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建辉：《李自成》第一、二卷作者修改手迹释读
原标题：孤本《李自成》——《李自成》第一、二卷作者修改手迹释读
“孤本《李自成》”之所以敢称“孤本”，是因为里面留存着姚雪垠先生的大量迄今尚未外传的修改手迹。“孤本《李自成》”一套，包括《李自成》第一、二、三卷，共8册。第一卷（上、下册）为“中国青年出版社1977年7月北京第2版，1977年10月第6次印刷”本。第二卷（上、中、下册）为“1976年12月北京第1版1976年1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本。第一卷上册扉页上，有“送给建辉文友 姚雪垠 九六年五月五日”字样，为姚老亲笔所书，落款后钤朱红阳文“姚雪垠印”篆章；封2上有“自存本”并加重点号。下册封2上有“校订本”并加重点号。第二卷上册扉页上，同样有“送给建辉文友 姚雪垠 九六年五月五日”字样，同样为姚老亲笔所书，落款名后同样钤朱红阳文“姚雪垠印”篆章；封2上也有“校订本”并加重点号。第三卷上册扉页上，签名、钤章与一、二两卷完全相同；中页扉页上有“校订本”三个字。
姚老留在“孤本《李自成》”中的手迹，主要是对第一、二两卷的修改文字。第三卷的修改只有一处，在中册第758页第一行：“知府、同知等官员偕同大兴知县”一句中，将“知府”改成了“府尹”，余者再未见任何更动。
至于对第一、二两卷的修改，则除了个别词语的增删因为无关宏旨可以忽略不计外，姚老手迹内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重新厘定了第二、三两卷的分野，二是为一、二两卷各章分别添加了标题，三是对两卷作了几处较大的文字添减。
一、重新厘定了第二、三两卷的分野
《李自成》第二卷中册第679页正文之后，有作者手迹：“第二卷至此结束，以下为第三卷。李自成至此结束了困难的岁月。”《李自成》第二卷中册第680页页眉处，又有作者手迹：“第二卷拟在此处分开，以下作为第三卷。”
两处手迹，皆为毛笔所留，分别置于同一张纸的正、背两面，字体均为姚老常用行楷，黄豆粒大小，墨色深浅一致，可知为同时写成。两处手迹内容一致而表述不同，后者其实是对前者的“硬化”和“固化”，充分说明这种修改是作者深思熟虑的结果而非心血来潮的产物。
姚老说过：“《李自成》分五卷，早就划分好了。因为这段历史清楚，阶级比较分明，因此根据历史进程将全书分为五卷。但这不是绝对的。等全书写完之后，可能对分卷再作调整，已有些初步设想。”[1]
《李自成》要写的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百科全书，场面宏阔，人物众多，事件繁富，矛盾丛生，多种人物同时登场，多种矛盾同时展开。以李自成为代表的农民革命力量为一方，以崇祯皇帝为代表的封建大地主反动力量为一方，它们之间的生死斗争是小说中的矛盾主线。明清战争是一条重要的副线，到第五卷后半部，这条副线上升为主线，而李自成与明朝残余力量的斗争则降居副线。张献忠的活动是小说中的第二条副线，也是伴随主线贯穿始终。除此之外，李自成义军内部的矛盾、李自成与张献忠等其他义军的矛盾、各支义军之间及其各自内部的矛盾……形形色色纷纷攘攘，此消彼长此盈彼缩，其中主要矛盾是纲，其他都是目。纲举才能目张，所以小说如何分卷，必须由小说中的主要矛盾来决定——《李自成》的分为五卷，就是其矛盾主线发展历程中的五个阶段在小说中的反映，这是基本原则。矛盾在发展在变化，作家对矛盾的认识也在提高在深化，反映到艺术实践中，就是作家对作品的重新修订——包括卷别的重新划分。
按照原来计划，“第二卷要表现的中心问题（主旨、相对独立的主题）是李自成继续在艰难斗争中经受考验，达到成熟。写他在商洛山中，全军将士十之七八害病，外有官兵压境，内有杆子哗变，还有地主武装进攻，在这样的情况下，不仅需要应付战争的极大勇气和才能，也需要政治方面相当成熟，以及能获得贫苦百姓的真心拥护，方能克服困难，战胜敌人。这是个严重考验。到了鄂西，因欲联合张献忠失败，回顾了过去十年的奋斗历史，总结了经验教训，然后决定了今后怎么办。进入河南以后，提出了适应人民需要的新的政策口号，群众到处响应，事业得到发展。这是历史上农民起义从受挫折到发展壮大的规律。就在这发展中逐渐孕育着可能导致失败的因素，这也是运动的客观规律”[2]。
与上述主旨相应和，原《李自成》第二卷共有54章内容。为着自己查阅和朋友们看稿子翻检方便，作者在付印之前曾将其分为10个单元，并给每个单元都起了一个“暂时性题目”。第1-15章为第一单元，题目是《商洛壮歌》；第16-18章为第二单元，题目是《汴梁秋色》（又名《宋献策开封救金星》）；第19-22章为第三单元，题目是《杨嗣昌出京督师》；第23、24两章为第四单元，题目是《张献忠与左良玉》（又名《离间左良玉》）；第25-28章为第五单元，题目是《从商洛到鄂西》（又名《李自成突围到鄂西》）；第29-33章为第六单元，题目是《紫禁城内外》；第34-36章为第七单元，题目是《李自成星驰入豫》；第37-42章为第八单元，题目是《李岩起义》；第43-49章为第九单元，题目是《伏牛冬日》；第50-54章为第十单元，题目是《河洛风云》。
《李自成》第二、三两卷的重新厘定，分界处被放在了《从商洛到鄂西》与《紫禁城内外》两个单元之间，即第28章之后、第29章之前——差不多正是原第二卷中册的中分线；而原属第二卷的《紫禁城内外》《李自成星驰入豫》《李岩起义》《伏牛冬日》《河洛风云》等5个单元被析出，成为新划分的第三卷中的内容。
从以上划分的结果看，新的第二卷内容比之原来更单纯更明确，即更集中地表现了李自成继续在艰苦斗争中锻炼成长并逐渐成熟，直到“结束了困难的岁月”。新第三卷则因为以《紫禁城内外》为卷首，所以开篇就是一场接一场的重头戏：首辅薛国观的被“赐死”、田贵妃的遭罚入冷宫、大臣黄道周的受廷杖，左都御史刘宗周的被削籍还乡……真所谓生死相搏高潮迭起，刀光剑影扑面而来，崇祯的内外交困走投无路与李自成的蒸蒸日上生机勃勃恰成鲜明对照。随后的《李自成星驰入豫》，表现了起义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并走向高潮，而《李岩起义》却以一封书信为写李自成的最终失败埋下了伏笔。
二、为两卷各章都添加了题目
《李自成》最后修改所用珍稀版本，第一卷正文内容共有32章，以“1-15章”和“16-32章”分开成上、下两册。第二卷正文内容共有54章，以“1-18章”、“19-36章”、“37-54章”分开为上、中、下三册。各章圴以另页起首，开首均有“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样标示。姚雪垠为各章添加的题目，均以黄豆般大小的毛笔行书写出，端庄儒雅的字迹，分别置于每章起首的“第N章”行列之上。它们是：
第一卷上册
第一章——北京戒严；第二章——卢象升勤王来京；第三章——昌平行辕；第四章——李自成夜宿杜家寨；第五章——洪承畴与孙传庭；第六章——大战的前夜；第七章——冲向潼关；第八章——大战的第一天；第九章——大战的第二天；第十章——李闯王残兵陷绝地；第十一章——孙巡抚稳操胜算；第十二章——分兵突围之夜；第十三章——重经杜家寨；第十四章—— 暂住商洛苦练兵；第十五章——郝摇旗辞行
第一卷下册
第十六章——张献忠屯兵谷城；第十七章——徐以显力劝除掉李自成；第十八章——惊心动魄的小楼之夜；第十九章——一片杀机送行色；第二十章——高夫人突围到崤函山中；第二十一章——红娘子初遇高夫人；第二十二章——“卢象升太负朕意”；第二十三章——卢象升为国捐躯；第二十四章——商洛山设计打粮；第二十五章——破张家寨；第二十六章——北京的元宵灯市；第二十七章——练兵与整军；第二十八章——牛金星初会李闯王；第二十九章——张献忠谷城重起义；第三十章——熊耳山的初夏 ；第三十一章——李自成夫妻会师；第三十二章——崇祯的震怒和震惊。
第二卷上册
第一章——大战又快开始了；第二章——宋家寨；第三章——李自成带病出寨；第四章——四面起火 八方冒烟；第五章——局势突变；第六章——闯王奔赴石门谷；第七章——刘宗敏镇守老营；第八章——李自成进入石门寨；第九章——铲平王丁国宝；第十章——计杀坐山虎；第十一章——从石门寨奔救老营；第十二章——刘宗敏智破凶敌；第十三章——高夫人与女兵慧梅；第十四章——神医尚炯；第十五章——商洛山转危为安；第十六章——江湖人相国寺寻找江湖人；第十七章——宋献策夜思《推背图》；第十八章——《沁园春》抒怀。
第二卷中册
第十九章——西苑秋色；第二十章——杨嗣昌受命督师；第二十一章——襄阳第一夜；第二十二章——贺人龙谒见杨嗣昌；第二十三章——左良玉破袭玛瑙山寨；第二十四章——张献忠的碧玉如意；第二十五章——袁宗第孤奋虎威；第二十六章——刘宗敏跃马渡汉水；第二十七章——张献忠亲邀李自成；第二十八章——虎吼雷鸣马啸啸；第二十九章——崇祯皇帝在围困中；第三十章 ——田贵妃罚入冷宫；第三十一章——皇后千秋节；第三十二章——黄道周与刘宗周；第三十三章——周后设法救田妃；第三十四章——李自成乘虚入河南第三十五章——重要决策；第三十六章——宋献策献谶记。
第二卷下册
第三十七章——红娘子破城救李信；第三十八章——李信勉强做主帅；第三十九章——红娘子与汤夫人；第四十章——决策投闯；第四十一章——伏牛西望路茫茫；第四十二章——神垕镇夜警与李信修书献方略；第四十三章——得胜寨风云初会；第四十四章——听控诉纵论时弊；第四十五章——红娘子的身世；第四十六章——得胜寨的景象与气氛；第四十七章——英雄韬略与儿女衷肠；第四十八章——为红娘子、李岩议婚；第四十九章——起用郝摇旗；第五十章——新年中的北京、开封与洛阳；第五十一章——驻军关陵；第五十二章——第一个亲王问斩；第五十三章——春风喜气满洛阳；第五十四章——舍洛阳奔袭开封。
综观54个题目，所得感觉，一是形式上的简洁生动新颖活泼，二是内容上的提纲挈领以简驭繁；而且，其风格大体上也与小说本身的风格基本一致——这也是作者所着力追求的一个重要方面。
为什么要给每章加上题目，而且一定要加上“这样”的题目？这个问题虽是“说来话长”，却在姚雪垠与茅盾的通信中留有原汁原味的记录。择其要点作一摘录性介绍，即可见其从动意到实施的整个过程：
姚：……每个单元有一个暂时标的题目，只是为着自己查阅和朋友们看稿子翻检方便。但是从第一卷出版之后，读者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也常在思考。读者对这部书常常不是只读一遍，许多人是读两遍和两遍以上。即隔些时间，又想重读。也有些人特别喜欢某些章节，只找那些章节重读。因为每章没有题目，翻阅感到不便，就有人建议我每章加个题目。我的尚不成熟的想法是不必每章有题目，但不妨每单元有题目，便于抽阅，每卷前边加一“目次”，列出单元题目，下注自某章至某章，以及页码起止。关于这个问题，希望您得暇时帮我考虑裁定。当然，如要单元题目，就得用一番心思推敲，不能马虎从事，既要简练，也要新颖，还要大体和小说的风格统一。[3]
茅：……六、关于本单元题名：《商洛壮歌》不是概括内容，且犯下边的《商洛风云》。我以为不如用章回体小说每回目是一对联的办法，索性写为：
弄巧成拙，郑制台棋输全局；制敌机先，李闯王险渡难关。
再者：兄曾说第一卷要修改后再重印，那么，我建议：把原来的章（单元）改为卷，每卷包含数章，（其在旧章回体则改为每卷数回），每章各起一副对联作名。每卷可长可短，例如《商洛壮歌》这个单元，是一卷，而《宋献策开封救牛金星》、《杨嗣昌襄阳督师》两个单元可合为一卷，直题曰：宋献策开封救友，杨嗣昌襄阳督师。[4]
茅：我对于分卷分章又有新的意见：
一、原来全书五卷的格局可以抛弃，将你新拟的单元格局也拆散，全书只有
“章”，共若干章，分册出版。
二、每章拟一个对联作为每章内容的提要，此即章目，仿旧章回体之回目。举例：宋献策开封救友为一章，拟目为：“相国寺刘体纯卖解 禹王台李伯言填词”。杨嗣昌这个单元也为一章，也拟一副对联，赅括其内容。
三、如果采取这个办法，则《商洛壮歌》可分为四章或六章，章各有目，那就更加便于读者翻检。
四、用对联作章目，在别人或许为难，而在你正可大展其长。对联可长可短，每联格式可以变化多端，例如，配合内容如果联语要庄严，可用四字句两句为一联，共八句为一对。如果要跌宕，可用三、三、七的格式。[5]
姚：在开始写第一卷的时候……曾经试拟了一批回目，对仗也相当工稳，但没有使用，随即烧掉了。第一卷出版之后，也接到过读者来信，建议使用回目。我不用回目那种格式，是考虑到章回体小说的两句回目，讲究对仗，是从律诗、律赋的造句法演化出来的，是一个完全旧的传统。《李自成》虽然融化了一部分章回体小说的手法，但目的是在创新。倘若使用回目，就会首先给读者一个陈旧的印象，好像作者是在走回头路，而且它和此书所追求的艺术目标很难谐和，反而受了章回体那种回目形式的局限和破坏。另外，……全书写成将有两百多章，不要说用双句对仗回目，即令用几个字或一句话做题目，也够烦琐了。所以我考虑只能为单元立题目，或者于每卷后附一“本卷大事索引”，以便利读者查阅。[6]
茅：……鄙见以为，旧传统不妨以“古为今用”的方法而化为神奇，回目的造句格式是旧传统，属于形式方面的；但回目的内容，可出奇制胜，不落窠臼，例如鲁迅杂文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就形式而言是旧传统，但读来新鲜有味，《补天》、《出关》、《理水》等篇名也如此。[7]
姚：您来信中再次谈到使用回目问题，我十分重视……将来如决定用回目，可以作点新变化，比如像一联诗句那样，既可以对仗工整，也可以不用对仗，其特点是文学的味道较厚。它本身就是诗句，与小说正文大体上浑然一体，而打破旧回目传统在句法上常犯的形式主义。[8]
从以上摘录中可以看出：姚老在修改《李自成》第一、二两卷时，之所以要给“每章”都加上题目，是因为茅盾先生曾经建议他为“‘每章’各起一副对联作名字”；之所以一定要加上“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题目，是因为回目“是一个完全旧的传统”，与他的“创新”追求不和。而修改的结果，既采纳了茅盾先生的合理化建议，又坚持了自己的既定方针，在达到“方便读者翻检”目的之同时，还践行茅公的主张，以实际行动展示了真正的学术交流中所应该具有的“和而不同”风范。
三、三处较大的文字改动
第一处改动，在《李自成》第二卷中册第455页第一自然段。原文是：
女道士和穿着鹤氅的宫女们都跪在大门外边接驾，山呼万岁。周后偕袁妃缓步走进山门，在庙院中小立片刻，欣赏着高大的松柏和左右两座十·分精巧玲珑的、宫中俗称为九梁十八柱的琉璃亭，又看看左右钟鼓楼和东西配殿。在坤宁宫闷久了，来到这庙院中竟然也使她感到新鲜。等接驾的女道士和学道的宫女们回到正殿跪下以后，她才同袁妃继续走，踏上白玉台阶，进入正殿，依次在三清（道教的三个神，即所谓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原文注）像前烧香，祝祷国泰民安，皇上万寿无疆。正院背后另有一进院落，正中间是五间雷坛殿，东西各有一座配殿。再往后又是一院，神殿是两层楼，上圆下方，象征古人想象中的“天圆地方”。上层圆殿悬一匾，题“乾元阁”；下层方殿悬一匾，题“坤贞宇”。圆殿中供有玉皇塑像，为皇帝和皇后祈雨之处。周后常听说河南、陕西、山东和畿辅连年大旱，但灾情严重到什么情形，她不清楚，只知道这事情很可怕，往古有许多朝代的末梢年都是天灾与人祸交至，最后土崩瓦解，不可收拾。现在她特意同袁妃来到这最后一进院落，扶着宫人登上乾元阁，向玉帝祈祷甘霖。
所作改动是：
（一）“圆殿中供有玉皇塑像”一句，删去“供有玉皇塑像”六个字，换上以下内容：“有一圆形高台，上有朱漆神龛，中坐玉皇大帝塑像，长须垂胸，庄严肃穆。此”，与上下文合成为“圆殿中有……此为皇帝和皇后祈雨之处”一段话。
（二）“扶着宫人登上乾元阁”一句，删去“扶着宫人登上”六个字，换上以下内容：“在方殿中拜过后土之神，又要登上圆殿。虽然太监和宫女们认为楼梯又窄又高，劝她不必上去，但皇后怀为为国祈福的赤诚，一定要上去礼拜玉皇。从方殿后边登上圆殿，梯道里没有一个窗户，十分黑暗。宫女们在前后打着羊角宫灯，周后和袁妃扶着事先揩得干干净净的红漆扶手，又有宫女前后搀扶，随着楼梯转了半圈，微喘着登上”，与上下文合成为如下内容：“现在她（指周后）特意同袁妃来到这最后一进院落，在方殿中拜过后土之神……微喘着登上乾元阁”，其后紧接着新添写的几句：“在钟罄声中向玉帝点燃香焚表，跪下叩头，祈祷甘霖。礼毕，走出圆殿，凭着栏杆，默默地伫立片刻，不知道自己的诚心能不能感动上苍。”
添加的两段文字，目的似只一个：更细致地描写雷坛殿一层圆殿中的布置，和周后携袁妃礼拜玉皇祈降甘霖的过程，以比原文更加具体生动的画面，传播相关历史知识。
在我国的历史小说中，姚老是第一个把笔触伸向宫廷生活的。而他对前朝与后宫生活的全方位多角度的描写一向多用工笔，其所涉历史知识的广度与深度，可以说业内至今尚无人匹敌。几笔细致入微的绘制，在外行人看来可能增之不多去之不少，但对姚老来说乃功夫驱动风格使然。
第二处改动，在《李自成》第二卷第905页。
这一处，严格说是准备改而尚未及改，只是在为“第三十六章”新添加的题目《宋献策献谶记》的右上角页眉处记下了修改计划：“宋献策献谶记的事，原来本想写得丰富一点，写出李自成和老营的迷信、狂喜，但可惜‘从略’了。将来的定稿本，要补进去应有描写，写出当时必然的精神面貌。”
那么，当初为什么要“从略”？
姚雪垠的回答是：“按照‘四人帮’的理论，对英雄人物只能写他们绝对的纯洁、先进、正确、光辉，不能写出任何缺点。依照这一清规戒律，只能写李自成如何革命，不能写他有帝王思想思想、天命观和其他迷信思想，有孔孟思想，等等。……然而我不能放弃我的责任和违背我的良心。我的责任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用长篇小说的独特艺术形式再现历史生活，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我的革命良心（也就是是非感）不允许我用我的作品为‘四人帮’所提倡的‘创作方法’作宣传。”[9]
那么，在“‘四人帮’的理论”统治下，作者又是如何坚持用他的“历史现实主义方法”来写他的小说主人公呢？
其他姑且不谈，只说李自成是否有天命观的问题。姚老说：
在封建社会中，各种各样的迷信思想、宿命论思想，笼罩着各个方面，而天命观是其一……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旧政权利用天命观欺骗和束缚人民思想，镇压革命，而革命人民也利用天命观鼓动革命。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要做“真命天子”，都利用“王权天授”的迷信，代代如此，概莫能外……李自成进入河南后相信宋献策献的譏记；破洛阳后定的正式称号是“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破襄阳后称为新顺王次年定国号为“大顺”（“顺”字的意思是“顺天应人”），又定大顺朝为“水德王”（是遵奉五行生克的天命观解释朝代更换）。将首相称为“天佑阁大学士”。从西安向北京进军时发布了一通诏书（又称檄文），第一句就是“上帝鉴观”；刚到北京就向新投降的明朝文臣询问关于“郊天”的问题，退出北京前一日匆匆在武英殿举行登极大典而命牛金星代行郊天礼，如此等等，都是历史事实。说他没有天命观，读者倘若问我对这些问题如何解释，我将无言以对。我只能在小说中不故意宣扬李自成的迷信方面，却不能写他是一个超越历史局限的人。[10]
简而言之就是：为了不说假话，凡有真话该说而不能说的时候，就干脆闭上嘴什么都不说——“从略”，就是这样来的。
那么，为什么非要等“将来的定稿本”，才“要补进去应有描写，写出当时必然的精神面貌”呢？愚以为答案有二：一是说本次修改还不是最后定稿，以后还有“补进去应有描写”的机会；二是可以想见“要补进去”的内容很多，一时半会儿补不上，只好先提出问题做出标记，留待全书完成后再统一修改。
第三处改动，在《李自成》第二卷第1049页最后一个自然段。原文是：
虽然李信写这封书信几乎是手不停笔，一气呵成，但是信中的意见都是近几天在马上思考成熟的，可说是已经有了腹稿。可惜由于各种原因，李自成不曾采用，使后人读到这封书信时，总要为之不胜惋惜。
改动办法是“先删后补”：删除“可惜由于”至“不胜惋惜”几句，补进以下文字：
他认为这是他初次向李闯王献的重要方略，只要采纳他的方略去做，夺取天下就有指望。他想着李闯王见了他的书子必会十分高兴，而牛金星和宋献策必会很赞同他所献的根本方略，劝闯王采纳。书子写完之后，他自己重看一遍，添上两个漏字，改正一处笔误，胸中充满了信心和兴奋。
李信是姚老利用历史传闻塑造的一个明清之际的士大夫文人形像。他出身宦门，中过举，文武双全，因为劝赈惹大户嫉恨，下到狱中，被逼无奈，扯旗造反，后更名“李岩”。上述“重要方略”，就是他在投奔李自成的路途中写给李自成的一封信。
在《李自成》1-5卷中，姚雪垠为不同身份的小说人物代拟诗词曲赋题铭楹联五十余件，此外还代作骈体长文两篇，此述“方略”则是二者之一，其主要内容是建议李自成进入河南之后，应先谋设官理民，恢复农桑，改善人民生活，获取百姓归心。待兵精粮足，中原安定，然后再渡河北伐，剑指朝廷，“则孤悬坐困之京师可不烦巨战而得”矣。
修改文字一删一添，目的十分明显：突出“重要方略”之“重要”，强调李自成实该“采纳”而终未采纳，从而为写其战略错误及其最后失败埋下了伏笔，提供了依据。
姚老生前不止一次公开说过，等《李自成》五卷全部竣工后，要再做一次统一修改——决心是铁定的，且已有蓝图在胸，却只恨天不假年，致使多年夙愿竟成遗憾。惟其如此，老人留在“孤本《李自成》”中的修改手迹才弥足珍贵。认真阅读窥斑见豹，可知姚老对《李自成》全书要做的“统一修改”，内容将是全方位的：结构、情节、语言诸方面都会涉及。只可惜宏图未竟便匆匆离去，惜哉！
跋：
写罢以上文字，如释重负，“幸亏如何如何”的后怕与欣喜，交织心头。
谁也不会想到、谁也不会相信，姚老惠赠的“孤本”《李自成》，竟然差一点就“弃我而去”！
犹记那日下午，工间小憩时，姚老笑吟吟地坐在桌前，仰脸指挥我从书柜深处取出一套《李自成》，他接过去翻了翻看了看，再逐卷题上签钤好印；又指挥我攀上椅子，从柜顶上取下卷成卷的大张牛皮纸铺在桌上，他亲自动手把一套书包装成一个见棱见角的立体块，又看着我用红色的尼龙绳像打背包一样横三道竖三道地捆扎结实，最后让保姆帮忙找了一个大而结实的塑料袋子装起来。待我提上回家时，又跟在后面一遍又一遍地叮咛：“千万收好！”“不要弄丢！”
从此，这个大塑料袋子就原封不动地跟定了我，从翠微山下到温榆河边一路由西向东，我搬到哪里带它到哪里，印象中到哪里它都是危坐于我家的制高点——先是大衣柜后是书柜顶上，一直那么居高临下地关注着我的生活。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大袋子竟逃离了我的视野，任凭我一遍遍寻找一次次失望直至绝望而放弃不再找寻……
然而，怎么也没想到，本已山穷水尽时，竟有柳暗花明处——就在2019年的4月29日下午，傍晚时分，我躺在床上，鬼使神差般，突觉眼前一亮，脑洞顿时大开：床下，床榻下还有一只多年没有打开过的近乎文物的人造革衣箱！那是个被遗忘的角落，没准它们就藏在那里！像漂泊在大海上的落难人看到了近前的一根稻草，立刻翻身下床，掀起床屉……果然，它们就在那里，与我夫君转业前发的最后一套军衣军帽领章帽徽放在一起！
啊！4月29日，刻骨铭心的日子。20年前的这一天，姚老仙逝；整整20年后，姚老惠赠我的大作又失而复得！而且，书中还夹带着那么多的内容——绝无仅有的《李自成》孤本啊！好了，不说了，不想了，其他一切都可以忽略不计了！欣幸无似之时，仿佛又听到了那个熟悉而亲切的河南口音，仿佛又看到了如银白发下的那张慈祥的笑脸……
注释：
[1] 姚雪垠：《谈<李自成>的若干创作思想》，《文艺理论研究》1984年第1期。
[2] 姚雪垠：《李自成为什么失败》，《姚雪垠书系》第19卷《论历史小说的新道路》，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第81页。
[3] 茅盾、姚雪垠：《茅盾 姚雪垠谈艺书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3页。
[4] 茅盾、姚雪垠：《茅盾 姚雪垠谈艺书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6页。
[5] 茅盾、姚雪垠：《茅盾 姚雪垠谈艺书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6-47页。
[6] 茅盾、姚雪垠：《茅盾 姚雪垠谈艺书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4页。
[7] 茅盾、姚雪垠：《茅盾 姚雪垠谈艺书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5页。
[8] 茅盾、姚雪垠：《茅盾 姚雪垠谈艺书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6-67页。
[9] 姚雪垠：《<李自成>第一卷修订本前言》，《姚雪垠书系》第19卷，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页。
[10] 姚雪垠：《<李自成>第一卷修订本前言》，《姚雪垠书系》第19卷，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