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实的诗性转化 ——读《格桑多杰诗集》
人生在世,同有些人、地、事是会有缘分的。我作为和平解放西藏的参加者,和西藏有缘分,我常说“我把青春献给了西藏,西藏也给了我永久的青春”;我作为诗歌作者,和藏族诗人也有缘分,其中就包括格桑多杰先生。
2009年4月1日,我在青海西宁参加“格桑多杰诗歌创作研讨会”作大会发言时,曾经这样说过:“在新中国的第一代诗人中,我认为藏族有四大诗人,他们是丹真贡布、伊丹才让、饶阶巴桑和格桑多杰。值得庆幸的是,我同他们都相识、相知,并且结下了真诚的友谊。”“当代藏族热烈、真诚、明朗的现实主义诗歌的旗帜,能够在手中更高地举起的,只有格桑多杰了。”(见《西部诗报》2009年6月10日第2期)自那以后,这种形势未变,只是他举旗的手臂更为健壮有力了。
这本《格桑多杰诗集》明晰地显示了格桑多杰诗歌艺术成长、成熟、成功的轨迹。在成名之后,他的诗歌的质量并没有在原有的海拔上平面延伸,而是在前进中不断隆起,使他诗的山峦增加新的高度,步向高峰。
格桑多杰是一位读过“万卷书”、行过“万里路”的诗人,他视野宽广、胸襟开阔,诗情立体、博采众长。从他的诗里,我感受到了贡噶坚参哲思的深邃、仓央嘉措情爱的纯净,也领略到了屈原式的忧思和《天问》的遗风。为了不占篇幅,我就不摘录他的佳句、点评他的名篇了。如果一定要举例子,我认为只需提出《灿星夜夜在苍穹》就够了。这是一首具有代表性的近百行的抒情诗,在语言、意象等方面都非常有特色,是能够让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
诗歌是语言艺术的顶峰,我们在阅读、观察、谈论任何诗人的诗作时,都不能不关注它的语言。格桑多杰是用汉语写作诗歌的第一代藏族诗人之一,他不但熟悉母语,且掌握了丰富的佛教知识。在佛教“小五明”中,有一“明”叫“藻饰”,它是专门讲辞藻的修饰的。其中的一项就是,在许多的同义词中,你要学会选择使用最为典雅、最富有诗意的一种。比如,据藏学家王尧先生的说法,仅“太阳”一词在藏语中就有约60种不同的藻饰词。它们肯定都非常美丽且有想象力。汉语也是讲究“雅言”的,比如“月亮”,我查了一下,竟然有玉兔、冰轮、婵娟等一百种以上的别称。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对于语言的艺术追求精神,在很多当代诗人的心中失去了应有的分量。而格桑多杰的可贵之处、成功之路的重要一点,就在于他对语言创造性诗化的重视。他五岁就进入寺院学习藏语文,我想他至少是涉猎过“大小五明”的,是懂得“藻饰”之道的。所以他的诗里的许多“藏汉合璧的语词”和“佛俗合璧的语词”,常使我们感到陌生而新奇。例如,弯溪、香开、拥搂、仙卉、艳莲、债蛇、骏骑、叩觅、掘找、雪筑等等,以及用这种“合璧式”的思维构成的诗句,例如“冰封的面孔”“春如孔雀”“穷得如风吹水洗”“揭开世界屋脊的顶盖”等等,这正是他在语言方面的一大特色,是其他诗人笔下所稀有的。的确,他不像别人,别人也不可能像他。
我觉得,他不善于表现政治题材。诗集中的这类篇章,往往是叙述替代了感悟,敬意淹没了诗意,语言也变得相对概念化、抽象化,说轻了是“瑕疵”,说重了是“软肋”。
格桑多杰有着藏族诗人的典型性格,豪爽开朗,热情真诚,珍视友谊,同时又柔情似水,体贴入微。我非常喜爱并尊重这位将诗性、人性、佛性集于一身的朋友。他在三江源头高高地擎起纯诗的经幡,为中国当代新诗的发展注入新的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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