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性视阈下的新地域主义——安妮·普鲁小说中的地方与全球化
摘 要：当代美国作家安妮·普鲁是全球化时代 “新地域主义” 文学的代表。从当代文化地理学的流动性视角来看，“新地域主义” 之新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强调 “地方” 是建构的产物，因而也是开放、 动态的空间；二是认为静态与游牧、地方性与全球化之间并不对立，而是相互交织彼此纠缠。安妮·普鲁的作品始终关注北美不发达地域及其在全球化时代何去何从。在普鲁笔下，即使再偏远隔绝的地域也没有自绝于历史洪流之外，而是通过人口、资本和信息的流动与外部世界发生着各种交集和互动；另一方面，地方只有立足于地方性,才能吸引更多的资本和全球化资源，只有如此，地方才能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关键词：新地域主义；安妮·普鲁；流动性
1.0 引言
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对于地方和地理的重视再一次隆重回归城市规划、人类学、社会学、文学和文化研究等各个领域，一种 “新地域主义” 思潮与全球化逆向而生，仅从众多研究专著的标题就可见一斑：《新地域主义理论》 (Theories of New Regionalism, 2003)、《美国新地域主义》 (The New American Regionalism, 2004)、《全球化时代的美国文学地域主义》 (American Literary Regionalism in a Global Age, 2007) 等等。新地域主义不仅是全球化时代学术研究的关注点，也是全球化时代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当代美国作家安妮·普鲁 (Annie Proulx) 就是 “新地域主义” 文学的代表。纵观安妮·普鲁的作品，一种强烈的 “地方感” 贯穿始终，其笔端所及之处，尽是北美不发达地区：新英格兰的家庭农场、纽芬兰的渔业、德克萨斯和怀俄明的牧场。安妮·普鲁将目光锁定这些偏远地域，对不发达地域在全球化大潮中的命运走向投以深深的关切。
然而，安妮·普鲁的 “新地域主义” 写作并未引起应有关注，其最广为人所知的作品是小说《断背山》，同名改编电影曾斩获多项大奖。事实上，普鲁的 “新地域主义” 写作将地域叙事置于流动性和全球化背景下，同样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出版于1992年的《明信片》 (Postcards) 描写了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新英格乡村小镇的衰败，为她赢得1993年美国笔会/福柯纳奖。《船讯》 (The Shipping News, 1993) 和《老谋深算》 (That Old Ace in the Hole, 2002) 分别是普鲁的第二和第四部长篇小说，《船讯》获得了 “全美图书奖” (1993) 和 “普利策文学奖” (1994)。《老谋深算》被中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和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举办的 “21世纪年度最佳小说” 授予外国文学奖。这两部作品都探讨乡镇居民在全球化经济中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和身份危机，以及他们如何在与全球化世界的互动中找到复兴家园的途径。除此之外，安妮·普鲁的短篇小说集《近距离：怀俄明故事集》 (Close Range, 2000) 也同样关注现代化过程中地域发展遇到的种种问题，《断背山》就是该故事集中的一篇。
首次提出安妮·普鲁的作品彰显 “新地域主义” 思想的是凯伦·路德 (Karen L. Rood) 的专著《了解安妮·普鲁》(Rood, 2001: 15)。此后，由埃里克·汉特 (Alex Hunt) 主编的论文集《安妮·普鲁的地理想象：地域主义的再思考》在探讨后现代 “后地域” 语境下安妮·普鲁对地域文学的独特贡献时，再次确认 “安妮·普鲁对于地方和地理的执着使她成为当代美国小说中新地域主义思潮中的一员” (Hunt, 2009:4)，但对新地域主义与全球化的关系没有展开充分论述。除此之外，以安妮·普鲁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论文，如周怡的《安妮·普鲁和她的区域文学》、《安妮·普鲁的西部文学》、林晓慧的《安妮·普鲁作品中的生态写作》等从地域特色、身份认同、生态关怀、后现代元素等方方面面进行了研究，但没有关注安妮·普鲁的 “新地域主义” 在全球化时代的意义所在。
那么，新地域主义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怎样的特点？为什么全球化加速的时代会出现地域转向的回潮？与传统地域主义相比，新地域主义之 “新” 体现在何处？当代文化地理学关于流动性的论述为探讨上述问题提供了有效的理论借鉴，也为揭示安妮·普鲁的小说在全球化时代的意义提供了崭新视角。因此，本文基于流动性相关理论，通过分析安妮·普鲁的新地域主义小说《船讯》和《老谋深算》，展示安妮·普鲁对于地方与全球之关系的辨证思考。
2.0 流动性视阈下的新地域主义
在《流动性》中，彼特·阿迪 (Peter Adey) 指出，“全球化是广泛的流动过程，包括货物和商品的流动、信息、通讯产品和服务的流动、人口的流动。流动性已经成为全球秩序中的日常状态。即使是相对稳定的社区群体也被各种流动所裹挟” (Adey, 2010:10)。面对流动性的增强，人们如何反应？文化地理学家道林·玛希 (Doreen Massey) 指出，在全球化时代，“资本进入了国际化流动的新阶段，越来越多的人以越来越快的频率旅行越来越远的距离，流动性加快导致不确定感的加剧，人们对此的反应就是寻求一种地方感” (1994: 146-147)。因为地方感可以提供稳定感、踏实感和身份感。但是玛希同时指出，“在进步主义者看来，这种对于地方感的寻求是对动态的现实生活的退缩和逃避” (Massey, 1994: 151)。
那么，新地域主义对地方感的再次关注是对全球化现实的消极逃避还是对全球化现实的积极应对？这取决于新地域主义对 “地方” 的定义以及地方与流动之间的关系。提姆·克雷斯韦尔 (Tim Cresswell) 在《移动中：现代西方世界的流动性》中总结了西方社会和文化思想中存在的两种思维倾向：一是静态主义 (sedentarism)，一是游牧主义 (nomadism) (2006: 26)。静态主义强调维持空间秩序，坚守地方性和地方文化身份，将流动性视为威胁；游牧主义强调跨国和全球治理，将流动性视为进步 (2006: 55)。其实，静态主义和游牧主义并不是对立的两极。彼特·阿迪认为，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提出的 “恋地情结” 其实也适用于游牧群体，游牧群体总是循环性地回到某一地方，而且对该地发展出一定的依恋。游牧路线的重复性和循环性所产生的熟悉感，其实与地方感无异 (Adey, 2009: 70)。因此，流动性中也存在稳定性。同时，人类学家格什尔 (Peter Geschiere) 也对将静态与流动对立的思维提出了警告，因为即使在最具流动性的全球化过程中，也存在着各个层面的尝试封闭和固定的行为。“这些思想行为试图在全球化中寻求生存的方式，如果过度强调稳定，则会导致将身份与全球化对立。” (Geschiere, 1998: 614) 文化地理学家大卫·哈维 (David Harvey) 对于固定与流动之间的悖论关系所做的思考经常被各种文献引用。在《公正、自然和差异的地理》中，哈维以美国巴尔的摩的吉尔福德镇为例，指出该镇所经历的各种信息流动、资本流动、人口和原材料的流动被当地居民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解读。一方面，居民指责外来人口导致当地失去稳定，另一方面，当地政府鼓励外来资金流入从而振兴当地特色制造业。虽然两种反应对流动性做出相异阐释，但两者都以地方划界为策略，以维护地方特色为目标。哈维由此进一步指出，“吉尔福德镇是什么样的地方？它有名字，有边界，有鲜明的社会和物理特征。它在流动中获得了某种永恒” (Harvey, 1996: 293)。而只有在流动中保持独特性的地方才能吸引更多流动资本的进入。
因此，静态与游牧、地方与流动并不对立，而是彼此纠缠相互交织。所以，新地域主义在全球化时代对地方感的强调不是对全球化的消极逃避而是一种有效的应对策略。同时，新地域主义所理解的 “地方” 也超越了以往静态的内涵，被道林·玛希称为 “进步性的地方感”：
首先，赋予地方之地方特殊性的不是地方内在化的历史，地方性是各种社会关系在这个地点的某种聚合和汇集。而这些社会关系编织成的网络与外部世界有着各种交缠。因此，地方是一种过程；第二，地方没有边界，地方不是封闭的世界；第三，地方不是具有单一的身份，而是充满内部矛盾；第四，地方的特殊性是不断再生产的和再建构的。这种进步的地方感就是地方的全球感，全球的地方感。(155-156)
可以看出，与传统地域主义相比，“新地域主义” 主要在两点表现出其 “新” 之所在：一是认为地方与流动、地域与全球化之间共生共存、相互交织；二是强调 “地方” 是建构的产物因而也是开放和动态的过程。这种新地域主义理念在安妮·普鲁的小说中表达得异常清晰和坚定。在普鲁笔下，即使再偏远隔绝的地域也没有自绝于历史洪流之外，而是通过人口、资本和信息的流动与外部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交集。另一方面，地方没有在全球化中失去自我特色，而是坚守地方的差异性，抵御全球化的同质化，因为只有立足地方性，才能在全球化中保持长久发展的根基。但地方也不能画地为牢，而是以开阔的胸怀将全球化的资源纳入地方所用，只有如此，地方才能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3.0 本地与外地：人口流动与思想互动
安妮·普鲁的《船讯》和《老谋深算》都描述了主人公从现代都市到落后乡村的地理空间迁移，前者是奎尔从美国纽约来到加拿大的纽芬兰，后者是鲍勃从丹佛来到德克萨斯的长条地。这不仅是地理空间的跨越，更是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文化的碰撞和交流。《船讯》和《老谋深算》一方面探讨了个体通过地理空间位移获得心理流动和身份流动，成功地找到了精神家园和自我价值；另一方面，两部小说通过描述外地人与本地人之间的互动，展示了外地人如何在与当地人的交往过程中，融入当地社区，获得当地认同，并与当地人形成共同体，同时，外地人的加入推动了当地的知识和信息更新，成为本地发展的新动力。
在《船讯》中，奎尔的祖先来自遥远的纽芬兰岛，他独特的容貌让他与纽约格格不入，甚至在家里也备受父兄的欺凌，从而养成了他内向、怯懦的性格。都市生活的节奏快与变化多，也让年轻的奎尔无所适从。他对纽约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状况漠不关心，虽然想融入当地社会，但总是受到各种各样的排挤。自身的闭塞与社会的冷漠，造成了奎尔与社会的疏离。当他的父母和妻子死于事故，唯一的朋友离开纽约，自己又再次失业的时候，奎尔在纽约彻底成了无根之萍。奎尔抱着开始新生活的想法，离开了他生活了36年的纽约，带着两个女儿跟着他姑妈阿格尼斯来到了加拿大的纽芬兰岛——他们祖先的家乡。
每一棵树都有自己的春天。奎尔在纽芬兰找到适合他成长的土地。初到纽芬兰岛，奎尔便被当地独特的地理特点所吸引，自然古朴的民风更让他对这个地方倍感亲切。因此，他慢慢走出自己的内心孤岛，开始关注周围的环境和人物。真正的转折是从奎尔走进当地拉呱鸟报社开始的。拉呱鸟是纽芬兰的绒鸭，报纸以拉呱鸟命名极富地方特色。在这里，奎尔遇到了来自渔民世家的总编杰克；依然坚守渔业，负责家庭版的比利·布莱蒂；也是捕鱼好手，报道国际和国内新闻的纳特比姆。而奎尔被分配的任务是报道当地的车祸和船讯，而且不管有没有车祸，车祸照片一定出现在报端。
如此的办报风格与奎尔在美国遇到的报社完全不同。他告诉姑妈：“我干不了这活。主编半疯半傻，让我报道车祸，而我对这地方根本不熟悉” (普鲁，2006: 80)。奎尔也曾被报社本地人质疑；“你不会跑回美国吧？” (普鲁，2006: 77)，甚至遭到当地人抨击：“别在这贩卖你那一套美国自由主义，你这是和我们经济发展唱对台戏” (普鲁，2006: 229)。但随着记者工作的展开，奎尔与当地居民有了更多的接触，有机会深入了解他们的生活和文化。当地居民对海洋的亲近与敬畏，居民之间的相互关怀，以及他们对奎尔的接纳和帮助都让初来乍到的奎尔渐渐融入当地的生活，并自觉以当地主人翁的身份保护着他们共有的家园。同时，当地报纸拉呱鸟报独特的经营理念和风格也让奎尔得以施展自己的才华，慢慢建立起信心。从晋升为报社主编的那一刻开始，奎尔不仅得到了当地人的全部认同，而且与当地妇女韦苇相爱并组建家庭，更让他成为纽芬兰群体的一部分。工作上的成就和生活上的和谐让奎尔看到了自我价值，也让他在新的空间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来自美国的奎尔与纽芬兰当地人的交往，打破了外地人与当地人之间的隔膜和对立，奎尔为当地报纸出谋划策、锐意改革、乐于奉献，并不遗余力地为纽芬兰的利益振臂呐喊，向当地人表明，并非所有的外部势力都要被拒之门外，那些有助于当地发展的外部智慧和资源可以被吸收，为当地所用。
《老谋深算》也是一部关于城市外来者与乡村本地人之间互动的故事。小说的开篇是25岁的鲍勃·道乐驱车奔向西部大草原。鲍勃 “伸手把收音机调到乡村音乐频道，听着归家啊，在家啊的歌曲” (普鲁，2003: 3)，预示着这是一次寻找心灵家园的旅程，是一次精神朝圣的奥德赛。鲍勃自小被父母遗弃，被寄养在开旧货店的单身舅舅家。他觉得自己 “早年生活支离破碎，碎成无数小片，彼此不能连缀” (普鲁，2003: 12)。幼年遭抛弃的阴影让他无法把丹佛当成自己的家乡，“他没有任何归属感，他在这里等待前往某个有意义的地方”。(普鲁，2003: 43)
于是，鲍勃被环球猪肉皮公司作为选址员派往得克萨斯-俄克拉荷马州长条地。作为一个陌生的外来者，用他的眼睛和脚步，把读者引入一个干旱炎热、点缀着风车和谷仓的得克萨斯长条地。刚得到这份工作的他并不清楚这种工业化的现代养猪场对当地居民的伤害，这样一份选址的工作，不仅让鲍勃想尽办法去了解长条地的土地和人们，结识了很多有趣的人和物，并被当地人所吸引，他们对这片土地的热爱更让他在了解并爱上这个地区的同时慢慢疏远了全球猪肉皮公司及其所代表的资本主义价值观，融入长条地那多彩的乡村生活和文化，在这里发现了心中的伊甸园。
鲍勃对长条地的了解始于詹姆斯·威廉·艾伯特中尉的历险记《西南游：一八四五年科罗拉多、新墨西哥、得克萨斯、俄克拉荷马诸州勘察记》，这本游记生动、详实地记录了艾伯特中尉在这一地区的所见所闻所感，让鲍勃未到长条地之前便对这个地区充满了好奇，更让他一踏上这片土地便被它含蓄的美所吸引。寄住在毛桶郡 (Wooly bucket) 拉封家里期间，鲍勃走访了周边的土地，了解了周围居住的人们，并且通过与当地历史学家拉封和泰特尔·克劳彻的接触和交谈，了解了长条地的历史。对当地历史和现实的理解，让鲍勃对这片土地和生活在此的人们产生了深深的敬畏和同情，也让他对环球猪肉皮公司为了利益不择手段的行为产生了极深的厌恶。他逐渐从为养猪场选址转向保护这片地区和人们的家园，把希望寄托在了长条地人们的草原复兴家园计划上。
小说的最后一章以欢乐的铁网丝节结束。这是个具有当地民俗特色的盛大节日和集会，外来者鲍勃与当地人共同欢聚，其乐融融，他们通过思想和知识的交流孕育了浓浓的亲情。鲍勃这个外来者给长条地居民带来很多新的思想和知识。例如，艾斯承认，他的草原住宅项目就是受鲍勃豪华别墅项目的启发。另外，长条地人敦促鲍勃在这里开书店，“毛桶镇迫切需要一个书店” (普鲁，2003: 396)。当地人牡豆兄弟对鲍勃说，“我可以教你如何骑马，也有不少人能教你西班牙语，你还有帮忙销售草原上的住宅” (普鲁，2003: 396)。拉封轻轻一句 “欢迎回家” 深深触动了鲍勃心底对家的渴望，让他决心回到长条地，与当地人们一起复兴家园。
总之，这两部作品通过个体人物在乡村与城市、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跨州和跨境的空间流动和社会流动，展示了本地与外地、地方与世界之间的文化流动和思想流动。一方面，外地人可以融入地方群体，并作为忠实成员维护地方文化和利益；另一方面，当地居民对外来文化和思想采取包容与开放，利用外来资源帮助本地发展。
4.0 地方家园与全球资本
虽然《船讯》和《老谋深算》都以偏远地域为主题，但事实上，安妮·普鲁并没有将地域作为与世隔绝的桃花源，而是直面资本全球化扩张对传统地区经济的影响。《船讯》和《老谋深算》两部作品都描写了外部政治、经济势力的入侵如何破坏了当地人们赖以生存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威胁了他们的传统生活和身份，对当地人们保护自身经济和文化提出了新的要求。但是，普鲁反对盲目抵制一切外来势力，因为这不仅是不可能的，也是无益的。因此，小说中的纽芬兰和长条地居民努力探索如何在流动性增强的时代保卫地方家园，并在全球化体系中保持可持续发展。
《船讯》中的纽芬兰锚爪港地处偏远，生活日复一日、平淡无奇，无论是在文化和经济方面，都似乎与外部世界脱节。正如初来乍到的外地人称此地为 “被上帝抛弃的地方，全世界最最荒凉、最最寒碜的海岸” (普鲁，2006: 136)。其实，这个锚爪港早已不是过去那种自给自足的渔村，而是参与着实实在在的跨国交流和贸易。首先，小说标题中的 “船讯” 既不是当地的主要工业 (当地以捕鳕鱼为生)，也不是故事发生的地名，而是当地报纸的一个版面名称，记录该地进出港的船主、吨位、货物。因此，小说从标题上就强调了跨国连接，让读者即刻联想到该地的进出口、人口流动、信息流动、货物流动和资金流动。锚爪港是国际深海港，来自世界各地的游轮和捕鱼船在这里靠港、加油和参与当地贸易，正如该地港务长所说，“两年前政府花了1700万给这个海港升级，重建的码头，新建的集装箱枢纽站，今年就有16艘巡航舰赶着入港，只要他们一踏上码头，就大把往这里扔钱” (普鲁，2006: 90)。因为当地盛产鳕鱼，吸引了众多国家来此逐利，例如，一艘船 “专门到这里来装鱼和海胆卵，用于日本的美食贸易。船讯上还记载着来自美国、俄罗斯、葡萄牙的船只” (普鲁，2006: 98)。除了航运业之外，旅游业也将锚爪市与外部世界建立了互动通道，纽芬兰海岸的外来游客构成当地社会和经济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总之，《船讯》中的纽芬兰不再是一个隔绝于世的渔村，而是被国际航运、旅游业等资本流动、人口流动等所渗透。
面对外来资本和外来人口的流入，面对由此而来的社会经济生活巨变，纽芬兰的渔民反应强烈，当地拉呱鸟报社就是纽芬兰岛的缩影和喉舌。报社由当地渔民杰克·巴吉特 (Jack Buggit) 创办，他坚守渔业，经常不来上班。虽然他从未出现，但对报纸把持权威。比利·布莱蒂 (Billy Pretty) 负责拉呱鸟报的家庭版，杰克和比利是本土经济和文化的捍卫者。对于加拿大政府和全球资本的介入所造成的影响，比利痛心疾首：“鳕鱼和毛鳞鱼从原先的几百万吨变成只有两三桶。捕鱼业从原先季节性的近海岸小船捕捞变成了一年到头的深海加工船和拖网船作业。现在，鱼没了，森林被砍光了。一切都被毁灭了” (普鲁，2006：226)。杰克与比利一样，对于外海渔业和石油开采业导致的过度捕捞和石油泄漏破坏当地的海洋生态环境充满了愤怒：“海里的电线、油桶和破金属会撕烂渔网，可怕的石油泄露会使最后几条鳕鱼一命呜呼，整个渔业彻底毁灭” (普鲁，2006：225)。更可怕的后果是国际资本的进入剥夺了传统渔民赖以为生的途径，正如杰克所担心的：“他们把沿海渔民变得跟流动农业工人一样。我们再也不能控制自己的捕鱼，而是听他们发号施令” (普鲁，2006：326)。国际资本的流入导致渔民被迫外出务工，渔民失去家园，也失去文化身份。杰克和比利对外来公司和人口的态度代表了纽芬兰本土许多人的观点，他们认为，外来资金和人口不仅破坏了生态环境，还引发当地道德水平下降，“外地人带来了吸毒、犯罪、妓女、离婚和暴力” (普鲁，2006：225)。
另外，纽芬兰与加拿大联邦之间的关系也让纽芬兰与全球化的关系变得错综复杂。与英国同宗同源的纽芬兰曾想投靠英国，但二战后英国的经济自身难保，纽芬兰又想独立自治，可是沉重的债务负担和日益凋零的渔业让纽芬兰无法独自走出困境。纽芬兰最后通过公投在1949年加入加拿大联邦成为加拿大的最后一个省。这段历史过往对于阅读安妮·普鲁的小说中纽芬兰的处境具有重要启发，因为在纽芬兰与全球化之间还有加拿大政府这个地缘政治空间左右其间。虽然加拿大政府曾许诺保护纽芬兰经济发展，但正如《拉呱鸟报》主编杰克所抱怨，加拿大政府仅仅帮纽芬兰修建了公路，安装了电话，但根本没解决就业问题，因为 “加拿大政府把捕鱼权卖给了世界其他国家” (普鲁，2006：325)，让纽芬兰的渔民成为无业游民。加拿大联邦政府支持全球化资本流动，牺牲了纽芬兰的本土利益。
虽然普鲁笔下的纽芬兰人民没有公开抵制全球化的侵蚀，但却以独特和有效的方式表达了对全球化的焦虑。张扬当地个性、刊登纽芬兰特色的内容就是啦呱鸟报的办报宗旨，这种风格与其他的大众媒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让经历着全球化磨灭差异性的纽芬兰人得以在自己的范围内施展主动权。因此，拉呱鸟既是当地人书写、构建自己身份的领地，也是他们与外部势力抗衡的场所。例如，报纸总编规定《拉呱鸟报》的头版必须每周都放一张车祸照片，这种不合新闻规则的做法是对外来公司集团日益垄断当地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抵抗方式。
但《拉呱鸟报》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盲目守旧的。随着生活的变化，它的内容也在不断更新。作为新任主编的奎尔，不仅是文化和政治的外来者，而且是来自世界最强国的外来者，奎尔本身就代表着跨国流动性。小说的最后几章，老主编杰克与奎尔讨论如何改变《拉呱鸟报》以反映全球化对于当地读者生活的影响。杰克考虑将报纸的生活版重新调整内容时，讨论到两种生活方式，一种是传统的、生于斯死于斯的生活，一种是离开家乡、寻找更好机会的生活。报纸的改版也象征着纽芬兰当地人们转向流动性的生活方式，并试着融合新、旧两种生活，让留在本地的和外出的人们都能生活得更好。而且，报纸要将内容拓展到关于遥远外部城市的生活。这一转变是个重要信号。首先，作为当地报纸，它对地方居民具有很大影响，而该报纸的国际化视野不仅能让当地居民了解外部世界，也会让他们形成国际化的视野。其次，这家报纸的国际化代表纽芬兰人开始进入了全球化中的角色。
新任主编奎尔的国籍是美国，祖籍是纽芬兰，因此他既是外来人又是本土人，奎尔的文化杂糅性代表着纽芬兰渔村的未来依赖于其适应全球流动形式的能力。但奎尔对于报纸的新定位也表明他要为地方文化和身份而奋斗。他提出《拉呱鸟报》要报道当地渔民利益受损情况，报道海虾加工业的反抗，不是对全球化消极抵抗，而是通过关注当地民生，更为直接揭露全球资本主义对于地方渔民、地方家庭的威胁，直面跨国公司和利益集团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当地老牌报纸启用外来人奎尔作为主编，也体现了纽芬兰地方隔绝主义势力的改变。持地方保护主义的老主编杰克在海中差点淹死又恢复意识，这不仅象征他个人的重生也标志着纽芬兰渔村的再生。这个纽芬兰渔村将以崭新的态度面对全球化的资本流动和人口流动。
在《老谋深算》中，主人公鲍勃·道尔 (Dollar) 的名字本身就象征着资本，而鲍勃的工作更让他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的代表，这是对长条地的新一轮拓殖。得克萨斯—俄克拉荷马州的长条地原本就是一块饱经沧桑的土地，以环球猪肉皮公司为代表的全球资本的入侵更是加剧了自然的恶化，严重影响了当地人民的生活质量，鲍勃亲身的经历是 “摇下车窗时，养猪场的气味吹过来，那是一阵强烈的恶臭，如同一万只臭袜子加在一起，如同腐烂的肉，如同发霉的尿液，如同酸腐的呕吐物，使鲍勃干呕起来” (普鲁，2003: 154)。除此之外，跨国企业过度开采当地水源，从而导致长条地地下水的枯竭和土壤污染，使传统农业和牧业走向衰败。当地人代表艾斯愤怒地说：“这是理想的乡村，但是外来的力量把它打破了，那些独特美好的东西被破坏了，这正是我们目前的处境，我们生活在阴影之地” (普鲁，2003: 371)。
那么，得克萨斯长条地是否会被全球经济所毁灭？这是贯穿小说的重点。当本地资源被剥夺，当地居民如何保卫自己的家园和身份，如何发展可再生能源？以艾斯·克劳彻为代表的本土居民顽强抵制冷酷的资本势力，他也是小说标题《老谋深算》的所指。在艾斯的带领下，长条地居民拒绝将土地卖作养猪场，对所有猪肉场选址员都充满敌意。因此，猪肉公司的选址员在当地只能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并以其他身份做掩护才能开展工作。鲍勃初到毛桶郡时就遭到大家的质疑，不得不说自己是给环球豪华房产公司选址。小说结尾，鲍勃再次努力劝说艾斯放弃长条地，遭到艾斯斩钉截铁的拒绝：“这些土生土山的乡亲们难道没有权利生活在这儿吗？这是历史的权利。我们对长条地负有责任。我们是不会把地卖给养猪场的。” (普鲁，2003: 372) 当地人的坚韧不仅是粗犷而严峻的土地所赋予的，更是谦卑而高尚的生命对冰冷无情的跨国集团资本扩张的有力回击。
但是，这并不表示以艾斯为代表的长条地人拒绝全球化所带来的变化，他们不是要与外部世界全然隔离，而是积极吸收有效的外界力量，探索全球化下合理的地方发展模式。长条地的居民明白：“万物万事就应该如同风车和风的关系，总是在变，总是有所回应” (普鲁，2003: 370)。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趋势无法阻挡，地方居民只有努力找到地方与世界平衡发展的途径，才能顺应时代的要求。因此，一方面尽量避免让长条地沦为大型养猪场，而另一方面又允许长条地对外开放。因此，当地人提出了令人憧憬的地域生态计划。艾斯和牡豆弟兄联合将养猪场计划替换为 “水牛牧场” 计划，将豪华别墅建设替换为生态住宅项目。这一项目不仅价格合理，而且，“让买房的人立约，同意保护草原物种的生活环境-草原土拨鼠、草原松鸡、羚羊、贝尔德麻雀等，这是一种实验性的社区环境复兴” (普鲁，2003: 395)。这样，既恢复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又成功将外来资本引入，用于地方持续发展。同时，当地人还积极邀请鲍勃·道乐这一外来者加入他们的计划，“帮忙销售草原上的住宅”，开书店，在这里 “扎根” (普鲁，2003: 396)，而且还计划吸收更多的外来人力资源。这些行动都表明，长条地人们融合当地内外部力量，既接受家乡在全球化下的调适，又要主动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因而，《老谋深算》将地域与全球叙事交织，在小说接近尾声时，将一个本是全球资本掠夺地域资源的残酷故事反转成了一部外来资本与地域居民共建生态家园的励志篇章。
在2008年出版的《地域主义与人文学科》中，安妮·普鲁撰写的论文 “危险之地：美国小说中的风景” 在回顾了地域和风景在美国小说中地位的浮沉后，强调了美国小说中地方感的重要性 (Proulx, 2009: 6)，这是安妮·普鲁从理论层面发出的 “新地域主义” 的宣言，是对其小说创作中新地域主义思想的呼应，彰显了她作为社会良知的担当。《老谋深算》的中文版译者方柏林指出：文学干预社会不是什么稀奇事，社会需要像安妮·普鲁这样的人文关怀 (2009: RB14)。安妮·普鲁以个体小人物冲破固化思维直面社会变迁为缩影展现更为宏大的时代问题：地域在全球化中的何去何从。一方面，安妮·普鲁为那些生活在土地被征用而没有话语权的乡村地域居民发声，抵抗全球资本对地方区域的侵蚀；另一方面，安妮·普鲁也提醒人们，如果农村固守地方壁垒，完全脱离全球化轨道，那么，乡村或牧场的百姓只能继续在贫困中挣扎，在经济不平衡发展的格局中最终走向自灭。因此，安妮·普鲁的 “新地域主义” 更为深广的意义，是超越地方与流动、地域与全球的二分对立。其实，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地方只有在大范围区域甚至是全球范围寻找本地的发展方向与思路，同时在跨区域和全球流动中保持地方性，并通过地方性吸引更多的资本流动和人才流动，才能更大地释放出地方的发展潜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