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决、献身与反抗：卡夫卡作品中的自杀书写
卡夫卡关注自杀、思考自杀、想象自杀、书写自杀，并在小说中塑造了众多自杀者形象。卡夫卡笔下的自杀主要包括个人判决型自杀、家庭判决型自杀、社会判决型自杀和艺术献身型自杀。卡夫卡书写的自杀是 “现代性的符号”，是通向 “满意的死亡” 的途径，同时也是 “自我消失的艺术”。卡夫卡热衷于书写自杀，“书写”可视为一种自杀的形式，自杀是精神自虐的必然结果，也是一种独特的反抗方式，而强烈的 “书写意念” 和 “生存意志” 则最终使卡夫卡反抗自杀、拒绝自杀。对卡夫卡作品中的自杀书写进行探究，或许可解开卡夫卡的 “短寿之谜”。
卡夫卡（FranzKafka）的小说《判决》《变形记》《在流放地》《饥饿艺术家》集中反映了他的自杀想象与自杀冲动，推进了卡夫卡对死亡问题的本体论思考。布朗伯特(Victor Brombert) 认为卡夫卡的作品 “始终在揭示人类的弱点，向读者展示生活中死亡是多么倔强。这些作品在死亡与写作之间建立了一种必要的联系。” [1] 7-8。米勒（J. Hillis Miller）将卡夫卡作品的死亡主题分为三类：“不公正的死亡、一种不是死亡却无止境地走向死亡的情境，以及那些寓言、箴言、审思和诘屈的谚语，它们萦绕在人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2]。自杀是卡夫卡的重要情结，在其作品中占据着重要位置，甚至形成了一种 “卡夫卡式自杀”（Kafkaesque Suicide)。
一、卡夫卡式自杀：判决与献身
关于 “卡夫卡式”（Kafkaesque)，已有多种说法，譬如卡夫卡式写作、卡夫卡式婚约、卡夫卡式审判、卡夫卡式遗嘱、卡夫卡式世界等。卡夫卡对自杀的书写也是“卡夫卡式”的。在卡夫卡看来，“自杀者是这么一个囚徒，他在监狱院子里看到人们竖起一个绞刑架，他错误地以为那是为他竖的，于是他在夜里闯出牢房，走了下去，把自己吊死了” [3]。卡夫卡笔下的自杀者几乎都带有误解和荒诞意味，由于严重地被怀疑及自我怀疑，他们或被迫或自愿地将一切罪行归咎于自己，导致最后的自我判决和自我杀害。根据自杀原因和动机，可将卡夫卡笔下的自杀分为两种类型：判决型自杀（judgment suicide）与献身型自杀（dedicatedsuicide)。
判决型自杀的基本类型为个人判决型自杀（personal-judgment suicide)。当弱者引起具有强烈个人主义的强者的不满，被强者明确地判处死亡，弱者以自杀的方式结束生命，《判决》（Das Urteil）中格奥尔格的自杀便是如此。格奥尔格是弱小人物的代表，他的家庭身份是一个老鳏夫的儿子、一位富家小姐的未婚夫，社会身份则是一个年轻的商人。母亲的过世导致父亲对商行的生意日渐淡漠，格奥尔格的经营能力逐渐增强，但相比之下父亲还是要强得多——父亲在格奥尔格面前的姿态常常是“劈开两腿坐着，双臂在胸前交叉着” [4] 40。这是一种高高在上的 “审判者” 形象，他以充满个人主义的连环提问诱导格奥尔格犯下言语错误，使格奥尔格处于严重失语状态。格奥尔格想为父亲盖好被子，却被父亲再三质问：“我已经盖严实了吗？”在父亲眼里，自己 “被完全盖上” 象征着被宣告死亡，而为了显示他的家长地位，父亲以 “没有人性” 的罪名判决了格奥尔格的死刑。父亲的判决是对格奥尔格生存权利的否决，这一判决导致格奥尔格丧失了作为一个社会人所具有的基本权利和社会关系。但格奥尔格的自我意识又是十分明确的，他的自我意识只能通过自杀行为来获得解放：“作为灵活的体操运动员，格奥尔格在栏杆上摇晃。这表明自杀或自我执行被视为解放的一种形式” [1] 55。
如果说《判决》中格奥尔格的自杀是被父亲个人独断判决的自杀，那么《变形记》（Die Verwandlung）中格里高尔的自杀则是被家庭成员共同判决的自杀，可称其为 “家庭判决型自杀”（family-judgment suicide)，指家庭中的主要经济承担者无法再为家人提供物质支持，反而消耗家庭资本，最终被其他成员共同放弃，遂自行结束生命的行为。“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 [5] 89。格里高尔的家庭成员对他变形后的判决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秘密审判——公开审判——执行判决。
最初的 “秘密审判” 阶段，家庭谈话中 “几乎没有哪次谈话不是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格里高尔的，即便只是秘密地谈到他。整整两天，一到吃饭的时候就可以听到全家人在商量该怎么办” [4] 128。即便在饭前饭后也至少有两个家庭成员在谈论这一题目，而这些谈论都是背着格里高尔进行的，是对缺席的、不在场的格里高尔进行的秘密商讨，虽不具实在效力，但为随后的 “公开审判” 奠定了基础。在 “公开审判” 阶段，当妹妹为房客演奏小提琴时，格里高尔的突然出现引发了家庭大恐慌，从格蕾特对父亲和母亲以及终于出席的、在场的格里高尔 “共同” 说：“我们必须设法摆脱它”，到格蕾特“专”对父亲一人说：“我们必须设法摆脱它” [4] 151，格蕾特的态度转变是向家庭 “最高审判官” 提议共同放弃格里高尔。此时，起居室象征 “法庭”（law court)，父亲代表 “审判者”，而母亲和妹妹则充当 “助手”，他们共同宣判了 “动物” [1] 格里高尔的死刑。最终，家庭成员意见达成一致，决定执行判决：“他刚进入房间，房门就被极速关上，闩上门闩，锁了起来。”执行者是格蕾特，格里高尔也以转身沉默接受了判决结果，“他认为自己必须离开这里，他的这个意见也许比他妹妹的意见还坚决” [4] 153。
事实上，早在家庭判决之前的很长时间里，格里高尔就以绝食的方式对自己实行了 “自我处决” ——他什么东西也没吃，食物拿进去了，又原封不动地拿了出来。格里高尔 “变成一只硬壳虫，他持续活在这个失效的世界，他陷入兽化的孤寂，他越是靠近他的本质，就越靠近活着的荒谬和不可能性……他死去：在难以忍受的遭弃和孤寂中死亡” [6] 124。身体和外形发生突然而至的改变，或化身为某种动物，或隐形或消失，“变形” 在卡夫卡的思想和文学世界中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变形记》的特别之处在于突发的变形导致了家庭判决的发生，致使主人公因生存的不可能而自杀。格里高尔的自杀成为整个家庭解除苦难的终极处方。
《判决》和《变形记》中的自杀都是发生在单个家庭内部的自杀，而《在流放地》（In der Strafkolonie）中的自杀则是带有社会性判决的自杀（social-judgment suicide)。这种自杀类型类似于迪尔凯姆所称的 “失范型自杀” 或 “失调型自杀” [7]。军官所坚守的是旧制度，维护的是残暴的旧机器，但已不能适应新政权的发展，正如他对旅行者所说：“要让今天的人理解那样的时代是不可能的” [4] 93。这种旧有关系的被打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与格里高尔被家人 “秘密审判” 相类似，军官深知 “有人正在密谋反对我的审判权；司令官的办公室里已经开过多次会议，我是被排斥在外的” [4] 92。事实上，新任司令官对旧有诉讼程序及行刑机器的不支持甚至充满敌意的态度，预示着对军官的否决；旅行者对审判程序的不信服、不赞成也强化了新司令官的判决；而杀人机器自身的暴力性和残酷性则从根本上决定了其守护者终将自取灭亡。因此，尽管旅行者最终目睹的是军官对自身的判决，但军官几乎是被其所处的整个社会和时代共同判决的。对他人的暴力行刑机器转变成军官的“自杀机器”。作为执行判决的真正工具，“耙子并没有在写字，而是乱戳乱刺，床也没有翻动军官的身体，而是颤巍巍地把他的身体举起来送进针里”，最后 “那根大铁钉的针尖穿透了他的前额” [4] 104。社会判决最终以军官暴烈的自杀完成。
“艺术献身型自杀”（art-dedicatedsuicide）是出于对极致完美艺术的追求而导致的自杀。加缪（Camus）认为，“人因某些思想或幻想给了他们生的依据而为之献身。这所谓 ‘生的依据’ 同时也是极好的 ‘死的依据’ ” [8] 4。《饥饿艺术家》（Ein Hungerkünstler）中的艺术家视饥饿为艺术，这为艺术家提供了生的价值，同时也成了他死的依据。艺术家的饥饿表演历时四十多天，“在进行饥饿表演期间，艺术家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是点食不进，你就是强迫他吃他都是不吃的，他的艺术荣誉感禁止他吃东西” [4]224。这是作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的修养：坚守艺术的原则，不可破坏，哪怕是用生命在坚守。他最在乎的是得到观众的赞赏，然而，在观众的兴趣消失之后，只剩下他自己才是对他能够如此忍饥耐饿感到百分百满意的 “观众”。不幸的是，他本人事实上从未满意过，但仍将饥饿表演进行到生命最后一刻。吊诡之处在于，“饥饿表演” 这一艺术形式本身就充满矛盾性。视艺术为生命、视饥饿为艺术的艺术家一直都想在表演道具（笼子内）挑战自己的饥饿极限，而饥饿极限意味着无限靠近死亡边缘，于是饥饿表演从一开始就是一场自杀艺术表演。“饥饿的艺术” 反映的是 “艺术的饥饿”，“自杀的艺术” 反映的是“艺术的自杀”，“艺术的饥饿” 必须通过 “饥饿的艺术” 来实现自我拯救，于是饥饿艺术家为了完成这一使命而自杀。
二、被寄生的自杀者：非英雄与自我消失
本雅明曾指出，“现代性所产生的对人类自然性繁衍的抗拒，大大超出了人的自然力量。如果一个人疲惫不堪而用死亡作庇护所，是很可以理解的。自杀是一种封闭英雄意志的行为，已成为现代性的符号，这正是现代性在激情领域内所产生的后果” [9] 264。卡夫卡作品主人公的自杀是这种现代性后果的隐喻式体现。“自杀”（suicide）与 “现代性”（modernity）的英文词汇几乎同时出现在17世纪的英国，及至卡夫卡所处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因现代性而导致的自杀已成为社会普遍现象。作为现代性的先觉者，卡夫卡描述了处于现代化困境中、“被寄生的现代人 ”所实施的 “ 不自由的自杀”，这些自杀者的社会身份与内在精神都具有一定的现代性特征。
从身份上来看，卡夫卡笔下的自杀者是 “被寄生的现代人”。他们是现代社会中的未婚男性，都有职业并被工作严重束缚；他们都有一定的能力，但得不到应有的认可；他们不是英雄而是弱者；是被怀疑者，同时也是自我怀疑者；是被抛弃者，同时也是自我抛弃者。他们是一群与其所处的时代和环境格格不入者，是典型的 “现代人” 形象，而且是 “被寄生的现代人”。本雅明将格奥尔格的父亲比作一个巨大的“寄生虫”，附着在格奥尔格身上；同样，《变形记》中的父亲、母亲和妹妹则是三个巨大的 “寄生虫”，紧紧地附着在格里高尔身上。这种 “寄生” 与 “被寄生” 的家庭关系是现代化进程的后果，决定关系平衡的是被寄生者的收入，即其对家庭的物质贡献。格里高尔始终未对家人实施任何暴力行为，但不能继续取得收入就是他最严重的 “罪”。在被父亲伤害、被母亲和妹妹嫌弃之后，格里高尔呼出最后一丝微弱的气息，他自杀了。从象征的意义上看，《在流放地》中的杀人机器和诉讼程序 “寄生” 在军官一人身上，没有军官的维护，它们就会陷于衰落；《饥饿艺术家》中的表演艺术 “寄生” 在艺术家身上，没有艺术家的坚守，饥饿艺术就会消失。“被寄生的现代人” 的自杀，不再是传统英雄主义式的抗拒生命、主动选择的行为，而被理解为一种 “英雄意志对意志失败的反应” [9] 264。他们作为弱者，有成为英雄的意志，但无力承受现代性带来的快速变化着的一切，英雄意志的尝试一次次失败，“非英雄意志” 取得成功，但他们又不甘失败，最终只能通过自我毁灭的极端方式变相地实现英雄意志。这种意志内部的矛盾、信念内部的冲突正是自杀在现代性社会中的突出特征。
“人的实在处于他的最直接的存在中，在反思前的我思的内在结构中，是其所不是又不是其所是。” [10] 在精神层面上，卡夫卡笔下的自杀者是 “不自由的自杀者”。“不自由” 是现代人无法摆脱的精神困境，“自由的人绝少思考死；他的智慧不是对死的默念，而是对生的沉思” [11]。反之，不自由的人极易陷入对死亡与自杀的思考中，因为他所拥有的最大、最后的自由即是对自己生死的自由。陀思妥耶夫斯基借基里洛夫之口道出了 “自由意志” 与 “自杀” 之间的直接联系，“自杀” 成为个人意志的至高点，也是 “人” 从 “上帝” 权威之下解放出来的直接方式或最高途径。而在卡夫卡看来，“意志” 本身就是不自由的，这也决定了 “自由意志” 的 “不自由性” ——无论是 “生的意志” 还是 “死的意志”。现代性进程（尤其是异化劳动）导致人的主体地位逐渐降低甚至彻底丧失，人不再是自己的主人，而是沦为经济关系的附庸和牺牲品。
阿甘本（Giorgio Agamben）认为卡夫卡笔下的 “每一个认罪者都对自己作出了审判”，是 “自我判决” [12]。实际上，卡夫卡笔下 “被寄生的现代人” 之自杀看似是自由献身，实则是被迫自绝。“卡夫卡的作品，无论主人公如何抗争，如何努力都是徒劳的，外力始终控制一切，让人伴随着焦虑不安，最终归于灭亡” [11]。“判决” 与 “献身” 呈现出一种既关联又矛盾的特性。判决型自杀具有一定被动性，同时也有主动性：如《在流放地》中军官对机器的主动投身，《诉讼》中K. 拒绝列妮（Leni）提出的让他 “下次审讯时就认罪” 的建议。献身型自杀看似主动，同时也有一定被动性：饥饿艺术家最后解释自己绝食的原因在于 “找不到适合自己胃口的食物”。判决型自杀的被动性与献身型自杀的主动性不可分裂，形成巨大的内在张力。这些判决不同于司法执行中的正式判决，不具法律效力，却发挥了致命作用。未经判决的自杀是自由的自杀，而被判决的自杀则是非自由的自杀。由灵魂内部的矛盾与冲突导致的自杀是现代人（非英雄人物、弱者）的现代主义式自杀。这是卡夫卡呈现自杀的独特方式，也是他本人自杀态度矛盾性的体现。
在卡夫卡的创作理念中，“成功的作品” 与 “满意的死亡” 是两个重要因子，两者紧密结合，形成了卡夫卡式自杀书写的另一特征：自杀通向满意的死亡。1914年12月，卡夫卡在日记中写道：“我写的最佳的作品是以能够心满意足地死去的能力为基础的。在那些最成功的段落，总是写到某人的死亡……那些描写其实都是暗中的游戏，因为我用垂死人物经历的死亡来让自己消遣” [14] 353。“卡夫卡认为死亡是一种永恒的垂死状态” [1]63。据卡夫卡留给布罗德（Max Brod）的遗嘱可知，“最成功的段落”是指他生前发表的六个短篇故事，其中《判决》《变形记》《在流放地》和《饥饿艺术家》四部短篇小说的主人公无一不是自杀而死。因而布朗肖认为，在卡夫卡未完成的长篇小说中，“死亡并不是他的直接视野” [15] 78。
这些 “成功的作品” 中的自杀者是卡夫卡最满意的人物形象。卡夫卡通过描写主人公的自杀，达到消遣死亡和体验死亡的目的，特别是《饥饿艺术家》“涉及艺术家垂死和死亡两种状态” [1] 43，而这正是卡夫卡自己当时切身所处的状态。这些自杀者都实现了 “满意的死亡”，詹姆逊认为 “卡夫卡的多数小说都有一个充满希望和乐观情绪的结局” [16] 166。格奥尔格投河时对父母的表白，是他获得心灵解放的证明；格里高尔自杀后，整个家庭减轻了负担，父母和妹妹外出踏春迎接新生活的到来；《饥饿艺术家》的最后，“黑豹用纯粹的生命活力取代了饥饿艺术家的孱弱、内疚与失败” [16] 166。《在流放地》中的军官自杀时表现得轻松而自然，一切都是欣然接受的，没有心理挣扎，面容上没有一丝期望拯救的痕迹：“他紧闭着双唇，睁大眼睛，神情与生前一模一样，目光镇定而自信，那根大铁钉的针尖则穿透了他的前额” [4] 104。军官的自杀在宗教意义上甚至更接近于献身型自杀。
在最后一部小说《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似的民族》中，卡夫卡让约瑟芬 “消失” 了，她会逐渐地被忘却，“约瑟芬就是在被人遗忘中变得不朽，她的荣耀就存在于这种遗忘，她的神化就存在于她从世界和公众记忆中完全消失”。詹姆逊据此推断，“我们可以揣测为什么卡夫卡让人烧掉他所有的作品和手稿，因为他想通过遗忘，将他自己即将到来的死亡转变成为一种奇特的幸福结局” [15] 167。事实上，格里高尔被家人遗忘，以及饥饿艺术家被观众遗忘，皆属此类 “遗忘式幸福结局”，达到了卡夫卡所谓 “心满意足地死去” 的状态。
最后，在卡夫卡那里，自杀成为一种 “自我消失的艺术”。在中学时期，卡夫卡就对管理严格甚至有些阴森恐怖的学校充满恐惧，在严重的自我怀疑和挫败感中，卡夫卡经常产生 “自我消失” 的幻想和念头：“我们都有死的愿望，舒服地死去的愿望也是我们共有的……我由于恐惧而半梦半醒地希望，自己会像鬼魂般站起来，鬼魂般从板凳之间择路而逃，就像我的数学知识一样轻盈，从老师的身边飞过，不知怎么就出了门，到屋外才定下神来，自自由自在地享受着美好的空气” [17] 332-333。而从教室消失只是他死亡愿望的第一步，“可能性是无穷的，一个人也可能在生活中死亡” [17] 333——这才是卡夫卡在以后的人生中所贯彻的：在生活中死去（dying in life)，不断地将自己隔绝、隐身于广阔的外部世界，沉浸于自己庞大的内心世界中。这与卡夫卡自杀式的书写行为密切相关。
三、自杀式书本：以书写反抗自杀
1904年，卡夫卡在致波拉克的信中提及一种 “自杀式书本”：“我们需要的书是那种对我们产生的效果有如遇到一种不幸，这种不幸要能使我们非常痛苦，就像一个我们爱他胜过爱自己的人的死亡一样，就像我们被驱赶到了大森林里，远离所有的人一样，就像一种自杀一样，一本书必须是一把能劈开我们心中冰封的大海的斧子” [18] 26。自卡夫卡提及 “自杀式书本” 之后的二十多年里，他不仅在日记和书信中频繁提及自杀字眼，小说人物更是多以自杀身亡告终，这些作品如一把把 “斧子”，劈开读者冰封的内心。卡夫卡通过表现作为个体的人之挫败感以及内心深处隐含的自杀冲动，使读者感受到灵魂深处对死亡的恐惧与颤栗。
对卡夫卡而言，除所需要的 “书” 要像一种自杀外，他所需要的 “书写” 也应像一种自杀。作为一个纯粹的书写者，卡夫卡主动追求并进行个人化的书写行动，并将与此行动相对立的其他行动拒之门外：“我需要孤独以便能够书写，并非如同 ‘隐士’ 般的孤独，而是如同‘死人’那样的孤独。在这层意义上，书写是一种更深的睡眠，是死亡。死者不会被从坟墓里揪出来，在夜里，我也不会被从我的书桌前拉开” [6] 296。如此，“书写” 成为卡夫卡存在的重要方式，他的 “书写行动” 即 “存在行动”，同时也是他的 “死亡行动” ——菲莉斯曾劝告卡夫卡要保重身体，但卡夫卡在回信中表示自己只有 “书写” 这一小块地方可以立足，不得不全力以赴，如果爱惜身体则无异于自杀——而过分投入于书写亦同样无异于自杀。
书写者的书写行动可被视作自杀行动，书写者则可被视为 “自杀者”。《在流放地》作为自杀式书本的代表作，同时也代表着 “书写是冷酷的自我牺牲的行为”。行刑机器的设计并非空想，而是卡夫卡自身情感经验和写作体验的影射。1914年6月1日，卡夫卡与菲莉斯在柏林订婚，7月12日便解除婚约，10月4日至10月18日间，痛苦的卡夫卡写下《在流放地》，他声称 “菲在受刑，刑具操纵在我手里，可是双方都在受罪。”后来卡夫卡给密伦娜的信中也写道：“你知道，当我试图写一些东西，那些在我周边对准我的刀剑便开始慢慢地逼近我的身体，这是最完善的刑罚” [18] 260。“受罪于刑具” 和 “被刀剑逼近” 的体验无异于被行刑机器的耙子所刺刻的体验。军官参与设计并发明了杀人机器，他在屠具上的自杀式示范表明 “关于执行酷刑和死刑的那副荒谬的书写刑具，实际上是卡夫卡心中最痛苦的核心” [1]48。“书写” 与刑具同样残忍，“作为 ‘书写军官’ 的卡夫卡” 与 “书写机器” 是紧密联系的共同体，“书写” 的过程就是 “执行自杀” 的过程。
诚如卡夫卡所言：“我高兴在死去的过程中死去，因而以打小算盘的方法利用读者集中于死亡的注意力” [13] 353。在布朗肖看来，这一过程形成了卡夫卡“书写以便能够死去——死去以便能够书写” [6] 191 的独特 “圈线” 式进路。而书写行动一旦受到阻碍，卡夫卡便转而思考并描写“直接地死去”——自杀。悖谬之处在于，卡夫卡的书写行为具有未完成性和不可完成性，他真正需要的不是已完成的书本，而是正在进行并将继续进行下去的 “写” 和 “作品”—— “ ‘书本’ 意味着 ‘写’ 的终结和 ‘写’ 的死亡” [15] 3。所以他的三部长篇小说全部呈现出未完成的状态，他只需要“在写”（be writing)，“在写” 就是他的 “存在” (being)。他只满足于不断的 “在写” 中，而对写完的书本则常常表示不满甚至烧毁。或许卡夫卡并非对这些 “书本” 本身不满，而是对它们的被完成不满，而在他明确表示满意的几部已完成的短篇小说中，主人公的生命都以自杀告终，自杀因而成为 “通向完满的途径”。
在卡夫卡所著 “像自杀一样的书”中，主人公的自杀既是卡夫卡对自杀问题之思考的体现，也是他精神自虐的结果，是卡夫卡自杀执念的转移和自杀冲动的宣泄。“对于自杀的一个传统的精神分析学解释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当个人在法制社会中不能将一种好战性释放在别人身上时，他便将这种好战性发泄到自己的身上” [20] 6。在《致父亲》中，卡夫卡承认在父亲面前感到自己弱小的同时，也具有挑战意味地声称：“我是个奴隶，生活在其中的一个世界，受种种法律的约束，这些法律是单为我而发明的，而我不知为什么，却始终不能完全守法” [21] 411。1916年7月20日的日记中，他只写了一句话：“如果我被判决了，那么我就不仅被判完蛋，而且被判抗争到底” [14] 405。这是卡夫卡好战性格的体现，但这种战斗心理在父亲强大的力量压制下无法对外宣泄，最终反而指向了自己：“卡夫卡的固执僵化最终一定会直指自身，这种固执是自我毁灭性的” [22] 10。由此，卡夫卡成为一个坚定的自我反对者。
此外，卡夫卡的负罪感十分深重，他认为自己 “生活在一个有罪的时代，我们都应该受到责难，因为我们都参与了这个犯罪的行动。因此他经常提到要从杀人者的行列中挣脱出来，而跳出来的唯一可能就是死亡” [23]16。只有通过死亡才能摆脱深层的自我反对和负罪感。“由于没法对他周围的人积怨，便把这种积怨倾注到自己身上” [19] 254-255。卡夫卡抱怨和贬低自己的一切，并且不止一次地安排自己的“死刑”。罹患肺结核之后，卡夫卡一边希望得到治疗，常去疗养院疗养身体，一边又不想被治愈。他曾写信给韦尔奇：“关于我肺结核病的痊愈问题，你当然有道理，首先痊愈的意志是必要的。当然我有痊愈的意志，但坦率无隐地说，我也有相反的意志” [18] 232。这种“相反的意志”就是死亡意志、自杀意志。“由于病弱的身体给卡夫卡带来的破坏，他仿佛看见自己朝着死亡的解脱走去。自杀的诱惑是一个经常出现的主题。他曾在日记中阴郁地提到，自杀是向 ‘一无所有’ 投降，但对死亡的冲动几乎同时被认为是 ‘形而上学的冲动’ ” [1] 47。卡夫卡产生过一系列自杀冲动，如1911—1912年间的 “石棉厂事件” 中，由于工厂琐事阻碍了卡夫卡的写作进程，他多次计划通过自杀来摆脱痛苦；在与菲莉斯的婚约问题上，卡夫卡曾想 “从窗口一跃而下” 以摆脱矛盾，他甚至认为独身和自杀立于相同的认识层次上，而菲莉斯的拒绝仅仅会为他的自杀冲动提供契机和借口而已。
尽管时有自杀冲动，但卡夫卡更致力于对自杀进行反抗。卡夫卡曾写道：“我的一生就是在抗拒结束生命的欲望中度过的” [2] 200。“结束生命的欲望” 即自杀之欲，而他反抗自杀的武器就是 “书写”。1917年11月，在一封致布罗德的信中，卡夫卡阐述自己反抗并放弃自杀的理由：“不是特别的可以想象到的懦怯使我没有自杀，而只是考虑到这样结束一生未免毫无意义。我想：‘你一事无成，就想自杀吗？你怎么能敢起这样的念头呢？你可以自杀，但在某种程度上你不必自杀，等等。’以后我又渐渐地有了新的看法，不再想到自杀” [18] 252。在《诉讼》（Der Prozess）中，卡夫卡通过约瑟夫· K. 的遭遇表达过类似观点。K. 莫名其妙被捕后，在自己房间里产生过自杀念头，并认为有多种方法来自杀。但转念一想，K. 反问自己：“有什么理由自杀？”随即自我解释道：“自杀是一种无意义的举动，即使他想自杀，他也不会让自己走上那条绝路，原因正在于这个举动是无意义的” [24] 279。因此，K. 放弃了自杀的想法——即便他将要面临复杂的诉讼程序。如若自杀无意义，那卡夫卡生命中 “有意义” 的事即为 “书写”：“我的幸福、我的能力和所作所为的每一种可能从来都存在于文学之中”“在我身上最容易看得出一种朝着书写的集中……为书写这一目的服务” “我除了文学别无所求，别无所能，也别无所愿，我的职位永远不能把我抢夺过去” [14] 45. 186. 262。“文学” 就是卡夫卡的归宿，“书写” 就是他生命中更有意义之事，正是比自杀意念更强烈的书写信念使卡夫卡得以反抗自杀。
卡夫卡笔下的自杀者虽有卡夫卡的影子，但并不完全是他的复制，因为他们无一例外都没有获得 “书写的拯救”。正是心怀 “做有意义之事” 的信念，卡夫卡才未以自杀彻底终结他的书写进程——因为那无异于另一种自杀。如若书写者无法在现实中与世界达成妥协，那就只能通过与自己笔下的生命最彻底的分崩离析来达成与他人、与世界的最后妥协。因而，书写使卡夫卡离死亡更近也使他离死亡更远——作为忠实的书写者，卡夫卡转而成为自杀的反抗者。在《饥饿艺术家》中，面对社会和观众对饥饿艺术的日渐忽视，艺术家 “到底起来反叛了：他终于把表演的手段——饥饿，变成了抗议的手段——绝食。他的追求是无限的，而这道路的终点是死亡” [23] 178-179。卡夫卡也是如此，他的自杀式写作是向荒诞世界发起抗议和反叛的绝佳方式。这种方式成就了卡夫卡成为纯粹作家的理想，但也耗尽了卡夫卡的生命——直至离世前夕，卡夫卡还在病榻上修改《饥饿艺术家》清样。因此，布朗肖认为很少有人像卡夫卡这样写到临终的情形。多数人以 “死” 为其信仰殉道，而卡夫卡则是以 “不死” 为书写殉道。
总之，卡夫卡以书写作为对自杀的替代和抵制，以书写反抗自杀，完成了从“卡夫卡式自杀” 到 “卡夫卡式存在” 的生命哲学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