语是坦桑尼亚的官方语言，没有其他国家将其作为官方语言，斯瓦希里语由班图语演变而来，并掺杂了阿拉伯语要素。坦桑尼亚在达累斯萨拉姆大学（University of Dar es Salaam）设立有斯瓦希里语研究所，该研究所承担了改造和优化这门语言的任务，使之成为适于表达和传播20世纪文明的工具。目前在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等国家和地区仍有大量的斯瓦希里语作者，葛公尚等学者曾翻译了一批斯瓦希里语作品。

斯瓦希里语有今天的地位，取决于诸多历史契机。斯瓦希里语最早诞生于东非人和阿拉伯人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互助中，两种文化的冲突与互助也是这片土地的常态。目前最早斯瓦希里语手稿，可追溯至18世纪早期，它们大多是所谓坦迪（tendi）史诗和《旧约》故事，这一时期的文学接近于中世纪文学，其主要功能是传播和推广宗教。这个历史进程被穆亚卡（Muyaka）打破了，他写诗声讨阿曼苏丹们的宗主权，由此，斯瓦希里语开启了它的世俗化阶段，但这个时期的作品也大多数是坦迪史诗的衍生品，充满大量的民族主义情节。

在德国殖民者和英国殖民者“统治”或威慑的时期，斯瓦希里语开始了它的拉丁化进程，原本采用阿贾米字母系统的斯瓦希里语转而采用罗马字母系统。这个进程加速了非伊斯兰教主题的书写，也加速了所谓现代化的进程。与此同时，一批经典的作品产生了，例如《灵魂的觉醒》（Al Inkishafi），其作者被认为是Sayyid Abdalla bin Sayyid Ali bin Nasir。

20世纪初，在反殖民主义斗争中，坦噶尼喀（坦桑尼亚的另一组成部分）作家夏班·罗伯特（Sheikh Shaaban Bin Robert）将斯瓦希里语推向了高峰，尤其以长达三千节、一万二千行的长诗《独立战争史诗》为标志。同一时期，利奥波德·塞达尔·桑戈尔也写出了一批经典诗歌，其倡导的黑人性至今仍是认知非洲的主要切入点，但黑人性其实有着强烈的殖民色彩。后继的斯瓦希里语作家著名的还有穆罕默德·赛义德·阿卜杜拉（Mahammed Said Abdalla）、赛义德·艾哈迈德·穆罕默德·哈米斯（Said Ahmed Mohammed Khamis）、穆罕默德·苏莱曼·穆罕默德（Mohamed Suleiman Mohamed）、E.凯齐拉哈比（Euphrase Kezilahabi）、加布里埃尔·卢姆贝卡（Gabriel Ruhumbika）。

坦桑尼亚的英语创作的历史由来甚晚。直到1968年，第一部坦桑尼亚英语小说，彼得·帕朗尤（Peter Palangyou）的《太阳中死亡》，才出现。坦桑尼亚英语作家还有巴纳巴斯·卡蒂古拉（Barnabas Katigula）、色林（Sevrin）、梅·巴里斯蒂亚（May Materru Balisidya），而古尔纳就属于这个序列。

在后来的一篇自传文章里，古尔纳回忆道，他在桑给巴尔生活期间从未有过真正的创作的想法，这个说法或许有待商榷。对我们来说仍然存在以下问题：在桑给巴尔的古尔纳接受了多大程度上的文学教育，而在肯特郡坎特伯雷市的古尔纳又接受了多大程度的写作训练？前者和后者的差距在哪里？古尔纳对前者和后者的认知又是如何？古尔纳声称，桑给巴尔给予的文学滋养，仅限于报纸和广播上的诗歌与故事，它们属于大众阅读的范畴，且很可能带有殖民色彩。但这个故事显然被扁平化了。

在桑给巴尔时期，古尔纳表示，“我只能把写作看作是一种偶尔的、模糊的、无意义的活动，除了我描述的这种轻浮的方式，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尝试一下文学”。但更可能的事实是，古尔纳的文学启蒙恰恰来自于桑给巴尔带有殖民色彩的文学教育，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古尔纳的文学带有一种发蒙的现代主义气质，我们可以在发生过和发生着现代化启动或现代化重启的地区发现类似的作品，其中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反殖民运动时期的文学浪潮，另外一个不为人知的例子是世纪初在现代主义前沿地带发生了现代化重启叙事，现代化重启，而不是原初的现代主义或者现代主义先锋派，主导了二战后的现代主义浪潮。

在桑给巴尔，书店很少，图书馆很少，书籍很少且很贵，只有为数不多的斯瓦希里语作品，比如莎士比亚译作。当时，古尔纳囫囵吞枣，阅读了他能找到的一些作品，后来就成了他创作和研究的一大源头。曾经的经验是如此贫瘠，尤其是在和后来的经验相对照的情况下。“在英国，阅读的机会似乎是无限的，慢慢地，英语对我来说似乎是一个宽敞的房子，它用它无所顾忌的热情容纳着写作和知识。”古尔纳写道。更为重要的是，在表面上的国家、语言、事实的差异之下，对古尔纳来说，更多时候还是一种内在的连续，正是这种连续性的经验促使他完成了现代主义的自我分化，以及任何意义上的完成。

“大多数年轻人在学校里获得和储备的知识，在当时对他们没有任何意义[……]但这一切都产生了一些有用的东西 [……]我从这种学校教育中学到的东西正是，英国人如何看待世界，英国人如何看待我。我不是一下子就学会的[……]我也从清真寺、古兰经学校、街道、家庭、无政府主义式阅读中学到了很多，有时候，它和学校教育相矛盾[……]它有时是痛苦和羞耻的[……]从中产生了拒绝和排斥的能量，我也学会了坚持和保留。”在学术的表达中，这种情况是主体间性，但它具体的表达又是超主体的，神秘的，但无论如何，它带来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后果：古尔纳变成了一个作家。

随之而来的还有一种副产品。在古尔纳成为理想主义作家的同时，他似乎也成了一个既不后殖民主义，又不非殖民化的作者，后者启动于恩古吉·瓦·提安哥（Ngugi Wa Thiong'O）热切呼吁，他在《殖民化心灵》（Decolonising the Mind）中详述了他的创见，作家本人也返身肯尼亚躬身实践。很显然，古尔纳已经完成了去殖民化，但他却没有坚持后殖民主义或者非殖民化的立场，他显然认为语言问题不应该走得太远，而恩古吉显然过了火。 

古尔纳处在钦努阿·阿契贝和恩古吉之间。阿契贝声称，英语是高贵的，恩古吉则声称，非英语是高贵的，古尔纳永远持保留态度。作为对比，这里有必要将恩古吉的观念作一个展开。恩古吉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在他看来，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甚至可能是全部。随后，恩古吉显然将之极端化了，也就是说，他在后殖民时期，试图寻找殖民主义的痕迹，其结果可想而知，恩古吉把英语看作是殖民主义，不仅是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英语，还有尼日利亚、南非，以及广阔非洲大陆上的英语，英语毫无例外是一种控制和剥削。“在孩子稚嫩的精神世界中，与母语关联的是卑微、耻辱、体罚、智商低、能力弱，或者是彻底的愚蠢、费解和野蛮。”恩古吉在《非洲文学的语言》中写道。基于此，恩古吉选择回到了基库尤语的世界，他“不想看到肯尼亚的孩子成长于帝国主义强加的传统之中，蔑视由他们身处的群体和历史所创造出的交流工具”。恩古吉希望以超越殖民主义的方式，在一个后殖民时期实现对去殖民化的更进一步。

如果说，阿契贝的选择必然导致了对尼日利亚的贬损，并将其带向宿命论，那么，恩古吉的选择似乎属于情理之中，已然不能产生如其所述的具体效果，但在极端化事态蔓延的今天，仍然不失为有益的创想。古尔纳是关注效能的人。古尔纳很好地理解了将要发生的事实，恩古吉的肯尼亚回乡之旅必然要自取其辱。在答Magill访问时，古尔纳提到，局限于肯尼亚，并不能走很远。这在恩古吉后来的作品中有着强烈的表现，他的作品缺乏一种自然的深度。后来他在“Ufahamu：非洲研究”等访谈中再次重申了这个观点。对古尔纳来说，文学不是从肯尼亚或者桑给巴尔出发的国际化之旅，而是一种先然的国际化，也就是说，文学不需要回到某种具体的所在，也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启动其国际化的势能。但这并不意味着古尔纳支持发生在英语世界里千篇一律的后殖民方法，这显然是另外一回事。

非洲的心灵：重忆往昔、解构杂粹

诚然，古尔纳的作品展现了对多种议题和维度的关注，比如东部非洲、穆斯林、殖民历史、同性恋、移民、内部殖民等等，但作为文学研究者，古尔纳更为清楚的是，在后殖民诸种问题之下，究竟什么才是文学内涵。另一方面，古尔纳在其类自传作品如是承接来自故地的传统和现代，恐怕也是一种保守的策略，这种保守在新近的文学研究中往往成为干扰因素，但在书写的空间，它却能带来一种清新和本质的内容。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古尔纳的作品可以说是古典主义，或者理想主义，凡此正契合诺贝尔文学奖的初衷。恰如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在其遗嘱中所呈现的，“每年给予那些在上一年为全人类最大利益作出贡献的人。[……]一份给予在文学领域朝着理想的方向（in an idealistic direction）创作出最杰出作品的人[……]文学奖由斯德哥尔摩的学院颁发[……]我明确希望授予奖励时不考虑（获奖人的）国籍，它将奖励颁给最有价值的人，不管他们是否是斯堪的纳维亚人。”至于由此理想主义，或者人道主义所延伸开来的内容，每个人都有所不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取一个比较平均的值，对于文学、后殖民主义、世界文学，也自然如此。

阅读古尔纳的作品需要两个视角同时进行，其一，追随老古尔纳追忆往昔，其二，追随青年古尔纳走出东非。这两个视角不仅存在于阅读的场域，还存在于写作的场域，后者的重要性要高于前者。事实上，追忆往昔的视角的介入，也使得古尔纳区别于阿契贝、恩古吉，以及沃尔·索因卡，他们作为探索者，无法卓有成效地反躬自省，但古尔纳不同，他有优越的知识和方法，也有一颗包容的心。在诸多访谈中，古尔纳批驳恩古吉和索因卡的态度或者立场，他们或过度或不足，但这种批驳既不是反叛，也不是猖狂，而毋宁说是，基于知识系统的自我完善。基于平均和完善的知识系统，在今天或许是最重要的条件，它看似中庸，却足以成为如此多元而易变的世界文化的度量衡，其意义正与二战前后的现代主义高峰时期的先锋派的意义相同，只不过，在其舞台中心是高度自足、探索性极强的实践。

在肯特，古尔纳陷入了沉思，陌生感驱使着他追寻属于他的故事。他刚来英国不久，先拿了旅行签证，后来取得了学生签证，在学习之余，在医院打工。“我开始随意地写，”古尔纳回忆道，他没有计划，只遵循叙说的欲望，不久之后，古尔纳就停了下来，他开始审视了如此多书写的欲望，以及隐藏在这之下的失重生活。在这被抛弃的生活的背后，“我”在哪里，“我”以何种方式存在，古尔纳问自己。在先前答腾讯文化的访问时，古尔纳回应道，“我也不断在探索如何去描述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以及记忆和历史是如何运作的，生活在别处的后果，如何向他人和自己去解释清楚自我究竟是什么。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处理的是相当亲密、私人的事情。”

事实上，自我的问题，或者身份的问题，不单单是一个起因，更是习作反复回到的一个原点。而维系这一切的动力，则是那些被平均主义言辞所遮蔽的东西。古尔纳在《沉默》中如是总结道，“在这个交易中，你的部分是被殖民、同化、融合，忍受文化的冲突，赢得一面国旗和一首国歌，变得腐败，挨饿，抱怨这一切。这是一笔不错的交易，我们尽了我们卑微的才能，但这不足以满足过度敏感的爱国者……”和古尔纳一样，他的作品总有些人物从东非来到英国。从东非到英国，这是一个旅程，也是一种人生的深沉注目，更是一种对殖民主义的质询与俭省。离家旅行提供了距离和视角，以及一定程度的广度和解放，古尔纳后来总结道，“它强化了回忆，这是作者的腹地[……]一种生活被抛弃的感觉，一种人们被随意和轻率地抛弃的感觉，一种永远迷失的地方和方式”。在这个旅程中，没有人真正离开故地，故地与“我”总是一衣带水、骨肉相连。这当然是一个浪漫的想象，现实中，古尔纳也不再与故地有亲身的张力，除了他在尼日利亚任教那几年。

在一个又一个故事中，文化的强力重新施加在个人身上。在《沉默》中，自我的问题以文化的冲突表现了出来。在英国事业有成的他，二十年后返回故地，但等待他的却是新的距离，新的陌生。那个本质的质询，再一次回来了：这个可怜的家伙过着怎样的生活！接下来，就是一个新的故事。正如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所指出的，“当国家和民族身份被纯粹地表现和投射时，暴露在差异之中会使他们受到稀释的威胁，并使他们珍视的纯洁受到永远存在的污染。”然而，如此宏大的想象也再一次碎裂了，事实上，古尔纳所秉持的仍然是那个遥在桑给巴尔的穆斯林青年的信念，他是穆斯林，也是非洲穆斯林，但这远远不是故事的全貌。

“当然，我们在自己人之间谈论这些事情，但我们谈论的方式并不是体验它们的感觉。当我们谈论它们时，我们简化了我们所感受到的复杂的伤害，被贬低的感触，乱糟糟的不公正，以及吝啬的不理解，”回到故地的拉希德在《抛弃》中如是写道，“在这时候，我们用一个又一个的故事，我们自己的和别人的，小的和大的，乔装打扮，描述我们这些局内人的小肚鸡肠。我们不明白，我们抗议尖叫声早已经被预料到了，我们被认为是娇气，被认为有性格缺陷。”

“如果桑迪普在身边，他就会负责骂英国人。他的眼睛闪闪发光，他有苦说不出来。他在英国生活的时间最长，也最不正经。[……]他用一种残酷的口吻肆意谩骂：听着，他们是人渣。[……]他们吃血，吃蹄子，吃皮毛，还和动物做爱。当你听他们说话时，你会认为是他们发明了这个世界。诗歌、科学、哲学，这些都是从我们这里学来的。”

在这些故事的深处，似乎都有一个热肠的人，他从未出现，却是历史的幽灵，他像古尔纳所试图讲述的故事一样，有一个清晰的目的和信念，却在新的主体形成之时，立刻消失得无踪影。或许正如《在海边》中的萨利赫·奥马尔 （Saleh Omar） 所言，“人们毕竟太虚弱，无法抗拒我们灵魂的渺小和破烂……我无力抗拒的记忆，它以我无法预料的模式来来去去”。

在后殖民主义的新近版本中，霍米·巴巴在主体／客体、自我／他者、本质／现象的基础上，批判发展了矛盾、分裂、双向、模棱两可等概念，以之为杂粹（hybridity）。巴巴说，“要抓住杂交的模棱两可性，必须区别哪种本源是真正的‘效果’的颠倒之论。”从批判殖民话语的立场上说，杂交的效果主要是动摇了殖民话语的稳定性，“它们以惊人的种族、性别、文化、甚至气候上的差异的力量扰乱了殖民话语权威表现，它以混乱和分裂的杂交文本出现于殖民话语之中”。

然而巴巴的描述或许在很多维度上，存在过度取平均值的倾向，这一点在他通常会使用“……是……”来叙述便可以看出来。从“他者”的潜造、创造、维系、内部化的历史流程来说，巴巴完成无非是一个他者内部化的工作，这里当然采用了巴巴所特有的语法。但是，巴巴所提供的某种叙事图景却值得我们加以借鉴，比如他给弗朗茨·法农的《黑皮肤，白面具》所撰写的前言中，巴巴如常提出了巴巴式的洞见，“种族世界的这种矛盾身份……将人的思想变成了他的异己图像，不是自我和他者，而是铭刻于殖民身份颠倒重写之中的自我的他者性。”在巴巴的视域中，他者化所提供的其实是一个遍在的事实，同时它也是一个未完成的事实。

在他者问题上，巴巴并没有走太远，事实上，他所关注的还是一个分化了的主体问题，这个问题映射到文学上，就是写作者和他的环境，与写作者相对照的是模仿人，与环境相对照的是杂粹，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主体间性。如此看来，巴巴的理论摹本仍然是一个移民作家群落的平均值，它几乎接近我们对移民作家的通俗认知。毋庸置疑，平均值在文学世界通常是无效的，或者这个 方法似乎过于简化。当然，它同时也承载着另一个或许更为重要的事实，平均值总有尽头，但人与环境的平均值几乎没有尽头。也就是说，巴巴的第三空间从来都是第一空间的衍生罢了。巴巴的理论在阐释诸如V.S.奈保尔的作品时，展现了强有力的解释力，甚至于对奥尔罕·帕慕克这样的典型的居间作家也是如此，但它在执着于“第二空间”的作品那里几乎是失效的。也就是说，当一个作家不再同时占据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时空，巴巴的主体间理论世界可能只是一个虚幻的概念，或者精致的模型。

作为文学研究者，古尔纳多次反驳世界文学、后殖民主义、区域文学的概论想象，这似乎是值得思考的一件事。为什么在经典学术体系里被视为定论的世界文学、后殖民主义、区域文学，被认为是错误的，或者说起码是不完全的？古尔纳给我们的启示是非常重要的。那些关于世界文学、后殖民主义、区域概念的叙事，它们有清晰的弊病和局限，甚至沦次成为科学和当代精神的从众。如果揭开这个叙事，我们就会发现，世界充满了裂缝，这或许就是更为本然的事实。它不只是关于东非，关于穆斯林，更关于我们自身。

当然，我们无法将古尔纳遐想成东非的符号，这几乎是无可能的，古尔纳在何种程度上属于东非、属于穆斯林群体仍然是值得商榷的事情。更为重要的是，在新殖民主义的加速局面之中，也在移民文学的滥觞中，古尔纳的确提供了一个中庸但有益的方法，它是穆斯林返乡文学的当代版本，也是成长小说和后现代历史叙事的杂糅版本，但却不同于移民文学的模棱论调，因为它有一个强盛但隐在的主体。从种种元素看来，古尔纳，而不是其他移民作家，似乎更值得当代中国借鉴，我们共享了同一个内在叙事，关于成长，关于英雄，更关于失落。

在克莱尔·钱伯斯 （Claire Chambers）策划的穆斯林作家访谈系列中，古尔纳说：“东非是一个非常分散的社会，人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语言和宗教，人们相互协商，共同生活。我相信这是一个宽容的，甚至是令人羡慕的社会，其中没有一个主导群体。然而，在小说中，天堂被讽刺地呈现出来，因为它被压制了，被击败了。此外，我想表明，这个由善意、礼貌、和平共处所构成的天堂，其内里也有丑陋的一面，这便是对其他群体的压迫。这尤其涉及财富和权力，尤其是妇女儿童仍然被父权制主宰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