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尔纳《多蒂》：“中国公主布杜尔”的文化深意
《多蒂》（Dottie, 1990）是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坦桑尼亚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1948-）的第三部小说。该小说与古尔纳其他9部小说最大的不同之处是，主角多蒂是一位女性，并且是唯一一个在英国出生的主角，其他小说的主角都是和作者本人一样出生在桑给巴尔的男性。该小说也是古尔纳小说中唯一一部以主角名命名的。古尔纳小说中人物的名字都具有一定的含义，而《多蒂》尤为突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一部通过对名字的探讨来讲述黑人女性成长的故事。多蒂的全名是多蒂·布杜尔·法蒂玛·贝尔福（Dottie Badoura Fatma Balfour），其中“布杜尔”来自《一千零一夜》中的中国公主布杜尔，小说中关于这个名字的探讨有6次，具有深刻的文化意蕴。
一、《一千零一夜》中的中国公主
古尔纳研究学者西蒙·刘易斯在专著《跨国语境中的英国和非洲文学》和论文《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的<多蒂>中的后现代唯物主义：互文对“英国性”的意识形态批评》中提出，以主角名为小说名是英国文学的一个传统，如多蒂阅读的《简爱》《爱玛》《大卫·科波菲尔》《奥利弗·崔斯特》等，而《多蒂》却用貌似传统的方式对“英国性”的意识形态提出批评，因为多蒂的肤色，她在自己合法出生的国家——英国，一直被认为是“外国人”，不具备“英国性”。刘易斯的文章重点分析了多蒂的弟弟哈德森（Hudson）的名字，但没有分析多蒂的名字，是疏忽，还是另有他意不得而知。
多蒂·布杜尔·法蒂玛·贝尔福这个长长的名字如何而来，有什么意义，多蒂自己也不是很清楚，而随着她对自己名字的探索，她对自己卑微而模糊的身世渐渐有所了解，而这些名字所寄托的古老而美好的愿望，所传承的悠久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外祖父的光荣历史让她对黑人文化认识日渐丰满，人生境界由此而提升，使之成为值得一书的小人物。
在这个长长的名字中，“布杜尔”出现的次数和对其意义的探索所占篇幅最多。小说中反复说到“布杜尔”是《一千零一夜》中的中国公主布杜尔（也有根据英文拼写译作“巴杜拉”）。但是中国读者对这位中国公主并不熟悉，因为多个《一千零一夜》中译本都没有收录此故事。李唯中从阿拉伯语翻译的《一千零一夜》（1998）是全译本，保留了以“夜”为单位的故事叙述结构，并在书后对大故事和小故事做了清晰的检索分类。中国公主布杜尔是《盖麦尔与布杜尔的故事》的主角，这是个大故事，从第一百七十夜讲到第二百一十二夜，共42夜。《盖麦尔与布杜尔的故事》中舍赫曼国王老年得子，希望盖麦尔·泽曼王子早日成婚，但是王子看到书上写“女子诡诈，阴险，乃万恶之源”后，宁死不娶，国王大怒，将王子关进城堡。与此同时，中国境内的海岛上埃尤尔国王的布杜尔公主以“我是公主，理应统治他人，焉容男子统治我呢”一直拒婚，也被父亲关在房间里一年了。仙女梅姆娜看到俊美的王子要守护他，飞魔戴何士每晚去欣赏公主的美貌。这晚仙女和飞魔碰到一起，各自夸耀自己的王子/公主是世上最美的人，争执不休。最后他们把睡梦中的公主带到王子的床上，发现两人一模一样。他们请精灵盖什格士来评判谁更美，精灵想出一个主意，“我们叫醒其中一个，不让另一个知道；若醒着的那个向另一个调情，我们就判其不如另一个漂亮。”王子醒来爱上了熟睡的公主，公主醒来爱上了熟睡的王子。但仙女和飞魔又让一切恢复了原样。王子与公主再次醒来后，彼此相思不忘，苦苦寻觅着对方，最后终成眷属。
在《一千零一夜》中，《盖麦尔与布杜尔的故事》并没有止于两人喜结良缘，而是延绵不断地讲下去。古尔纳多部作品中的人物都表现出对《盖麦尔与布杜尔的故事》的谙熟，特别是梦中相爱，《多蒂》重述的恰恰是这一段。
二、多蒂母亲的梦想
那么这位中国公主在古尔纳笔下有什么重要意义？《多蒂》的故事主要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20岁的多蒂和妹妹索菲生活在一起，故事开篇18岁的索菲生了一个男孩，为纪念她们死去的弟弟，取名哈德森。多蒂在工厂努力工作，同时设法找到条件好的住处。多蒂自幼生活艰难，多蒂、索菲、哈德森三个孩子分别来自三个父亲，但是只有哈德森的父亲被提及，他是二战期间驻英国的美国陆军（GI）中的一个黑人士兵，和多蒂的母亲生活过两个月，哈德森因此认为自己是美国人，公开称多蒂和索菲是“野崽子”。母亲常年重病，多蒂就承担起照顾妹妹弟弟的重任。母亲病死后，哈德森被多佛的一个体面家庭收养，他们的收养标准是“外国人”，索菲被萨塞克斯的一所特殊女子学校接收。多蒂年近18岁，在工厂做工，独立生活。多蒂为了和弟妹重聚而拼命工作挣钱，但他们重聚后生活却不能如愿。哈德森不满姐姐提供的生活条件，成了街头混混，被贩毒分子利用，为同性恋者提供性服务，抢劫入狱，出狱后设法到了纽约，却淹死在哈德森河。而索菲沉浸在和男友的情欲中，过早怀孕生子，又身染重疾。
多蒂不同于索菲和哈德森，她虽然出身卑微，但有爱心，懂得自尊，有担当，喜欢在图书馆读书，还上了秘书课程。她隐约知道自己长长的名字有很多美好的意喻，这激发了她对美好人生的想象和正向成长。在糟糕的生活环境出生和长大的孩子中，多蒂成了例外。
多蒂的母亲靠出卖肉体为生，30多岁时染病死去。多蒂的母亲原名比尔吉苏，也出身体面的家庭，美丽聪明，是父母心中的宝，但是她17岁时和白人男孩发生了性关系，遭到父母反对，为了逃避父亲包办的婚姻逃离了在卡迪夫的家庭，从此走上不归路。逃离卡迪夫后，她自称莎伦•贝尔福（Sharon Balfour），莎伦是朋友的名字，贝尔福取自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1917年11月2日，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A. J. Balfour, 1848-1930）致函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盟副主席罗思柴尔德，宣布英国政府赞同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国家，这表明英国的反伊斯兰姿态。比尔吉苏的父亲在报纸上看到贝尔福的名字就痛骂他，而比尔吉苏为表示对父亲的反抗和蔑视，就抛弃了父亲的名字，用了他痛恨的人的名字，也放弃了伊斯兰教，以基督教徒自居。
逃到利兹的比尔吉苏靠她的身体吃饭，但是生了两个孩子以后，她就开始发胖了，此时她遇到了比她小几个月的铁路电工贾米尔。贾米尔来自牙买加，他们家人自称是叙利亚人，信仰基督教。年轻乐观的贾米尔带她的两个孩子去洗礼，2岁多的多蒂才有了那个长长的正式的名字。贾米尔给比尔吉苏讲了《盖麦尔与布杜尔的故事》：
戴何士兴高采烈地回来了：布杜尔的头发乌黑得就像移民离别的黑夜，她的脸明亮得就像团聚的白天。一天晚上，她把头发分为三绺，我却像看到四个黑夜。她把脸转向天上的明月，我却看见了两个明月。
这几句描述布杜尔公主美貌的修辞性语言具有浓郁的阿拉伯风格，把黑发和黑夜相比，面容和白天相比，大气而粗犷，而修饰黑夜的词是“移民离别”，修饰白天的词是“团聚”，又足见阿拉伯人对移民、离别和团聚细腻而深切的心理感受。
她希望自己和贾米勒也能像故事中王子和公主一样获得幸福，但她没能如愿。贾米勒家人不许他们在一起，派人殴打比尔吉苏，还威胁要打她的两个孩子，她只好带着两个孩子乘火车逃离利兹，火车到卡莱尔时，比尔吉苏因没有车票被赶下火车。卡莱尔有很多美国陆军士兵，哈德森的父亲和比尔吉苏保持了两个月的稳定关系，就随部队离开了。根据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公布的解密档案显示，1939年到1945年之间，在英国出生的婴儿中三分之一都是美国士兵的私生子。哈德森只是二战期间美国陆军在英国留下的一百多万个私生子中的一个。
《多蒂》中写到，从1942年到二战结束，美国黑人军队持续被调遣到英国。早期派遣的部队在英国安静的小镇引起了巨大的混乱。英国人害怕黑人士兵的黑皮肤碰到他们的姑娘牛奶般的肌肤上。全国各大报纸读者来信专栏都表达了对这些事情的担忧。为此，英国高层召开会议，国防大臣提出指导方针，要求军队，尤其是英国军队的女性分支（ATS）避免与黑人士兵建立友谊，并禁止媒体报道任何相关新闻。此外，餐厅、酒吧等地也不允许黑人士兵涉足。但是美国士兵和英国女性的性交易不断，并且大多都是通过巧克力、糖果和食物的引诱发生的。性病也由此泛滥，比尔吉苏的性病应该是此时感染的，她在疾病晚期痛苦不堪，常常大骂哈德森。哈德森不知缘由，只是躲避和痛恨母亲。
比尔吉苏逃离卡迪夫后的人生中，唯一有亮色、希望和梦想的时光是和贾米尔在一起，多蒂名字中的“布杜尔”是这段时光的见证。贾米尔和比尔吉苏的关系是一段难得的正常温馨的爱恋关系，对多蒂幼小的心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她的无意识中埋下一颗“家”的种子，一个父亲的形象：
她[比尔吉苏]不会给她留下在利兹的那个男人的一些东西吗？他差点成为他们的父亲。那并不真的那么重要！多蒂·布杜尔·法蒂玛·贝尔福这些名字对她来说有什么用呢？一百英镑左右的钱对他们来说比那一堆名字有用得多。尽管这么想，她还是哭了，因为她认为她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些名字是什么意思，或者他为什么给她选了这些名字。多年来，她眼前总是浮现一个形象：他在遛狗，她自己就在他身边。她非常确信有一张这样的照片，但她怎么找也找不到。肯定有这张照片，因为照片里总是有她，微笑着抬头看着他。
多蒂总是会回想起贾米尔带她遛狗的场景，这是多蒂2岁到5岁时的美好记忆。古尔纳通过反复提及这个场景，表达多蒂对一个父亲和正常家庭生活的渴望。
即使多蒂不明白“布杜尔”的含义，但是当她的初恋白人男友肯•达维斯让她去掉这些“外国人”的名字时，多蒂心里马上产生了抵触心理。她可以省去“法蒂玛”，但绝不省去“布杜尔”。而最后寻找自己祖父记忆的黑人记者迈克尔•曼给多蒂讲了《一千零一夜》中的《盖麦尔与布杜尔的故事》，多蒂终于了解了中国公主“布杜尔”。
“布杜尔”这个名字的象征意义在多蒂身上多有体现。多蒂和布杜尔公主一样拥有美丽的外貌；布杜尔公主经历了时间和命运的阻挠才得以与自己的王子相聚，多蒂从小便在这个残酷的社会中挣扎前进，最后拥有了更好的工作、朋友，与亲人的关系也趋于正常；最重要的，她知晓了贾米尔和母亲在她身上寄托的梦想，因此对自己未来的生活有了新的态度。
三、外祖父的光荣历史
比尔吉苏在生命晚期表达了自己对逃离家庭和背叛父亲的深深懊悔，但是她已处于神志不清状态，话语支离破碎，多蒂只是出于义务在她身边听着，对这些话语不甚理解也没有用心去揣摩。在准备搬家时，她发现母亲留下的一些照片和文件。照片上一个美丽的女人和一个大概12岁的女孩站在花园里，背对房子，房门开着，门的阴影里有一个男人的身影，照片背面与人像对应的位置写着“哈瓦、比尔吉苏1933”。多蒂确定这是妈妈和外婆的合影，无法确定那个男人是否是她的外公。这张照片勾起她对母亲的回忆，懊悔自己当时没有认真听母亲讲祖辈的故事。
通过作者的叙述，读者知道，多蒂的外公名叫帖木儿·可汗（Taimur Khan），是个帕坦人（Pathan），即居住在印度西北国境的阿富汗人，信仰伊斯兰教。父亲去世后，年幼的可汗成了同父异母哥哥的奴隶，在山上放羊。母亲改嫁后，可汗逃离了哥哥的控制，四处流浪，被一个酋长收留了几年。出于对流浪生活的狂热，可汗几年后又开始向南流浪。从印度西北部地区的旁遮普到巴基斯坦的信德，最终经过阿拉伯湾到了马哈拉。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时，他在英国皇家海军舰艇阿金特号上当水手，因为在战争中表现得有勇有谋，受到舰长的青睐，被赐予英国人身份，并答应将送他到英国。
1919年4月，可汗抵达英国伦敦，和一个马来人一起乘坐火车到了卡迪夫。马来人告诉他，卡迪夫有很多黑人和棕种人，已居住几代人，很多人是索马里人，是穆斯林，热情好客。在卡迪夫，可汗在码头找到了工作，在索马里人家租到了房子，虽然比较拥挤，也常遭到别人的嘲笑，还受白人排斥，但这些对勤奋宽容的可汗来说并无大碍，他喜欢自己的新生活，还利用晚上去上课增长知识。
英国人对黑人和外国人的歧视和恶意最后发展成暴乱，可汗被追打跳到河里逃生，最后警察出场才平息了暴乱。很多白人被指控谋杀罪，被捕的外国人被遣送回国，而可汗有律师替他说话，留在了卡迪夫。
暴乱前可汗遇到了美丽的哈瓦，一个黎巴嫩商店店主的女儿，她的出现使他彻底放弃了去美国或阿根廷的计划。他与哈瓦结婚后，流浪生活也就此画上了句号。比尔吉苏出生后，可汗视她为掌上明珠，但是漂亮的比尔吉苏进入青春期后招引白人男孩，让他很生气，他一次次地给比尔吉苏灌输着自己对他们的反感：“这些人的父母可能就是当年差点杀了我的那群人”。父女关系由此恶化。父女的冲突也有深层的文化原因，可汗坚守伊斯兰宗教信仰和道德观，而女儿向往白人的生活和爱情，事实证明比尔吉苏的选择行不通。可汗是黑人移民中自强不息，勤劳智慧勇敢的代表，他在英国夹缝中生存，不断学习，汲取西方文化中的优点，找到了自己的立足点，但是在国家意识形态强调“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两者永不该相遇”的大环境下，东西方文化冲突就以家庭冲突的方式发生了，并造成永久的悲剧和无法弥合的创伤。
多蒂无法像读者一样清楚地了解外公和母亲之间的故事，但是古尔纳以迈克尔了解外公故事的方式，讲述一个平行的父女冲突的升级版故事，通过这个故事，多蒂对人生的看法上升到哲学高度，这也是古尔纳将小说命名为“多蒂”的原因。多蒂经常去图书馆看书，每次都遇到一位气度非凡的黑人老先生穆雷医生，他们只是打面照，并没有说过什么话，只有一次老先生指着报纸标题：《军队失去对阿尔及利亚的控制》让多蒂看，很开心的样子。但是多蒂并不知道阿尔及利亚在哪里。老先生去世后，他的外孙迈克尔来拜访多蒂，他继承了外公的豪宅，希望了解从未谋面的外公。迈克尔告诉多蒂，穆雷先生在50多岁时要娶一个比自己女儿还小6个月的护士，上大学的女儿愤然离家。她很有音乐天分，选择到离家最远的卡莱尔做了学校老师。她对父亲念念不忘，但是就不肯与他和好。迈克尔找到多蒂后，发现高个苗条的多蒂和他母亲年轻时的样子很像，这也解开了穆雷先生为什么对多蒂那样友善。
因为家庭矛盾，比尔吉苏和迈克尔的母亲都离家出走，但是比尔吉苏年幼无知，根本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因此只能堕落，而迈克尔的母亲较为成熟，凭自己的能力找到体面的工作，嫁给追求自己的白人银行职员，并让白人家庭接受了她，婚后也一直都没有放弃工作。比尔吉苏和迈克尔母亲的故事是对20世纪60年代轰轰烈烈的女权运动的慎重脚注：女性独立必须建立在个人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否则必将自食自己草率行为的苦果。比尔吉苏和迈克尔母亲虽然人生道路不同，但她们遭到的心理磨难是相同的。
多蒂和迈克尔通过倾听彼此的故事，渐渐勾勒出与他们相关的大世界图景和历史，穆雷先生的阿尔及利亚背景，20世纪60年代非洲的运动、革命和政变等等。身为记者的迈克尔从职业素养出发，要对任何事情一探到底。他查阅了中国公主布杜尔的故事，追溯了“法蒂玛”的各种渊源：先知穆罕默德的女儿，阿里的妻子，哈桑和侯赛因的母亲；葡萄牙圣母教堂；很多王朝和军队都以此为名等等。对于布杜尔的名字，多蒂没有任何异议。她早就放弃了“法蒂玛”，那对她来说是肚皮舞者的名字，母亲还说“法蒂玛”是山中邪恶的皇后。迈克尔建议多蒂去卡迪夫找外公外婆，也许他们还健在，但是多蒂拒绝了：
你想知道故事的结局。如果我们的生活状况还没有到你向我描述的森林小径上发生暴行的那一刻，如果我们不必等到死神找到我们，那我们现在做什么，我们如何生活，才更相关。这才是重要的。我知道这只是重要的一部分，还有其他的，但这是我现在生活的一部分。如果我去找他的时候他不在了，我只能祈祷他曾经过得很好。
多蒂的这番话是小说结尾的倒数第二段，充满了哲学意味，最后一段是多蒂他们所处的克拉芬公地周围黄昏景致的描写，以回应此段。森林小径上发生的暴行是迈克尔向多蒂讲述的他在刚果独立后政权频繁更迭期的所见所闻之一，在此暴行中很多修女在森林里遭强暴，反对派被杀死后肢解。
与那些暴行和死亡相比，多蒂认为应该珍惜当下，她走出被肯欺骗的恋情，萌发对迈克尔的好感，但她对迈克尔没有把握，也不存太多幻想，她珍视和迈克尔在一起的快乐心情，这是她最后的决定。多蒂拒绝迈克尔的建议，因为她已经从迈克尔母亲和外公的故事中看到了自己母亲和外公的故事，她不需要刻意去探寻什么，而要从过去的故事中吸取经验教训，把握住当下的生活，珍惜生活中的美好和愉悦。
中国公主布杜尔的故事是《多蒂》的主线，把诸多黑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60年代在英国生存发展的曲折故事串联起来。英国通过殖民扩张发展成日不落帝国，又在解殖运动后缩回到自己的岛国，但是她的殖民影响和移民潮流无法用“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两者永不该相遇”意识形态简单消除。这种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与中国公主布杜尔的故事蕴含的哲学思想形成反差，王子和公主相隔千山万水，但是他们像孪生一般，他们之间没有竞争，他们只有相爱。中国公主布杜尔是阿拉伯民族对中国的美好想象，并随着《一千零一夜》在全球世代流传。出生卑微的多蒂因为有“布杜尔”这个美好的名字，自我珍惜，受人关注，得人帮助，成长为一个“友善、可亲、独立”的女性，不负“多蒂”之名的本意。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非洲英语文史”（19ZDA296）的阶段性成果。
卢敏，文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周煜超，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