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与中国“五四”作家文学关系论析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
与中国“五四”作家文学关系论析
赵文兰
（聊城大学 大学外语教育学院，山东聊城 252059）
[摘要] 英国现代短篇小说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与中国“五四”作家的文化交流，促进了其作品在现代中国的广泛译介和传播，促成了她与“五四”作家之间文学对话的发生。以徐志摩和有着“中国的曼殊斐儿”之称的凌叔华为代表的“五四”作家，对曼斯菲尔德的小说进行模仿和借鉴，作品在故事情节和叙事形式方面呈现不同程度的关联性，确证了曼斯菲尔德对“五四”作家小说创作的影响。而中国文学传统潜移默化的熏陶，又使“五四”作家对曼斯菲尔德小说的接受发生创造性变异，小引和旧体诗的穿插等使他们的作品呈现中西交汇、古今相融的特点。探究曼斯菲尔德与中国“五四”作家之间的文学关系，对于实现中西现代文学的对话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中国“五四”作家；文学影响；创造性变异
英国小说素以长篇为主，而凯瑟琳·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sfield，1888-1923，以下简称“曼氏”），这位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唯一感到嫉妒”的英国现代女作家，却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一直受到忽视的短篇小说，并以其新颖独特的现代主义艺术风格在西方现代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无独有偶，中国“五四”作家对短篇小说也情有独钟，他们在“五四”新文学革命的倡导下，对西方现代小说进行积极模仿，革新了中国传统小说叙事模式并探索出新的写作技巧。而与英国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和中国新月派均有交集的曼氏，不可避免地成为他们学习和借鉴的对象。这为探究他们之间的文学关系提供了可能和契机。
国外学界对曼氏与中国“五四”作家之间文学关系的研究很少，较具代表性的如帕特丽卡·劳伦斯（Patricia Laurence）在《丽莉·布瑞斯珂的中国眼睛》（Lily Briscoe's Chinese Eyes: Bloomsbury, Modernism and China，2003）一书中，探究了新月派与布鲁姆斯伯里这两个中英文学团体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其中谈到曼氏与徐志摩、凌叔华、萧乾之间的关联。国内学界在曼氏与凌叔华之间的文学关联方面已达成共识，得出了凌叔华师承曼氏的结论。也有个别研究涉及曼氏与徐志摩之间的文学渊源。而曼氏对其他“五四”作家的影响，如林徽因、萧乾、冰心、丁玲、陈衡哲、庐隐、苏雪林等，却受到忽视。有鉴于此，本文拟从曼氏与中国“五四”作家的文化交流、曼氏作品在现代中国的传播、曼氏与中国“五四”作家小说内容和形式的比较等维度，对曼氏与中国“五四”作家之间的文学关系进行系统探究，以推进当前的中西现代文学比较研究。
一、曼氏与中国“五四”作家的交往：对话与潜对话
中国“五四”作家多有海外留学经历。如鲁迅、郁达夫、郭沫若等曾留学日本，胡适、陈衡哲、冰心、闻一多、梁实秋等曾留学美国，苏雪林、冯沅君等曾到法国深造，徐志摩、林徽因、陈西滢、丁西林、萧乾等曾在英国就读。中国“五四”作家的留学生活，使他们与外国文化有了近距离接触，也为其与外国作家的交流与对话提供了契机。曼氏与中国“五四”作家之间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交往，或者说是对话和潜在对话的关系，涉及徐志摩、林徽因、凌叔华、萧乾等中国新月派文人与曼氏以及英国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成员的个体接触。
曼氏与中国的关联始于1920年代留学英国的徐志摩与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交往以及对曼氏（民国时期译作曼殊斐儿或曼殊斐尔）的拜访。1920年10月，徐志摩怀着师从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的梦想从美国抵达英伦，不巧罗素已从剑桥大学离职。徐志摩不得不暂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后被旅居伦敦的林长民引介给英国作家、布鲁姆斯伯里成员狄更生（G. L. Dickinson）。在狄更生的推荐下，徐志摩成为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旁听生。1921年10月，徐志摩与罗素首次见面，后成为知交。另外，他还认识了留学英国的陈西滢和章士钊。在这些师友的引荐下，徐志摩开始接触英国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结识了一些文人学者，如艺术评论家罗杰•弗莱（Roger Fry）、汉学家阿瑟•韦利（Arthur Waley）、作家威尔斯（H. G. Wells）、嘉本特（Edward Carpenter）、利顿•斯特雷奇（Lytton Strachey）、福斯特（E. M. Foster）等。 值得一提的是，1916年7月，曼氏和后来成为其第二任丈夫的文学评论家默里（J. M. Murry）也加入了佳星顿地区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周末聚会。 期间，曼氏与罗素有着密切的交往。1922年，徐志摩已经与时任《雅典娜神庙》（Athenaeum）主编的默里相识。1922年7月中旬的一晚，他冒雨如约拜访了肺病晚期的曼氏。在那“二十分不死的时间”，他们谈到几个英国小说家的创作、韦利翻译的中国诗、契诃夫的小说、曼氏的创作等。最后，徐志摩还向曼氏承诺要翻译她的小说。 会晤半年后，曼氏香消玉殒。徐志摩写下诗歌《哀曼殊斐儿》来祭奠这位“清极超俗”的女作家。
林徽因与曼氏的交往可上溯至1920至1921年其随父亲林长民赴欧考察旅居伦敦期间。这一年中，林徽因就读于圣玛利学院并广泛阅读了西方文学作品，在父亲引领下结识了一些英伦文化名流，如威尔斯、哈代、曼氏、福斯特、阿瑟·韦利等。正如费慰梅（Wilma Fairbank）所说，林徽因的记忆总是和曼氏、伍尔夫、雪莱、济慈等文学大师联系在一起。 另外，林徽因在伦敦之际，曼氏已在英国文坛享有声誉。1920年，其第二部短篇小说集《幸福集》（Bliss and Other Stories）出版，以“新的观察视角和新的声音成为英国文坛的一件大事” 。此时，日后的意识流小说家伍尔夫的名字很少有人知道，乔伊斯则更不为人知。故林徽因后来的小说创作受曼氏的影响也成必然。
凌叔华与曼氏之间存在的是潜在对话。1924年，凌叔华毕业于燕京大学外文系。是年1月13日，其小说处女作《女儿身世太凄凉》在《晨报副刊》发表。该小说采纳了片断化、开放式结尾等现代主义叙事手法。而此时，曼氏的多个短篇已被译介到国内，凌叔华受曼氏的影响初见端倪。4月，泰戈尔访华招待会上，凌叔华结识了徐志摩、陈西滢这两位曼氏作品主要译者，与前者相知，与后者相恋，这为其与曼氏的间接接触提供了更多可能性。1926年，凌叔华刊译了曼氏的短篇《小姑娘》。1931年，其小说《写信》发表当日，徐志摩登门祝贺，称之为“中国的曼殊斐儿”。这一美称确证了凌叔华与曼氏的文学关联。值得一提的是，凌叔华与伍尔夫曾保持着三年通信联系，这源于她随陈西滢在武汉大学期间与诗人朱利安·贝尔（Julian Bell）的交往。朱利安是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核心成员兼美学家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的儿子、伍尔夫的外甥。在伍尔夫鼓励下，凌叔华创作了自传体小说集《古韵》（Ancient Melodies，1953）。 该小说集以孩童视角呈现家族往事，颇有曼氏新西兰儿童故事的影子。
萧乾与曼氏的交集始自其在北新书局做练习生时对曼氏作品的接触。按老板的要求，他去红楼图书馆抄书，其中包括徐志摩在《小说月报》《现代评论》等杂志上刊译、后来结集出版的曼氏小说。他承认，这是他最早精读的一部集子。他曾把阅读其他作家的作品比作“吃副食品”，并坦言，对他来说，“最早的副食品”就是曼氏笔下那些“画面小、人物小、情节平凡”的小故事。 曼氏对萧乾的影响在他的系列儿童小说《篱下》《落日》《矮檐》《俘虏》中得以体现。后来，萧乾还和妻女翻译了曼氏的一些短篇，结集为《一个已婚男人的自述》（2003）出版。另外，除了与曼氏的间接交往，萧乾与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也有关联。1939年，萧乾在剑桥大学与福斯特、阿瑟·韦利结识，在他们推荐下，1942年他成为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研究生。 期间，萧乾与福斯特建立了深厚友谊，在其指引下对英国现代作家的作品进行了研究。而此时他对乔伊斯的意识流小说《尤利西斯》的关注，促成了多年以后这部“天书”的中译本在中国的面世。
二、曼氏作品在现代中国的传播：译介与阐释
“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外国文学和文艺思潮的翻译活动出现繁荣景象。而中国“五四”作家与曼氏直接或间接的交往，不可避免会促进曼氏作品在现代中国的译介，继而引起中国文人学者对这位英国女作家的关注以及对其创作的评价。1923年1月，曼氏病逝于法国的枫丹白露。为纪念这位仅有一面之缘的女作家，也为践行自己的诺言，珍重实行其“翻译的特权”，徐志摩开始向国人介绍曼氏其人其文，自此曼氏作品在中国的传播得以开启。
作为沟通曼氏与现代中国的桥梁，徐志摩是曼氏翻译作品最早、数量最多的译者。就小说而言，仅1923年，徐志摩就在《晨报副刊》《小说月报》刊译了《一个理想的家庭》《园会》《巴克妈妈的行状》《金丝雀》四个短篇；1925至1930年间，其翻译的《幸福》《夜深时》《毒药》《一杯茶》《刮风》《苍蝇》等短篇又陆续在《文学周刊》《现代评论》《晨报副刊》《长风》等杂志刊出。1927年，《曼殊斐尔小说集》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其中收入了徐志摩之前翻译的八个小说。另外，徐志摩还译介了曼氏的诗歌。如《长风》1930年第1期刊发了其翻译的曼氏的三首诗：《会面》《深渊》和《在一起睡》。
陈西滢也是曼氏作品较早的重要译者。十年留英生活结束后，1922年他回国任北大外文系教授，讲授过短篇小说以及曼氏的作品。应徐志摩邀请，他答应选译几篇曼氏的作品。1923年，《小说月报》第14卷第10期发表了陈西滢翻译的短篇小说《太阳与月亮》。1929年，他在《新月》杂志连续刊译了三个短篇：《一个没有性气的人》《贴身女仆》《削发》。1943年，《时与潮文艺》第2卷第3期又刊登了他的译作《一杯茶》。
除了徐志摩和陈西滢之外，曼氏作品在现代中国的传播还得益于其他文人学者的译介。如俞大絪的三篇译作《心理》《花园茶会》《她的第一次跳舞会》先后在《时与潮文艺》1944年第3卷第6期、1945年第5卷第2和3期刊发。另外，凌叔华翻译了曼氏的短篇《小姑娘》，冰心则翻译了诗歌《西风》，两个作品分别发表在《现代评论》1926年第3卷第72期、《西北风》1937年第15期。还有，1926至1946年间，查白波、周瘦鹃、苏非、铸言、郑或、修清、少山、许天虹、蹇先艾等，先后在《妇女杂志》《紫罗兰》《珞珈月刊》《新人周刊》《红豆月刊》《赈学》《正风》《改进》《新文艺》等杂志刊译了曼氏的一些短篇：《蜜月》《一杯茶》《苹果树》《一个女小孩》《阿日和阿月》《露沙白底疲倦》《派克妈妈》《白丽儿小姐》和《宝儿被拐记》。
西学东渐之势下，曼氏作品在现代中国的广泛译介，引起了中国读者的关注，也促使学界从各个视角对这位女作家其人其文展开评价，代表性学者有徐志摩、陈西滢、赵景深、叶公超、郑或、俞大絪等。
曼氏去世后不久，徐志摩就在《小说月报》1923年第14卷第5期刊文《曼殊斐尔》，缅怀这位有着“仙姿灵态”的英国现代女作家。文章讲述了他与曼氏那“二十分不死的时间”的会晤，介绍了曼氏的生平，并高度评价了她的小说创作。在他看来，曼氏的小说是“纯粹的文学，真的艺术”，深蕴于内，是只要少数知音者赞赏的“‘时灰’掩不暗的真晶”。他指出，凭借《幸福集》和《园会集》，曼氏在英国文坛占据了稳固地位。1925年1月31日，徐志摩在《文学周刊》第6期发表文章《再说一说曼殊斐儿》，再次对曼氏小说独特的艺术风格进行评价，并介绍了同时登载的译作《夜深时》。他指出，曼氏是心理写实派，她的小说表现的是“人的心灵变化的真实”，从中读者看到的只是一个“真的，美的印象”。另外他谈到，《夜深时》是曼氏的一篇有特别意味的作品，是女主人公在火炉前的冥想，“一番心境，一段自诉”。
除了徐志摩以外，其他学者也对曼氏的生平创作给予了多元阐释。如陈西滢在《新月》1928年第1卷第4期《曼殊斐儿》一文中，结合作家的日记，介绍了曼氏的创作经历和创作观。他指出，曼氏的小说追求的是“完全的真实”和“水晶似的清莹”，去除渣滓的“清纯”是其特质，是一种“空前的新格调”。同年，赵景深在《小说月报》第19卷第1期发表文章《现代文坛杂话：曼殊斐儿日记》，借助曼氏的日记探讨她的创作，认为曼氏的作品有着“抒情般的观察”。其载《小说月报》1930年第21卷第11期的另一篇文章《现代文坛杂话：曼殊斐儿的文学批评》，则介绍了曼氏的文学批评观。叶公超在《新月》1929年第1卷第11期刊文《曼殊斐尔的信札》，指出在女作家的脑海中，“美”是人生唯一探索。郑或在《红豆月刊》1936年第4卷第3期的文章《关于曼殊斐儿》（），对曼氏的小说创作进行了评论。他认为，在英国短篇小说家中，曼氏是最受推崇的一个，走着一条“崭新的艺术路径”。俞大絪在《时与潮文艺》1945年第5卷第3期发表文章《曼殊斐儿论》，介绍了曼氏的生平、创作与影响，认为曼氏在英国文学史上是个杰出人才，受契诃夫影响，她的小说采纳片断叙事和电影技巧，注重暗示和人物心理转变，引领英国短篇小说走向独立和成熟。
三、曼氏与中国“五四”作家小说内容的比较：模仿与借鉴
曼氏作品在现代中国的广泛译介和阐释，在当时的中国文坛掀起了一股“曼殊斐儿热”，促使了曼氏与中国“五四”作家之间文学对话的发生。中国“五四”作家被这位先锋女作家独具魅力的现代短篇小说艺术风格所吸引，对其小说创作的接受不可避免，从而使二者的作品在内容和形式方面呈现不同程度的相似性。
曼氏对中国“五四”作家小说创作的影响突出表现在故事情节的相似上。中国“五四”作家中，对曼氏作品借鉴较多的当属有着“中国的曼殊斐儿”美称的凌叔华。如苏雪林指出，凌叔华和曼氏小说风格的相似在于平淡细腻的笔调和心理描写，凌叔华的小说受到曼氏的影响，只不过“变化得毫无痕迹可寻了”。 陈平原认为，“五四”作家中鲁迅受契诃夫的影响较大，而“凌叔华则直接师承曼殊斐儿” 。如前所述，与凌叔华关系密切的徐志摩和陈西滢翻译了曼氏的大量作品，她自己也翻译过曼氏的小说，这使其模仿成为可能，导致她们多篇小说情节的相似。如凌叔华的《再见》和曼氏的《莳萝泡菜》( A Dill Pickle )都涉及一对恋人分别几年后的偶遇及其往日回忆，都以她对他的失望和再次分离而结束，传达了幻灭的爱情主题。前者的场景在西湖，后者在咖啡馆。开篇极相似，前者首句是：“四年后，她在西湖刘庄的花神亭上遇见他了。” 后者首句为：“六年后，她又看到了他。” 结尾也都是男主人公对厨子/侍者说的话。再者，凌叔华的《无聊》和曼氏的《启示》( Revelations )都揭示了不和谐的婚姻主题，描摹出一个自我分裂的女性形象：想冲破婚姻枷锁，却无力改变命运。女主人公都在大风天怀着对婚姻生活的厌倦走出家门，如璧去了绸缎庄，莫妮卡去了理发店。结尾也相似，如璧坐着人力车回家，莫妮卡则乘出租车赴宴。还有，凌叔华的《有福气的人》和曼氏的《理想家庭》( An Ideal Family )均描绘了主人公凄凉的人生晚景，揭示了现代家庭的危机。作为“一家之主”，两个短篇的主人公过着让人艳羡的“幸福”生活。但是，表面上的“有福气”和“理想家庭”，却隐藏着疏离与隔阂。前者中的章老太“最有福气”了，而六十九大寿后，她才明白，“贤孝”只是假象。后者中的老尼夫创下令人羡慕的家产，身心疲惫的他下班回到家感受到的却是家人的自私和冷漠。此外，凌叔华的《茶会以后》《杨妈》《开瑟琳》《凤凰》等多个短篇，分别与曼氏的《已故中校的女儿》（The Daughters of the Late Colonel）、《巴克妈妈的一生》( Life of Ma Parker )、《洋娃娃的房子》（The Doll’s House）、《小扣子被拐记》（How Pearl Button was Kidnapped）的情节相似。
作为译介曼氏的第一人，徐志摩的小说创作不可避免受到曼氏的影响。如徐志摩的《两姊妹》与曼氏的《已故中校的女儿》均展现了一对老处女姐妹的孤独境遇和精神死亡。前者描写了安粟和玛各晚上在家里的活动。两姐妹自母亲去世21年来，一直过着单调乏味的生活。邻居家的舞会和昂姑妈的信，勾起她们的往日回忆和对当下生活的思考。结尾处玛各的意识流展现了其对岁月流逝的无奈。后者讲述了约瑟芬和康斯坦蒂的中校父亲去世后的事，描摹了两个奉献了大好青春、服侍脾气暴躁的中校父亲的老处女形象。结尾处，两姐妹对未来生活的憧憬不了了之，暗示了其情感世界的荒芜。还有，徐志摩的《一个清清的早上》与曼氏的《夜深沉》(Late at Night)也有相似情节。前者是单身汉鄂先生清晨在床上对自己心仪的女士的遐想，其意识流动呈示了为爱所困的他内心的矛盾情感。后者是老处女弗吉尼亚夜晚在炉火前对不可把握的爱情的幻想，其内心独白展现了她的孤独以及受压抑的情感。另外，徐志摩的小说《雀儿》《轮盘》分别有着曼氏的《郊区童话》（A Suburban Fairy Tale）、《莫斯小姐的一天》(Pictures)的影子。
其他中国“五四”作家的小说对曼氏的小说也有不同程度的模仿。如冰心的《我们太太的客厅》与曼氏的《时髦婚姻》（Marriage à la Mode）故事情节就相似。两个短篇均刻画了一个虚荣、自我为中心的现代女性形象，暗示了不和谐的婚姻主题。两位女主人公都摒弃了传统社会性别角色，和文人、艺术家混在一起，追求自由和享乐，而将丈夫置于配角的地位，消解了男性权威。区别在于结尾。前一篇，丈夫推了饭局回家陪伴她，妻子不得已取消了和诗人听戏的安排。后一篇，周末才回一次家的丈夫落寞地走后，起初妻子有一丝愧疚，后来继续和那群人去玩乐了。庐隐的《狂风里》与曼氏的《心理学》（Psychology）情节也相似。两个短篇分别描写了一个下午/傍晚一对恋人令人沮丧的会面，展现了其若即若离的关系，结局都是不欢而散，以男主人公离开而结束。另外，庐隐的《彷徨》和曼氏的《唱歌课》(The Singing Lesson)也有相似情节。两个短篇分别涉及秋心/梅多思小姐给学生上课的场面描写以及人物内心感受的展现。前者中，秋心看见学生们窃窃私语，感到“千万把的利刃，刺透了他的心！” 后者中，梅多思小姐收到未婚夫巴兹尔的分手信后，内心悲痛不已，“心窝里像扎了把要命的刀子，深深埋着绝望的情绪”（第233页）。丁玲的短篇小说《杨妈的日记》受到了曼氏《女主人的贴身女仆》(The Lady’s Maid)的影响。两个作品分别采纳日记体/独白体，女主人公都是女佣，都鉴于与主人的感情而没有离开。苏雪林的《鸽儿的通信》有曼氏《鸽子先生和夫人》(Mr. and Mrs. Dove)的影子。两个短篇都是婚恋题材，主人公的家里都有一对鸽子，他们都把鸽子来喻指自己。但是前者中“鸽子”之间是和谐的，婚姻是幸福的；后者中“鸽子”之间的关系不融洽，有尊卑等级之别，恋情有些苦涩。
四、曼氏与中国“五四”作家小说形式的比较：接受与变异
故事情节的相似，确证了曼氏对中国“五四”作家小说创作的启迪和影响。但是与内容相比，中国“五四”作家更多地是从形式层面学习和借鉴曼氏颇具现代特色的创作手法，以实现对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革新和转化，使二者的小说在文体样式、叙事结构、叙事视角和叙事话语等形式方面呈现诸多相似。
文体样式方面，首先，曼氏与中国“五四”作家的小说多是自传体，书写其往事和个体生命体验。很难分辨曼氏写的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 。童年心灵的放逐，独闯世界的磨难，恋爱的失败，婚姻的不幸，疾病的折磨和死亡的威胁，曼氏的这些经历都通过其小说反映出来。如《序曲》（Prelude）、《花园茶会》（The Garden Party）等，都是对其新西兰儿时生活的回忆；《求职女》（The Little Governess）、《罗莎贝尔惊梦记》（The Tiredness of Rosabel）中女主人公的悲惨遭遇反映了当年曼氏在伦敦的生活；《逃跑》（The Escape）、《没有脾气的男人》（The Man without a Temperament）中不和谐的婚姻也是曼氏和默里关系的写照；《理想家庭》《巴克妈妈的一生》中的死亡主题，则暗示了重病在身的曼氏的绝望心境。像曼氏一样，中国“五四”作家的作品也多自传性。如庐隐、冯沅君、苏雪林、丁玲的婚恋小说就是其自我经历的写照；《海滨故人》中的露莎、《旅行》中的“我”、《棘心》中的醒秋、《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莎菲，都有作家的影子；凌叔华的自传体小说集《古韵》以其童年生活为题材；萧乾的儿童小说《篱下》《矮檐》《小蒋》中的环哥、乐子和小蒋，也与作家暗合。
其次，曼氏和中国“五四”作家的小说文体还涉及独白体，包括戏剧性独白和自白。前者是一种隐蔽的对话，“把一个人物的话纳入另一静默的人物” ，有时以省略号代表对话者潜在的话语。后者直接呈现人物心理，假设了受众的存在。 曼氏的《女主人的贴身女仆》《金丝雀》(The Canary)、《劳驾，买两张两便士的票》（Two Tuppenny Ones, Please）、《一个已婚男人的自述》(A Married Man’s Story)、《夜深沉》等短篇都是独白体。前三篇是戏剧性独白，分别是爱伦对太太、无名主人公对“你”、公交车上的女乘客对朋友说的话，对话者虚构的声音均以省略号代替。后两篇是自白体，分别涉及一个已婚男子对婚姻的思考和童年回忆、一个老处女对爱情的幻想和幻灭。如前所述，《金丝雀》《夜深沉》和《女主人的贴身女仆》早在1920年代就被译介到国内，故曼氏小说的独白体样式为中国“五四”作家采纳也水到渠成。如凌叔华的《写信》和冰心的《冬儿姑娘》是戏剧性独白。前者来自张太太，对话者伍小姐全程没做声，其隐含话语用省略号替代；后者来自冬儿的母亲，她曾做过虚拟对话者——太太家里的女佣，其独白话语被置于引号内。两个主人公的自述都展现出底层女性的困境。冯沅君的《潜悼》是自白体，男主人公的内心独白揭示了他和去世的表嫂之间的爱情悲剧。受述者的缺席造成小说叙事格局的戏剧化。
叙事结构方面，首先，曼氏与中国“五四”作家的小说均注重情节淡化和横截面的选择。曼氏的小说没有曲折的故事情节和完整的结构，而是涉及生活的片段、一个侧面，以细节呈现碎片化的现代生活。如《理想家庭》以一个傍晚为叙事框架，展现了尼夫老先生下班后返家途中的意识流以及回到家中的感受。《一杯茶》（A Cup of Tea）讲的是一个下午发生的事。罗斯玛丽心血来潮把一个向她讨要一杯茶钱的穷女子领回家，丈夫对该女子的夸赞使她产生了危机感，她又把女子打发走了。另外，曼氏的小说结尾是开放式的，悬而未决，以顿悟或幻灭揭示人生真谛。如《花园茶会》结尾处，富家小姐萝拉看到年轻车夫的遗体，第一次接触死亡的现实，对人生的意义产生了顿悟：“‘人生是不是——’她期期艾艾，‘人生是不是——’但是人生是什么，她没法说明白。”（第18页）《幸福》（Bliss）结尾处，贝莎发现丈夫和富尔顿小姐的暧昧关系后幻灭了：“哦，这可怎么好啊？”她何去何从，作家没有阐释。值得一提的是，上述作品的中译本均在1920年代出现，故淡化情节的结构出现在中国“五四”作家的小说里也是情理之中。如陈衡哲的《老夫妻》涉及一个生活片段，讲述一对老夫妻在家里的谈话。萧乾的《篱下》讲述的是环哥和母亲在他姨家两天寄人篱下的生活。另外，像曼氏一样，中国“五四”作家的小说采纳的也是“没有结尾的”结尾。如凌叔华的《酒后》结尾处，想要亲吻子仪的采苕在永璋同意后又改变了主意，一句“没什么。我不要Kiss他了”，小说淡淡收尾。在理智与情感的博弈中，前者占了上风。冰心《是谁断送了你》中，怡萱因男同学的一封信，遭父亲责难、抑郁致死。结尾是怡萱叔叔的话：“可怜的怡萱侄女呵，到底是谁断送了你？”故事戛然而止，作家的沉默是对封建旧礼教无声的批判。
现代小说的特征之一是时间的倒错和空间化效果。就时空结构而言，曼氏的小说摒弃了线性叙事，把故事时空颠倒错置，以心理时间呈现事件，将回忆、联想和梦幻交织，表现为时间流的中止和空间的并置。如《已故中校的女儿》开篇涉及父亲去世一周后约瑟芬和康斯坦蒂姐妹的谈话。继而叙事上溯到过去，讲述了中校去世前一天以及去世时的情形。接着姐妹俩忆起父亲去世当天以及葬礼上的事。然后叙事前进到两天后，追叙了姐妹俩整理父亲遗物的情景。约瑟芬想起侄子的来访，叙事回到当下，姐妹俩谈起女仆凯特。手风琴声使她们的思绪回到过去，约瑟芬忆起母亲去世后她们被一个男子追求的事。结尾处，姐妹俩憧憬着未来。受曼氏影响，中国“五四”作家在小说创作中也努力实践现代小说时空观，背离时间顺序，追求空间的共时呈现。如凌叔华的《资本家之圣诞》中，叙事在圣诞前夜老爷在家里的活动及其往事回忆之间交叉进行。礼拜堂钟声的每次响起，都将其思绪拉回过去，其意识流勾勒出其一生的经历——年少时光、留学生活、婚姻家庭和事业，展现了其冷酷、专制的性格。和曼氏的《在海湾》（At the Bay）一样，林徽因的《九十九度中》也是空间小说的经典，也是在一天的叙事框架中，展现出同一时间不同空间各色人物的琐屑生活。白天卢二爷等在茶馆的聚会、张老太太的七十寿宴、阿淑在喜宴堂的婚礼、车夫杨三和王康的打架事件同步上演。傍晚张家戏台的演出、丁大夫等在厢房的玩乐、挑夫的中暑而亡、老卢保释被拘留的杨三共时呈现。场景描写中穿插着人物意识流动，勾勒出百态人生。
叙事视角方面，曼氏和中国“五四”作家的小说都倾向采用客观的人物限制视角和戏剧式视角来叙事。正如米兰·昆德拉 (Milan Kundera) 所说，小说家是一个希望消失在作品背后的人，不是任何人的代言人。 作为现代派小说家，曼氏追求叙事方式的革新，抛开传统的全知视角，而以人物意识为中心，戏剧性呈现其心理和境遇，通过视角转换，使叙事多元化。如《巴克妈妈的一生》，除了故事外的叙述者描述巴克妈妈在文人公寓里的活动以及两人对话之外，主要采纳了巴克妈妈的第三人称人物限制视角来叙事。叙述者对其内心进行透视，意识流展现了其多灾多难的一生：十三个孩子，死了七个，那六个小的时候，丈夫得痨病去世，两个女儿学坏了，两个儿子移居国外，小吉姆随军去印度了，伊尔丝嫁给一个小堂倌，她最疼爱的乖孙昨天刚被埋葬。“她真苦命”，巴克妈妈想痛哭一场，但没有去处。叙事偶尔转换至文人的视角：“可怜的老家伙，她看起来真够丧气的。”和曼氏一样，中国“五四”作家的小说也摒弃了全知叙事，采用内视角和戏剧式外视角，获得“中性”效果。如凌叔华的《病》是第三人称叙事，主要通过芷青的眼光聚焦，透视其内心，展现了他怀疑妻子移情别恋的痛苦心情：“她的影子渐渐远到不见，她的心别也是这样吧……他的心比插进一把匕首还痛得难过。” 意识流暗示出其病态心理和扭曲人格，揭示了不和谐的两性关系。叙事有时滑向他妻子的视角。望着他冷冷的面孔，她忽然有“一种奇异的感想”。丁玲的《小火轮上》运用了第三人称人物限制视角和戏剧式视角。开篇，故事外的叙述者描述了节大姐被学校辞退后坐轮船去武陵的场景。随后，叙事切换至节大姐的内视角，叙述者通过她的眼光进行外察和内省。她忆起与昆山的相恋以及他婚后背着妻子给她写信的事。“她只觉得她是受骗了……更恨了”，然而，她还是准备去投靠他了，尽管她知道见到的将是“虚伪和得意的眼光”。人物限制视角的运用，揭示了女主人公的生存和精神困境。
现代小说注重表现心理真实，具有内倾性。就叙事话语来说，曼氏和中国“五四”作家的小说都倾向运用自由直接话语和自由间接话语等现代性的人物话语表达方式，戏剧性呈现人物无意识心理。自由直接话语或内心独白是一种无媒介的言语化意识再现，具有第一和第二人称叙事、现在时、去除引述句和引号等特征。自由间接话语是第三人称叙事，与间接话语的时态和人称一致，去除引述句和引号，是“隐蔽的叙述者和人物两个叙事主体的双声话语” 。不同于西方语言，汉语通常省略主语，无时态变化，往往导致自由式话语的“两可型” 。曼氏现代小说艺术的精湛之处很大程度上在于现代性人物话语模式的运用。如《雷金纳德的一天》（Mr. Reginald Peacock’s Day）中，自由直接话语和自由间接话语展现了标题人物自私虚伪多疑的性格，暗示了他与妻子婚姻的不和谐。开篇是他早晨躺在床上的意识流：“看来她就是存心不让他过上安生日子——天晓得——她是在否定他作为艺术家的权利，拼命要把他拉下来，拉到她的水平……你一旦娶了个老婆，她就变得贪得无厌了。”（第204页）前一句是自由间接话语。雷金纳德认为妻子早上叫他起床是以折磨他为乐，凸显出其多疑性。“拉到她的水平”，暗示他对她的蔑视。后一句是自由直接话语，展现了他对妻子的抱怨和对婚姻的不满。自由式话语揭示了主人公的自我中心以及夫妻的隔阂。深受曼氏影响的徐志摩在《一个清清的早上》中，精彩演绎了自由式话语，生动呈示了男主人公的潜意识流动。鄂先生躺在床上想着梦中情人，内心自我对话：“他实在有不少的话要对自己说……好好一个男子，为什么甘愿受女人的气，真没出息……可是她那双眼，她那一双手——哪怪男人们不拜倒……可是我真的爱她吗……得了，别做梦吧，她是不会嫁我的。” 上述引文从自由间接话语转换到自由直接话语，呈现了鄂先生面对爱情的矛盾情感：既想维护男人的尊严，为自己迁就梦中情人而不耻，又被对方所吸引，甘愿卷入“男女性的战争”，饱受爱情之苦。
诚然，曼氏对以凌叔华和徐志摩为代表的中国“五四”作家的小说创作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促进了后者现代主义叙事风格的形成。但在中国小说转型过程中，“接受新知与转化传统并重” 。中国文学传统潜移默化的熏陶，使“五四”作家在小说创作中，无意识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学观念，从而对曼氏小说的接受出现了变异，使“五四”作家的小说具有了一些民族化特征，如结构层面的小引以及旧体诗的穿插等。
中国古典小说的开头往往是一个小故事或几句诗词，然后引出正文。小引与正文互为镜像，共同作用于主题的揭示，达到“镜——文本”的效果。这一结构特征在中国“五四”作家的小说中也时有出现。如庐隐的《父亲》开篇是一个秋雨连绵的日子绍雅给众人读小说的场景，引出由十三篇日记构成的正文。小引中感伤的氛围，为正文男主人公与继母悲剧的爱情故事做了铺垫。冯沅君《春痕》的开头是屈原的两句诗“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诗中对爱情的赞美与正文里主人公瑗与璧的恋情相照应。另外，中国古代小说动辄“有诗为证”，引诗入文。受其影响，中国“五四”作家的小说中也常有诗词的穿插。如凌叔华的《吃茶》中，看着镜中的自己，芳影不禁悲叹青春年华的流逝和归属的不可知：“如此年华如此貌，为谁修饰为谁容？”陈衡哲的《西风》中则穿插着一首旧体诗，与雪莱的《西风颂》（Ode to the West Wind）相仿，暗示了现实的黑暗和对自由的向往。
综上所述，英国现代短篇小说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与中国“五四”作家之间存在着毋庸置疑的文学关联。曼氏与中国新月派文人之间的文化交流，促进了其作品在现代中国的广泛译介和传播，促成了她与中国“五四”作家之间文学对话的发生。以徐志摩和凌叔华为代表的“五四”作家，为曼氏独具魅力的现代短篇小说艺术风格所吸引，对其小说进行模仿和借鉴，使二者的作品呈现不同程度的相似性，确证了曼氏对“五四”作家小说创作的启迪和影响。除了故事情节的相仿，“五四”作家更多地从形式层面对曼氏的小说进行接受，使其作品在文体样式、叙事结构、叙事视角和叙事话语方面呈现出现代性特征。此外，中国文学传统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五四”作家对曼氏小说的接受发生创造性变异，使“五四”作家的小说具有一些民族性特征，如小引和旧体诗的穿插等，呈现出中西交汇、古今相融的特点。探究曼氏与中国“五四”作家之间的文学关系，对于实现中西现代文学的对话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赵文兰，聊城大学大学外语教育学院教授。
原载于《山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10期，第70-76页，约13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