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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敬泽（左）、陆建德（右）为《近代文学批评史》译者杨自伍（中）颁奖 主办方供图

在日前于上海举行的“第一届译文年选终评研讨会”上，俄语文学翻译家郑体武感叹：现在读者读一部翻译作品读着畅快，就说原作者写得真好。一旦自己读得不顺了，就骂译者糟蹋了原著。这虽然是一位翻译家的率性之谈，却未尝不是道出了翻译的微妙处境。客观说来，如果翻译不好，译者免不了遭受批评。如果翻译得好，读者给予译者的最高评价，往往是忠于原著。某种意义上也因此，我们有意无意忽略了一个事实：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中或多或少包含了创造性。

这一点在诗歌翻译中体现得最为突出。以评论家李敬泽的观察，当我们读某位外国诗人，说他的诗写得好，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并不是夸那个诗人，而是夸那个译者，是夸他在汉语当中的重新编码，重新创造，这种编码和创造实际上是无法退回到原著里去的。“我这么说，不是在批评译者的质量。我只是说，这在翻译当中恐怕是一个常态。我说这个意思也是为了强调，很大程度上翻译本身就是一个在落地语言当中的新的创造，在诗歌等体裁的翻译当中更是如此。”

也因此，在翻译的评判标准中，李敬泽更在意翻译对现代汉语有什么意义。“不管怎么样，外语被翻译过来后就是汉语，我们读的也是汉语译本。对我们这些读者来说，或者对我们这些文学专业读者来说，我们当然更在乎译本汉语的质地。”以他的理解，自现代以来，翻译本身就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翻译不仅仅是供我们借鉴、学习、参考，“当一本书被翻译过来之后，译文本身就已经参与了现代汉语的建构。我们现在使用的现代汉语，不仅仅是我们日常用的汉语，包括现代文学语言，很大程度上都是翻译参与建构的。所以我从来都认为，在某种意义上，翻译家同时是在创造，他们是在进行一个汉语意义上的创造。”

英美文学研究专家陆建德的观察从一个侧面佐证了李敬泽的说法。在他看来，鲁迅、巴金等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驱，大体上都有过翻译实践，他们的翻译在某种程度上和中国现代文学发声直接相关，也是从他们那一辈开始，翻译在中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种发展其实就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部分。“比如鲁迅先生就特别强调从翻译工作当中汲取营养，他翻译是希望给我们的传统文化带来新的血液、新的想象、新的句法、新的隐喻。而巴金可以从事不同语种的翻译。虽然说他是中文作家，但是他的外文非常好，他收藏的外国文学著作极其丰富。”陆建德曾经在北京国家图书馆看过一次中国作家的手稿和藏书展，他发现当中展出最好的一本莎士比亚戏剧早期的版本就是巴金的私藏。“这些前辈都热爱外国文学，也希望通过对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来催生一种新的文化和新的文学传统。”

翻译无疑在他们的创作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记。陆建德举例表示，俞平伯虽然是研究《红楼梦》的，但是他曾经有过非常短暂的出国经验，而且很好地学习了外文。“所以他早期的文学创作、诗歌创作当中有很多翻译文化的痕迹。甚至有一些地方就是直接用英文的，我们现在读起来觉得很奇怪。”以陆建德的理解，我们不能简单认为，现代文学刚出现时普遍存在的这种杂糅现象是一种弊病，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是一种力量，里面包含了一种催生新生命、新传统的力量，这种力量我们还没有好好地总结过。“从现在学术建制上，我们会界定某些人是做外国文学的，某些人是做中国文学的，中国文学又分为几个时段，其实这些是可以有机结合的。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在1953年创办了《译文杂志》，主编是茅盾，如果我们看50年代刊发的文章，我们会觉得这本杂志中很多翻译的东西，包括翻译当时苏联的一些社论等，其实和国内发生的大量事件是结合在一起的。”

这在某种意义上应了李敬泽说的，现代文学的那些大师，之所以同时是翻译家，他们不是为翻译而翻译，而是怀着强烈的建构现代中国、现代文学的愿望，那种主体选择是非常强的。“鲁迅翻译任何东西，显然不是为了完成某个任务随便就来的，他是有所思考，有所选择的，主要就看翻译对当时中国的现实，以及文学是否有意义。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同时是翻译家，这本身不仅仅说明了他们的能力之广阔，同时也说明了他们的翻译本身就是现代文学的建构。”

世易时移，如今文学翻译就像李敬泽说的那样，已经不仅是一个文化事业，同时还是一个商业行为，甚至还是一个全球文学市场、文化市场运作的结果。“这都没有错，但是同时和文学、文化本身也是有冲突的。包括在翻译什么的问题上，我们其实需要有更加自觉的主体选择，而不是只是为商业文明，为全球文化资本驱使。我们不要忘了，翻译一定涉及到我们中国人的世界观，也涉及我们是如何看待世界，如何建构世界的。”

事实上，恰如李敬泽所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先生他们花很大精力去翻译波兰文学，翻译弱小民族的文学，就是为了表达当时的中国人和那些弱小民族的命运是一样的，要在翻译当中建构起自我的身份以及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在李敬泽看来，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依然需要这种观念。“这当中也涉及对‘我们是谁？’的认知和判断。过去很长时间里，我们一定是忽略了一些东西，包括我们忽略了世界文学里其实隐含着权力结构等其他方面的东西。”

李敬泽举例表示，通过外国文学，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到巴黎人是怎么想的，尽管我们可能没有去过，但是我们读了很多法国文学作品。但我们对非洲人毫无概念，对印度人也没有什么概念。我们对印度人仅有的概念还是唐三藏取经时的概念，还是网上能看到的那些零零碎碎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文学翻译上，我们应当有更加自觉的主体意识，来回应、调整我们中国人的自我意识。而翻译对于中国人的精神有着至关重要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也理当通过翻译让自己对世界拥有更为健全的感受能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译文年选”评选标准把社会影响放在首位，其后才是学术含量、文学价值、翻译质量，也体现了翻译事业理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作为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最早成立的专业翻译出版机构，上海译文出版社长期致力于“传播世界优秀作品、创造优质阅读价值”，经过多年的努力，逐步形成了涵盖当代国际知名作家、学者经典作品的出版规模和有较大社会影响力的出版品牌。今年六月该社启动“第一届译文年选”，也是意在通过评选优秀译作的方式，为提高引进作品翻译水平和出版质量提供一种标杆和载体，在鼓励、表彰杰出译者的同时，突出文学翻译的重要价值，推动社会各界对于优质翻译作品给予更多关注。

最终，由李敬泽、陆建德、孙甘露、小白、易丽君、谭晶华、郑体武、袁筱一、谈峥、但汉松、陈英等翻译家、作家、评论家组成的专家评审团，综合参考网络票选结果，从十部包括英、日、法、俄、意、波兰语六种语言，涉及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文学评论与非虚构文学等多种体裁的作品中，选出了《近代文学批评史（修订版）》《布拉格公墓》《米沃什诗集（总四卷）》《纳博科夫短篇小说全集》与《世纪的哭泣》五部作品进入决选。

与多数评委一样，法语文学翻译家袁筱一也在考虑获奖篇目时是投《近代文学批评史（修订版）》，还是投《布拉格公墓》陷入了两难。“进入80年代以来，英语文学的翻译至少占了90%的天下。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有必要强调，整个世界文学，或者说对中国来说的外国文学，应该更加往多元方向发展。投给从意大利语译出的《布拉格公墓》，或许能强化这个意识。”但从翻译具有的挑战性来讲，袁筱一还是觉得杨自伍译的《近代文学批评史（修订版）》更大一些。“这样一本文学批评史领域开创性也是总结性的巨著，翻译难度不言而喻，他耗时25年把八卷本完整译出后，又逐字逐句校订和修改，试问有多少译者可以这样坚持？何况，以我重读第八卷的感受来说，他还是翻译得比较严谨的，翻译质量很棒。所以无论从翻译精神看，还是从翻译质量看，他这本译著都是应该重点褒奖的对象。”

在翻译质量相当的前提下，《近代文学批评史（修订版）》最终胜出，可见多数评委看重这部译作的社会影响，以及其获奖可能会产生的示范效应。翻译家但汉松表示，杨自伍凭这部译著获奖，代表了当代译坛已经不可能再去复刻和企及的事件。“这和雷纳·韦勒克这本著作是一样的，在他之后，没有一个西方作者再敢去单枪匹马去写文学史。这件事情就算有人可以做，也会被认为是政治上的不正确，你怎么可以以一个人的能力去臧否这么多的人物？韦勒克有自己个人的判断，体现了他作为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审美趣味。而现在文学史的生产，很多都是资料的生产，要强调各种各样的视角，往往是不同学者汇聚一起团队作战。可见，韦勒克代表的是一种远去的西方文人的背影，而杨自伍先生跟他一样，代表了一种已经逝去的老派译者的身影，所以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

而杨自伍翻译韦勒克这部批评史巨著的过程，即是一次非常难得的经验。最初是他父亲，同为英美文学翻译家的杨岂深将作品一、二卷介绍给译文社，而且他译了两章，请译文社编辑过目。不久译事中断、以致译稿遗失，杨自伍到现在都遗憾没能看过这两章一个字。他在发表获奖感言回忆说：“到八十年代，张建平先生到我们家来重提旧事，那个时候我父亲已经年近古稀，我不知天高地厚，就说我来试试。我父亲经过考虑，征得译文社同意，就达成了这样一个默契。有幸的是他修改了第一卷。第二个荣幸是方平先生是第一位责任编辑，他肯定了这本译作的基本质量，后来就顺理成章延续了这么多年。”基于此，杨自伍谦称，他个人获奖是其次，这个奖最重要的是奖掖一种传承精神。

事实上，杨自伍的翻译既体现了传承精神，也体现了创造精神。但汉松感慨，自己读韦勒克原著的时候，很少能碰到难懂的单词，但是他在看杨自伍译文的话，却发现一些汉字、词语都不认识。“如果一部英文著作的一句话里，有三四个形容词，多数译者也就把每个形容词对应翻译出来并列呈现，但是杨自伍先生可以把四个形容词变成两个汉语里的四字成语，甚至有的成语是非常生僻的。当然这是一个风格问题，见仁见智，但是至少他在翻译过程当中，不仅是简单去传递外文，还在告诉我们中国的汉语曾经是怎样，未来有可能是怎样。通过读这部译著，我发现汉语里有这么多四字成语，都被我们遗忘了，我感受到一种教育和震撼。”

值得思考的是，我们固然赞赏好的翻译，但对认真负责，却在某些方面不如人意的翻译，是否就以“糟蹋了原著”之名全然否定？但汉松感叹，现在翻译的评判处于读者减分制的审视当中。他现身说法道，英国作家朱利安·巴恩斯的《福楼拜的鹦鹉》此前的两个译本被个别专业读者批得体无完肤，他因此受命重译。在译的过程中，他对照了之前的译本，发现其中固然有一些问题，但是有些地方翻译得非常出色、非常高明。“坦率讲，如果我来译，我译不到让自己满意。”可想而知，如果不能客观看待译本，这些好的部分就会被掩盖。如此说来，我们固然要对翻译提出高标准、严要求，并对优秀的翻译给予褒奖，但我们也完全可以以更为客观的眼界，和更为健全的视野来看待不同的译本，以及翻译这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