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人物可不可爱】

眼下，我和一些朋友或网上的读者谈论小说时，他们常常情不自禁地用“可爱”来要求作品中的人物。也就是说，人物可不可爱成为他们阅读的一项重要指标。这让我略感吃惊，并强烈地感受到时间对阅读的改变之强烈。就在五年前，同样是这些朋友，他们并不用“可爱”来要求人物，而是要求人物有没有典型性和普遍性？人物能不能引发思考或戳到痛处？却不想五年之后，他们的阅读要求和新一茬的网上读者不谋而合。是他们不想心烦或是他们的心理年龄突然变年轻了？我不敢肯定，但感觉到一股无形的力量在改变他们，也在改变文学。

要把人物塑造成可爱型首先就是不能有缺点，尤其是不能有令人讨厌的缺点，再加上善良、无私、不计较、大方、助人，等等。这样的人物第一次出现，我们是喜欢的，但第二次、第三次……第N次作家总是把这样的人格特征放到主人公身上，那我们的审美会不会疲劳？不能要求读者警觉，但写作者起码要敲敲脑袋。纵观中外文学，无论是鲁迅笔下的阿Q、孔乙己或祥林嫂，抑或司汤达、陀思妥耶夫斯基、福楼拜、托尔斯泰等文学大家笔下的人物，没几个可爱的，于连可爱吗？拉斯柯尼科夫、包法利夫人或安娜·卡列尼娜可爱吗？不可爱，但正是他们的不可爱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人性。为什么文学大师们不多写可爱的人物而偏偏要写不可爱的？难道他们不晓得讨好读者吗？当然知道，只是他们不想给读者提供简单的“傻白甜”式的人物，而是要写出人性之深，甚至故意冒犯读者，甚至带着偏见。故意冒犯是迫使读者思考，而偏见则是小说的本能之一，它想要的效果还是思考。

但今天的读者一点也不喜欢被冒犯，更不喜欢偏见，他们希望作家像打理生活那样井井有条，像为人处世那样没有瑕疵，不喜欢违和感，更不喜欢卡夫卡创作的“甲虫”（《变形记》里的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沙），而是需要读起来心里一片舒爽的人物。可是，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我们不能把自己做不到的人生全部交给作品里的人物来完成，他们也应该和我们一样有成功有失败，有幸福有病痛，有快乐有抑郁，这才是真实的人生。假如我们总是以人物不可爱来否定作品或拒绝阅读，那我们就得小心了，因为这是一种被格式化的征候。

那么，老是写不可爱的人物难道不也是一种格式化吗？是的，但可爱的人物大致相似，不可爱的人物则各有各的不同。

【反向塑造的人物】

冉咚咚是我在长篇小说《回响》里塑造的一位女主人公，她在侦破一桩凶案的过程中发现丈夫慕达夫两次开房不报，于是对丈夫进行询问。丈夫含糊其词，让冉咚咚的怀疑加深，她凭多年办案养成的直觉断定丈夫出轨了。侦破案件的冉咚咚是理性的，但侦破爱情的冉咚咚却是感性的，甚至是歇斯底里的。大多数读者喜欢理性的冉咚咚而不喜欢感性的冉咚咚。理性的冉咚咚敏锐、机警，有责任有担当，最终找到了真凶。感性的冉咚咚把办案的这套方法用于情感侦破，发现不仅找不到真相，反而把好好的家庭给拆散了。

这是我故意对人物进行的一次反向塑造，即用她不那么理性或者说不那么恰当的行为来塑造她确凿的美丽心灵。她询问丈夫，测试丈夫，甚至不惜用离婚来考验丈夫，都是为了一个答案：他还爱不爱我？如果我们肯定她的这种追问，那就说明我们的心里仍然渴望爱情，是爱情的理想主义者；如果我们反感她的这种追问，那就说明在我们的心里爱情早已死了或者说我们对爱情压根儿不再怀抱希望。因此，“追问”才是这个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也是写作者对她塑造的主要动力，无论是追问案件或是追问爱情。

那么，她身上的这个“追问”特征又是怎么形成的呢？首先，她经常面对刑事案件，每一次侦破都要拨开无数谎言才能抓到真凶，所以，她对人的信任信号很弱；其次，她侦破的案件恰恰是第三者插足引发的命案，而这桩命案以及牵涉到的家庭和爱情都引发了她的联想；再次，丈夫的每一次辩解都显得那么可疑，以至于她根本停不下追问的脚步；此外，她在办案过程中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垃圾情绪，她需要找一个人来分担，没有别人，只能是自己最爱的丈夫，所以，她对丈夫的心理折磨从本质上来讲就是变相撒娇。只有综合以上各点，也许我们才能理解这个非扁平人物，并喜欢她。

【作家的三种温暖】

第一种，生活的温暖。一九九一秋天的深夜，我在梦中忽然闻到酒香。醒来，我回忆它的味道，那是包谷酒的香，夹杂些许焦糊。脑海顿时出现父亲站在灶旁熬酒的画面，甑子、墙壁、水蒸气以及哔剥燃烧的木柴也都一一浮现，整个村庄都复活了。离乡多年，父亲熬酒的画面在我身上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我在暗夜里怀念他，想象他的一生，想象他的爱情，想象他的秘密，想象他喝醉后的想象……第二天，我便以他熬酒为题材，开始了短篇小说《幻想村庄》的创作。这是我第一次以亲人为题材创作小说，一边写一边重温童年时父亲给予的温暖。之前，我以散文的形式描写过母亲，她给予我的温暖更多。在我一到三岁的这段时光里，母亲既要照顾我又要参加集体劳动，锄地时她把我背在身后，用背篓运送粮食时她把我挂在胸前，我就像吊在她身上的一只小小的猴子，随她的劳动需要而前后移动。我外出求学后，是她利用一切业余时间养牲畜养家禽换钱，为我提供学费和生活费。她的精心呵护与无私奉献，在我的心灵种下了感动的种子，以至于我在县城读高中时就下定决心做一名作家，目的就是要写出我对父母以及亲人的所有感动。有作家说年少时恰当的困难是写作最好的老师，但我要补充：光有困难不一定能成为作家，成为作家必须在困难面前有感动，而产生感动的前提就是曾经获得过温暖。

第二种，阅读的温暖。除了生活的给予，我还在阅读中获得过温暖。现在溯源，发现最初的阅读感动是从鲁迅先生的文章里获得的，他对车夫产生的尊敬（散文《一件小事》）以及对儿时玩伴闰土产生隔膜后的自责（短篇小说《故乡》），曾深深地温暖过我这个来自底层的少年。那是一个作家给予一个读者的心理补偿，使我相信这才是文学最美的功能。渐渐地，我的阅读量越来越大，我从郁达夫的日记里读到了真诚，从沈从文的《边城》里读到了乡村少女细密的心思，从卡夫卡的《变形记》里读到了人变成甲虫后的绝望，从《红与黑》《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霍乱时期的爱情》等名著里读到了复杂的情感，这些复杂的情感无一例外地滋润了我的心灵，使我了解人性，并在了解人性的基础上渐渐变得强大。这是另一种温暖，它让我获得的同时学会了对它的写作。

第三种，写作的温暖。一九九六年，我创作完成了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小说讲述一个特殊家庭的故事：父亲王老炳被马蜂蜇瞎了双眼，儿子王家宽是个聋人，娶了一位哑人蔡玉珍为妻。一天晚上，蔡玉珍被人欺负了，因为她是哑巴即使被欺负了也说不出来，聋人王家宽看见蔡玉珍衣衫不整，就告诉他爹王老炳，说玉珍被人欺负了。王老炳问蔡玉珍你看见欺负你的人是谁了吗？蔡玉珍摇头。王家宽说爹，她摇头。王老炳说你没看清楚他是谁，那么你在他身上留下什么伤口了吗？蔡玉珍点头。王家宽说爹，她又点头了。王老炳说伤口留在什么地方？蔡玉珍用双手抓脸，然后又用手摸下巴。王家宽说爹，她用手抓脸还用手摸下巴。王老炳说你用手抓了她的脸还有下巴？蔡玉珍点头又摇头。王家宽说现在她点了一下头又摇了一下头。王老炳说你抓了他脸？蔡玉珍点头。王家宽说她点头。王老炳说你抓了他下巴？蔡玉珍摇头。王家宽说她摇头。蔡玉珍想说那人有胡须，她嘴巴张了一下，但什么也没有说出来。她急得想哭。她看到王老炳的嘴巴上下长满了浓密粗壮的胡须，她伸手在上面摸了一把。王家宽说她摸你的胡须。王老炳说玉珍，你是想说那人长有胡须吗？蔡玉珍点头。王家宽说她点头。就这样，他们利用对方的健康器官，艰难地达成了沟通。一些读者读到此处时眼眶湿润了，他们说从中读到了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