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何言“重返”？

不少人认为，西方文学的19世纪离我们已比较遥远了，尤其是，从五四迄今一百多年来，我国学界对它的研究与认识已比较深入，缺少可资借鉴的新资源，是一个“陈旧”的学术领域。殊不知，由于百余年来本土社会历史和学术文化发展的特殊性，我们对19世纪西方文学的研究显然失之粗疏，并且，迄今开垦这块文学土壤者还为数甚寡，而追捧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者则为数甚众（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依然如此），因此可以说，西方文学的19世纪仍然是一片有待深耕细作的学术研究的肥田沃土。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当然是值得研究的，不过，其为人称道之“创新”，源头却在19世纪，因此，“创新”并不意味着与19世纪文学的“断裂”。更何况，19世纪西方文学本身的历史贡献是巨大的，它是整个西方文学发展史上辉煌之巅峰，作为学术研究的重要领域，对其发掘与阐释的深入、准确、全面与否，直接指涉了本土外国文学研究甚至文学理论、现当代文学研究之知识谱系和学术话语体系之基础与构架——19世纪西方文学与本土之文学理论及现当代文学有着密切之关联。

一段时期内，我国学界关于“重写文学史”的讨论十分热闹，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如何突破文学史写作中的“瓶颈”，却依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十分紧迫的重要课题，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尤其如此。本土各种集体编撰的西方文学史或者外国文学史（教材），大都呈现为作家列传和作品介绍的形式，对文学历史的展开，既缺乏生动真实的描述，又缺乏有说服力的深度阐释；同时，用偏于狭隘的文学史观所推演出来的观念去简单地论定作家、作品，也是这种文学史（教材）的常见做法。此等情形长期、普遍地存在，可以用文学（史）研究中文学思潮研究这一综合性层面的缺席来解释，而这也许正是重写西方文学史和外国文学史长期难以获得突破的“瓶颈”之一，其间也指涉了外国文学研究和文学史叙述之话语体系的更新与重构的问题。

19世纪以降，西方文学的发展与演进大多是在与传统的激烈冲突中以文学“思潮”“运动”的形式展开的。因此，研究最近200余年的西方文学史，如果不重视对文学思潮的研究，势必会因缺失对其宏观把握而有失偏颇。在当下显得不无浮躁的学术氛围中，如何实实在在、脚踏实地、切实有效地推进文学思潮研究，显然是摆在对外国文学研究持有一份真诚和热情的学人面前的一个既带有总体性又带有突破性的重大学术工程。

20世纪伊始，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陆续在中国传播，对本土文坛产生了重大影响，可谓是五四新文学革命的催化剂。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唯美主义、颓废主义等主要文学思潮大致以共时态方式在中国文坛流行，本土学界对它们的研究也随之展开。不过，不同的文学思潮在我国受青睐的程度是不同的。它们在本土文坛经历了一段时间内的热闹纷繁后，由于接受主体之期待视野的特殊性，各自遭遇了“冷”“热”不一的待遇。上世纪20年代中后期，与本土国情和文化传统更为贴近的现实主义（写实主义）获得了最高的“礼遇”，在中国学界与文坛获得了主导地位，浪漫主义也多少受到了一定重视，其他的思潮流派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冷落。新中国成立后，现实主义的旗帜依旧得以高扬，浪漫主义也因其有“理想主义”精神而得到部分的肯定。不过，在理论形态上，后来它们分别演变成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或者是“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两结合”形态。20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现实主义“独尊”的局面有所改变，学界对浪漫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唯美主义和颓废派主义的研究陆续展开。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历史步伐的快速迈进，西方现代主义以一种学术时尚在本土文坛和学界大受推崇和追捧，19世纪西方文学则被认为是“过时”“陈旧”的东西备遭冷落。此等情境，在很大程度上搁置了我国学界对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的深入研究与阐释，从学术话语的角度看，面目显得陈旧而古板。

纵观100多年来19世纪西方诸文学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过程可以发现，本土学界对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在学理认知上始终存在系统的重大误判或误读；较之西方学界，我们对它的研究也严重滞后，即便是对我们自以为十分了解的现实主义，实际上理解与研究也存在诸多偏见、偏颇及误区。这些都在不同角度和程度上为笔者强调外国文学研究领域“重返”西方文学的19世纪提供了理由与根据。

那么，如何“重返”呢？

二、“重返”之路径

对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的研究，本土学界当然是有一定积累的，只不过几十年来拓进甚微，话语更新甚少，今言“重返”，则必先强调挣脱固有窠臼，从反思性、超越性、原创性和系统性原则出发，把该时期六大文学思潮置于西方文学史演变的历史长河中，既作为一个整体，又分别作为各自独立的单元，以跨学科方法展开多角度透析，发掘和阐释各自的本原性特质、历史性地位与学术价值，从而在研究方法创新性、研究内容系统性和研究结论前沿性、原创性方面实现对本领域过往之研究的超越。从研究角度与路径的选择上，有鉴于文学思潮研究必然地属于文学跨学科范畴，对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的反思性研究，就必须从哲学、美学、神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叙事学等多元多层次的跨学科角度展开，沿着从文本现象、创作方法、诗学观念和文化逻辑的内在线路对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唯美主义和颓废主义六大文学思潮作全方位扫描，而且有必要对它们之间的纵向关系（如浪漫主义与自然主义、浪漫主义与象征主义等）、横向关联（如浪漫主义与唯美主义、浪漫主义与颓废派以及自然主义、象征主义、唯美主义、颓废派四者之间）以及它们与20 世纪现代主义之关系进行全面地比较辨析，从而在融通文学史与诗学史、批评史与思想史的基础上，力求从整体上对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的基本面貌与内在逻辑做出新的系统阐释。为此，笔者对研究视角与路径择要作如下描述。

（一）“人学逻辑”视角与路径

文学是人学，西方文学对人的认识与表现有一个漫长的发展历程。就19世纪西方文化对人之本质的阐发而言，个人自由在康德—费希特—谢林前后相续的诗化哲学中已被提到了空前的高度。康德声称，作为主体的个人是自由的，个人永远是目的而不是工具，个人的创造精神能动地为自然界立法。既不是理性主义的绝对理性，也不是黑格尔的世界精神，浪漫派的最高存在是具体的个人；所有的范畴都出自个体的心灵，因而唯一重要的东西即是个体的自由，而精神自由无疑乃这一“自由”中的首要命题，主观性因此成为浪漫主义的基本特征。浪漫派尊崇自我的自由意志；而作为“不可言状的个体”，自我在拥有着一份不可通约、度量与让渡的自由的同时，注定了只能是孤独的。当激进的自由意志成为浪漫主义的核心内容时，“世纪病”的忧郁症候便在19世纪西方文学中蔓延开来。古典主义致力于传播理性主义的共同理念，乃是一种社会人的“人学”表达，浪漫主义则强调对个人情感、心理的发掘，确立了一种个体“人学”的新文学观；关于自我发现和自我成长的教育小说，便由此应运而生成了一种延续到当代的浪漫派文体。局外人、厌世者、怪人在前者那里通常会受到嘲笑，而在后者这里则得到肯定乃至赞美；人群中的“孤独”这一现代人的命运在浪漫派这里第一次得到正面表达，个人与社会、精英与庸众的冲突从此成了西方现代文学的重要主题。

无论是古希腊普罗米修斯与雅典娜协同造人的美妙传说，还是圣经中上帝造人的故事，无论是形而上学家笛卡尔对人之本质的探讨，还是启蒙学派对人所进行的那种理性的“辩证”推演，人始终被定义为是一种灵肉分裂、承载着二元对立观念的存在。历史进入19世纪，从浪漫派理论家F·施勒格尔到自然主义的重要理论奠基者泰纳以及唯意志论者叔本华、尼采，他们都开始倾向于将人之“精神”视为其肉身所开的“花朵”，将人的“灵魂”看作是其肉身的产物。而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19世纪中叶科学上的长足进展逐渐对灵肉二元论——尤其是长时间一直处于主导地位的 “唯灵论”——所达成的实质性突破。1860年前后，“考古学、人类古生物学和达尔文主义的转型学说在此时都结合起来，并且似乎都表达了同一个信息：人和人类社会可被证明是古老的；人的史前历史很可能要重新书写；人是一种动物，因此可能与其他生物一样，受到相同的转化力量的作用。……对人的本质以及人类历史的意义进行重新评价的时机已经成熟。”在这种历史文化语境下，借助比较解剖学所成功揭示出来的人的动物特征，生理学和与之相关的遗传学、病理学以及实验心理学等学科纷纷破土而出。在19世纪之前，生理学与生物学实际上是同义词。19世纪中后期，随着生理学家思考的首要问题从对生命本质的定义转移到对生命现象的关注上来，在细胞学说与能量守恒学说的洞照之下，实验生理学的出现彻底改变了生理学学科设置的模糊状态，生理学长时间的沉滞状态也因此陡然得到了彻底改观。与生理学的迅速发展相呼应，西方学界对遗传问题的研究兴趣也日益高涨。在1860年至1900年期间，关于遗传的各种理论学说纷纷出笼（而由此衍生出的基因理论更是成了20世纪科学领域中最耀眼的显学）。生理学对人展开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就是人的动物属性。生理学上的诸多重大发现（含假说），有力地拓进了人对自身的认识，产生了广泛的社会-文化反响：血肉、神经、能量、本能等对人进行描述的生理学术语迅速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语汇，一种新型的现代“人学”在生理学发现的大力推动下得以迅速形成。

无论如何，大范围发生在19世纪中后期的这种关于人之灵魂与肉体关系的新见解，意味着西方思想家对人的认识发生了非同寻常的变化。在哲学上弥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二元对立的思想立场的同时，实证主义者和唯意志论者分别从“现象”和“存在”的角度切近人之“生命”本身，建构了各具特色的灵肉融合的“人学”一元论。这种灵肉融合的“人学”一元论，作为现代西方文化的核心，对现代西方文学合乎逻辑地释放出了巨大的精神影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与现代西方文化中所有“革命性”变革一样，现代西方文学中的所有“革命性”变革，均直接起源于这一根本性的“人学”转折。文学是“人学”，这首先意味着文学是对个体感性生命的关照和关怀；而作为现代“人学”的基础学科，实验生理学恰恰是以体现为肉体的个体感性生命为研究对象的。这种内在的契合，使得总会对“人学”上的进展最先做出敏感反应的西方文学，在19世纪中后期对现代生理学所带来的“人学”发现做出了非同寻常的强烈反应，而这正是自然主义文学运动得以萌发的重要契机。“人”的重新发现或重新解释，不仅为自然主义文学克服传统文学中严重的“唯灵论”与“理念化”弊病直接提供了强大动力，而且大大拓进了文学对人的表现的深度和广度。如果说传统西方作家经常给读者提供一些高出于他们的非凡人物，那么，自然主义作家经常为读者描绘的却大都是一些萎顿猥琐的凡人。理性模糊了，意志消褪了，品格低下了，主动性力量也很少存在：在很多情况下，人只不过是本能的载体、遗传的产儿和环境的奴隶。命运的巨手将人抛入这些机体、机制、境遇的齿轮系统之中，人被摇撼、挤压、撕扯，直至粉碎。显然，与精神相关的人的完整个性不再存在；所有的人都成了碎片。“在巴尔扎克的时代允许人向上爬——踹在竞争者的肩上或跨过他们的尸体——的努力，现在只够他们过半饥半饱的贫困日子。旧式的生存斗争的性质改变了，与此同时，人的本性也改变了，变得更卑劣、更猥琐了。”另外，与传统文学中的心理描写相比，自然主义作家不但关注人物心理活动与行为活动的关系，而且更加强调为这种或那种心理活动找出内在的生命-生理根源，并且尤其善于刻意发掘人物心灵活动的肉体根源。由此，传统作家那里普遍存在的“灵肉二元论”便被置换为“灵肉一体论”，传统作家普遍重视的所谓灵与肉的冲突也就开始越发表现为灵与肉的协同或统一。这在西方文学史上，明显是一种迄今为止尚一直未得到公正评价的重大文学进展；而正是这一进展，使自然主义成了传统文学向“意识流小说”所代表着的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之心理叙事过渡的最宽阔、坚实的桥梁。可见，“人学逻辑”的视角是19世纪西方文学和文学思潮深度阐发的必由之路径。

（二）“审美现代性”视角与路径

正如克罗齐在《美学纲要》中所分析的那样，关于艺术的依存性和独立性，关于艺术自治或他治的争论不是别的，就是询问艺术究竟存在不存在；如果存在，那么艺术究竟是什么。艺术的独立性问题，显然是一个既关乎艺术价值论又关乎艺术本体论的重大问题。从作为伦理学附庸的地位中解脱出来，是19世纪西方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主要任务；唯美主义之最基本的艺术立场或文学观点就是坚持艺术的独立性，今人往往将这种“独立性”所涵纳的“审美自律”与“艺术本位”称之为“审美现代性”。

作为总体艺术观念形态的唯美主义，其形成过程复杂而又漫长：其基本的话语范式奠基于18世纪末德国的古典哲学——尤其是康德的美学理论，其最初的文学表达形成于19世纪初叶欧洲的浪漫主义作家，其普及性传播的高潮则在19世纪后期英国颓废派作家那里达成。唯美主义艺术观念之形成和发展在时空上的这种巨大跨度， 向人们提示了其本身的复杂性。

由于种种社会-文化方面的原因，在19世纪，作家与社会的关系总体上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作家们普遍憎恨自己所生活于其中的时代。他们以敏锐的目光看到了社会存在的问题和其中酝酿着的危机，看到了社会生活的混乱与人生的荒谬，看到了精神价值的沦丧与个性的迷失，看到了繁荣背后的腐败与庄严仪式中掖藏着的虚假……由此，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愤怒——愤怒控制了他们，愤怒使他们变得激烈而又沉痛，恣肆而又严峻，充满挑衅而同时又充满热情；他们感到自己有责任把自己看到的真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而同时，另一些人则开始绝望，因为他们看破了黑暗中的一切秘密却唯独没有看到任何出路；在一个神学信仰日益淡出的科学与民主的时代，艺术因此成了一种被他们紧紧抓在手里的宗教的替代品。“唯美主义的艺术观念源于最杰出的作家对于当时的文化与社会所产生的厌恶感，当厌恶与茫然交织在一起时，就会驱使作家更加逃避一切时代问题。”在最早明确提出唯美主义“为艺术而艺术”口号的19世纪的法国，实际上存在三种唯美主义的基本文学样态，这就是浪漫主义的唯美主义（戈蒂耶为代表）、象征主义的唯美主义（波德莱尔为代表）和自然主义的唯美主义（福楼拜为代表）。而在19世纪后期英国被称之为唯美主义者的各式人物中，既有将“为艺术而艺术”这一主张推向极端的王尔德，也有虽然反对艺术活动的功利性但却又公然坚持艺术之社会-道德价值的罗斯金；——如果前两者分别代表该时期英国唯美主义的右翼和左翼，则瓦尔特·佩特的主张大致处于左翼和右翼的中间。

基于某种坚实的哲学-人学信念，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和象征主义都是19世纪在诗学、创作方法、实际创作诸方面有着系统建构和独特建树的文学思潮。相比之下，作为一种仅仅在诗学的某个侧面有所发挥的理论形态，唯美主义自身并不具备构成一个文学思潮存在的诸多具体要素。质言之，唯美主义只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中应时而生的一种一般意义上的文学观念形态。这种文学观念形态因为是“一般意义上的”，所以其牵涉面必然很广。就此而言，我们可以将19世纪中叶以降几乎所有反传统的“先锋”作家——不管是自然主义者，还是象征主义者，还是后来的超现实主义者、表现主义者……都称之为是广义上的唯美主义者。“唯美主义”这个概念的无所不包，本身就已经意味着它实际上只是一个“中空的”概念——一个缺乏具体的作家团体、独特的技巧方法、独立的诗学系统、确定的哲学根底支撑并对其实存做出明确界定的概念，一个从纯粹美学概念演化出的具有普泛意义的文学理论概念。所有的唯美主义者——即使那些最著名的、激进的唯美主义人物也不例外——都有其自身具体的归属，戈蒂耶是浪漫主义者，福楼拜是自然主义者，波德莱尔是象征主义者……而王尔德则是公认的颓废派的代表人物。

自然主义旗帜鲜明地反对所有形而上学、意识形态观念体系对文学的统摄和控制，反对文学沦为现实政治、道德、宗教的工具。这表明，在捍卫文学作为艺术的独立性方面，与象征主义作家一样，自然主义作家与唯美主义者是站在一起的。但如果深入考察，人们将很快发现：在文学作为艺术的独立性问题上，自然主义作家所持守的立场与戈蒂耶、王尔德等人所代表的那种极端唯美主义主张又存在着重大的分歧。极端唯美主义者在一种反传统“功利论”的激进、狂躁冲动中皈依了“为艺术而艺术”（甚至是“为艺术而生活”）的信仰，自然主义作家却大都在坚持艺术独立性的同时主张“为人生而艺术”。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在一种矫枉过正的情绪中将文学作为艺术的“独立性”推向了绝对，后者却保持了应有的分寸。由此，在文学与社会、文学与大众的关系问题上，不同于同时代极端唯美主义者的那种遗世独立，自然主义作家大都明确声称文学不但要面向大众， 而且应责无旁贷地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另外，极端唯美主义“艺术自律”的主张，反对“教化”，但却并不反对传统审美的“愉悦”效应；自然主义者却通过开启“震惊”有效克服了极端唯美主义者普遍具有的那种浮泛与轻飘，使其文学反叛以更大的力度和深度体现出更为恢宏的文化视野和文化气象。就思维逻辑而言，极端唯美主义者都是一些持有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绝对主义者。沿着上述的逻辑线索，审美现代性是我们深度展开19世纪文学和文学思潮研究的又一重要路径。

（三）“观念”聚焦与“关系”辨析

历史是断裂的碎片还是绵延的河流？对此问题的回答直接关涉到“文学史观”乃至一般历史观的科学与否。勿庸讳言，国内学界在文学史乃至一般历史的撰写中，长期存在着严重的反科学倾向——一味强调“斗争”而看不到“扬弃”，延续的历史常常被描述为碎裂的断片。比如，就西方文学史而言，20世纪现代主义与19世纪现实主义是断裂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是断裂的，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是断裂的，古典主义与文艺复兴是断裂的，文艺复兴与中世纪是断裂的，中世纪与古希腊—罗马是断裂的，等等。这样的理解脱离与割裂了西方文学发展的传统，也就远离了其赖以存在与发展的文化土壤，其根本原因是没有把握住西方文学中人文传统与思潮流派深度关联的内在文化逻辑。其实，正如彼得·巴里所说，“人性永恒不变，同样的情感和境遇在历史上一次次重现。因此，延续对于文学的意义远大于革新。”当然，这样说并非无视创新的存在和重要性，而是强调在看到创新的同时不可忽视文学史延续性和本原性成分与因素。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西方文学因其潜在之人文传统的延续性及其与思潮流派的深度关联，其发展史便是一条绵延不绝的河流，而不是被时间、时代割裂的碎片。具体说来，就是19世纪西方文学发展过程中相对独立地存在的各个文学思潮与文学运动——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和颓废主义文学，每一个思潮都需要我们对其作准确把握，深度阐释其历史现象内里的本原性特质，从而达成对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历史演进之内在逻辑与外在动力的全方位的阐释；内在逻辑的阐释要站在时代的哲学-美学观念进展上，而外在动力的溯源则必须落实于当时经济领域里急剧推进的工业革命大潮、政治领域里迅猛发展的民主化浪潮以及社会领域里的城市化的崛起上。每个文学思潮研究的基本内容应该大致包括（但不限于）文本构成之特征的描述、方法论层面的新主张或新特色的分析、诗学观念的阐释以及文化逻辑的追溯等。总体说来，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的研究大致属于“观念史”的范畴。文学思潮研究作为一种对文学观念进行梳理、辨识与阐释的宏观把握，在问题与内容的设定上显然不同于一般的作家研究、作品研究、文论研究和文化研究，但它同时又包含着以上诸“研究”，理论性、宏观性和综合性乃其突出特点；而对“观念”的聚焦与思辨，无疑乃文学思潮研究的核心与灵魂。

文学思潮是指在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文化思潮影响下形成的具有某种共同美学倾向、艺术追求和广泛影响的文学思想潮流。根据19世纪的时间设定与文学思潮概念的内涵规定，19世纪西方文学史上的六大文学思潮既相对独立，相互之间又有割不断的内在逻辑关系，这种逻辑关系均由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真实的历史存在所规定。比如，在19世纪的历史框架之内，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既有对立又有传承关系；自然主义或象征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关系，均为前后相续的递进关系；而自然主义与象征主义作为同生并起的19世纪后期的文学思潮，互相之间乃是一种并列的关系；而唯美主义和颓废派文学作为同时肇始于浪漫主义又同时在自然主义、象征主义之中弥漫流播的文学观念或创作倾向，它们之间存在一种交叉关系，且互相之间很大程度上存在着一种共生关系——正因为如此，才有了所谓“唯美颓废派”的表述（事实上，如同两个孪生子虽为孪生也的确关系密切，但两个人并非是同一人，——唯美主义与颓废派虽密切相关，但两者并非一回事）。这种对交叉和勾连关系的系统剖析，不仅可以对“历史是断裂的碎片还是绵延的河流”这一重要的文学史观问题做出有力的回应，而且可以彰显这种研究之“跨领域”“跨学科”系统把握的“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品格。

三、“重返”之案例举要

19世纪初期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是在与文学传统以及公众-社会的激烈冲突中以文学“革命”的“运动”形态确立自身的。其后，伴随包括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法制化、理性化等内涵的现代化进程的急剧提速，西方文学思潮的“运动”形态亦随之得到大大强化。既然19世纪西方文学的展开呈现为思潮“运动”的形态，把握住思潮的律动则成为把握19世纪西方文学的关键。换言之，研究最近200年的西方文学史，如果不重视对文学思潮的研究，势必会失却对其进行宏观把握的思维方法与理论框架。与作为个案的作家研究、作品研究相比，以“综合性”“观念性”见长的文学思潮研究在文学史研究中处于最高阶位，合乎逻辑地使其成为文学史研究中的中枢地带。因此，从文学思潮研究出发“重返”西方文学的19世纪，不只是深化19世纪西方文学研究之本身的需要，也是外国文学研究之话语体系更新与构建之需要。在此，笔者择若干案例略作举证与说明。

浪漫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思潮，是西方文学史上空前的文学革命，它以“革命”效应使其成为西方文学进入现代阶段的标志。浪漫主义以降，西方文学诸多思潮——象征主义、唯美主义、颓废主义、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文学等均是对浪漫主义的“正反应”——它们均肇始于浪漫主义，并从不同的侧面深化、发展了浪漫主义；而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则基本是对浪漫主义的“负反应”——它们虽然也肇始于浪漫主义，但基本上却是以浪漫主义的“矫正者”的身份确立了自身的历史地位。作为一个历史的概念，浪漫主义内涵纷繁复杂，对此，我们完全可以站在跨文化比较的基点上，以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之核心思想“自由”为切入口，从个人自由与孤独本体、信仰自由与中世纪情怀、政治自由与社会批判、民族自由与文化多元、艺术自由与文学革命等多重角度，深度阐释其本源性特征与内涵，同时辨析其与法国大革命及世纪末西方文学之关系。文学是自由的象征，浪漫主义中的“自由”问题是一个超越意识形态的学术课题。对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深度探讨，不但可以从整体上拓进浪漫主义研究的理论深度，更可以完善、重构国内浪漫主义研究的话语体系和研究范式，其意义并不限于浪漫主义研究本身，亦不限于西方文学史研究本身，而涉及到了文学的观念、批评术语的运用等问题。

关于现实主义，虽然我们以往已经谈得很多很多，似乎已对它了如指掌，其实不然。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是世界文学史上的特别重要而又极为复杂的文学现象；在世界文学中，现实主义不仅是文学问题，同时是关涉政治、哲学和实践之问题，迄今依然有很大的重新阐释的空间。因此，我们有必要追踪现实主义的发展历史，将19世纪西方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界定为“现代现实主义”，着重以现代性与理性精神为切入口，从科学理性与求真精神、实证理性与写实精神、实用理性与社会功能、理性书写与审美禀赋等层面对该思潮展开深度研究，深入探究其本原性内涵与特质及其多种“变体”，揭示其依旧拥有的艺术价值与经久的生命力，从而对“现实主义问题”给出崭新的阐释。从跨学科和跨文化比较理念与视野出发，把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放在西方文学史演变和中外文学关系比较的基点上予以重新阐释，对深化和推进文学现实主义这一重大问题的研究，对更新和丰富外国文学研究的话语体系，均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与意义；同时，由于现实主义在我国现当代文学发展中影响深远，这种研究对我国文学理论、现当代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实践均有重要参考与借鉴价值。

自然主义是继现实主义之后出现的又一西方文学思潮，国内学界长期以来对它的系统性误读，致使人们对这场发端于19世纪6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叶的文学革命始终难以给出准确的评价。因此，从文本建构、创作方法、诗学观念、文化逻辑等诸层面系统地回答“何谓文学上的自然主义”这一重大但却长时间处于混乱中的问题，并在对自然主义展开系统性阐释的努力中接续“断裂”的“文学史”，勘探、揭示自然主义与现代主义在文本构成、创作方法、诗学观念等诸层面的承续性同构关系，是19世纪西方文学乃至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作为在整整两代作家中产生过广泛、深刻影响的文学思潮，自然主义在诗学观念、创作方法和文本构成等诸层面都对西方文学传统成功地实施了“革命性爆破”，并由此直接影响到了现代主义的产生与发展，成为其最基本和最重要的起点。在与同时代象征主义和唯美主义文学风尚相互影响共同存在的文学空间中，自然主义以其比象征主义的“硬朗”、比唯美主义的“沉实”确立了自身的历史“主导性”地位。如此展开关于自然主义文学思潮的研究，无疑意味着在理论阐发上的显著突破，对正确认识自然主义文学思潮以及西方现代文学演进诸问题具有正本清源的重要作用。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重返”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的研究，显然有助于我们深化马克思恩格斯文艺思想之研究。马恩文艺思想始终是我国文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指南以及文学学术话语的根本遵循，深度理解与把握马恩文艺思想之理论内核与渊源，有助于我们增强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方法与话语的自觉性。纵观马恩关于文学文艺的论述，我们在惊叹他们在文学艺术方面丰富而深刻的见解的同时还可以发现，他们的论述中涉猎最多、论述最集中同时也是构成其文艺思想之核心内容的，主要是19世纪欧洲文学，尤其是现实主义文学。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之繁荣，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它空前地强调文学对现实世界的研究，高度关注急剧变化中的社会及生存于其中的人的生活方式、道德面貌和精神状态，要求作家用科学的思维、写实的笔触记录社会历史的变迁，让人们通过文学，感受到这种社会的巨变和人的心灵的扭曲不是空洞、苍白和抽象的，而是生动、形象而具体的。“现实主义的文学实践整个就是坚持人物活动的语境、历史和社会语境……世俗性问题时隐时现，因为现实主义是将人物放在日常生活情境、名利场生活中阅读的一种模式，以明显的日常性、谋生中遇到的问题、与邻里的关系、所得所欲、家庭生活为题材。读者必须结合人物生活境况阅读现实主义小说中的每个人物的故事。”于是，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自然也就拥有了深刻的社会批判精神和社会认识价值。作为极具现实关怀和人道精神的理论家与思想家，马恩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把经济关系视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基础，并致力于通过研究物质经济形态与人的关系去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尤其是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及其发展趋势。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写实传统和真实性品格，与马恩的人道情结和现实关怀有某种精神本质上的暗合，也同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思想逻辑上有着天然的默契，尤其是在现代性思想取向上达成了一致。这不仅是马恩高度关注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原因，也是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写实”传统和真实性审美品格成为他们文艺思想之基石或核心精神的重要缘由。就此而论，“重返”19世纪，深化西方文学思潮的研究，对深化马恩文论研究，强化马恩文论话语对我国文学研究的指导与引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学术价值。

总之，从文学思潮研究出发“重返”西方文学的19世纪，对具有承先启后作用的19世纪六大文学思潮作深入、全面的反思性研究，可为我国学界重写西方文学史和外国文学史提供新理念、新方法、新成果，这不惟有助于我们达成对19世纪西方文学的深度理解，并且有助于准确理解与把握20世纪现代主义，尤其是有助于更新与重构我国外国文学研究乃至文学理论、现当代文学研究之知识谱系、学术范式和话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