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对于那些出生于农村，成年后才离开乡村，定居城市的作家而言，无法消抹的乡村经验和难以斩断的情感牵绊，往往成为终其一生的文字纠缠。这也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文学资源。中国当代小说家的代际分野与文本面貌的不同，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乡村经验的差异。作为出生于桂西北山区农村的“60后”，东西每每被问及过往乡村生活对日后创作的影响，除了描述山村自然风光的美好，他更强调那些乡村经验作为写作资源的意义：如早年对自然的认识，对人性的看法，对美好的向往，还有对山外世界的想象都融入血脉，在日后的写作中慢慢流出来[1]。对于“农裔城籍”作家而言，这无疑是过于切实的事实，东西此说并无甚新意。一个人的过往，除了保留在记忆里的往事，表征其存在的还有那些曾经一起生活的人。随着岁月流逝，个人记忆会风化、漫漶，那些表征过去的亲故也会一个个逝去。因不断面对乡下亲人的亡故，东西坦言不敢轻易触摸过去，“但有时捏捏自己膘肥的肉，总是感觉到它就像一根刺躲在里面，不时会划破我的手指。于是我现在就把它从肉里挤出来，使自己在短暂的痛中获得长久的舒心”[2]。如此，东西以文字反顾过往，便是一次挤出“肉中刺”的行为。综观其现有创作，大致表现为乡村、都市、成长三个叙事层面；而都市叙事之于其写作行为本身而言，大多关涉当下；过去，亦即那根躲在肉中之“刺”，无疑便是曾经的乡村生活。

以“肉中刺”来指涉早年乡村经验，是我所见过的同类作家中最为触目的表述，透着尖锐与疼痛。这无疑锚定了东西对于乡村的情感立场、叙事方式与图景呈现。不同于鲁迅式的沉郁与哀伤、沈从文式的浪漫与喜悦，东西的乡村叙事极具痛感，充满反讽，追求真实是其守持的叙事伦理：“我不喜欢沉溺于假想的乡村和风景，用童话来自我安慰，那是旅游文学，不是真的现实”[3]。长期以来，现当代作家基于原乡情结而生成的乡愁，在很多人那里不自觉演变成一种低眉蹙首甚至无病呻吟的情感预设。有论者认为东西“突破了乡愁的预设，既没有过去的黄金时代，也没有对宁静的乡村生活的怀念”，呈现出的是“悖反的乡愁”；并强调东西虽然在创作上受沈从文的影响比较深，但对沈的浪漫倾向则是“满怀狐疑，自觉不自觉地加以抵制”，正因如此东西小说展现乡村人物命运的诸多细节，比起“那些描绘‘大地乌托邦’的作品要显得真实多了”[4]。极致叙事往往是东西的美学追求，与《边城》式乌托邦乡村图景相对，东西在《一个不劳动的下午》《没有语言的生活》《篡改的命》等短、中、长篇小说里，极力呈现一种相反向度的乡村图景。似乎唯有极致叙事才能挤出“肉中刺”，获得暂时的安宁与畅快，才能传达出自己所感受到的乡村真实，才能恪守自身的叙事伦理。

1868年英国著名哲学家、经济学家密尔（John Stuart Mill）在下议院的一次演讲中，谴责政府的爱尔兰政策时说道：“或许称他们为乌托邦主义者都有过誉之嫌，他们更应该叫恶托帮主义者（dystopians）。乌托邦通常是指美好得不切实际的理想国，而他们支持的却是一个穷凶极恶到难以想象的社会”[5]。这是形容词“dystopian”的最早使用；其后“dystopia”（汉译为“恶托帮”）慢慢进入大众视野，现如今成为英文常见词汇之一。期间，中西学界关于“乌托邦（utopia）”“反乌托邦（anti-utopia）”“恶托帮（dystopia）”三者的所指以及含义辨析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无意纠结于此，而高度认同美国学者萨金特对“恶托帮（dystopia）的定义：“一个与读者处于平行时空的虚构社会，作者意在通过细致的描写，展现一个比现实社会更加险恶的世界”[6]。在萨金特看来，“恶托帮”是消极的乌托邦。

参照萨金特的定义，东西的大部分小说可谓是典型的“恶托帮叙事”。毋庸置疑，东西鲜明的写作个性，极大程度上源于他将先锋写作的寓言性与日常生活的现实指向性紧密结合在一起，充满了戏谑、荒诞与反讽。东西近年创作愈益趋向写实，及物性越来越强，但神秘、荒诞、反讽始终是其表达现实不可或缺的元素，传达着作家对于现实、人性的理解。有论者将此种特征概括为“寓幻现实主义”[7]，可谓切中肯綮。东西的小说世界时空兼备，日常生活细节的叙写传神、密实，而其文字所呈现的时空却让人感到明显的虚指性，甚至是一个预设的空间，就在于其笔下的人物行为以及人际关系，总是不自觉地彰显出一种寓言品格。如是乎很难将小说中的谷里村/屯，跟东西故乡谷里村等同起来。值得注意的是，东西小说所呈现的乡村图景，确乎让人看到了一个“比现实社会更加险恶的世界”——那些乡村人物往往受困于不能遏制的情欲（《原始坑洞》）、人性的贪婪（《祖先》），还有难以消除的劣根（《蹲下时看到了什么》）而无法自拔。整体来看，东西以极其冷静的叙述，呈现了一个“恶”的世界，在那里善意不是没有，而是如此稀少，且会被更大的恶所掩没。某种意义上，“寓幻现实主义”在东西乡村叙事文本里的表现，便是建构了一处乡村恶托帮。有意味的是，东西常常谈到沈从文对自己的深刻影响，而在创作上其乡村叙事跟其所敬重的文学前辈却是两个完全相对的向度。如果说沈从文笔下的湘西边城是现实的“别处”，那么，东西笔下桂西北山村同样也是一个“别处”。乌托邦的“别处”是对“此处”的诗意逃避；而恶托帮的“别处”之于东西，不过是对其早年乡村创伤性记忆的试图治愈。正如东西坦言其最开始的写作源于倾诉的冲动：“少年时，我看过许多不平，受过不少的欺凌。因为受出身论的影响，再加上阶级划分，我没有犯错却要背负罪名，于是就有了倾诉的冲动，这也许就是我小说荒诞的源头”[8]。从《祖先》（1992）到《篡改的命》（2015），让我无法忽视的是，东西的乡村恶托帮叙事立场、美学趣味始终没有变化，这似乎印证了那个说法：有些人的童年经验需要用一生来治愈。写作是东西治愈的方式，亦即，挤出肉中刺的方式。而这种治愈式写作之所以迁延不已，原因在于对于任何个体来说，过去的经验已然成为自身经历的一部分，即便不适如肉中刺，亦无法彻底拔除。每一次言说不过是自我暂时消释痛感的努力——那根刺已然成为肉身的一部分。

东西的乡村叙事主要集中在几部中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篡改的命》里。早期的《雨天的粮食》《一个不劳动的下午》等短篇，呈现了乡村权力之恶。前者写到粮所所长故意刁难交公粮的乡民，暗示妇女奉献身体供其淫乐，村妇忍气吞声只能照办，而且还要承担被逼奉献身体的后果——抚养两人的孩子；后者叙述在劳动间隙，队长一时淫欲顿生，想占有女孩冬妹的身体，便故意用烧荒来转移村民注意力，为其猎获冬妹的身体提供方便，不想火势失控，两人一起葬身火海。两篇小说的时代背景都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细节详尽，时空兼备，只是无论小说中的人物，还是小说叙述人，对这些乡村恶人、恶事的态度都极其淡然，人物行为诡异、怪诞，乡村图景黑暗，如处非人间。乡村叙事只是长篇小说《篡改的命》的一个叙事层面，小说所呈现的新世纪之后的乡村图景，体现了现代化进程加快之后的诸多乡村面貌。但谷里村作为乡村恶托帮的存在事实却丝毫没有改变。村民对汪槐、汪长尺父子，以及彼此之间所表现出的人性之恶，并不因时代进入新世纪而有所改易。

二

东西对乡村始终秉持着自己独有的观照角度，其乡村叙事的独特性，很大程度上亦表现为乡村恶托帮建构的持久性。而在我看来，最能体现东西乡村恶托帮想象的，是集中出现于上世纪90年代的三部中篇小说。《祖先》（《作家》1992年第2期）呈现于读者面前的乡村社会一棵枫，近乎一个非人的“动物世界”，人性之恶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示。年轻漂亮的冬草不顾父亲的坚决反对，千里水路护送亡夫光寿已然开始腐败的遗体返乡。此举是作为一棵枫的他者冬草，对横死异乡的丈夫表达爱情的方式。只是进入一棵枫后，才知道光寿已有老婆竹芝和儿子见远。她意识到自己被骗，更感受到爱情的虚妄。在一棵枫的世界里全然没有爱的位置，一如竹芝的那句反问：“爱情能顶得几亩水田？”[9]事实上，这个世界不仅没有爱的位置，也没有良善的任何空间。竹芝完全控制了弱女子冬草，利用其身体在家里招引嫖客，换取水田作为自己和儿子后半生的生活保障。福八沉迷于冬草的身体不能自拔，向竹芝交出一亩亩水田，直至败光所有。福八妻子力图制止丈夫的疯狂，被竹芝谋杀于河边。在竹芝操持之下，冬草和福八之间的性交易，对见远是最直接的启蒙。他变成了另一个福八，将冬草用身体换来的水田又一亩亩地嫖出去。一如福嫂，竹芝同样无法制止儿子的疯狂，甚至建议他将精力发泄在冬草身上。见远对此的回应是嫌冬草脏。水田没有了，生活捉襟见肘，竹芝最终将冬草卖给奇丑无比的船夫扁担，换得水田十亩。然而，这笔财富又被发财夫妇合谋讹去。见远“强奸”发财老婆时，甚至得到了对方的主动配合，只是性事未遂，便被发财带人抓了现形。发财当着竹芝面痛打见远，逼着竹芝不得不交出那十亩水田平事。见远伤好后，误食魔芋跳河而死，竹芝从此一无所有，靠着做魔芋的手艺糊口。冬草得到了扁担的善待，桂平老家却已回不去；扁担将对冬草身体有所觊觎的光圈打残，亦断绝了她关于男人的所有念想。

从发表年份来看，《祖先》是东西的出道之作，初步彰显其写作实力和独特个性。作家对笔下人物的行为、价值取向不作任何主观评判，几是“零度写作”的典范。整体来看，《祖先》里的人物，要么被本能欲望，要么被攫取财富的贪欲所控制，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看不到任何理性与良善，唯见人心深处之恶。小说貌似带有“新写实”印记，却与新写实小说大异其趣。如果将《祖先》与刘恒的《伏羲伏羲》《狗日的粮食》稍加比照便可见出二者的分野。作为乡村世界的“一棵枫”和“洪水峪”，事实上都带有虚指性；但两作所呈现的乡村图景完全不同。“洪水峪”的荒野景观源于物质的极度匮乏，生存环境对“活着”的人们进行了无情的挤压，逼着他们向动物还原，不断冲犯人世伦理。然而，刘恒笔下那些基于“活着”的本能，不断“去人化”的人物的言行举止，让人几乎无法绳之以洪水峪之外的道德标准加以评判甚至谴责。究其根本，洪水峪荒原式生存，源于穷困而非人性之恶。但是，在一棵枫欲望几乎挤占了良善的所有空间，而填以丑陋和邪恶。某种意义上，这是东西为了彰显恶的极致，而刻意虚拟的一个世界。小说更像是一则关于“恶”的寓言，是一次彻底的恶托帮想象。作为东西笔下诸多“极致形象”之一，竹芝让读者看到一个女人/人，到底可以有多“恶”。以十亩水田的价格，将冬草一次性卖出的消息一经发布，便不时有男人上门相看，竹芝陪着冬草坐在门口，迎来送往的间隙里，她想到冬草虽是来自大地方的千金，却被自己“捏成了软糍粑”，男人看中的是她的身体，却要求着自己，她有一种解恨的快意。而恨从何来？她恨冬草比自己漂亮，她甚至想到这个女人在光寿面前撒过多少娇，获得了光寿多少温存，两人上演过多少风流。一旦想到这些，其恨意便愈积愈厚。可见，生成于嫉妒之上的阴损、残忍、恶毒，让竹芝完全堕入内心的黑暗里。当与扁担的交易达成，女人被抬走的那一刻，她还抢走了冬草手上的那只玉镯。贪婪以及对弱者的欺凌，让人在竹芝身上看不到任何属人的特征。而一棵枫的乡村世界正是由竹芝、发财夫妇，再加上福八、见远、光圈等人组成，诚然是一个典型的“恶托帮”。

比起《祖先》，中篇小说《原始坑洞》（《花城》1994年第5期）的现实指向性更加分明，寓言色彩淡化，但乡村作为恶托帮的图景却愈益强化。面对血腥与暴力，还有人在绝境中的无助，叙述人的态度依然冷漠如故。这是一个能充分激发出人的恶心感的故事。一对山村小两口婚后不能生育，急于传宗接代的母亲六甲从医生金光口中得知原因在儿子身上，于是借故将儿子萧玉良支出去一段时间，给儿媳孔力提供“借种”的机会。自然，作为乡村妇女，六甲无从考量儿媳借种生子又与“宗”“代”何干？但人性之恶，就此开始上演。萧玉良前脚离开，孔力便开始勾引路过的谋子，暗示他晚上前来偷欢。不想，萧玉良当晚返回家里，等到孔力和谋子好事完毕，手持凿刀进入房间，结果在搏斗中反被对方杀害。一桩乡村血案就此酿成，行凶后谋子遁入后山，躲在一处坑洞中。唯有母亲秦娥知道其藏身之所，她在警察龙坪、仇人六甲的严密监视下，想尽各种办法给谋子提供衣食，以维持他那行尸走肉般的生命。在无望的迁延中，谋子开始怀疑生命如此持续下去的意义。时日一长，透过蛛丝马迹，六甲找到了后山坑洞边，奄奄一息的谋子，看见抱着干柴的六甲身影酷似妈妈，他幻听到母亲的召唤主动走到六甲跟前，最终被对方残忍棒杀。六甲替儿子报了仇，却也毁了自己；秦娥最终还是失去了儿子，却被金光告知孔力所怀的孩子就是自己的孙子。人性之恶在两个家庭之间辗转、盘旋，一众人被缠绕、消耗其中，直至以暴力终结恶心。

小说以杀戮始，又以杀戮终。古老的观念，如同一个原始、锈迹斑驳的牢笼，将乡村人众囚入其中，毁掉了两个家庭。而那个原始坑洞，更是一个现实的牢笼，囚于其中的谋子早已丧失生趣，但他被六甲所杀，反过来证明秦娥的所有努力终成一场空无。如果说，《祖先》让人看到因贪欲而形成的一个恶托帮世界的话，那么，《原始坑洞》则让人看到愚昧的复仇法则，以及原始的无立场的护犊心理，同样将人带入恶恶相因的“原始坑洞”──人性的牢笼。小说中的那个原始坑洞，对谋子来说是庇护也是囚禁，更喻指人心的黑暗与幽深。某种意义上，小说呈现了一个因理性丧失而导致的乡村恶托帮。

《没有语言的生活》（《收获》1996年第1期）呈现的是各有残疾的一家三口的乡村处境。父亲王老炳盲于目，儿子王家宽病于耳，儿媳蔡玉珍口不能言。一部中篇小说如此人设，自然是作家的刻意安排，一以贯之地彰显东西那极致叙事的追求。只是，比起前两部作品，此篇人设虽然极端，叙事却较为平和；叙述人的立场即便刻意保持中立，但还是明显透出一种温厚的倾向。文字里的乡村日常生活场景人间烟火气浓郁；而或许就因为这种极端的人设，很多人从中读出了寓意和形而上的意味。这篇小说立意精巧，却又浑然天成，是东西迄今最为成功的中篇。

三个残疾人相濡以沫地过着一种“没有语言的生活”，最为常见的叙事套路不外乎表现人世的苦难与温情，追求一种显在的诗意。但是，如果那样就不是东西。他所要表现的，还是在一个乡村恶托帮世界里，语言成为多余之物的一家三口会遭遇什么？结果是“恶”并不因这一家三口的“弱”而放过他们。蔡玉珍没有进门之前，王家腊肉被顽劣少年偷走，面对类似的小恶，作为弱者王老炳只能恳请对方放过自己，即便对方是孩子。腊肉被偷，只是王家遭遇到的微末侵犯，随着情节的推进，周围那更为深重的恶意，一步步逼近这个特殊的家庭。王家三人的处境愈发恶劣，无法在村子里待下去，他们挖掉小河对面的祖坟，辟出宅基，重新建屋，避开原来的环境，以求安宁。但更大的侵犯还是随即跟来，哑巴蔡玉珍被赶过小河来的谢西烛强奸了；因为王家的弱势，谢还不以一次得手为满足。

为了求得安宁，王家拆掉小河上的木桥，断绝跟河对面的联系。但孩子王胜利的出世再次打破了这份安宁。他上学第一天学得的那首儿歌便是自己残障父母的嘲笑与诅咒。当王老炳让孙子明白这一切之后，孩子从此变得沉默寡言“跟瞎子、聋子和哑巴没什么两样”[10]。小说就在这恶意绝望的弥漫中结束。在恶的世界里，残障弱者的命运便是没有来由地被愚弄、被侵犯、被欺凌，而且无处可逃。几乎没有比这更为直截而显豁的恶托帮叙事了。

贪婪的欲望、阴损的内心、残暴的伤害，还有对弱者的愚弄、侵犯与霸凌，是作家东西表现乡村之“恶”的多重侧面。他以一种极致化叙述，某种意义上开拓了当代乡村叙事的新维度，让人看到一种别样的乡村图景。将乡村浪漫化和诗意化是最常见的叙事维度，亦不乏荒原式的乡村想象；但在东西笔下，乡村之“恶”无关乎物质的匮乏，却生成于真实的世道人心。作为一种叙事方式，乡村恶托帮叙事，无疑传达出了东西对乡村的认知和理解，这一想象方式无疑受其早年乡村经验的宰制。由此看来，所谓“肉中刺”云云，不过是东西难以放下那横梗于经验深处的乡村之恶的体验，那是一种难以治愈的创伤性记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东西极致化的恶托帮叙事里还是存在裂隙。即便恶意弥漫令人绝望，但乡村对于东西来说到底是如此特殊的经验和经历，在整体貌似极为板结、密实的恶托帮叙事里，读者还是可以不时见到文字背后的乌托邦冲动。

三

东西的乡村叙事几近呈现了一处“恶之国”；然而，就在如此持续而彻底的恶之图景呈现的过程中，亦时现难以遏抑的“乌托邦冲动”，让人感受到善意与美好，感受到人性的光辉。“乌托邦冲动”让东西的“恶托帮叙事”出现裂隙，在文本中留下诸多症候。

《祖先》临近尾声，罪孽深重的竹芝自感大限将至，弥留之际想起自己伤害过的那些人，竟然心生忏悔。她想求得冬草的原谅，将其唤至床前，交还那只当年被她抢走的玉镯以求心安。在她看来，只要冬草能原谅自己，那么见远和福嫂也能原谅。玉镯虽然令冬草想起太多不堪回首的往事，但还是将它放在了竹芝枕边以示谅解，竹芝这才瞑目而去。冬草此举令光圈不以为然，他认为手镯应该塞入竹芝的下身，让她也感受一下被侵犯的滋味。小说呈现的乡间诸般恶人、恶事，几乎令人窒息，然而，数十年后作恶者的忏悔，受难者的谅宥，这床前一幕却充满了温情与诗意，也是作者在整篇小说里给出的一点亮色，让人感到东西在对一棵枫这个恶托帮的叙述过程中，陡然生出了乌托邦冲动，不然，整篇小说会显得如此压抑。然而，作家那极致美学的追求，让瞬时的美好真的就只是一个“冲动”而已。那只不无象征意味的玉镯，随即召唤出更大人性之恶——竹芝的坟墓当晚便被挖开，尸体被野狗撕成碎片。见此情景，冬草为自己错放玉镯而懊恼。冬草始终是一棵枫这个恶托帮里的异质性存在，即便她被侮辱、被损害，但还是让人感受到人性光辉的朗照。她被召唤至一棵枫便有了一个乌托邦场景的出现；她离开，一棵枫便被更大的恶所淹没。

诚如有论者所说的那样，“东西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他的小说其实是从许多作者认为小说已经结束的地方开始的”[11]。东西在小说结尾一贯彰显其“狠劲”。如前文所述，类似结尾也出现在《没有语言的生活》里。值得注意的是，东西乡村叙事里恶托帮想象与乌托邦冲动的纠缠，在文本层面常常表征为一条河的出现。这条预设的河区隔了善恶。《祖先》里，竹芝最终以十亩水田的价格将冬草卖给扁担。冬草被抬过枫树河，从此与一棵枫分属两个世界。这条表征乌托邦冲动的河，同样出现在《没有语言的生活》里。前文说过，从情境预设来看，《没有语言的生活》无疑极其容易写成带有牧歌情调的乡村乌托邦小说，东西却似乎始终在规避这种情调的生成。在我看来，这是一次自觉的反乡村乌托邦书写，充分彰显东西不同于其他现当代作家观照乡村的立场和情感态度。这篇小说的巨大张力在于，在一个原本乌托邦叙事的框架里进行恶托帮建构。乌托邦冲动在这篇小说里，可谓旋生旋灭，旋灭旋生，纠结不已。这一叙事图景传达出了东西对于乡村的态度：“大地在东西笔下没有呈现乌托邦的色彩，过去也没有成为乡愁的主题”[12]。作为“农裔城籍”作家，东西在处理乡村与城市的情理悖谬时，他显然以一种决绝的姿态，拒绝乡愁的生成。王老炳、王家宽、蔡玉珍被众乡亲挤兑出村，象征着三个弱者对恶托帮的果决逃离。而他们在彼岸重建家园的无声协作，作者借此岸刘家昌的眼睛呈现在读者面前。在被一条河区隔开来的世界里，这明显带有世外感的乡村日常生活情景，显然是作家本人乌托邦冲动的外显。医生刘顺昌看到蔡玉珍不小心被瓦片砸破脑袋本能为此焦虑之时，却见王家宽从容将女人背至河边，为其洗净脸上的血迹，采了草药，放在嘴里嚼烂，为之敷上，然后快乐地背其回家，进门前换了姿势将女人抱进去。接着王老炳摸索着进门，大门无声地关上，三人的一天就这样结束。其乐融融的幸福感，弥漫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没有语言的生活》的局部，不时出现沈从文《边城》的情调与文字质感，或许可以视为无意中向前辈作家致敬之举。只是，虽然有一条河的屏障，但此时河上有木桥跟对岸相连。木桥意味着“恶”之侵入的可能，以及乌托邦面临的潜在威胁。随之而来的一个秋夜，蔡玉珍便被过河来的乡亲谢西烛强暴。这令人发指的性侵，令蔡玉珍嘴里突然冒出“我要杀死你”。哑巴开口，是弱者在被残忍侵犯之下所出现的奇迹，是对恶的谴责与不能原谅。前述基于乌托邦冲动而来的诗意旋即被消解殆尽。

面对侵犯，王家宽这次没有采纳王老炳拆掉木桥的建议，暂时延缓跟对面那个世界的彻底隔离。他想到那个侵犯得手的人，不会就此罢手。一切尽在王家宽的预料之中，而一个瞎子、一个聋子、一个哑巴，齐心协力制服、惩处了再次前来的侵犯者，无疑是《没有语言的生活》最具想象力，亦最具苦涩诗意的乌托邦图景。姑且悬置现实的可能性，但读者分明可以感受到内蕴于作者内心的那股乌托邦冲动，读者与其说感动于故事，倒不如说感动于这份冲动。面对恶，弱势者退无可退之处的协力反抗，一如他们重建家园的协力合作，同样诗意洋溢，只是，前者苦涩，后者温馨。在我看来，这是极具想象力的乌托邦想象。

如果说，在《没有语言的生活》里恶托帮叙事与乌托邦冲动是一种叙事的夹杂与变奏，潜在传达出东西对乡村乌托邦的本能亲近与理性疏离的话；那么，在稍后的《原始坑洞》里，则基本上是来自别一世界的恶托帮叙事图景。只是，即便在那恶意弥漫的叙述里，也还是不时有源于乌托邦冲动的温情的流露。小说开篇不久，谋子偷情、杀人，遁入后山之后，未婚妻腊妹便坐着情人向阳的拖拉机来到谷里村退婚，将聘礼扔到秦娥脚边，令其转告儿子，她不会爱一个有野老婆的男人，更不会爱一个杀人犯。当秦娥反问她现在不是也有了野老公？腊妹倒是坦承自己有野老公，但没有杀人。这里貌似是一个没有温情与廉耻的地方，人与人攀比的只是“不那么恶”，而不是更好。人们对恶意的表达都是如此直接。上天的报应似乎也来得极其及时，就在返回路上，腊妹和向阳在离谷里村三里路的地方翻车而亡。消息传来，秦娥还是做出决定，用为丈夫八贡准备的棺材收敛了腊妹。而对这一温情和善意的回应，出现在小说将近尾声处，秦娥和八贡陷入无边的困境，耕牛死了，眼看田地荒芜，衣食无着，腊妹爹和三个儿子自带耕牛、农具忙完了秦娥家的农活，悄然离开谷里村。在这篇恶心感弥漫，几乎难觅美好的乡村叙述里，这善意的施与和回应，却让人充分感受到了乡村的和煦与温情。而在恶托帮叙事占绝对主导地位的乡村叙事里，温煦与善意的出现更能体现出乌托邦念想作为“冲动”的品格。在东西的笔下，它一如电光石火，灵光乍现。

进入新世纪，东西以短篇小说《秘密地带》“彻底地告别了对乡村的浪漫怀想”[13]。小说叙述城里的年轻人成光因不堪恋人离去的打击，投河寻死，被莲花姑娘救起，如此得以进入一个世外桃源般的所在。在莲花河谷，“没有烦恼，没有疾病，没有哭泣，没有脏话，人们平等相处，吃的都是素食；姑娘特别漂亮，人们都很善良，身体健康，长命百岁；有山有水，空气清新，特别适于人类居住……”[14]。见证种种美好，成光爱上了这个地方，更爱上了莲花姑娘，只是对方不辞而别，他追寻到城里，向周围人讲述自己的经历，人们却将此视为神经病加重的表现。成光无法相信自己所经历的一切是一场虚幻，第二年春天卖光家产再次找到莲花河谷，才发现除了几处残垣断壁，此前的村庄荡然无存；而从一块石碑上的文字发现此处原来是夜郎国公主谢莲花的战死之地。而所谓世外桃源不过是自己心造的幻影，是人与鬼的纠缠，是个人不能说出的所谓秘密地带。《秘密地带》的反讽色彩浓郁，貌似是一次乡村乌托邦的沉浸式建构，实则是东西对此前作品中不时出现的乌托邦冲动的戏谑与调侃。喻指人们所看重的那些人世美好，不过是一个神经病患者的臆想。对乌托邦的这种不信任甚至否定的态度，很大程度上规约着东西此后的叙事面貌。此篇之前的《你不知道她有多美》，在我看来，是乌托邦冲动在东西“成长叙事”里的表现。而自此篇之后，无论是乡村叙事还是成长叙事，在东西笔下似乎再也难觅乌托邦冲动的表征。

四

恶托帮和乌托邦不过是两种相对的叙事图景，本质上都是一种想象。作为想象方式，它决定于作家的个人经验和价值判断。在深远的农耕文明的背景下，中国文学中的乌托邦想象大多以乡村作为载体，典型意象如桃花源。在我看来，东西乡村叙事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几乎拒绝了乡村的乌托邦想象，且以一种乡村寓言的方式转向了它的反面，着力于乡村恶托帮书写──让人看到一种始终比当下更其恶劣的乡村图景和人性状态。然而，或许对于美好与善意的追求始终是人类的原始冲动，东西在恶托帮叙事里亦不乏乌托邦冲动的表征。在当代作家中，这是一种罕见的现象，事实上在东西的都市叙事中亦是如此。进入新世纪，东西以两部短篇小说集中传达出他对乌托邦的反思。自此以后，恶托帮叙事在其长篇小说《后悔录》和《篡改的命》里更有淋淋尽致的体现。特别是后者，无论其中的乡村叙事还是都市叙事，可以说都是东西恶托帮叙事的极致。

注释

[1][8]东西、符二：《不顾一切的写作，反而是最好的写作》，《作家》2013年第1期。

[2]东西：《朝着谷里飞奔》，《叙述的走神》，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65页。

[3]东西、候虹斌：《最厉害的写作是写出最广的内心》，《南方都市报》2006年4月8日。

[4][12][13]张柱林：《小说的边界──东西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6-168页、173页、169页。

[5]DystopiaDystopia. （1989）. In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2nd edition）.Retrieved fromhttps://www-oed-com.easyaccess2.

lib.cuhk.edu.hk/oed2/00071444.

[6]Sargent，L. T. （1994）. The three faces of utopianism revisited.?Utopian Studies，5（1），9.

[7][11]张柱林：《“改天换地”的想象与真实——兼及东西寓幻现实主义小说的叙事特征》，《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第1期。

[9][10]东西：《没有语言的生活》，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249页、48页。

[14]东西：《秘密地带》，《大家》200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