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17年夏天，《拱猪》在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得了首奖。50万新台币的奖金不算少，得了这个奖，不管算不算出道了、入行了，至少会让人觉得，暂时饿不死了。那时，我从报社辞职一年，待在家里写作。我曾是个好记者，也是个好编辑，这我知道，但能不能写出小说来，我并不确定。人生大部分时候需要瞻前顾后，但某些最重要的时刻，我总是孤注一掷。我感激周围的朋友，他们关心我，劝我别走这条路。我的朋友们多半是同事、同行，他们跟我一样，见多了各行各业的名人，也看惯了名利场的凉薄，况且作家这行实在薄利。写小说赚不了什么钱，或者说，跟同等强度的脑力劳动相比，太不划算，还容易伤身伤己。所以，得这个奖，拿到这笔奖金，朋友们比我还开心，跟写作没有止境的投入和不可预估的产出相比，这笔钱有明确的数目，等我花光了，自然不会再对写作执迷不悔。他们也用倒推法：我既然没有网恋被骗，也没投资网络信贷，就算花光奖金最后重头再来，在整个人口基数中，财务损失也只能算中间水平，活这么大了，总要栽点跟头吧。老朋友们是可爱的。

《拱猪》这篇小说给我带来了好运气。此前，我以《格林童话》为线索去德国田野调查后完成的书稿四处碰壁，无法出版。那段日子很难，但大脑似乎有种自我保护机制，太过痛苦的记忆会被自动删除，让我更多地记住了这本后来叫作《我愿意学习发抖》的书的馈赠，以及旅途和写作中的奇迹与甘美。这段经历多少给日后的我打下预防针，得与失，褒奖或批评，都不会太在意。《拱猪》得奖后，手头两部书稿都签了出去，慢慢也有了约稿和发表的机会，似乎，我可以写作养活自己了，但这并不能让最开始的问题得到解答，那就是：到底为什么写小说？

记忆里，我第一次从小说中得到其他任何事物都无法替代的乐趣，是阅读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那时我读小学三年级，那之前，我从家中书架上抽出《罪与罚》《红字》，但只能囫囵吞枣，直至遇见那个叫哈克贝利·费恩的男孩，跟他一起离开家，乘木筏漂流在密西西比河上，从此书页上印刷的每一个字活动起来，每一次翻开书开始阅读，头脑中的神秘电流就被激活，带我奔赴广袤无垠的幻想之国。全情投入的阅读如此快乐，乘载最杰出的头脑编织出的想象力之翅，可上天入地，遨游寰宇。握住一本书，就是紧紧抓住那巨大翅膀上的羽毛。跟语文课堂上全班几十人齐声诵读名篇不同，阅读小说，是独自一人的冒险，惊心动魄或黯然神伤，风声在耳边响起，而永远不会担心从羽翅上跌落。

这就是完美的游戏吧。作者肩负创造的责任，怀着雄心，要让与之缔结阅读契约的读者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我慢慢成为一个忠实的读者，要用手中的长矛捍卫想象的风车。而伟大小说里永动机一般的故事驱动力、如雄狮如大海般的力量与情感，总能赶走角落里的阴霾。每个孩子都经历过这样的时刻吧，专注于蚂蚁的长队，泥巴的堡垒，或者用镜子在墙面反射出圆形跳跃的光斑……恍然抬头，树叶纹丝不动，空气里的灰尘仍在光柱中旋转，时间滴答，孩子触摸到存在深处的经纬。现实世界的引力仍在，但游戏让人脱离，让人可以灵魂作舟楫，在时空的湖面荡出一笔。

很多年后，当我试着写第一篇小说时，脑海里就是镜子在墙面反射出的圆形光斑。准确地说，是手表表面、文具盒盖子、钢笔金属笔帽……小学生们从书包、课桌抽屉里翻找出武器，经由太阳助攻，让光在墙面涂鸦般折射跃动，欢天喜地。手表不再只是时间的刻度仪，正如小学生也不再只是点名簿里的一个个名字，在光的游戏里，首要的是想象力，其次是行动，最后要一颗敏感的心。但无论如何，是对静止画面的不满足。

第一篇写出来的小说叫《把戏》，接着是《拱猪》《鲍时进》，后来这些小说收到《正午时踏进光焰》里，我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那是2018年，辞职两年后，不用再朝九晚五上班，但我的生活却比之前更节制了。每天打开电脑，敲打键盘，日复一日。这背后除了对写作的信念和热情之外别无他物，但我知道，那是跟时间赛跑般的写作，知道它惘惘的威胁，不肯认输。父亲在我辞职那年突然病倒，我开始频繁地回老家，经常是清早出门在医院耗一上午，下午回家写作。偶尔我会想，如果当时没有执意辞职写作，我既不能回家照顾父亲，也不会把时间封存进小说里。这四年会像之前的若干年一样流逝。毕竟谁会知道，从父亲第一次发病到去世，上帝只给了四年时间。

2018年小说集出版后，父亲身体好了些，2019年夏天，我们一家去外省旅游。当火车一点点把熟悉的家甩在身后，而家人围在一张小小的餐桌前吃着各自的泡面时，我再次感到了脱离的自由。跟以往是独自游离不同，现在我长成一个可以带着父母出行的人了。时间是等量的，我大了，父母自然老了，但人生终究不是单机游戏，入场离场，组队的人不同，每一次开局都可期待别开生面。

在海边，家人们走着走着就各看各的风景，明朝修筑的石头卫城，木麻黄树掩映下的沙滩，或者胡乱搭建的土地财神庙。我以为我们看到的风景是不同的，直至整理照片，才发现彼此互为背景，看似走远，但仍回转身耐心等待。

海滩之旅结束，我很快写出《月球》，接着是《消失的巨人》《离萧红八百米》。2019年11月，父亲再次入院，很快，新冠疫情爆发。内忧外困，我开始写《挪威槭》《换日线》。小说写作的魔力在于，即使在困境中，它仍赋予写作者重建的能力。重建盼望，重建理想，重建美。写小说这一持续的、长久的行为终究改变了我，即使在困难时刻，我仍在敲打键盘，靠写作支撑自己。直到某一刻，月球从心的湖面升起。它沉默自在转动，是庇护所，是心的终端，是界外。

这世界上从没有过哈克贝利·费恩这个人，他由马克·吐温创造而出，永久地活在人心里。没有谁见过黑色方碑，除了在阿瑟·克拉克的小说和库布里克的电影里，但见到它之后，人都觉得，黑色方碑已经存在很久了。很多人声称遭遇过爱，但读过奥斯卡·王尔德、玛格丽特·杜拉斯或者王小波之后，部分人获得了爱的能力。

小说是狂想，是现实之外的澎湃，是不可解释，是一往情深。而当我抬头与月对视，决定要用小说造一艘船，让人可以去月球时，月球从此与我有关。正如海风中拧身等待对方的家人，浩渺时空中，他们是微茫的点，但他们相关。

十七岁时，我考上大学离开家。老家房子里，我的房间四壁写满字、画满画。离家这么多年，房间还是老样子，家人保留了它的原貌，也让我得以审视，从父母家里自己的房间，到伍尔夫所说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我走了多久，走了多远，而又是什么让我跟四壁上的文字和图画，跟这个房间里曾经的我紧紧相连。写完《峡谷边》，写完这本书，我知道，这个在写作的我局部完成了自己，可以回到这个房间，邀请年少的我去银河边了。我们握手，她会触摸到我手上，为凿木造船而长出的茧。她会见到小说之船，见到小说里的角色们在甲板上挥手致意，邀请读者们登船启程，去见所未见的月球。

再没有什么比这更自在的了。每个人都可以去自己的月球，只要你开始想象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