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章，大抵是逼出来的
好文章，大抵是逼出来的——这样的结论源自众多古代文化大咖。
先看看司马迁。他在《报任安书》中写道：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凡具备中等学历的国人，没有未读过司马迁的，也没有不熟悉上述一番话的。司马迁这里列举的“拘”“厄”“逐”“囚”等逆境，无一不可归纳为生命的大逼迫。换句话说，也正是这种逼迫，造就了一批发愤著书的“倜傥非常”之辈。
当然也有与逆境无关的。
也是司马迁，他在《史记·老子传》中，谈到《道德经》的诞生过程，如是描述：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诚然，老子的《道德经》绝非一时心血来潮之作，而是集腋成裘、聚沙成塔的积累。只是他生性散淡，没有把它当作紧迫事来办。想想，倘若没有尹喜在关键时刻的“逼迫”，这部足以代表中华文化高度的《道德经》，恐怕也将随着老子的隐遁而湮灭。
试再举一例，主角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此公的创作压力，与司马迁列举的逆境不同，与老子遭函谷关守官的“强索”也不同，小部分源自外界，大部分出自内心。
宋人范公偁的《过庭录》记述：
韩魏公在相为“昼锦堂”，欧公记之“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韩公得之爱赏。后数日，欧复遣介，别以本至，曰：“前有未是，可换此本。”韩再三玩之，无异前者，但于“仕宦”“富贵”后各添一“而”字，文义尤畅。
至和二年（1055年），韩琦在老家相州建了昼锦堂。西楚霸王项羽说过“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昼锦”是反其意而用之。也不仅仅是光宗耀祖、扬眉吐气，他还考虑到百姓的需求，把昼锦堂变成乡亲聚集游乐的场所，借以促进民间的文化交流。他特请欧阳修为昼锦堂作一篇纪念文章。欧阳修爽快地应承了，尽心尽意撰写了一篇《相州昼锦堂记》。韩琦读后，大为快慰，这哪里是普通的楼堂散记，分明是对昼锦堂主的千秋定评！文章巨子，其名不虚！谁知数日后，欧阳修又派人送来一稿，传话说前篇有不足之处，请以此稿为准。韩琦好奇，想看看究竟修改了哪些地方。看了几遍，拿原稿比着读，才发现仅仅在首句“仕宦”“富贵”二词后面，各添了一个“而”字，变成“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仔细吟味，一个“而”字，使声调更加抑扬，词义越发丰赡。
欧阳修为了一个虚词“而”字煞费周章，都是叫名声逼的。韩魏公昼锦堂的芳名，加上欧阳修本人文坛领袖的威名，无时无刻，不在对他实行“紧逼”。
又据《宋人轶事汇编》：“欧公晚年，尝自窜定平生所为文，用思甚苦。其夫人止之曰：‘何自苦如此！尚畏先生嗔耶？’公笑曰：‘不畏先生嗔，却怕后生笑。’”
从前的老师已在他的生活中隐退了，当时敢自称为他先生的人，还没有出现。然而，后起之秀，如苏轼、苏辙兄弟，正如鲲鹏展翅，抟扶摇而上，是万万小觑不得的。更何况，江山代有才人出，焉知二苏之后，会不会涌现出更多更具才华的孺子？每每想到这里，欧阳修就觉得，千载前古人的目光，千载后来者的目光，总是如空中的尘土一样，落下来，落下来，落在他书写过的每一页、每一行上。
欧阳修提倡“穷而后工”，窃以为，他所谓的“穷”，并非单指物质的贫困或运途的坎坷，也泛指精神、意志上的穷思毕精、穷心剧力。终其一生，欧阳修本人就是穷而后工的典范，他对文学艺术的追求，绝对称得上是兀兀穷年，穷思竭想，语不惊人死不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