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科幻作家围绕科幻“软硬”之分所作的讨论，是理解中国科幻传统和思考当代科幻的重要支点。当时的讨论包含了参与者“应对、抵制某些外部话语的干涉”的意图[2]，而进入讨论的具体内容时，读者就能迅速感受到“硬科幻”观与科普强国的紧密关联。早在1903年，鲁迅就注意到小说在科学普及方面的能力：“盖胪陈科学，常人厌之，阅不终篇，辄欲睡去，强人所难，势必然矣。惟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则虽析理谭玄，亦能浸淫脑筋，不生厌倦。”[3]科幻小说为科学普及服务，包含了晚清以来知识分子对科技强国的期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科学技术的发展备受重视，到20世纪80年代，“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口号家喻户晓。经由这样的文化观念的长期熏染，自然科学知识当然高人一筹。参与科幻“软硬”之分讨论的作家，不自觉地将科幻作品中涉及自然科学内容的观念和叙事，划到了“硬”的一方。1980年，肖建亨引述西方科幻小说的分类时说：“国外的科幻小说，从本来只注重物理、化学、工程技术的成就和奇迹，向生态学、社会行为、社会心理学、政治经济领域里深入地发展。人们称前面的一种叫‘硬幻想’，而后者叫‘软幻想’。”[4]1981年，郑文光提出“硬科幻”重在强调“一种科学思维、科学方法论、科学态度和精神”，“‘硬科幻’与‘软科幻’的区别，只在于前者展示的是科学本身的魅力，而后者更多地学社会，学人生。”[5]1982年，郑文光再次指出“所谓硬科幻，是指作品建立在科学幻想构思的基础上，情节、人物、场景都围绕着这个科学幻想构思展开”[6]。这无疑都进一步强化了阿西莫夫“科学在故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观点。

20世纪80年代初科幻“软硬”的区分和对科幻小说中科学技术成分的重视，将会不可避免地导向科幻小说姓“科”还是姓“文”的无谓之争，“我们正是在这个姓‘科’姓‘文’的迷魂阵里，碰得头破血流，鼻青眼肿”。[7]可在科学技术受到主流文化话语支持的语境中，提出科幻中“软”的一面有其合理性的观点，也携带着争取科幻文学叙事自主权、实现科幻的文学价值的意图。童恩正认为科幻小说的任务是宣传科学人生观的观点得到了肖建亨的赞成，肖建亨指出，凡尔纳作品的生命力更在于其人物形象和人道主义精神，“科学幻想家们的任务从来不是去从事什么真正的重大的创造和发明，他们有一个更重大得多的使命，那就是，告诉人们，科学是一种力量，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是一种艺术，是一首诗！是普罗米修斯手上的火炬！”[8]饶忠华和林耀琛也认为，“科学幻想小说既有科学属性又有文学属性”，“为了使科学幻想小说多样化，有的着重于文学创作，有的侧重于科学幻想，都是可以的”[9]。持相近立场的作家绝非少数，有论者指出：刘兴诗在“用‘软科学’来拢括一切非‘硬科学幻想小说’的书写对象时，实际上是在尝试将‘科学’视为一种关于逻辑和真理的思维方式，因而文学、情感、幻想也可以被逐渐科学化。刘兴诗期望以此来弥合‘重科学派’和‘重文学派’之间的裂痕”。[10]文学与科学之间并非截然对立，科学惊人的容纳能力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这场论争中远未充分体现出来。

总体上说，在20世纪80年代初有关“硬科幻”的讨论，既强调了科幻叙事中科学技术因素的重要性，又怀着科幻小说能得到大众理解和青睐的期盼，同时还为科学容纳文学艺术的大科学观埋下了伏笔。科幻“软硬”之分所携带的复杂历史信息随时间而淡化，但这种对科幻文学特质的二元对立式把握，又因其理论思维的简易而在接受过程中成为某种“缺省配置”[11]。阿西莫夫对“硬科幻”的阐释依然有效，科学技术依然是科幻叙事舞台的主角，可时代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新质。进入21世纪之后，读者已经看到了由“硬科幻”衍生出的许多表述，诸如“硬核科幻”“核心科幻”“为科幻的科幻”“稀饭科幻”等。在一次问卷调查中，几位科幻小说知名作家对“硬科幻”的理解已经大相径庭。王晋康说“不区分软硬科幻是我们的共识”；刘宇昆认为“中国现在对‘软/硬’的概念变得模糊，这是一个成熟的表现”；夏笳指出“现在更引人注目的事实应该是读者群体或者说市场本身的分流……这些现象都无法用‘软/硬’来描述”；张冉的判断是“软硬之争肯定还会继续下去，这挺正常”。[12]因此，王晋康曾感慨说，“关于什么是科幻以及软硬科幻，历来是个夹缠不清的问题”[13]。虽然“硬科幻”的内涵在讨论中不断发生变化，但科学的客观真理性远未遭到撼动。“科学幻想小说必须立足在现代基本科学理论的基础上。换句话说，科学幻想小说在它的出发点上，必须有科学根据。”[14]在那个时代具体的创作实践中，无论重“科”还是重“文”，没有谁蓄意挑战这条“硬科幻”的底线。

二

科学是没有客观真理性的，这是刘慈欣在《三体》开篇就亮出的观点。对科幻小说的“硬科幻”观念来说，这是个气势汹汹的挑战。纳米材料科学家汪淼突然被卷入军方主导的诡异行动，包括杨冬在内的一大批顶级物理学家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先后自杀，著名物理学家丁仪执意演示台球的五种撞击方式，一系列反常的情节都指向了一个石破天惊却又合情合理的结论：宇宙普适的物理规律不存在。这个论点随着叙述的推进不断得到深化，待到轻飘飘的“二向箔”抹平了整个太阳系时，读者们都见识到了宇宙规律被改造后的威力。关一帆在“三体”系列的最后一部《死神永生》中介绍了宇宙规律改造的概况：“在真正的星际战争中，那些拥有神一般技术力量的参战文明，都毫不犹豫地把宇宙规律作为战争武器。能够作为武器的规律有很多，最常用的是空间维度和光速，一般是把降低维度用来攻击，降低光速用于防御。”[15]时间和空间是被频繁改造的常规武器，“死线”“黑域”和“二向箔”都来源于庞大的宇宙武器库，人类文明在能改造规律的“神级文明”面前宛如婴孩。以地球文明总结出的物理规律，来理解当前的宇宙并推演未来的人类命运，无异于盲人摸象。刘慈欣的比方是，人类对已知科学规律和原理的坚信不疑，等值于火鸡对农场主定时定量投喂的坚信不疑。人类根据自以为真理的科学体系造就了今日文明的繁盛，只能说是幸运至极。“神级文明”层次上的科学技术超越了人类现有想象的限度，它在逻辑上可以无限延长——人类文明无法确认是否有不可改动的终极规律。“不存在这样一种关于科学和科学方法的普遍的主张，它可以适用于科学发展的所有历史阶段的所有科学。”[16]辩证法揭示，科学就是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中发展前行。恩格斯说：“这种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绝对的人类状态的观念。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17]对“硬科幻”的想象逻辑而言，真理的辩证法当然不意味着能随意将现有的科学原理抛弃，而是要清晰地指认其真理性的前提和范围，关联项的增减、范围的伸缩，每个变化都可能导致结论的动摇。现有的科学规律和原理，都是在各自前提下的暂时性正确。“宇宙普适的物理规律不存在”在提醒人类现有科学知识的限度之时，还解放了科学幻想的限制，科幻只要修改科学内容相应的发生前提就摆脱了“符合科学原理”的纠缠。在现有的科学认知可能发生极大改变的想象情形中，谁能证伪“二向箔”或“黑域”？谁能证伪阿西莫夫在“基地系列”中创造的“超空间”概念？谁能证伪克拉克笔下的“黑石板”和被命名为“罗摩”的外星空心圆柱体造物？

“黑石板”“罗摩”不仅说明了证伪科幻想象的虚幻，还提示读者一个“硬科幻”讨论中被忽略的问题，即语言是否一定有能力描述那些超越人类经验的科幻存在。这个问题的实质不在于创作主体的语言能力，而在于语言和现实的关系——尤其是人类语言与超越现有科技认知水平的高阶文明之间的关系。“语言转向”带来的观念冲击是，语言绝非仅是表意的工具，它隐蔽而深刻地参与了主体的塑造。“主体的现实接受和再现均无法摆脱语言之网的控制”，“语言根据自己的结构隐蔽地改造和组织对象”[18]。沿着这种逻辑，语言的界限即是世界的界限，人只能说出那些可以被说出的东西。然而科幻想象的一项使命恰恰在于想象未来的未知之物，这种想象越是“科学”，就越可能遭遇到要“说出可能无法说出之物”的困境。“我们的理论是用语言而且往往是用数学语言表达的人类构造物，而这些语言本身也是人类的构造之物。如果存在着实在的终极结构，它不是任何一种人类构造物，如果这样则可想而知，描述它的无限制条件的真理想必也不是人类的构造之物。”[19]就此而言，《三体》开篇处汪淼们的行为就不仅是提出了“科学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同时也是在追问“倘若终极规律存在，人类文明能否表述它”。“超空间”“黑石板”“罗摩”之类稀奇古怪的命名，只是人类文明试图理解其经验之外的高阶文明的努力。“黑石板”和“罗摩”与其说是命名，更像是出于无奈的形象比喻。

改变科学规律发生的前提以赋予科技想象更大的自由，意识到人类语言之于高阶文明想象的先天限制，显然对20世纪80年代语境中的“硬科幻”观念产生了不小的冲击。“几乎所有的科幻作品中，都包含错误的‘科学’。”[20]阿西莫夫所说的“科学的细节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作者对于这些细节能够准确把握”不再是金科玉律。倘若沿着颠覆传统“硬科幻”的路径继续追问，科幻小说甚至已经与奇幻小说区别不大。阿德勒研究科幻与奇幻中的物理数学所得出的一个观点是：“奇幻小说的一大特色，就是有幻想色彩的神奇生物参与。其实科幻小说也一样，只不过科幻中的神奇生物被称作‘外星人’，而不是妖魔鬼怪。但是在很多作品中，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本质性的区别。”[21]奇幻文学中的飞行扫帚，只要加个看似高精尖的设备名就可以变成功能先进的飞行器，漫威系列英雄拥有大量的此类装备。阿西莫夫的“硬科幻”观希望作者能不辞辛劳地把科学幻想的原理解释清楚，暂且不说科幻叙事如何处理语言和超验科学的关系，又有谁能断定现在读者的注意力会落到那些公式或原理上？科幻小说的想象如要忠实地践行“硬科幻”的标准，可能要承担文学性流失的风险。当年鲁迅欲借小说的艺术手法增强科学的传播，而对科学传播的执着又必然伤害到科学幻想的文学本性。“科学技术的前沿离普通人的理解能力越来越远。对于普通民众来说，现代科技只有象牙塔里的少数人能够懂得其奥妙。”[22]科幻小说始终面对着科学与想象之间的巨大张力，随着读者审美趣味在文化市场机制中不可避免地发生分化，叙事者也要考虑自己理想读者对科幻想象“科学性”的接纳程度。能呈现出具有不可辩驳的真理性的、能被准确而全面地描述的、能得到普遍性理解的“科学”的“硬科幻”写作，越来越像是一个神话。甚至有观点认为，相当多的中国科幻小说都只有一点点科学残渣，只算是披着科幻皮的心灵鸡汤。[23]传统“硬科幻”是否已经轰然倒塌？

三

诡谲的是，“硬科幻”的日渐窘迫，正来源于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科学知识的相对真理性在今天看来比以往更加清晰。研究“弦理论”的精英科学家们无法对该理论的科学性达成共识，获得诺贝尔奖的粒子物理学家谢尔顿·格拉肖甚至声称自己弄不清楚“它到底是物理学理论还是哲学理论”，“弦理论”无法证明或证伪的特性已经让它有与“飞天意面神教”为伍的风险。[24]当然这绝不意味着“科学”本身的混沌，科学知识的相对正确，符合人类的认知规律，也是人类文明把握宇宙规律能力有限的表现。传统“硬科幻”观念的危机，此时也可以理解为观念升级的需求。现在是否到了对科幻之“硬”提出新理解的时候？“硬科幻”的重心是否开始转移到某些新的主题上？

科学发展在显露出宇宙规律复杂深邃之时，也在进一步对人文知识领域形成压迫。人类无法把握高深的科学技术，不意味着高阶的科学技术不能覆盖人文知识。回顾历史，“科学革命”改变了包括人类在内的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命运，它使现代人在承认自己无知的前提下，获得了依靠科学研究而不断增长自我能力的信心。[25]理性人促进了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又返身赋予理性人更大的能量，这种相互作用似乎已成佳话。坐上神祇空出的宝座后，现代人发觉科技的发展有日益脱离掌控的趋向，帮助人类逐神的得力武器，其僭越的野心再也无法掩饰。逐神的人类终将为机器人所取代在科幻小说中屡见不鲜，碳基生命极可能成为向硅基生命进化的进程中的一站。库兹韦尔的奇点理论就断言，人类与机器的联合就是撕裂人类历史结构的“奇点”的本质，人类的智能将在非生物化的过程中飞速提升。凯文·凯利认定“科技和生命之间，一定共同分享着某种基本要素”。[26]布莱恩·阿瑟不仅认为技术与生物的融合是大势所趋：“从概念上看，生物学正在变成技术。从实际上看，则技术正在成为生物学”，还指出技术是自我创造的：“所有技术的集合自力更生地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地成长起来了。我们可以说技术从自身创生了自身。”[27]赛博格认为，“一种控制生物体，一种机器和生物体的混合，一种社会现实的生物，也是一种科幻小说的人物”[28]，就是生物与技术相融合、技术日趋自主进化的典型。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基因科学的融合可能在不远的未来替换人类。

许多人文学者在科技无孔不入的渗透中选择相信，文艺将是抵抗科技步步进逼的关键据点，包括文学在内的需要灵感加持的艺术，对数据运算将形成免疫的屏障。这个支点是否足够坚硬，足够牢固？刘慈欣曾宣称自己“是一个疯狂的技术主义者，我个人坚信技术能解决一切问题”[29]，“传统文学给我的印象就是一场人类的超级自恋”[30]，但他笔下的低温艺术家认为艺术是最高境界，神级文明坦承无法征服诗歌的魅力，这些都以艺术的名义为人类的宇宙存在寻求到了不可替代的价值。科技推锋必进、金鼓振天，人文艺术所凭恃的灵感、审美、情感之类，是否有朝一日也可以翻译为某种数据、解释为某些机能运行的结果？回到科技与人文的张力结构中，科学技术迄今为止只能解决“是什么”的问题，不能回答价值判断和意义选择的困惑。相比于需要灵感加持的发生机制，人文艺术价值关怀的功能似乎更难以替代。科学技术可以清晰地解释一位武装人员手中武器的性能构造用途，但不能就其使用作出任何意义的担保。蒸汽机的广泛使用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标志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开始，但它肯定不负责解决生产效率提高后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何谓正义、公平、自由、善良，这是文史哲等学科更为熟悉的论域。

科幻小说无法回避的是，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中传统价值命题所可能发生的新变，以及这些变化过程中产生的诸多价值认同上的犹疑、分歧和交锋。科技进化前景中诞生的认同之战，混杂着当下的焦虑和未来的憧憬，它的文化能量如此巨大，以至于冲决了传统“硬科幻”的规矩。郝景芳的《北京折叠》就是明显的例子。《北京折叠》把整个北京市分为定时折叠转换的三个物理空间，供三个不同的社会阶层居住，小说关于社会平等和阶层流动方面的焦虑溢于言表。作为一部时常被讨论的科幻名作，《北京折叠》的魅力绝非建立在城市空间折叠翻转的科学想象之上，有论者几乎全盘否定了“北京折叠”科技想象的合理性：“《北京折叠》并不是一部完美无缺的作品。如果从科学性的角度考察，这部小说甚至可以说是伤痕累累。……看似气势恢宏的设计其实存在着致命漏洞。纵然人类能够让整个城市翻转过来，却无法翻转地心引力，一旦某一个城区翻转到地下，肯定有很多无法固定的东西因重力作用掉下去，从而造成难以想象的灾难。……全世界只有‘北京’是翻转的，其他地方都不翻转，如此一来，当第一空间的人休息时，要怎么保证经济社会的平稳运行？遭遇外敌入侵之类的突发事件要怎么办？”[31]然而，就是这样一部与传统“硬科幻”的理解南辕北辙的作品，成为继《三体》后唯一拿到雨果奖的中国科幻小说。科学想象细节上的瑕疵甚至是明显的乖谬，不再是科幻的致命伤，郝景芳笔下的折叠空间更是一种技术隐喻而非写实。科技飞速进化中的个体如何安放自己的灵魂、如何确认自己行为的价值依据，这个问题日渐沉重、难以回避。正如科普时代对科技具体细节的重视，量子计算、人工智能、基因科学组成的时代科技浪潮已经将人的价值认同问题推到了浪尖。新时代科幻的“硬核”想象将以科技与人的互动关系为核心，考察在变化中生成的新型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某些主题。“硬科幻”的时代新变不仅是内涵的扩张、丰富，更是一种思维的转型：从具体科学知识的确定性传导，走向充满未知的人文领域的问题捕捉与认知反省。日新月异的科技进程中，“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包括我们认知这个世界的立场、视角、方法、标准。矛盾和问题在升级，或以新的面貌集结。未来能确定的，就是科技社会中人类必然面对深刻的不确定性。

四

科学技术既直观反映客观规律及其应用，也深度介入今天的文化生产；它是科幻想象叙事的内容，也是生产科幻想象的机制中的关键一环。许多人担心，科技、资本、权力的融合日益紧密，将无孔不入地渗透、塑造、掌控现实世界和观念世界。科技和资本的融合发展，删除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日子，越来越快的节奏和层出不穷的软件不断催促人们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大量消费需求被制造出来，个体的自我意义正在被许多数字和曲线所编写。除了传统的劳动生产，连情感、休闲、娱乐、注意力都已经被数据化地纳入资本生产的机制之中。数字资本主义、平台资本主义、交往资本主义、新榨取资本主义等，新名词的层出不穷意味着问题的复杂和结论的遥远，与人类社会不平等不公正的抗争依然在延续，马克思主义也将继续随时代而发展。如果文学的强项正在于处理经济学和法学等学科时常忽略掉的个体感受，那么科幻的“硬”，就必须关怀科技时代个体及其精神的生存状况。

苏恩文曾对科幻小说承载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寄予希望，他认为科幻小说“构想和探讨着关于人类关系和人类潜能的全新观点与认识。这正是科幻小说独有的诗意。因而，由于其完全固有和内在的形式主义标准而具有意义的科幻小说，必将澄清那些至今依然被神秘化和被遮蔽着的人类关系。它将使我们在这个所共有的世界上有一个更好的定位；它将与阶级、民族主义、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的蒙昧主义开战，因为蒙昧主义美化了人剥削人的行为”，“优秀科幻小说的典型手法，即其认知，是对现实的一种反映和思索。优秀科幻小说既非未来学，也非科学至上论，确切而言，它是批判性的”。[32]想象的展示即是批判的操演。陈楸帆的《荒潮》描绘了一幅21世纪中叶硅屿社会的奇景，那里的各群体都不在意改善生态环境的机会，宁可为更快地赚到钱而不惜破坏环境；数码科技和虚拟技术已经极为发达，但人们依然习惯在新问题前转身求助巫术；赛博格科技的应用也未能改变社会形态，宗族制度根深蒂固。置身其中的人将如何选择自己的命运？女主人公小米的反抗姿态像是一种回答。宝树的《人人都爱查尔斯》提示，脑波传递等先进技术的运用仍然受制于资本的掌控，无论是明星还是财团首脑都只是资本手中的提线木偶。如果不像查尔斯那样爱出风头，是否能与资本达成妥协，付出劳动换得安稳生活呢？茨平《住进玻璃瓶里的人》里的凯迪拉布奋斗31年只为住进一个闭合内循环系统的玻璃房，这种未来的科技设备可以让他足不出户就能完成工作，并独立地享用包括清新的空气和洁净的水等难得的资源。个体劳动付出好像得到了承认，资本似乎提供了某种美好生活的可能。可幻景很快破灭，凯迪拉布因无法持续创造价值而日渐困窘，患上“软骨症”的他无法再从社交网络中获得情感的交流。凯迪拉布在孤独中如软足动物般死去，这不由令人联想起《变形记》里以甲虫之身死去的格里高尔。刘慈欣在《赡养上帝》中设计出极致化的资本垄断形态——穷人蜗居的微型循环胶囊房之外的每一口空气每一滴水都属于富人私有，这种控制和压榨远超工业时代的流水生产线。个体面对逐日递增的科技-资本联合体的掌控力，只能不断地降低自己的生存需求，直至发现自己退无可退。科技发展能提供更多的选择吗？王侃瑜的《链幕》表明，社交软件之类的发明无法有效改变内向者的处境，某一新技术的问世很难是普惠的，也很难直接满足人的精神需求。这些作品都隐隐指向一个科幻观念的生产逻辑：未来的高科技时代建筑于当代之上并深受当代的制约。詹姆逊将这种想象机制表述为“当下是未来决定性的过去”：“最典型的科幻小说并没有真正地试图设想我们自己的社会体系的‘真实的’未来。相反，它的多种模拟的未来起到了一种极为不同的作用，即将我们自己的当下变成某种即将到来的东西的决定性的过去。”[33] 如果“硬”等同于科幻小说文类成立的重要标准，那关注未来人类的生存问题和认同选择就是其应有之义。

问世于1818年、被认为是首部科幻小说的《弗兰肯斯坦》，前瞻性地提出了人与所造之“人”的伦理冲突问题。尽管今天看来，玛丽·雪莱对人造人的科技想象就如同弗兰肯斯坦的面目一样粗陋，但这无法撼动这部科幻小说的经典性。玛丽·雪莱抛出的关键问题是，人是否有权力主宰其所造之人的命运？也就是说，被造之人是否拥有主体性？差不多两百年之后，王晋康的《生命之歌》所追问的问题也仍在这个范围之内。刘慈欣的“三体”系列突显了许多价值判断的难度，从章北海、程心等人物，到“黑暗森林”的“宇宙社会学”设定均是如此。“黑暗森林”作为“三体”系列的核心认知，将人类社会的某一模式扩展到宇宙社会学定理的高度。小说断言宇宙文明间不可能和平共处，但在结尾处的“归零运动”又展示出高阶文明体号召共建新宇宙的努力。“黑暗森林”的提问是，宇宙文明体／社会个体之间是否可能共存？在“黑暗森林”背景中，始终困扰着程心的 “人性”和“兽性”的价值选择问题也被放大。程心接替罗辑担任执剑人，却不敢发出与敌同归于尽的警报，致使人类在威慑博弈中失败；程心阻止维德与太阳系联邦政府作对，致使研发光速飞船的计划失败，人类文明随之被“二向箔”消灭。程心两次“性善”的选择彻底断送了人类的生存，但也正是程心的价值选择让她向大宇宙归还质量，为新宇宙保留了生机。相比程心，章北海杀伐决断，清除所有可能阻碍自己实现预设目标的人，他的行为跨越了程序正义和价值正义的争论，却使一艘星舰得以逃出人类文明的灭亡。然而谁也不能依据行为结果来反推章北海价值判断的正义性，如何评价他为实现自己目标而剥夺他人性命的选择？需要思考的认同观念太多。进化能否选择、又如何对待（刘维佳《高塔下的小镇》）？长生不老意义何在、价值几何（王晋康《生死之约》）？道德在宇宙中是否丧失意义（刘慈欣《人和吞食者》）？刘慈欣在“三体”系列中有句流传广泛的话：“给岁月以文明，而不是给文明以岁月。”[34]可什么才是未来科技社会或宇宙图景中的文明？

无论如何，科幻之“硬”总要回应时代的需求——20世纪80年代初科幻“软硬”讨论也曾是如此。科技发展与价值认同之间的对话，将始终伴随着人类的漫漫前途。倘若科幻文学的想象能力没有被突破“奇点”的技术彻底收编，那么就应始终关注人面对科技发展的情感体验和认同犹疑，始终保持对人何以成为人的价值探求。套用刘慈欣在《诗云》中的思考，地外的高阶智慧感兴趣的可能正是人类对科技世界的艺术把握，而非一堆由符号代码组成的方程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