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因为今年（2021）是苏州乐益女中建校百年纪念，又时逢上海图书馆和苏州图书馆联合举办九如巷张家文献大展开展。为此我多方搜寻有关校主张冀牖先生以及他的四个女儿的信息。张家四姐妹都曾在乐益女中就学，我曾在该校校刊上首次发现了张兆和创作的古典戏剧。这次又在文学刊物上发现了她的译作。张兆和于1932年毕业于中国公学大学部英语系，当初沈从文追求张兆和时送的礼物之一就是契诃夫的英文版小说集。因此意外发现张兆和的译作，颇为值得研究。

龙朱 绘

张兆和与沈从文在苏州九如巷

张兆和的文集《湖畔》

《西湖文苑》杂志刊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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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刊登于《西湖文苑》的《水手舅舅》本身也是一篇名作，后来也曾被多位作家翻译过。这一期《西湖文苑》出版于1933年7月，为第一卷第三期。《西湖文苑》是一本当时新创刊的文学刊物，编辑部在浙江杭州。本期杂志上有储安平的小说《为奴隶的一生》、方玮德翻译左拉的《涂鸦女子》，还有沈从文（甲辰）的通讯《废邮存底》、钟敬文的《谈中国底神话》、臧克家的《鲜亮的影》、何其芳的《雨天的相思》，高植的散文《速概记》，以及“插图照片”一节中丁玲女士像、王际真像等。从刊物中出现的作者群可见，不少都是沈从文与张兆和较为熟悉的朋友。如方玮德与张兆和是安徽同乡，又同与徐志摩熟识。储安平第一任妻子端木露茜就是乐益女中毕业生，而且毕业后与张允和关系特别好。钟敬文、高植、何其芳更不用说，都是沈从文的“熟人”。

1933年，对于沈从文与张兆和来说是非常特殊的年份。这一年1月，趁着寒假期间，在青岛执教的沈从文赶到苏州看望张兆和，一同去上海拜见张冀牖，以求他对他们婚事的意见。张冀牖一向开明，主张儿女婚姻自由。沈从文与张兆和随后订婚。在2月初，张兆和随着沈从文到青岛大学图书馆工作，这一年张兆和24岁。沈从文常常在课余带着张兆和游览青岛山水。有一次在崂山经过北九水景区时，沈从文见一列送殡队伍中，有一女孩打幡而行，便于张兆和相约，说要以此为原型写个故事。这就是《边城》最初的发轫。由此可见，张兆和的到来，给了沈从文极大的创作灵感。

这一年3月份，沈从文与友人合编《小说月刊》，但是没出几期就因经费不支而告终。其中合作的就有好友高植。

翻看沈从文的创作年谱可以发现，沈从文在这一年的作品格外得多，小说、散文、诗作、评论等。其中诗作《微倦》就是发表在《西湖文苑》第1期上，署名为“季蕤”。沈从文还向好友胡适报告了自己婚事喜讯。

只是这一年对于沈从文来说也是比较伤心的，因为好友丁玲的被捕消息。5月份，沈从文得知丁玲被捕消息后，很快写了一篇《丁玲女士被捕》，并于次月在《独立评论》发表，署名为沈从文。后来，沈从文又继续追踪此事，并写作《丁玲女士失踪》一文表达抗议，以沈从文名发表在《大公报》上。沈从文为丁玲事还向胡适求援并表示感谢。此后沈从文虽然因为此事遭到诽谤和中伤，但仍旧继续为丁玲的遭遇发起创作，相信在《西湖文苑》第三期上出现丁玲的照片也不是偶然，而是为了制造舆论引起各界关注。

这一年的9月9日，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北平中山公园喜结连理，与此同时，沈从文也正式离开青岛讲坛，开始《边城》的创作，以及重要的专业编辑文学刊物的事业。

相信正是在婚前一段时期，张兆和得闲创作，翻译出了外国名作《我的水手舅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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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水手舅舅》是英国女作家玛丽·安·兰姆的代表作之一，文笔优美，富有温情，成为很多学生阅读的范本之一。而作者兰姆本身常年患有精神疾病，终生未嫁，与弟弟相依为命，大部分时间遍居伦敦城内各地。曾与弟合著《莎士比亚故事集》和《莱加斯特夫人的学校》。

《我的水手舅舅》讲述的是学前的小女孩因为过早失去母亲，常常被做牧师的父亲带着去到母亲墓前坐坐，学着去认读墓碑上的文字。小女孩的母亲过早病逝，应该说给整个家庭带来悲哀的气息。但是小女孩还不懂得什么是死亡，甚至还弄不懂墓碑是什么意思。有一天她的舅舅从遥远的战场归来，因为走时还没有这个小女孩，也不知道姐姐已经病逝的消息。于是与小女孩之间产生了一些情感的误解。正是这些悬殊于大人和孩子之间的误解，才使得整篇作品更加生动和丰满。

从张兆和的译作中，可以见出当时用词习惯的痕迹，如“任性的步武”、“不晓得”、“脑经异常混乱”等。

在张兆和的译文中，还可以看出她受安徽方言的影响，如“是一（椿）桩沉痛的事”、“吵嘴精”、“好几趟”、“吵够了”、“总是到拌了嘴才歇”、“打（从）石碑上像一只小蚱蜢似的往下跳”等。张兆和于1910年出生于安徽合肥，而且后来带她的保姆也是合肥人。张兆和晚年时谈话还是带着明显的合肥口音。

张兆和翻译该作的背后可能还隐藏着一个小小的秘密，那就是张兆和与作品中的小女孩几乎有着同样的遭遇。只不过，张兆和的母亲去世时，她已经记事了，而且能够明白死亡的意味了。张兆和的母亲陆英女士，生于扬州盐官之家，但老家也是合肥望族。嫁到张家后，于1921年10月去世，年仅36岁。当时张兆和11岁，但是看着她穿着孝服的留影，依然是稚气未脱。母亲早逝，最伤心的除了孩子们，还有张兆和的父亲张冀牖。但他始终是隐忍的性格，几乎没有在子女面前掉过眼泪，只是闷声默默地坐在一旁。张家二女允和说父亲很是欣赏纳兰性德的词作，曾对她说过：“性德是性情中人，可惜三十一岁就死了，这样的才子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有一天，作品中的小女孩因为和舅舅闹了别扭，也和爸爸闹了不愉快，父女俩就不言不语的呆在墓碑旁，“我只老老实实坐在父亲的膝上，望着他的脸，想：‘爸爸多么悲伤哟！’一直等到哭倦了，给思想扰够了，才昏昏睡去。”

这样的场景，相信也曾出现在张兆和的童年往事里。后来，作品中“坏脾气”的小女孩终于在与舅舅的长久相处之下，方才明白，为何舅舅极力不让她与爸爸去那座坟墓，因为她的爸爸会非常伤心，而舅舅则给她讲述了姐姐生前的故事，说女孩的母亲在生前是如何的优秀和出类拔萃，她是那样的贤淑、温文尔雅，她是那样善于缝制美丽的衣裳和朴素地装扮自己。总之，她要是还活着，就一定会使得自己的女儿更加美丽和具有礼貌，她一定会全心全力地爱着女儿，赋予她生命中最珍贵的品格和精神。但是这一切都不可能假设了，毕竟还有舅舅陪着她，并代替姐姐教给她一些做人做事的礼仪和修养。

而且父亲最终也发现了舅舅带给孩子的明显变化。女孩成长了，她渐渐明白了人世间的道理。虽然还不够真正明白一些东西，但到底开始学会理解别人的情绪，还有对她的无私的关爱。生活仍旧要继续下去，舅舅离开姐夫之家。父亲仍旧要继续为周围居民服务，同时还要照顾未成年的独生女儿。

这是个简单的故事，却成为一代经典，并出现不少译本，呈现在读者面前。张兆和的这一版译本，相信很多人都没有读过。就连张兆和的长子、孙女也说没有读过。毕竟张兆和后来历经波折，并没有在文学事业上继续走下去，而是成为一位负责的文学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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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中学生年代，张兆和就曾创作过《王昭君》的演出剧本，发表在了张家私立乐益女中毕业校刊上。后来张兆和也曾有过创作的经历，短篇小说有《费家的二小》、《小还的悲哀》、《湖畔》、《招弟和她的马》。巴金在主编《文学丛刊》第七集时，就把张兆和的这本《湖畔》（1941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后来，这本小说集又再版两次。

其中《费家的二小》作品曾引起多位评论家的关注，认为其描写的乡村姑娘二小，即一位很早就失去母亲的女孩，对女性存在价值的自觉，颇为突出和明晰。其中牵涉到了父女恋、兄妹恋、父权、性别的反叛等人性问题。有人甚至把这篇作品与九年后发表的张爱玲之短篇小说《心经》相为比较，认为张兆和是开了一个中国心理小说的先河。

应该说，张兆和早年的经历和她所学的专业使其文笔更加开放，与沈从文在一起后，她的文学视野更为开阔，甚至某些方面并不逊于沈从文的创作。因为她很早就读过帕斯卡尔、托尔斯泰、伏尔泰等名家的经典作品，甚至可能是英文作品，因此她敢于翻译外国名著，这一点却是沈从文较为缺失的，就连沈从文自己都觉得“不会英文”是一个遗憾。当然，张兆和为了沈从文，或者说为了家庭，从而放弃了写作，也是令读者感到遗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