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1年的康定城区图看“跑马溜溜的山”
1941年的康定城区图
我藏“中华民国三十年九月测绘”的《康定最新街市详图》好些年了，一直没说。
图高47宽28，棉纸套色石印，一比五千，属于超大的比例尺。
众所周知，民国政府1939年1月设立西康省，省会便是康定。当时国民政府声称，“如果重庆沦陷，政府就得迁到西康”。
“跑马溜溜的山”在康定城河谷之东
汉藏边地的康定之为人所知，也许是因为那首歌：“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呦……”在中国，不知道这首歌的人恐怕没有；在国际上，它也是最著名的民歌之一，我就听过多明戈和波切利的版本。
康定城为两山所峙的一条河谷，跑马山正在河东。跑马山腰台地，藏名“登托”，意为甸子。图上山顶有寺庙，据说为宋时所建的仙女寺，后焚于战火。清代，明正土司于农历五月十三日在“登托”山坪祭拜山神，并举行赛马会，远近农牧民中擅长骑术者都来参赛。赛时“登托”山坪云集了康定城乡观众。从清代至民国，赛马会年年在“登托”山坪举行。久之，康定人就叫这地方为跑马山了。当地人说《康定情歌》出自城北雅那沟一带民间唱出的“溜溜调”。
但凡民歌的远播必有专业人士做推手，如同没有王洛宾就没有《达坂城的姑娘》一样。正是抗战的时代，后方的专业音乐工作者倡导着发掘民间音乐的活动。1943年，重庆国立青木关音乐学校作曲系学生王震亚和郭乃安发起成立了“山歌社”，致力于收集、改编民歌。这项活动得到学校教授江定仙、杨荫浏等人的支持。同在音乐学院求学的吴文季虽然不是“山歌社”成员，但在“山歌社”的影响下，也对中国民歌产生了浓厚兴趣。
1946年因迁校停课，吴文季经同学介绍，去驻泸县的国军203师做音乐教官，这期间他很注意采集民歌。有一次，部队中有几个来自康巴地区的军人给他唱了一首家乡的民歌，当时叫《跑马溜溜的山上》，吴文季觉得曲调很优美，就用简谱记录整理出来。回到学校后，吴文季把他采编的曲谱交给声乐系主任伍正谦。次年，伍正谦请江定仙编配风琴伴奏，随即在学校演唱会上首唱；江定仙于同年夏天将此歌改名为《康定情歌》并重新编配钢琴伴奏，随后被编入《中国民歌》第一集铅印本；经江定仙推荐，喻宜萱在南京独唱音乐会上首唱。此后，唱片公司将此曲制作唱片在全国发行。
“跑马溜溜的山上”简谱
这几个名字可以连缀起半部民国音乐史。
江定仙与改编过《广陵散》的陈田鹤、写下《游击队之歌》的贺绿汀、写了《长城谣》的刘雪庵先生并称为黄自“四大弟子”，是20世纪30年代完全由中国的音乐学校和中国教师培养出来的第一代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作曲家。杨荫浏则是发掘中国民间音乐的泰山北斗，他在瞎子阿炳去世前一个月留下了《二泉映月》的珍贵录音，再半个世纪后令小泽征尔跪倒。伍正谦是青木关的声乐系主任，是《康定情歌》的首唱，也是吴文季的声乐老师，不久就去了美国。而喻宜萱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在美国举办多场独唱音乐会，作为后来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的她是中国现代声乐教育的奠基人。
江定仙先生1947年为《中国民歌（第一集）》写的序是推动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登堂入室的重要文献，其中有史、有事、有专业分析，实在不应该埋没：
江序
自从国民乐派的音乐兴起以来，那些最富有地方特色的民歌，是一天天被人们所珍视了。
远在民国三十二年，国立音乐院一部分爱好民歌的同学们，便在四川青木关一个山头上，组织山歌社，拿出他们各自搜集的不同来源的民歌，彼此交换，研习，并加配伴奏。曾经举行几次民歌演唱会，油印了几种民歌歌集，几年来，这些歌已经普遍流行，在音乐会里演唱，屡次都受到听众热烈的 Encore！
本来民歌的配制得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在所谓“中国化的和声”体系尚未建立起来以前，更觉倍加困难，必须先有极熟练的西洋作曲技术作基础，才可以运用自如。
这十四首曲子里，陈田鹤教授的“在那遥远的地方”一曲，实际上是极其流行了，其他的各首都各具风趣，有其独到的地方，其中有些插入对位法、和应法(Imitation)的技术，但大部分则仍为和声体，有些和弦的应用比较新颖——这种大胆的尝试，在民歌写作时也许是必须的。
编者要我为各曲校定，同时要将我最近新编的一首“康定情歌”也加入凑热闹，并且还要我写一篇序言，本人深觉荣幸。希望研究民歌最富热忱的山歌社诸君，继续努力耕耘这块新开的园地，期于将来获得更多丰硕的成果。
江定仙
民国三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
于南京古林寺国立音乐院
旧称“打箭炉”的康定是入藏道路的枢纽
康区是最靠近西南汉地的藏区，在四川盆地西缘的山地上。旧称“打箭炉”的康定随着清中叶“驱准保藏”行动，使入藏道路的这个枢纽愈发重要，也使汉族的进入愈发频繁。“跑马溜溜的山”民歌出自康定北关，那里恰是当年城内汉人聚居的地方，因为康定城里一条路，唯一通往川地泸定的公路正在城北，川军兵员也从汉族里征，顺便给音乐教官征出来一首民歌。
从1941年的地图上看，新立的省政府机关、省参议会招待所、公税局、国民日报社、中正学校分校乃至地质调查所和农牧所等等都在城北，非藏传寺庙的将军庙、娘娘庙也在城北。所以仔细琢磨，这个“溜溜调”里面不仅有藏族民歌的意蕴，更有川巴山歌的旋律就不奇怪了。何况这里还有“李家大姐”“张家大哥”呢！
康定旧称打箭炉（dar rtse mdo 读作“达者多”），意为打曲（雅拉河）、折曲（折多河）两河交汇处。旧史曾译作“打煎炉”，后通译“打箭炉”。
1967年的康定城和泸定桥
汉藏语言学家徐江伟先生推测，这个地方是古代藏羌民族东下川中的通道，“打箭炉”是汉语讹传，“达者多”这个藏语读音是“战神之箭”或“旗王之箭”之意。“折多”也是“神箭”的意思。康定系汉语名，因丹达山以东为“康”，取康地安定之意。康的发音来自“康巴”，是嘉绒藏族的自称。在四川盆地至藏区高原的地理意义上，康定的地位有点儿像张家口在北京与坝上之间的枢纽关系。
1717年，蒙古准噶尔军队攻入拉萨，对清朝在西藏的统治权构成严重威胁，清朝决定出兵西藏。在北路进兵受挫后，清朝开始谋划由打箭炉向西藏进兵。经过沿途招抚、筹措粮草、探查道路等近三年的准备与筹措，清军最终成功实现由打箭炉进兵西藏，完成了“驱准保藏”。
对打箭炉入藏道路的开拓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唐末西域领土的丢失即与吐蕃势力与北方游牧势力的征战，遮断了唐与西域通过河西走廊的联系相关。走这条路线比文成公主从青海入藏的那条线地形要复杂得多，但是川地的补给和人力资源都充沛，因此由川入藏的道路后来不但成为清朝治理西藏的主要交通要道，同时也以此加强了对东部藏区即康区的控制，并成为清末及民国时期“固川保藏”和“治藏必先安康”之由来。
国家图书馆舆图部所藏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安成绘制《打箭炉至前后藏途程图》也正是这个背景。国图几次展览都有这幅著名的图卷，我亦几次往观。它详细反映了从打箭炉到西藏的北、中、南三条路线。图右下用文字说明了三条路线的情况：北道，出打箭炉北门，穿过草地直达前、后藏，是三条道中最近的一条；中道，出打箭炉南关赴察木多，是一条茶商之道；南道由里塘、巴塘入藏，是一条官道，驻藏大臣和官兵均由此路行于西藏。因为南路天气较暖，居民稠密，驿站较多，利于官兵办事、行进，但此路曲折路长。一番描述使图中三条路线的利弊得失一目了然。
在地理上，川康地区也是从西南云贵山区向西北甘陕地区行进的通道——尤其是需要绕开川中盆地的时候。1863年石达开退走大渡河，1935年红军飞夺泸定桥都是走的这个方向。《最新康定街市详图》上标着“至泸定县百二十里”。
那年5月28日，在一方面军夺取泸定桥的战斗命令中规定，向康定方向的川军“警戒”。1936年，分裂红军的张国焘率军南下，在百丈关战役失利后，即转向康巴地区，于2月上旬下达《康道炉战役计划》，决定红四方面军部队转向西北，进入西康省境，争取在这一地区进行休整补充，以便尔后发展。西进甘孜，标志着张国焘的南下建立川康边根据地方针的破产。
吴文季整理《康定情歌》加进了“李家大姐”和“张家大哥”
《康定情歌》的流传与近代以来汉藏文化加速沟通与融合相关，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间接相关，对推动民间音乐汇入民族音乐洪流起了重要作用。
发掘了《康定情歌》的吴文季1949年5月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担任二野文工团、西南军区战斗文工团和总政文工团的歌唱演员。1952年他在北京首唱和领唱了反映解放军进军西藏的合唱组曲《英雄们战胜大渡河》，震动了中国乐坛。泸定到康定那一带与他的生命经历密切相关，也因为这段经历，1953年，他被认定为有历史问题，被迫从部队复员返回家乡福建泉州惠安县洛阳镇。他跟一位姑娘的热恋也因此永远地告一段落。
定价“大洋五元”，公开出售
“李家溜溜的大姐任我溜溜的爱呦”“张家溜溜的大哥任我溜溜的求呦”，《康定情歌》的歌词里就这两句是吴文季整理时加进来的。
1966年5月，48岁的吴文季病死在一间破庙里，至死也没有结婚。所幸的是，去世22年后，他的“历史问题”得到平反，泉州家乡人还因为《康定情歌》给他塑了一座像。
《康定最新街市详图》的制图者为谁？
不知道《康定最新街市详图》的绘制者是谁，不过在抗战期间川康之地物质供应匮乏的条件下，能够用当时最好的棉纸，做红蓝黑三色套印，而且在所有图例上都以汉藏双语标注，只能是官方行为。所以它定价“大洋五元”一幅，是公开出售的地图。本图在图框边注明“A本图所示锅庄系有藏汉商人囤货及销售之所，即特标明其位置名称，余则从略。B图中公路路基初具，故目前尚未能通车”。说话的人必是制图的人，而且显然是为用图的人考虑细节的。这个“说话者”显然是官家。
藏地的“锅庄”一般都指为一种集体舞，不过《西藏舞蹈概说》也记载：“以前的康定一带，有一种商业性组织叫‘锅庄’，这类商行收购土产，代办转运设有客栈，沿途过往的藏族商贾常携骤宿帮居其中。晚上，他们往往在院内旷地垒石支锅熬茶抓糟袍，茶余饭后围着火塘歌唱跳舞，以驱一天的劳累与疲乏，保持旺盛的精力，适应恶劣环境。”这条注记里说的“锅庄”就是这种贸易机构，图上康定城内这样的锅庄只有不多的几处，当然要让地图的使用者知晓。
1937年10月至1938年12月，抗战中的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次年1月建立西康省，其战略考虑包括万一重庆失陷康定成为“小陪都”，因此西康省会康定的设立便尽其可能地为交通、文教设施做了布局。
1939年，到西南考察的南京大学孙明经发现西康省的文教建筑普遍比政府设施好，因为刘文辉（省主席）规定“谁的政府比学校盖得好就杀头。”孙明经当年拍摄的影像证明了这一点。在《康定最新街市详图》上我可以数出的文教设施即有“中华书局”“商务书局”“康师”“简师“县小”“师小”“戏院”以及“国民日报”和“中正分院”等。
有志于文化的必是想长远，做地图的人当是大胸怀。前面说到《自打箭炉至前后藏途程图》的制图者安成于1901年至1903年任驻藏帮办大臣，1904年任新疆伊犁副都统兼塔尔巴哈台（今新疆塔城市）参赞大臣。他奉命驻藏时正值英国筹划第二次武装侵略西藏，藏区形势紧张，朝廷为之震动。安成临危受命，但他对藏区山川形势、疆界毗连和风土人情等均不熟悉,“恐一旦有事,贻误地方，关系非浅，五内焦急，日夜不遑”，遂“到处咨访,考核方舆，勉绘一图”。图尾作者跋中附诗二首：
“一纸新图入手中,
山川差与旧游同。
流观藉惕冰渊志,
敢诩班生万里功。”
“中夏岂真鱼肉弱,
列邦尽肆虎狼雄。
时艰共缟非难事,
只此肫诚贯始终。”
从“山川差与旧游同”到“跑马溜溜的山，一朵溜溜的云”，都是家国情怀！
2022.1.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