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李春光 摄

日前，北京人艺经典复排话剧《原野》在新落成不久的曹禺剧场上演。老戏新排，还是那个酣畅又纠结的复仇故事，还是那个玄奥难解的人性黑洞，然而，正所谓“新故相推舒画卷”，经典总是充当创新的河床，这一版《原野》，不论是舞台的处理还是演员对角色的演绎，都叫人耳目一新。

一部经典作品，往往具有丰富的解读可能性。这种解读可以“原汁原味”，也可以千人千面，不同的解读之间甚至还会互相冲突，而经典的魅力正在于从这些冲突中生长出新意。曹禺先生的《原野》无疑就是这样一部经典。从1937年诞生以来，这部作品令不同年代的观者着迷，也让评论家挠头。一部《原野》的演出和评论史，几乎是话剧评论观念和范式变迁史的缩影。

《原野》文本内在的丰富性给二度创作提供了解析的自由。事实上，此前多个演出版本正是这样做的。人艺新排的这一版由年轻一代担纲，以更大的锐气挖掘剧作对人性的思考。新版的年轻演员们较好地把握了经典性和时代性的关系，在花金子、焦大星、仇虎、焦母等角色中融入了自己的体悟，塑造出一个个来自经典文本又属于当下舞台的形象。于是，我们看到，沉重的家族复仇变成了展现人性的情节底色，原本被复仇故事逻辑所规定的人物，有了更多的表现空间。与此同时，女主角花金子在全剧中获得了一种结构性的重心地位，引导观者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这个年轻女子复杂、矛盾的内心波澜及其呈现，从而找到品读经典的另一个入口。

话剧理论家田本相先生用“现实的，也是哲学的”来评价《原野》。在这一版中，“哲学的”意蕴得到了更加充分的展现。作为全剧重心的花金子，既是剧中矛盾冲突的焦点，也是其他角色的“镜子”。她的言语、行动以及表情，不仅塑造着角色本人，而且在不同程度上也“塑造”着焦大星、仇虎、焦母、常五和白傻子。这对此版剧中饰演花金子的青年演员张可盈而言无疑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剧中，演员对角色性格的把控冲破了观者对于角色外形的惯性思维，在灰暗压抑的舞台上，自始至终穿着红衣的花金子如粗犷原野上的一粒邪火，“野地里生，野地里长”，努力寻找内心世界宣泄的出口。观众在被这个“新金子”吸引的同时，也丰富了对剧作本身的多重理解。

《原野》为金子准备的世界本是一片人性的原野，“好黑的世界”粗粝而荒凉，神秘而迷幻。丈夫焦大星是个“妈宝男”，虽对金子百般讨好，却难以走进她的内心；情人仇虎是个土匪样的复仇者，带给金子希望和欲望的双重出口，让她“真正活了十天”，也把她推入了灵魂的拷问；还有焦大星的母亲，金子的瞎眼婆婆，充当着凶残的“焦阎王”在尘世的遗嘱执行者，竭力收紧套在金子心里的枷锁。这版年轻态的《原野》以当代视角的融入完成了对原作中特殊时代背景下“人”的困境的刻画和表达。在笔者看来，张可盈版的金子较好地表现了这个人物内心的矛盾。在大星面前，她以有恃无恐的娇蛮表达着对丈夫的占有欲；在仇虎面前，又把人性欲望得到宣泄的放肆、希望重被点燃的憧憬等表现得淋漓尽致；当然，还有面对狠辣婆婆时带有恐惧的冷漠、决绝，面对狡诈常五时掩饰慌张的机智……一个多面的金子就这样立在了舞台上，承受着来自外力和内心的折磨，期待着被救赎。

该版《原野》中，演员亦很重视通过细节刻画人物，为角色的痛苦和欢欣找到理由。比如，金子和仇虎“偷欢”之后，仇虎和金子在送花、拾花、戴花上的“拉锯”，层次细腻地展现了两人的内心。接下来，婆婆出现，对金子严厉质问，以手为目，检视其周身，摸到首饰时，金子语气带着骄傲和挑衅，理直气壮地说是大星买的，当婆婆往上摸到她头上的花时，金子一下子又慌了神，声音颤抖，带着哭腔。等到婆婆“抬出”公公焦阎王时，金子的恐惧达到极点，委顿于地，无法言语。此时，演员完全沉浸到角色情感之中，营造出共情、共鸣的效果。再如，得知被欺骗、背叛的真相之后，大星仍在做着挽回的努力，把金子紧紧抱住，此时的金子却身躯后绷、双手下垂，肢体的抗拒诉说着内心的痛苦、冷漠甚至厌弃，也让人物的无依靠感表现得愈发强烈。

戏将落幕时，舞台上的天幕褪去了黝黑，冷峻肃杀的原野这时也似乎露出一些暖色来，自杀身亡的虎子跪倒在地上，金子还是那身红袄，迎着光亮，走在铁轨上，仿佛终于要去往那“黄金子铺路的”地方……此时，天地归于静默，戏剧场面充满张力。感谢新版《原野》，以对经典的复现与新的诠释，为我们勾勒了一片人性的原野，带领观众感受深植于人性深处的欲望与希望、恐慌与彷徨、决绝与果敢。

（作者系中国话剧理论与历史研究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