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是浙江天台人，大学毕业以后在杭州工作，后来有援藏的机会，就在2012年去了西藏。在西藏那曲市申扎县，平均海拔4700米的地方，我整整工作了7年。在那边，我几乎每天都跟老百姓、跟牧民在一起。这个地方真是地广人稀，村与村、乡与乡之间隔着十公里甚至几十公里，而往往只有乡里才有幼儿园，村一级是没有的，孩子的教育需求就没有办法满足。所以，我就想着在比较中心位置的村建设幼儿园。为了建幼儿园，我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走遍了申扎的每一个乡村，拿出了一个可能性方案，并回内地企业进行宣讲，募集到了启动的资金。第一个试点幼儿园建好后，牧民们那个高兴啊，真是令人感动。于是，就想着多建几所。因此，本来计划只援藏一年的我，就连续当了三届援藏干部。到2019年，已经建成了8所幼儿园。后来决定留在西藏，主要是为了我的诗歌理想。

西藏是被称为第三极、雪域高原、世界屋脊，我没有来之前，对西藏的理解就是土地荒凉、氧气稀薄。我第一次上申扎的经历后来写成了“极地”那组诗：“头晕、刺疼、口吐白沫/仿佛绝望的哀乐让人沉溺其中”（《缺氧》）；“星垂四野，身体像云一样憔悴”（《夜宿买巴乡》）。没有到过高寒地区的人难以有这种生命的悲怆。但当我走出房门，走向原野的时候，那绚烂夺目的格桑花，那疾风劲草，活出自己的美丽，极地困不住一朵花的盛放。的确，大自然是最好的老师，如果我们看过大自然的四季，对生命的理解就会变得不一样。比如一朵花，你看过它春天含苞、夏天盛开，但到了冬天，它会枯萎、凋谢，你会在这个过程中懂得生命有美丽也有衰亡。如果你只看到冬天万物凋零、衰败，也许你会感伤悲观，但到了来年的春天，当你看见春回大地，花朵又含苞待放，你会重新建立起生命的信心和热情。所以一朵花的四季轮回能够让我们懂得生命的无常和生生不息。

自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中关于“西藏想象”的书写一直是一个热点。过去在许多文人笔下，西藏或者是圣地、净土、最后的乐园，或者是神秘、落后、野蛮血性。在新时代下，我以为西藏的诗歌书写，应回归其本来面目，凸显高地的精神实质，张扬其得天独厚、仰之弥高的胸襟及一望弥千里的视野。置身于这片高原的近十年生活，使我深感西藏是诗的原野、歌的海洋，更确信它能够造就诗歌精神的无穷伟力。

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深刻地体会到，自然是诗歌之源。几亿年的沉淀，西藏高原上的一切都具有历史感，有沧桑变幻，有风云际会，也有静谧和空旷。人在它的面前，顿生渺茫之感、敬畏之心，这与杭州西湖经过千百年来的人工雕琢的美完全不同，所喷发的诗意也是天壤之别。在西湖的歌舞柳风中，是很难唤起宇宙意识、祖先情结、苍生情怀的，而在羌塘草原，我无时不被星星垂怜，不被露珠指点，仿佛每一片草叶都保持着起源、发端和重新开启的时间。没有哪片土地像西藏，它的空间是如此无限敞开，又如此密封；它向一切感官敞开自身，而其符号意义又秘而不宣。而只有把心灵与这片大地相贴相融，才可以生出穿透灵魂的诗句。

对于西藏高原，我们除了要沉浸自然之美，还要秉承杜甫等现实主义诗人的诗歌精神，对人类持有恒常的悲悯之心，关注现实生存，书写民生疾苦，走出“象牙塔”，深入生活，触及生命之痛，对生活要有自己独特的体验，敏锐触动人类情感中的隐秘角落，拂去现实表层的浮土，以诗性的光辉照耀人间，创造性提升诗的新境界，这是优秀诗人所必具的品格。此外，诗歌要触及灵魂、揭示本质，更要从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里触摸到血液本身的声音。

近几年来，我的诗歌创作成果主要体现在最新诗集《山海间》中。可以说，《山海间》是我“走”出来的心灵之书，是大地诗章，是精神版图上的诗歌地理学。无论在世界屋脊的茶马古道上，还是巍峨浩瀚的神山圣湖边，我就像背着诗歌锄头的老农，深感诗歌是走出来的，向旷野要心灵，向心灵要诗歌。每到一个地方，挖一首诗，一步步挖出了这小小的一册诗集。当我凝眸回望这些略带着泥土味、羞涩卑微的诗章，不由得百感交集。卷一《世界屋脊的瓦片下》和卷三《馈赠与汹涌》，这两大篇章，就像是一座峻岭的两翼，而中间的卷二是长诗《山海间》《与妻书》这一刚一柔、一阴一阳的雪山峰脊。所有的文字都在白雪皑皑的覆盖之下，它是块垒、是铁、是火。我不得不说，《山海间》是我用咯血的脚趾踩出的五线谱，是极地的救赎，是边走边“唱”，将他乡走成故乡。

《山海间》是我雪域悟道的灵魂之诗、生命之思。青藏高原，千山之宗，万水之源，唯有它还保留着地球生成时的原貌，涤荡着庄严神秘的洪荒壮美。在这里，天空可以在我们脚下，石头曾经高高飞翔，每一片雪花都有自己的语言。在这里，人来自哪里，又归于哪里的亘古之问时时回响，远古的呼唤历久弥新。在这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诗意地栖居，从自然中汲取人生智慧，在依偎问道中探究人生的意义。在这里，以“自然性唤起人性，以人性注入诗性，以诗性感召神性”的诗歌发生原理，让我开启了《山海间》里的诗歌写作，向天地要魂魄。

“世界在弥合它裂开的部分/在逝去事物的根柢上/寻找逻辑，滴着绿血”，是我在被砍伐的树桩的截面上，看见长出的新枝，由此开始了悟道之旅。绝望是希望的开始，用摧枯拉朽的力量直面人生之痛，还是仰望人性的善良与悲悯？万川入海，云石成诗。叶芝说：“我们所做所说所歌唱的一切都来自同大地的接触。”从这个意义上，《山海间》便是我书写的一部以山为父、以海为母，向天空领受一个个黎明和理想光芒的赤子之书。

同时，《山海间》是我向着诗歌高原迈进的愿望之书。在天人合一、万有相通的中华文化中，青藏高原，它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坐标，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更是每一颗艺术之心仰望的精神高地。所以，我一直认为生命需要高原，诗歌需要高峰。靠语言星粒取火的人，诗歌若要来一次飞升，在现实和精神领域不断追寻高峰是最好的方向和选择。唐诗宋词是一群伟大的古代诗人前赴后继所成就的，是唐宋时代的诗词“高峰”。“高原、高峰”不仅关乎每个诗人，还关乎当下诗人在时代气血作用下的生存姿态和精神样貌。诗无止境，诗歌“高峰”是一个时代的精神标高，是生成的、创造的，诞生在你追我赶、波澜壮阔的时代风云中，需要“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担当。

但丁说：“诗人就是把灯提在身后只身走进黑暗的人。”这么多年，我提着诗歌之灯，一路向西，从西湖到西藏，从东海之滨到万里羌塘，从温润水乡到冰天雪地，最后从援藏到留藏，在“黑暗”的孤寂中走向鸿蒙星空。海拔的落差、强烈的地域和文化的反差、主动的使命担当与命运对我的天意加持，都赐予我内心的审美风暴，油然而生宇宙意识、苍生情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这也是江南游子深入自然肌理，由观察到行动，行走在祖国的最高处，扎根在高原的最基层，愿留不归，用脚步丈量、追寻向着诗歌高原迈进的必由之路。

“诗是用语言忠实而完美地保存不可表达的尝试”（沃尔特·德拉梅尔），只要我们准确地把他们记录下来，诗意就产生了，就展开了无限的想象空间，就达到了保存不可表达的尝试。使命在身，不容懈怠；山高水长，砥砺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