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文学批评精神与方法
面对文艺界的一些不良现象乃至乱象,最近常常想起鲁迅的言论。
1935年5月,鲁迅在《文学》月刊第四卷第五号发表题为《“文人相轻”》的杂文,对文艺界混淆是非、不辨黑白的现象进行犀利批评,在文末提出,做文艺批评“一定得有明确的是非,有热烈的好恶”。
我以为,鲁迅提出的这两条是做好文艺批评必须守住的底线原则。
首先,做文艺批评一定得有明确的是非。文艺是与人心有关的事业,尤其需要是非心,容不得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容不得和稀泥,更容不得指鹿为马、以丑为美。我们的文艺界之所以出现一些乱象,原因很多,比如资本的操控——我们千万不要忽视资本强大的操控力,但与我们的文艺评论也有一定关系。那些糟糕的作品之所以到处传播,产生不良影响,离不开我们的一些评论者吹喇叭、抬轿子,而这些评论者之所以这么做,是出于种种原因,放弃了是非标准、价值判断。而放弃了是非标准、价值判断,就等于放弃了文艺批评的底线原则。这种突破了底线原则的文艺评论,对文艺的严重危害,是不言而喻的。
其次,做文艺批评一定得有热烈的好恶。这讲的是态度问题。用鲁迅在另一篇杂文中的话来讲就是,“文人不应该随和;而且文人也不会随和,会随和的,只有和事老。但这不随和,却又并非回避,只是唱着所是,颂着爱,而不管所非和所憎;他得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像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恰如赫尔库来斯的抱紧了巨人安太乌斯一样,是因为要折断他的肋骨。”想一想鲁迅的话,我们真应该觉得汗颜。我们的评论者是太“随和”了,我们海量的评论文章中有“热烈的好恶”的文字太少了。我们不仅很少对自己所是、所爱的作品发出热烈的赞美,更极少对自己所非、所憎的文字发出理性而又毫不妥协的反对与批评。在这个方面,鲁迅还是我们的楷模,他的杂文就是为了表达“明确的是非”和“热烈的好恶”的,正因为如此,他的杂文才是“战斗的文学”,才产生了“行动的美学”,我们才能在里面体味到人间的至爱和至恨,体验到火的热烈,冰的寒冷,自然也经常体验到春风一般的温暖。还是以“文人相轻”这个话题为例,在一般人看来,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鲁迅为此却断断续续写了“七论”,一定要把道理讲清楚。没有“热烈的好恶”,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这很值得我们学习。
再次,做文艺批评一定要有科学的方法。关于这个问题,鲁迅也有明白的说法。他在《我们要批评家》中强调,为了推动左翼文艺发展,需要“坚实的,明白的,真懂得社会科学及其文艺理论的批评家。”鲁迅所说的“社会科学及其文艺理论”指的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现在批评理论很多、方法很多,这些理论、方法如果运用得当,都有益于文艺发展。但在我看来,要想推动中国当前文艺健康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将文艺置于社会整体结构中观察,因而最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不仅能够对文艺作品做出美学价值判断,也能够对文艺作品做出社会价值判断。比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引用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中一点点儿的金子“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成为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的诗句来分析货币的力量,指出货币的力量有多大,货币占有者的力量就有多大,货币的特性就是货币占有者的特性和本质力量,而“货币作为现存的和起作用的价值概念把一切事物都混淆了、替换了,所以它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混淆和替换”。如果在这样的理论视野中来看,我们就会发现一些顶流艺人身上闪烁的不过是资本的光芒,或者说,使这些人成为顶流的,是资本的力量。明白了这一点,我们的文艺批评就不至于过于肤浅,甚至能够追根溯源,挖出这些看似闪亮的形象下面藏着的小,乃至丑与恶来,使受众不上当受骗,或者尽量少上当受骗,也为文艺管理提供一定的借鉴。
明确的是非、热烈的好恶、科学的方法,是统一的有机体。如果没有明确的是非,就难有热烈的好恶;没有热烈的好恶,就很难坚持明确的是非;明确的是非、热烈的好恶更需要科学的方法熔炼、提升。
相信只要我们持之以恒地学习、发扬鲁迅的批评精神,我们的文艺批评一定会好起来,形成良好的风气,那我们的文艺也会好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