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当我们今天在讨论大学文学教育有何意义之时，其真正的意思是在大学里，文学教育已经变得不像之前那么重要，或者说已经成为“问题”了。不过，太阳底下无新事，而对于文学教育是否重要的思考实际上早已有之，早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就明确要把荷马从“理想国”里驱逐出去，以给新兴的“哲学”腾出地位，他认为用因爱智而致知的哲学而不是让人动辄痛哭流涕的文学来教育人更加可取。同样，孔子也曾说出“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话，把个人道德的教化放在文艺的学习之上，之前，以在“立德”之后，再以“无邪”之眼光观“诗”，而“诗”也因此变成了“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於鸟兽草木之名”的进行“名教”传播与“教化”的工具了。

而长时间以来，文学教育的竞争对手也就是号称可以使人获得智慧的哲学和以为可以立德树人的道德律令，但是，进入近现代以来，文学教育又多了个对手，那就是科学，尤其是随着科学势力的强大，很多人开始把文学教育视为传播科学的工具，不过，即便如此，文学也依然有着自己独立的地位。但是，自从科学在近年来技术化为数码之后，科学对文学的碾压不仅于今为烈，甚至，对于科学来说，文学的存在与否已经不再是个问题，因为借助于所谓的人工智能以及诸如此类的“手段”，科学已经可以自我演绎，自我教育并教育“人”，而文学实际上已经被科学一脚踢开，就连之前的“婢女”的地位也已经荡然无存了。

所以，文学教育在今天才可以说真正到了紧要的关头。那么又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文学教育存在的意义又究竟何在等？而对于这些疑问，也许可以通过重温前人的相关的思考，来寻找到可能的启示，这其中，鲁迅对于科学和文学的甄别，宗白华对于文艺的思想，还有雪莱对于诗的辩护，尤其值得再次分享。

首先，可以看看鲁迅对于科学和文学的意见。鲁迅早年因为就学于南京江南路矿学堂学习地质，留日后又学医学，故受到了科学的训练，后又弃医从文，故对于科学和文学都有很深的体会，因此，他曾在《摩罗诗力说》中对科学和文学的特点做了很好的概括。鲁迅认为，科学是“智力”的汇集，其目的在于“则思制天然而见其法则”，但是却使人的“神思”为之丧失，而文学的功能就在于“以能涵养吾人之神思耳。涵养人之神思，即文章之职与用也。”鲁迅在这里所言的“文章”即指文学与艺术等文艺性体裁的文字，并且，他指出“文章”还有一个科学或其他学科所不能替代的功能，那就是可以“为热带人语冰”，也就是文学具有很强的形象性的特点，可以生动而具体地呈现出事物的形象及其所蕴含的真理。鲁迅认为世界上古往今来的那些皇皇巨著，无非是为了启示人生的“宓机”，也即人生的“诚理”或者真理，但人生的“诚理”却“微妙幽玄”，可对此科学却无能为力，无法“说”出其真理，这就像要对那些没有见过“冰”的热带人谈冰是什么一样，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但是文艺却可以以其特有的功能“直示以冰”，让“热带人”瞬间把握何者为“冰”：

如热带人未见冰前，为之语冰，虽喻以物理生理二学，而不知水之能凝，冰之为冷如故；惟直示以冰，使之触之，则虽不言质力二性，而冰之为物，昭然在前，将直解无所疑沮。惟文章亦然，虽缕判条分，理密不如学术，而人生诚理，直笼其辞句中，使闻其声者，灵府朗然，与人生即会。如热带人既见冰后，曩之竭研究思索而弗能喻者，今宛在矣。（《摩罗诗力说》，见《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74页）

其实，不仅科学无法“直示以冰”，哲学因为只是概念的抽象，所以同样无法“直示以冰”，而道德律令更是因为其直白的“所指”而让人兴味索然，只有文学或者“文章”才可以让人像热带人理解冰一样形象而生动地理解人生的“诚理”。时至今日，科学虽然已经变“脸”，但其并未变“性”，其对人的“神思”的瓦解更是有过之无不及，所以，重视文学教育以涵养人的神思，应为当下重要的要务，此其一。

至于第二点，就是美学家宗白华所强调的文学所特有的可以丰富人的情感，充实人的生命，并且可以“熏陶”人的精神并进而养成“民族精神”的“自信力”的作用。宗白华在《论文艺的空灵与充实》一文中，认为“哲学求真，道德或宗教求善，介乎二者之间表达我们情绪中的深境和实现人格的谐和的是‘美’”，而实现这“美”的工具就是“文学艺术”，文艺可以帮助我们扩大人的“生命的境界”，其植根于“时代的技术阶段和社会政治的意识上面”，从大地的土壤和血肉之中吸取创生的源泉，而向精神的“高超的天空”伸展以追求“光明”，因此，其有如人生一样广大，高远而深邃，充实，诚如孟子所言之“充实之谓美”。而且，宗白华认为，只有文学才能培养民族的“自信力”或者文化的自信，而不是宣传口号可以为之。

然而这种民族的“自信力”——民族精神——的表现与发扬，却端赖于文学的熏陶，我国古时即有闻歌咏以觇国风的故事。因为文学是民族的表征，是一切社会活动留在纸上的影子；无论诗歌，小说，音乐，绘画，雕刻，都可以左右民族思想的。它能激发民族精神，也能使民族精神趋于消沉。就我国的文学史来看：在汉唐的诗歌里都有一种悲壮的胡笳意味和出塞从军的壮志，而事实上证明汉唐的民族势力极强。晚唐诗人耽于小己的享乐和酒色的沉醉，所为歌咏，流入靡靡之音，而晚唐终于受外来民族契丹的欺侮。……由此看来，文学能转移民族的习性，它的重要，可想而知了。（宗白华：《唐人诗歌中所表现的民族精神》，见《宗白华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22页）

这就是文学的另外一个最大的功能，它可以深化人的情感，充实人的生命，以美化人生，还可以“表现和发扬”民族的精神以真正铸成民族的“自信力”。也许，宗白华先生的这个观点对我们今日的民族精神的自信或文化自信的实际的养成，也可以带来启发，此其二。

当然，文学还有一个功能，也是科学与哲学所不能为，那就是其可以启迪未来。这与文学所具有的想象力和诗人对于美的追求密不可分。浪漫主义诗人雪莱曾经写过《为诗辩护》，他认为科学其实只是一种“推理”，是一种片段的“分析能力”，只能了解事物的“量”，可诗却是一种“想象”，是一种整体的综合能力，可以领略事物的“价值”，而诗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想象的表现”（the expression of the Imagination），想象其实是一种“创造力”，诗就是一种创造力的发挥，之前亚里士多德也将“诗”看作一种创造，他的《诗学》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戏剧尤其是悲剧的“创意写作”教程。而且，雪莱认为，在古代，诗人还是“立法者”和“先知”，他们按照美的原则来给人们提供生活的依据和法则，而哲学家也觊觎这种“立法”的权力，因为自身的现实感的缺乏所以总是试图借助与具有强大世俗权力的政治家的联姻来实现自己的立法梦，这就是柏拉图所梦想的哲学家与政治家嫁接而成的“哲学王”（philosophy-king）。可到了今天这个数码时代， 不仅政治家，哲学家继续像过去那样竭力从诗人那里去争夺人们的生活的立法权，科学更是后来居上，不仅要从诗人手上夺去最后一点为人们创造美的权力，而且几乎已经取代了哲学，甚至政治的立法权，但唯其如此，诗的存在才更显示出不可替代的意义，因为不管哲学，政治，科学再怎么剥夺诗，可是诗的想象与创造力却是与生俱来，无法剥夺的。而现代的诗人也“继承”或者秉有这样的“脑洞大开”的从现实预知未来的能力：

一位诗人本质上就包含并且综合这两种特性。因为他不仅明察客观的现在，发现现在的事物所应当依从的规律，他还能从现在看到未来，他的思想就是结成最近时代的花和果的萌芽。（《为诗辩护》，见《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22页）

雪莱在此所描述的诗人对未来的想象力和预知力自然已无需多言。其实，不只是诗人，很多作家，或者说文学作品同样有着这样的“浪漫”的不羁的想象力，因此对于未来的遐思也是令人叹为观止。而哲学本质是一种“反思”的学问，其指向已经发生的“过去”或者“当下”，这就是为何黑格尔说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时起飞的原因，因为在经历了白天的工作之后，才可以对其进行工作的批判，那就是反思。而诗歌或文学却是早起的百灵鸟。科学是对已有现实的抽象和论证，自然也很难像文学那样大胆地预测未来。

事实上，很多科学的发展也有赖于文学的“科幻”，甚至有的科幻作品如此“科幻”，以至于现在科学也未能实现其目标，例如雪莱的妻子玛丽·雪莱就创造出了世界上第一部科幻小说《弗兰肯斯特》，小说里所设想的用多人的肢体拼合而成的“未来人”弗兰肯斯坦虽然有点让人感到毛骨悚然，可直到今天生化科学和生命科学已经如此“科学”和发达，也还是未能实现雪莱夫人的“科幻”。而她在小说里所描述的“未来人”弗兰肯斯坦所遭遇的情感与道德的困境，到现在也被人认为是机器人化的“未来人”或者人工智能在未来可能遭遇的困境。

凡此种种，皆为文学或文学教育所不能取代的原因。或许可以借雪莱的文章的标题来说，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为文学”或者“为文学教育”一辩。而在科技已经成为现今这个时代的超越一切的真正的“利维坦”之际，在人们已经日益被数码化的今天，亦如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言文学可以“为热带人语冰”，那么我也不揣冒昧，希望这篇文章或可为“为数码人语冰”了。

2021年11月15日匆草于五角场。

（此文为2021年11月16日于上海大学的“大学文学教育”论坛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