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如何成群地来？
《北宋三大文人集团》，王水照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7月第一版
历代文士，踽踽独行固然有之，命俦啸侣也是常态。在北宋，后一现象十分突出，文人集团迭起，笼罩了大半部文学史。三十余年前，王水照先生即拈出这点，视为北宋文学演变的关键线索，持续思考。积岁所获，汇成专著《北宋三大文人集团》刊行。
书名所言“三大文人集团”，指钱惟演洛阳幕府集团、欧阳修之“欧门”、苏轼之“苏门”。聚合而称“集团”，自有其强固的特征。序论提炼三点：系列性（人员代代承嬗）、文学性与自觉性，以见三大集团区别于前代文人群体之所在。继而寻绎北宋史学、政治、儒学、古文、佛教诸领域所共有的崇尚“统序”思潮，“而这一切，只不过是宋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高度发展的折射或外化”（第10页）。这为文人集团成立，勾绘出深远的时代氛围。
正文三章，依时序探讨钱幕、欧门与苏门。诚如著者所说：“‘钱幕’进入文学史视野，并加以系统、全面介绍，本书可能是第一次。”（后记，第475页）一空依傍虽难着手，发挥空间却也充分。第一章详论钱惟演幕府文士构成，洛阳地理、人文环境如何滋养创作，成员间诗歌、古文交流，一代文宗欧阳修的崭露头角，分析最是完备。欧阳修、苏轼及其周边士人，学界知之甚稔，不必面面俱到。本书对欧门与苏门，便专攻若干问题点。考察了作为欧门形成契机的嘉祐二年（1057年）贡举事件后，对于欧门文学写作，仅注目古文一体；对于欧公门下士，也仅注目曾巩一人。考察了苏门的集聚过程、人才网络与性质后，对于苏门文学写作，仅注目词之一体。欧阳修乃是北宋第一位古文大家；苏轼则生当词体由卑至显的上升期，本人又是其有力推动者。词在文人集团中的位置，此前从未如此重要。紧扣两体，足以分别呈现欧门、苏门的交流方式与文学成就。有话则长，远胜过铺陈常识，辞繁不杀。
结束语略叙北宋“后苏东坡时代”的文坛光景。苏辙与张耒健在，也具一定声望，后者更是从学者众，却终究未构建起另一铢两悉称的文人集团。加之党祸甚烈，形格势禁。苏轼门下一时盛况，竟成绝唱。
结为集团这件事，不会不影响到写作。可是北宋文人集团，组成原则较为宽简，不似后世社团那样，有一致的文学观念、实体组织等等。譬如欧门，就是“自然形成、并无严格结构关系、也无明确权利和义务规定的松散群体”（第165页）。追踪此类集团的文学影响，尤难一索即得。著者聚拢零碎材料，耐心还原具体现象，将这种影响论证到了实处。譬如梅尧臣提倡，诗家应“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欧阳修《六一诗话》引），久成谈艺者之话头。本书指出，据欧阳修晚年回忆，谢绛曾举“县古槐根出，官清马骨高”一联，赞其“清苦之意在言外，而见于言中”（《试笔·谢希深论诗》）。梅氏语显然由此化出，且沿用“县古”两句为例。而欧氏在洛中所吟《题张应之县斋》（按《试笔》此条也称“往在洛时”），复有“县古仍无柳，池清尚有蛙”之句，效仿上举一联，“必是聆听谢、梅论诗的启发”（第110页）。钱惟演幕府文士平居切磋、理论与创作互动的鲜活画面，跃然纸上。关于某些争讼不已的公案，本书每能通观首尾，确切下一结论。譬如嘉祐元年欧阳修赠王安石诗，以“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相期，王氏答诗谓：“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婉拒欧公美意。这牵涉欧阳修托付衣钵的人选更替，歧说纷纭。争议点约略有二：一是欧氏笔下“吏部文章”，是指谢朓抑或韩愈？ 二是王安石答句，是否暗藏贬抑？ 著者提示，“翰林风月”与“吏部文章”乃诗、文对举，“吏部”只可能指古文家韩愈，不可能指诗人谢朓（第169页）。又引王安石同年《上欧阳永叔书》两封，尚自列于欧公门墙；及次年他赴任常州，欧公设宴饯别，约梅尧臣作陪，证明彼时“两人并无芥蒂，师弟之间的关系是完全正常的”（第171页）。理据坚实，持论通达，可以息众喙矣。
值得注意的是，集团成员间的交流，也非全然正向，“既有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的一面，又常不可避免地引入竞争的因子。这两个方面都有利于各自文学创作、文学思想的发展”（第97页）。有见于此，著者细意推寻文人往还的曲折轨迹，时发笃论。譬如欧阳修在洛阳，一度向尹洙学古文作法，后来渐造熟境，遂与后者分途。在文章繁简、骈散关系上，意见均不相同；对尹洙古文的历史地位也有保留（第215—230页）。北宋起就有人主张，欧氏“始从尹师鲁（洙）游，为古文”（苏辙《欧阳文忠公神道碑》）。本书并不否认，但动态把握二人关联，反对固化理解，无疑更接近文学史原貌。又如著者发现：“苏门诸人对苏词整体评价上偏低”，令人稍觉意外，不过“苏词的影响在苏门中又是无所不在的”（第357页）。主要是各人词风虽异，而都阑入身世感慨、人生思考，不止乎娱宾遣兴，促进了词的雅化。苏门师弟间文学交往的复杂性，由是可窥一斑。
王先生精研宋代文学，凡有著述，往往开拓区宇，引领风气，本书也不例外。提出“文人集团”这一要素，统率北宋朝文学发展，等于步入一片新天地。许多文学现象，从前习焉不察，如今乃得阐明其动力机制。大块烟景，目不暇给。兹在宏观层面，试作两点拓展，以就正于先生和读者。
第一，本书归纳北宋文人集团特征，文学性是其中一项，集团中人“更倾心于文学的独立审美价值的追求”（第4页）。然而，恐非所有文人集团皆然，譬如著者提及的王安石之“王门”（后记，第476页），便不以此见长。换言之，富于文学性的文人集团，本身就是拣选过的。即使所拣选的三大集团，也不尽悬文采为鹄的。譬如欧阳修激赏苏轼：“此我辈人，余子莫群。我老将休，付子斯文”，这是向下一代文人集团领袖传法之嘱。但他曾对后者强调：“我所谓文，必与道俱”，文章与儒道密不可分（俱见苏轼《祭欧阳文忠公夫人文》引）。苏轼后撰《六一居士集叙》，为之盖棺论定：“其言简而明，信（通“伸”）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师尊之。”“简而明”两句状欧氏文风，“引物连类”两句状欧氏思想，兼包两面，体会真切，可谓不负所托。本书探析文人集团种种表现，基本聚焦于文学方面，不失为一种研究路径。后学继续耕耘，则不妨联系学术思想等因素，汇通观之，针对文人集团的交流内容与传承脉络，或能更进一解。
第二，著者比较宋朝文士与前人差异，写道：“如果说，盛唐作家主要通过科举求仕、边塞从幕、隐居买名、仗策漫游等方式完成个体社会化的历程，从而创造出恢宏壮阔、奋发豪健的盛唐之音。那么，宋代的更大规模的科举活动所造成的全国性人才大流动、经常性的游宦、频繁的贬谪以及以文酒诗会为中心的文人间的交往过从，就成为宋代作家们的主要生存方式了。”（第71页）人才流动、游宦贬谪与诗酒酬酢，其实无代无之。上述唐代士子的行为，入宋则确乎衰落泰半。主因在于北宋严科考之条例，封弥、誊录制相继施行，取中与否，纯视临场发挥而定。入仕前的社会声名，作用微乎其微。相形之下，前代从两汉的荐举，到有唐的科举，莫不严重依赖考前声誉，因有各类沽名作为。而南宋中后期以降，士人阶层分化，相当一部分下移民间，辅以刻书业兴起，商业逻辑进入（参看王水照《南宋文学的时代特点与历史定位》），局面又是一变。脱离于科举的社会名望，再度成为追逐目标。就此而言，北宋文人的处境，居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文人集团也不能自外于此一时代特性，特别是科举制度趋严后的欧门、苏门，更与仕途息息相关。嘉祐二年，欧阳修成名已久，却直要等到领衡文之任，始建立起自己的文人集团。“欧门的核心”即形成于“座师与门生这一基本关系”（第179页）。苏轼与门下核心“四学士”早已订交，但是后者在元祐年间，也“多经苏轼亲自考选”，构成“类似‘座师与门生’的政治关系”（第294页）。北宋文人集团的若干特色，譬如政治立场相近（对比韩愈和柳宗元）、文学论议自由度高（对比后代文学社团），似乎恰可于此求得缘由。
由是看来，文人集团之于北宋文学的作用，犹有开掘空间。一个论题，历经三十余年，不但毫无折旧，反而日益显露其惬当与丰富。本书的学术价值，不待烦言而决了。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